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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代作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社会，出现了多种多样类型的恶意诉讼。主要类型有：教唆型恶意诉讼、伪造证据型恶意诉讼、诬告型恶意诉讼诉讼；报复型恶意诉讼。通过对这些类型的研究，可以为当今中国恶意诉讼的研究提供历史借鉴。
【关键词】恶意诉讼；讼师；伪证
起诉难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的改善。然而，在追求和谐的主旋律下，有些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履兴恶意之诉，破坏了司法秩序，使有限的司法资源没有优化配置。
一、教唆型恶意诉讼
清代很多恶意诉讼来自于他人的教唆。教唆的人员多是讼师、乡绅和无赖之徒。在大多數清代官吏眼中，之所以有大量诉讼案件的兴起，皆源于讼师。清代官吏汤斌说这类人专以词讼为生涯，教唆愚民。或捏写无影虚词，或隐匿年月姓名等等。讼师主要是唆讼和刁讼。所谓唆讼就是通过唆使和帮助别人打官司来谋取个人利益，具体形式有挑动乃至替人出头呈控、扛帮做证、代写状词等等。所谓刁讼，是指为了达到准状和胜诉的目的，将轻微纠纷捏称为重大案情，以期引起官员的重视。有些时候，讼师是把唆讼和刁讼组合在一起来用。清官于成龙任广西罗成知县时就碰到这样的案子。郑立仁有耕牛一头，有天进入同村顾福宝田中，吃了顾家不少豆苗。顾福宝与之理论，郑却出言不逊，顾福宝一怒之下，便将郑的牛牵走。地保出面排解，让郑赔顾的豆苗，顾还郑的耕牛。本来事可了结，不想本地有一讼师，专门包揽词讼，竟挑唆郑去告状，把争吵说成是顾家群殴郑氏一人，牵牛说成是抢窃。郑于是不服判决，竟投诉到公堂。
二、伪造证据型恶意诉讼
证据对打官司来说至关重要。所谓“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在古代显得格外重要。在清代，有无证据可以左右官员受不受理，因无证据而不予受理的情形，诸如：“告婚姻而无媒妁者；田土无地邻；债负无中保及不粘连契据者”。由于证据在打官司中的重要性，一个令州县官员审断的难题就是伪证泛滥。张晋藩认为，在清代私改证据提供伪证者，比比皆是。袁守定在《听讼》一文中指出：“如证佐可凭也，而多贿托。契约可凭也，而多伪赝。官册可凭也，而多偷丈。族谱可凭也，而多裁粘。然则决讼者将何所据乎？惟有准情酌理，详细推鞠，但能详细，民不自冤，所可据者此耳。”据有的学者统计，仅两部清代谳词集《徐公谳词》与《纸上经论》中，就有大量伪证行为的记载。在《徐公谳词》记载的102宗案件中，出现伪证的案件有41起；《纸上经论》卷四《谳语》中记载了21篇谳语，涉及伪证的有7篇。
三、捏造诬告型恶意诉讼
清代诬告现象十分普遍，纷纷见诸于各种文献资料。时任福建汀州知州的王廷抡就曾经描绘过福建省的诬告现象。“饰小忿为大冤，或翻旧案为新题。日角争端动云网锁吊拷，地界接壤指称挖塜抛骸，田土之交易未清便言霸占，钱债之利息，不出则捏告诈赃，或将衙役装头，或列绅衿作证，牵连妇女，罗织无辜。海市蜃楼，但冀目前之一准；含沙射影，不管日后之虚诬”袁枚在江苏沭阳为官时，就遇到一桩诬告案。有个寡妇叫鱼王氏因与儿子吵架气的回娘家哭诉，不想她娘家堂弟王万年是个无赖，早想图谋寡嫂的家财，听到此事，以为有机可乘，便怂恿姐姐去衙门告儿子不孝。鱼王氏未听，王万年眼见目的不能得逞，很不甘心，便自己拟了一张纸状，捏造了种种事实，说外甥如何不孝，并说是受姐姐委托前来控告。
四、报复型恶意诉讼
清代大量当地恶意诉讼是出于私仇恩怨的。于成龙在罗城时，为体恤孤寡，设立恤嫠局。负责恤嫠局的为陶大年，此人刚正不阿，办事很是公正。但公正的人易遭小人嫉恨。一天，原来在局中看门的陈欣欣前来举报，说昨天有人拿二百两银子来捐献，陶大年竟让他送到自己家里。这本是一个误会，事情的起因是有人拿了二百两银子路过恤嫠局，进门休息了一会便走了。陈欣欣因懒惰被陶辞退，怀恨在心，便来举报，且绘声绘色，令人不得不信。名士袁枚在江苏沭阳县做官时，当地典史孙子潇常出入妓院，不想此事被地方绅士李士果侦知。李士果与孙子潇有些私人过节，为报复他，一日乘孙又去妓女金子凤家时，来个突然袭击，一下子把孙子潇现场抓获，先是将孙子潇和金子凤暴打一顿，然后将他们双双捆绑送县衙门。袁枚最后的判决是孙子潇交县丞带回，从此须知检点，李士果寻机报复，应该严予追究。先行拘押，听候法办。
以上只是清代恶意诉讼的一部分分类，还有的是属于冒充诈财型恶意诉讼；战术型恶意诉讼等等，这些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以期更透彻的搞清楚清代的恶意诉讼。
参 考 文 献
[1][清]汤斌.汤斌集[M].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572
[2]金人叹，吴果迟编著.断案精华-大清拍案惊奇[M].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28
[3][清]黄六鸿撰.福惠全书·卷二十·杂犯[M].官箴书集成·第三册.黄山书社1997年影印本：438
[4]张晋藩主编.中国民事诉讼制度史[M].巴蜀书社.1999：197
[5]蒋铁初.清代民事诉讼中的伪证及防治[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3）
【关键词】恶意诉讼；讼师；伪证
起诉难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的改善。然而，在追求和谐的主旋律下，有些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履兴恶意之诉，破坏了司法秩序，使有限的司法资源没有优化配置。
一、教唆型恶意诉讼
清代很多恶意诉讼来自于他人的教唆。教唆的人员多是讼师、乡绅和无赖之徒。在大多數清代官吏眼中，之所以有大量诉讼案件的兴起，皆源于讼师。清代官吏汤斌说这类人专以词讼为生涯，教唆愚民。或捏写无影虚词，或隐匿年月姓名等等。讼师主要是唆讼和刁讼。所谓唆讼就是通过唆使和帮助别人打官司来谋取个人利益，具体形式有挑动乃至替人出头呈控、扛帮做证、代写状词等等。所谓刁讼，是指为了达到准状和胜诉的目的，将轻微纠纷捏称为重大案情，以期引起官员的重视。有些时候，讼师是把唆讼和刁讼组合在一起来用。清官于成龙任广西罗成知县时就碰到这样的案子。郑立仁有耕牛一头，有天进入同村顾福宝田中，吃了顾家不少豆苗。顾福宝与之理论，郑却出言不逊，顾福宝一怒之下，便将郑的牛牵走。地保出面排解，让郑赔顾的豆苗，顾还郑的耕牛。本来事可了结，不想本地有一讼师，专门包揽词讼，竟挑唆郑去告状，把争吵说成是顾家群殴郑氏一人，牵牛说成是抢窃。郑于是不服判决，竟投诉到公堂。
二、伪造证据型恶意诉讼
证据对打官司来说至关重要。所谓“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在古代显得格外重要。在清代，有无证据可以左右官员受不受理，因无证据而不予受理的情形，诸如：“告婚姻而无媒妁者；田土无地邻；债负无中保及不粘连契据者”。由于证据在打官司中的重要性，一个令州县官员审断的难题就是伪证泛滥。张晋藩认为，在清代私改证据提供伪证者，比比皆是。袁守定在《听讼》一文中指出：“如证佐可凭也，而多贿托。契约可凭也，而多伪赝。官册可凭也，而多偷丈。族谱可凭也，而多裁粘。然则决讼者将何所据乎？惟有准情酌理，详细推鞠，但能详细，民不自冤，所可据者此耳。”据有的学者统计，仅两部清代谳词集《徐公谳词》与《纸上经论》中，就有大量伪证行为的记载。在《徐公谳词》记载的102宗案件中，出现伪证的案件有41起；《纸上经论》卷四《谳语》中记载了21篇谳语，涉及伪证的有7篇。
三、捏造诬告型恶意诉讼
清代诬告现象十分普遍，纷纷见诸于各种文献资料。时任福建汀州知州的王廷抡就曾经描绘过福建省的诬告现象。“饰小忿为大冤，或翻旧案为新题。日角争端动云网锁吊拷，地界接壤指称挖塜抛骸，田土之交易未清便言霸占，钱债之利息，不出则捏告诈赃，或将衙役装头，或列绅衿作证，牵连妇女，罗织无辜。海市蜃楼，但冀目前之一准；含沙射影，不管日后之虚诬”袁枚在江苏沭阳为官时，就遇到一桩诬告案。有个寡妇叫鱼王氏因与儿子吵架气的回娘家哭诉，不想她娘家堂弟王万年是个无赖，早想图谋寡嫂的家财，听到此事，以为有机可乘，便怂恿姐姐去衙门告儿子不孝。鱼王氏未听，王万年眼见目的不能得逞，很不甘心，便自己拟了一张纸状，捏造了种种事实，说外甥如何不孝，并说是受姐姐委托前来控告。
四、报复型恶意诉讼
清代大量当地恶意诉讼是出于私仇恩怨的。于成龙在罗城时，为体恤孤寡，设立恤嫠局。负责恤嫠局的为陶大年，此人刚正不阿，办事很是公正。但公正的人易遭小人嫉恨。一天，原来在局中看门的陈欣欣前来举报，说昨天有人拿二百两银子来捐献，陶大年竟让他送到自己家里。这本是一个误会，事情的起因是有人拿了二百两银子路过恤嫠局，进门休息了一会便走了。陈欣欣因懒惰被陶辞退，怀恨在心，便来举报，且绘声绘色，令人不得不信。名士袁枚在江苏沭阳县做官时，当地典史孙子潇常出入妓院，不想此事被地方绅士李士果侦知。李士果与孙子潇有些私人过节，为报复他，一日乘孙又去妓女金子凤家时，来个突然袭击，一下子把孙子潇现场抓获，先是将孙子潇和金子凤暴打一顿，然后将他们双双捆绑送县衙门。袁枚最后的判决是孙子潇交县丞带回，从此须知检点，李士果寻机报复，应该严予追究。先行拘押，听候法办。
以上只是清代恶意诉讼的一部分分类，还有的是属于冒充诈财型恶意诉讼；战术型恶意诉讼等等，这些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以期更透彻的搞清楚清代的恶意诉讼。
参 考 文 献
[1][清]汤斌.汤斌集[M].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572
[2]金人叹，吴果迟编著.断案精华-大清拍案惊奇[M].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28
[3][清]黄六鸿撰.福惠全书·卷二十·杂犯[M].官箴书集成·第三册.黄山书社1997年影印本：438
[4]张晋藩主编.中国民事诉讼制度史[M].巴蜀书社.1999：197
[5]蒋铁初.清代民事诉讼中的伪证及防治[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