1978年7月10日凌晨3点，美国白宫的电话骤然响起，总统吉米·卡特被从睡梦中惊醒。电话来自北京，打电话的人是总统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国访问。
　　“我正和邓小平副总理会见，他问了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
　　“当然可以。”
　　“他问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诉邓小平，他可以派10万人。”
　　“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就派5000人，第一批只有50人。”美国加州大学北京中心主任唐占晞回忆说。33年前，他是美国驻华联络处一等秘书。
　　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2011年11月14日发布的“开放门户”报告显示，在2010/ 11学年度，美国共招收国际留学生723277人，其中中国留学生人数为157558人，比上一学年度增长23%。这意味着自2010年留美学生数量首次超过印度以来，中国连续第二年成为赴美留学第一大生源国。
　　“当时没有人想到中国会同意跟美国互派留学人员，也没有人会预料到，30多年后这个数字会从50增加到15万这么多。”唐占晞感叹。这位美国前外交官精通汉语，了解中国人100多年来的留美历史，也曾亲历中美高层之间有关留学事务谈判的现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推开国门的瞬间。
　　中国主动推开这扇门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第二年，美国在中国大陆设驻华联络处。但1974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中美关系变得扑朔迷离。“美国国内政治不管怎么变，一个愿望一直没变，就是跟中国进行学术交流，交换学者、学生。美国认为这是加深互相了解的最好方法。”唐占晞说。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和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一起，听取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达有关学校各项工作清查整顿情况的汇报。
　　“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10个8个……这是5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现在我们迈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大学水平，一方面派人出去学习，这样可以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究竟办得如何。”
　　邓小平当场作了这一后来被称为“扩大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重要讲话”的表态，并指出：“不要怕出一点问题，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即使1000人跑掉100个，也只占十分之一，还剩900个。”
　　不过，这个消息当时并不为唐占晞等美方人员所知。
　　7月7日，美国总统卡特的科学顾问普雷斯博士率领美国科技代表团与方毅在人民大会堂会谈。对互派留学生一事，美方只是作为谈判筹码，并不抱太大希望。
　　普雷斯在上午提出可以互派留学生时，中方并未给予回应。但下午会谈即将结束时，方毅突然提出，中国政府要谈的最后一项，是1979年想先派500个学者到美国进修学习。
　　唐占晞作目瞪口呆状，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方毅的话被翻译后，美方人员有那么片刻愣住了。坐在方毅正对面的普雷斯，用手碰了碰身旁随行人员，低声问：“有没有这方面的预算？”他得到的是否定的答案。
　　“Who will pay(谁出钱)”普雷斯抬起头，严肃而略带困惑地问。
　　方毅随即告诉他：“费用由中方来付。”在当天的欢迎晚宴上祝酒时，方毅说，希望中美双方在科技交流和合作方面，“步子要迈得更大一些，路子要开得更宽一些”。随后两天，带着谈判时获得的“惊喜”，来自美国科技、农业、地质和卫生等研究机构的代表，分头开始跟中国同行商谈合作交流事宜。唐占晞陪美国地质研究所的人去了北京地质学院，但“因为政治的问题，没有办法谈妥”。
　　“当时还没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基本路线还是阶级斗争，不是改革开放。”唐占晞这样解读当时的困局。
　　7月10日，在会见普雷斯时，邓小平强调，美国的科学技术在很多领域比其他国家先进，中国已经大大落后，迫切需要获得帮助，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唐占晞回忆道：“邓小平说，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科技知识，美国是最先进的国家，应该帮助我们。他提出派人到美国学习。”
　　随即，卡特总统在凌晨3点接到了普雷斯的紧急越洋电话。美方没有料到，中国竟然会主动推开这扇留学之门。
　　“你们不回去的话，小平同志要着急的”
　　邓小平发表讲话后不到20天，教育部便完成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确定了选派计划。普雷斯向方毅发出邀请，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赴美商谈有关留学人员的事宣。
　　经过商谈，中国教育代表团定于当年10月访问美国。在华盛顿的谈判进行得异常艰难。双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留学生人数和专业范围。
　　反复商谈后，双方同意，“在1978至1979学年，美方接受中方500名至700名留学生、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中方接受美方60名留学生、访问学者”。
　　代表团回国后，教育部的首要任务，是选拔出首批50名留美人员。
　　通过英语考试、业务考试和政治考核后，50人严格选拔出来了。他们原定在1979年9月赴美。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从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交。
　　唐占晞当天就接到教育部打来的电话。对方口气很着急，“邓小平同志昨天亲自打电话给部长，要求建交之前，第一批留美人员必须到美国。”
　　外事局确定的这50个人被送到设在北京语言学院的出国人员集训部集训。集训内容除了国际国内形势、留学有关规定、出国外事纪律，还包括一些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生活常识。
　　周培源在北大的学生姜伯驹和张恭庆，当时恰好获得美国的奖学金，即将去进修。外事局觉得，虽然这两人不由中方出钱，但也应纳入公派留学队伍。首批留美人员，于是变成52人。
　　1978年12月26日晚上八九点，下着雪，一架飞机静静地停在首都机场停机坪上。一群穿着黑大衣和黑皮鞋、带着黑色手提包的人，顺序登上飞机。
　　与他们一一握手的送行者包括周培源、李琦、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等。当天上午，方毅副总理专门接见了这52个人。
　　12月31日，是个星期天，美国驻华联络处工作人员还在休息，但中国科学院一早便打来电话，请伍德科克当天上午到友谊宾馆，接受他们的科技合作文件草稿，“因为邓小平下的命令，留学的事一定要抓紧时间办”。
　　第二天，中美正式建交，邓小平来到伍德科克大使官邸。两人会谈时，唐占晞为大使翻译。他近距离感受到，“邓小平是没有耐心的，就是要干，所以教育部那些人只能说‘yes sir’。抓紧时间干”。
　　20多天后，邓小平访美。1979年1月31日，邓小平访美期间与卡特总统签署关于派遣留学生的正式协议。签署协议前，邓小平在中国驻美使馆接见了留美人员代表。52名留美人员还应邀参加总统夫人为邓小平夫人卓琳举办的招待会。招待会后，卓琳把他们叫到一起，告诉他们：国家派你们来不容易，你们学成后要回国，你们要是不回去的话，小平同志要着急的。
　　百年串起留美历史
　　33年前的那个雪夜，在首都机场，看着52个“几乎一模一样”的中国人离开祖国赴美，唐占晞不由自主地想起前溯一个世纪的那群留美幼童。
　　120名幼童，由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容闳倡议，被清政府派遣赴美，他们坐着蒸汽轮船一路向东，需要经过25天左右的颠簸。100多年后，他们的后辈则坐着飞机向西，经巴黎中转，只需30多个小时的飞行。
　　与当年幼童留美计划中途夭折不同的是，现在这扇被推开的门不会再关上了。两年多以后，当唐占晞离任时，已经有几千个中国留美人员在美国，也有两三百个美国学者和学生在中国，还有80个美国大学跟中国大学或研究机构签订了交流协议。其中大多数的交流，是因为有美国大学的老校友在中国，或是中国大学的老校友在美国。这些在1949年前留学的校友此时成为纽带，不仅他们和母校恢复了联系，也让学校与学校之间建立起合作关系。
　　“除了官方，民间交流已经很深入。万一两个国家的关系又搞不好，官方交流发生困难时，我相信，还有这么多桥梁可以沟通，不会再像100多年前那些留美幼童那样。”唐占晞说。
　　其实，在那52名留学人员走出国门之后，到1981年，中国政府已经与英国、埃及、加拿大、荷兰、意大利、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国政府达成交换留学生协议。中国人的留学之门再一次被完全打开。首批52名留美人员，除一人延期外，均在两年后按时归国。他们后来大多成为中国科技领域的领军人物。那52个人的档案，作为真实的历史记录，被存入国家档案馆。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1.12.7）B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