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 南洞庭湖畔有一座岳阳楼，与武昌黄鹤楼、南昌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范仲淹为岳阳楼写过一篇《岳阳楼记》，传诵千古。不过，许多人未必知道岳阳楼的重修，却是因为一件腐败案子。
　　重修岳阳楼的滕宗谅，与范仲淹为同年进士，是一位有着豪侠气概的士大夫，能领兵杀敌，喜结交朋友，行事豪迈，出手慷慨，常一掷千金，《宋史·滕宗谅传》称他“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九月，监察御史梁坚弹劾滕宗谅之前担任泾州（今甘肃泾川）知州时，“用过官钱十六万贯，有数万贯不明，必是侵欺入己”。
　　这里我们需要先弄明白一个概念：什么是“公用钱”。简单地说，公用钱就相当于台湾地区实行的“特别费”，主要用于出于公务需要的宴请、招待、馈赠、捐赠、补助。公用钱的使用，必须由知州与通判联署签字才可以领用，“皆长吏与通判署籍连署以给用”，每一笔支出都要在账籍上登记清楚，接受审计。
　　公用钱有时也被写成“公使钱”。但是，在宋代，“公用钱”与“公使钱”实际上是两回事，只不过常常被人混淆了。公使钱是朝廷拨给领有节度使兼使相、节度使、团练使、刺史等荣衔的长官的个人津贴，“皆随月给受，如禄奉焉”。公使钱的数额，依长官的官阶分为若干等，从五百贯至二万贯不等。长官可以自由支配属于他的公使钱。
　　滕宗谅涉嫌滥用的，是属于地方政府公务经费性质的公用钱，而不是属于长官个人津贴性质的公使钱。
　　既然有御史弹劾滕宗谅滥用公用钱，仁宗皇帝便委派太常博士燕度，将滕宗谅从庆州带到邠州（今陕西彬县）接受调查。滕宗谅闻讯，将登记公用钱使用情况的账簿焚烧掉。他也坚决不承认自己挪用了16万贯公用钱，只称在泾州任上时，因为招待“诸部属羌之长千余人”，才动用了3000贯公用钱。
　　其实，以滕宗谅花钱豪迈的性情，交游又广，经手花出去的公用钱，肯定不止3000贯。但是到底花了多少钱，又是怎么花的，却是一笔糊涂账，因为账本都被滕宗谅烧掉了。
　　但若说滕宗谅挪用了16万贯公用钱，那显然也是不实之词，因为朝廷拨给泾州的公用钱数目都不可能有16万贯之多。滕宗谅并不贪财，只是花费公款一直大手大脚，去世时身无长物，“及卒，无余财”，生前他经手的公用钱，都用于公务接待与馈赠游士故人了，而非入了他私囊。
　　那么应该如何处分滕宗谅呢？朝廷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意见。时任枢密使的杜衍力主从严处罚，“欲深罪滕宗谅”。杜衍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滕宗谅烧掉账本的行为，显然是对国法的挑战。参知政事范仲淹与谏官欧阳修“则力争而宽之”，毕竟滕宗谅并无贪赃入己的行为，以公用钱“馈遗游士故人”也是本朝惯例。
　　最后，宋仁宗将滕宗谅贬到岳州（今湖南岳阳）。北宋时，岳州差不多就是一个蛮荒之地。不过，滕宗谅到底是豪爽之人，不会太计较穷山恶水。他上任不久，便决定重新修葺岳州的岳阳楼。
　　这一次，滕宗谅不敢动用公款，而是采用了“众筹”的办法——岳州有不少“老赖”，欠债不还。滕宗谅便发布一个通告，凡是讨不回债款的债主，如果愿意将他们的一部分债权捐献给政府修建岳阳楼，政府将协助他们追债。于是“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
　　滕宗谅显然是一个具有人格魅力的人，其操守也不必怀疑，但我们不能不指出，他也是一个藐视制度的人。一些人很欣赏他，如范仲淹、欧阳修；另一些人则很看不惯他，如杜衍。
　　岳陽楼建成，滕宗谅请老朋友范仲淹写了那篇千古传诵的《岳阳楼记》。而岳阳楼背后那一宗滥用公款的案子，却被许多人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