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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的名字为中国人民所熟知。他生于1890年5月19日，1969年9月2日逝世，享年79岁。胡志明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在长达60年的革命生涯中，胡志明有一半时间是在国外奔波流离的，其中在中国广西被捕坐牢，是他在国外从事革命活动的一段重要经历。
在广西被捕
1942年，抗日战争继续取得重要进展。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的影响不断扩大，许多地方都展开了游击活动。但越盟尚未能同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中的任何国家建立关系。同时，中国华南地区的越盟组织同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关系趋向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同海外的越盟组织取得联系，进一步扩大越盟的影响，有效地争取国际援助，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为完成这一重要而紧迫的任务，需要指派一位既了解中国，又有威望的人前往重庆。而作为越盟创始人的阮爱国便成为大家一致公推的人选。
8月中旬，阮爱国离开越北高平省根据地，秘密来到中国。为保守秘密、转移外界的视线，他使用了一个新的名字——胡志明。从此，胡志明的名字一直伴随他直到他逝世。
8月25日，胡志明来到广西靖西县巴蒙圩，先在农民徐伟三家住了两天。8月27日，由农民杨涛带路前行。当走到德保县足荣乡时，遭到国民党乡公所乡警的盘查。乡警发现胡志明除持有“国际反侵略协会越南分会”的证件外，还携有“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会员证和国民党政府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军用通行证，但所有的证件均已过期失效。乡警认定胡志明身份复杂，有重大间谍嫌疑，遂将他拘留。
8月29日，胡志明由德保县城被押解到靖西县城。靖西当局认为，胡志明既是越南人，却持有中国方面的多种证件，显系重要嫌疑犯，便决定将他送交广西省最高军事机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审查。胡志明写信求见靖西县长，因为他曾在桂林同这名县长见过面，但遭到该县长的拒绝。胡志明又给国民党高级官员写信，也未有回音。
在靖西，一个同越南革命者结拜为兄弟的名叫王锡机的中国农民，曾到监狱探视胡志明。胡志明通过王锡机给国内写信，报告了他被捕坐牢的消息。在靖西过了一个半月，当局又把胡志明押解到另一个地方。就这样，每隔两周或一个月，当局便给胡志明更换一个监狱。每次转移，都给他戴上手铐和枷锁，并有5名武装士兵押解。往往是清晨上路，傍晚才能到达另一个监狱，有时甚至要走两三天。
牢房里的政治犯同吸毒者及患有性病的各种犯人混住在一起，而且挤满了人，如晚到一会儿，就会连躺下的地方都没有。有时，胡志明只好坐在马桶上，如有犯人大小便，还要起身给他们“让座”。早晨起来，第一件要办的事情就是倒马桶。有一次，胡志明一觉醒来，发现身旁的一个犯人已经死去，只得和其他犯人一起将尸体搬出牢房。牢房里最令人痛苦难熬的是疥疮、虱子和臭虫，到晚上还有蚊子。犯人们把虱子叫作“战车”，把臭虫叫作“坦克”，把蚊子叫作“飞机”。在这种环境下度日，胡志明浑身长满了疥疮，变得骨瘦如柴，头发也脱落了许多。从1942年8月29日到1943年9月10日，胡志明先后被囚禁在广西靖西、田东、隆安、天等、邕宁、南宁、武鸣、宾阳、来宾、柳州等13个县的13所监狱、30间牢房。
营救
获悉胡志明在广西被捕坐牢，越南共产党中央十分焦急，多次以“国际反侵略协会越南分会”的名义致电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查询胡志明的下落。后又通过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塔斯社等新闻媒体制造舆论声势，千方百计迫使国民党政府释放胡志明，但国民党政府不予置理。在这种情况下，越共只好向中国共产党求救。
延安立即发电报给正在重庆的周恩来，请他想方设法营救胡志明。周恩来早于20世纪20年代就在法国结识了胡志明，大革命时期，两位年轻的共产党人在广州更是交往频繁，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接到延安的指示，周恩来虽大病初愈，父亲又刚刚去世，但仍想尽办法全力营救胡志明。周恩来认为国民党立法院院长孙科胆小怕事，必须设法把越南党的那封电报追回来，当面呈递蒋介石。为此，周恩来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翦伯赞。翦伯赞与国民党立法院副院长覃振是同乡，且曾担任过覃的秘书，便通过这个途径追回了电报原件。接着，周恩来又委托爱国将领冯玉祥去游说桂系头面人物李宗仁，敦促广西方面尽速查找胡志明的下落。冯玉祥既坚决抗日，又同情共产党，反对蒋介石投降卖国，在这种情况下营救胡志明，要冒很大风险。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胡志明一案是蒋介石亲自过问的，没有蒋介石的点头，谁也做不了主。冯玉祥经同国民党邀请的苏联顾问团商量，决定利用李宗仁与蒋介石的矛盾，迫使蒋介石释放胡志明。
冯玉祥对李宗仁说：“胡志明是在你们广西被捕的，你就不怕蒋介石嫁祸于你吗？”身为桂系实力派的李宗仁，知道胡志明是越南共产党的领袖。李虽与蒋有矛盾，又同共产党有一定联系，但并不赞同共产党的主张。不过，最终李宗仁还是同意与冯玉祥一道去见蒋介石。冯玉祥对蒋介石说：“胡志明是否是共产党姑且不论，即使是，他也是越南共产党，我们有权力、有必要逮捕外国共产党吗？苏联顾问团成员不也是共产党吗？怎么不逮捕他们呢？同时，越南是支持我们抗战的，胡志明应该是我们的朋友，怎么成了罪人？假使把赞成我们抗战的外国朋友当成罪人，那我们的抗战不就是假的了吗？不就失去国际上一切同情和支持了吗？如果要真抗战，就应尽快释放胡志明！”在旁的李宗仁也帮腔说：“释放胡志明的道理，冯先生已经讲了。我问你，为什么要在广西抓胡志明？这不是嫁祸于广西吗？这是下面的意思，还是你的命令？”蒋介石无言以对，只得说：“好了，马上叫人调查调查。”这次谈话对于后来蒋介石下令释放胡志明起了重要作用。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终于命令第四战区释放胡志明。就这样，胡志明于1943年9月10日离开监狱，并被交由第四战区政治部“察看感化”。从此，胡志明在名义上恢复了自由。
出狱后的活动 由于长时间的牢狱生活，胡志明的健康受到了严重摧残，头发变白，牙齿松动，视力减退，走路摇晃不稳。他对自己说：“既患风湿，又没有视力，谁需要这样的战士？”凭借坚强的意志和毅力，胡志明坚持爬山锻炼双腿，夜间坚持凝视夜空锻炼视力。就这样，胡志明的健康慢慢得到了恢复。
胡志明虽走出了牢房，但并未真正恢复自由。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意愿是让胡志明为贯彻他的意图服务，这使胡志明又增加了一段难忘的经历。
1942年10月，一个越侨组织越南革命同盟会（简称“越革”）在广西成立，其执委会成员都是长期同国民党关系密切的人，为首的是国民党的一名将军，名叫张佩公。另一名人物是阮海臣，他已年至七旬，从1912年起一直在中国居住，越南语已基本忘光。越革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被其头面人物争权夺利的相互倾轧所困扰。这时，在昆明的部分越盟成员相继给蒋介石和张发奎写信，宣布不承认刚刚成立的越南革命同盟会，理由是该组织在国内没有代表，而且其执委会主席是由一名中国国民党将军担任。在这种情况下，张发奎决定改组越南革命同盟会，请胡志明参加领导工作，与阮海臣合作。
起初，胡志明不愿参加。他说：“我期盼自由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如今没有权利再荒废每一天。国内有许多急迫和重要的工作等着我去做。这里将由我们的代表来代替我。”但第二天，胡志明收到了张发奎的信。张发奎在信中要求胡志明无论如何都要参加这个委员会，而且含蓄地表示，参加这个委员会是胡志明恢复自由的前提条件。事情已很清楚，张发奎是想通过胡志明来控制这个委员会。正因为张发奎了解胡志明的身世和威望，意识到日后打交道的对手正是胡志明，所以在态度上尽量对胡志明表现出关心和敬重。
1944年2月底，胡志明参加越南革命同盟会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这就意味着他要开始同国民党的走卒们打交道。会上，胡志明提议扩大代表大会的成员范围，除越革执委会成员、越南国民党（简称“越国”）代表、大越党代表外，还应有越盟和越盟下属各组织，以及国内其他组织如佛教会、开智会的代表。为此，筹委会围绕越盟代表是否参加代表大会发生了激烈争论。但张发奎支持胡志明的意见，并责成胡志明负责起草召开大会的计划。
由于张发奎的支持，越革中的一些成员不再吭声。这样，筹委会就参加会议的成员问题很快达成了一致。这些成员包括：印度支那共产党、越南独立同盟、越南革命同盟会、越南国民党和大越党的代表。一些代表反对大越党参加会议，理由是它有亲日倾向。胡志明则赞成让大越党参加，认为这样可以争取其中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为革命服务。此外，胡志明还建议邀请一些从不参与政治的团体，如佛教会、开智会的代表参加。接着，胡志明又提出进一步扩大会议成员，让工人救国会和农民救国会的代表与越盟一起参加会议。这些建议遭到越革头目张佩公等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样一来，越盟的势力将会占据会议代表的大多数。面对这种情况，胡志明决定请张发奎出面裁决，便给张发奎写了一封信。张发奎出于对胡志明的尊重，又考虑到他同越盟的接触刚刚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不愿在这件事情上引起麻烦，便支持了胡志明的建议。
几天后，张发奎宴请筹委会的各方面代表，并在席间发表谈话说：“我认为，如果等到所有的准备都完全周到之后才召开会议，那就大错特错了。出于这种考虑，我请胡代表（胡志明）为我起草了召开会议的计划。我仔细阅读了这份计划草案，认为这是一份革命的计划，处处体现了平等的精神和越南各革命党派加强团结的愿望。我向各位推荐这一计划。”张发奎的讲话既已定了调，张佩公便只好对张发奎表示感谢，不敢再提其他意见了。其他代表也不得不对胡志明草拟的计划表示赞成。此外，筹委会还接受胡志明的建议，将“越南革命同盟会全国代表大会”改名为“越南革命同盟会所属海外革命团体代表大会”。
为确保会议顺利进行，不受外界干扰，张发奎把第四战区的礼堂作为召开会议的地点。会议进行得颇为庄严和隆重，各方面的会议代表都西装革履，胡志明却和平时一样着装。他虽然深知在场的不少人都站在越南革命的对立面，但在会上他则表现得落落大方。胡志明讲话时，着重介绍了越盟的活动，特别强调了共产党人在反对法、日帝国主义侵略斗争中的作用。张发奎多次鼓掌，对胡志明的讲话表示欢迎，并坚持到散会。会议结束后，胡志明对身边人员说：“会议的结果是我们的重大成功。我们参加会议是正确的，抵制会议则是错误的。当然，我们不能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但我们可以，而且需要通过中国来寻找与其他盟国取得联系的途径，争取对我们解放事业的援助。”
在一次由国民党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侯志明主持的宴会上，阮海臣故意吹捧侯志明，即席说出一副对联的上联：“胡志明，侯志明，两位同志志皆明。”说罢，胡志明当即从容答对道：“你革命，我革命，大家革命命必革。”话音未落，在场的人无不交口称赞。阮海臣更是连声叫好说：“佩服！佩服！”在这次宴会上，胡志明谈到了越南独立后的前途。他说：“不论对越南独立后的国策、国体有何种意见，都要等到独立后由人民选择，都要通过广泛的公民投票来决定。”在谈到战争的形势时，胡志明说：“在欧洲，盟国尚未开辟第二战场。但苏联红军已独当一面，从弱势转变为强势，不用多久就会发起对柏林的攻势。可以预见，苏联打败德国的问题可以在大约半年内解决。在盟国的协同下，一年左右中国可以打败日本，世界大战便可以结束。不远的将来，越南肯定完全可以彻底打败法国殖民者，争得完全独立，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
张发奎通过胡志明的支持和帮助，于1944年3月25日至28日成功地召开了越南革命同盟会所属海外革命团体代表大会，达到了他改组越南革命同盟会的目的。大会选出了由7人组成的执委会和由3人组成的检察委员会。胡志明当选为第一届执委会候补委员。
在请示重庆之后，张发奎同意胡志明回国。这样，胡志明便带领18名越盟干部，于1944年8月9日离开柳州回国，继续领导越南革命。
中文诗《狱中日记》 在狱中极为恶劣的条件和狱警的严密监视下，胡志明写下了133首中文诗，其中包括七绝、七律、五绝和杂体诗。胡志明将它们抄在土纸上，合订成一个小册子，在封面上写下了“狱中日记”四个字。这些诗用朴实无华或近似白话口语的语言揭露了国民党统治下犯人遭受的非人待遇，表达了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反映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强意志、必胜信念和宽阔胸怀。其中第一首的题目即《狱中日记》：身体在狱中，精神在狱外。欲成大事业，精神更要大。这首《狱中日记》可以作为贯串整个诗集的一条红线。
现再摘录几首：
初到天保狱
日行五十三公里，
湿尽衣衫破尽鞋。
彻夜又无安睡处，
厕坑上坐待朝来。
自勉
没有冬寒憔悴景，
将无春暖的辉煌。
灾殃把我来锻炼，
使我精神更健强。
走路
走路才知走路难，
重山之外又重山。
重山登到高峰处，
万里舆图顾盼间。
还有一首诗，题目是《伍科长，黄科员》。围绕这首诗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诗的全文是：
伍科长与黄科员，
两人见我太可怜，
殷勤慰问和帮助，
这像冬寒遇暖天。
诗中所说的伍科长，名伍甘华，时为国民党第四战区政治部职员、科长。胡志明在广西坐牢期间，伍甘华曾负责对胡志明的看管，帮助他解决过一些日常生活上的具体困难。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根据盟国的决定到越南接受日军投降，伍甘华也随国民党军到了越南。1946年初，国民党军即将撤出越南。一天，伍甘华来到河内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驻地北部府，求见曾在柳州与胡志明一起工作的胡德成，请胡德成带他去向越南临时革命政府主席胡志明告辞。胡志明走进客厅，同伍甘华亲切握手，互致问候，请他用茶。胡志明见伍甘华似有些凉意，思忖片刻后便对胡德成说：“你先陪客人，我到那边去一下。”
说罢，胡志明快步走上楼，几分钟后回到客厅，手上拿着一个用报纸包着的小包。胡志明用中文对伍甘华说：“分手的时刻，心情很激动，我没有什么送你，十分不好意思。因为我的国家刚刚解放，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困难很多。请你收下这件小小的衣服，穿在身上会暖和些，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伍甘华起立，伸出双手接过小包。胡德成也站了起来，他忽然发现胡志明身上刚才穿着的那件毛衣不见了。伍甘华也看出了问题，无比激动。他满含泪水说：“主席阁下送给我的既是无价的礼物，又是温暖的真挚感情。我将珍藏这神圣的纪念，永远不会忘记今天这最荣幸的时刻。”
送走客人后，胡德成问胡志明：“天气这么冷，您为什么不事先让我们去准备一份礼物，而把自己身上的毛衣脱了下来？”
胡志明说：“你去看看仓库，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送人？”
《狱中日记》作为越南文学宝库中的珍品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教科书，70多年来一直在越南人民特别是越南青少年中广为流传，但《狱中日记》的原稿一直没有找到。大约1955年中的一天，胡志明身边工作人员谢光战在整理每天收到的各种文件时，看到一个鼓鼓的信封，上面没有寄信人的姓名，只写着“寄主席办公厅，转呈胡伯伯”。打开后看见一个写满中文的小笔记本，便把这个小本送给了胡志明。这个小本就是《狱中日记》的原稿。胡志明翻看后对谢光战说：“我谢谢你！”过了一会儿，胡志明说，经过九年抗法战争，原以为这个小本已经丢在什么地方了。胡志明只大概记得在高平省战区期间，由于工作繁忙，便把这个小本挂在了一个百姓家茅草屋的屋顶上。胡志明叮嘱主席办公厅的人员要设法感谢和奖励保存和寄来小本的人。
1960年，越南文学研究所组织专家将《狱中日记》翻译成越文，由河内普通出版社出版，一次就印了45万册，文化出版社又印了2万册。1963年，20多位专家、学者又撰写了长达659页的《关于〈狱中日记〉的新思考》，由文学出版社出版。
1990年，中国的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志明的《狱中日记》，作为对胡志明100周年诞辰的纪念。为了帮助中国读者深入了解《狱中日记》，广西社科院黄铮教授还著有《胡志明〈狱中日记〉注释》一书，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在广西被捕
1942年，抗日战争继续取得重要进展。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的影响不断扩大，许多地方都展开了游击活动。但越盟尚未能同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中的任何国家建立关系。同时，中国华南地区的越盟组织同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关系趋向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同海外的越盟组织取得联系，进一步扩大越盟的影响，有效地争取国际援助，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为完成这一重要而紧迫的任务，需要指派一位既了解中国，又有威望的人前往重庆。而作为越盟创始人的阮爱国便成为大家一致公推的人选。
8月中旬，阮爱国离开越北高平省根据地，秘密来到中国。为保守秘密、转移外界的视线，他使用了一个新的名字——胡志明。从此，胡志明的名字一直伴随他直到他逝世。
8月25日，胡志明来到广西靖西县巴蒙圩，先在农民徐伟三家住了两天。8月27日，由农民杨涛带路前行。当走到德保县足荣乡时，遭到国民党乡公所乡警的盘查。乡警发现胡志明除持有“国际反侵略协会越南分会”的证件外，还携有“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会员证和国民党政府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军用通行证，但所有的证件均已过期失效。乡警认定胡志明身份复杂，有重大间谍嫌疑，遂将他拘留。
8月29日，胡志明由德保县城被押解到靖西县城。靖西当局认为，胡志明既是越南人，却持有中国方面的多种证件，显系重要嫌疑犯，便决定将他送交广西省最高军事机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审查。胡志明写信求见靖西县长，因为他曾在桂林同这名县长见过面，但遭到该县长的拒绝。胡志明又给国民党高级官员写信，也未有回音。
在靖西，一个同越南革命者结拜为兄弟的名叫王锡机的中国农民，曾到监狱探视胡志明。胡志明通过王锡机给国内写信，报告了他被捕坐牢的消息。在靖西过了一个半月，当局又把胡志明押解到另一个地方。就这样，每隔两周或一个月，当局便给胡志明更换一个监狱。每次转移，都给他戴上手铐和枷锁，并有5名武装士兵押解。往往是清晨上路，傍晚才能到达另一个监狱，有时甚至要走两三天。
牢房里的政治犯同吸毒者及患有性病的各种犯人混住在一起，而且挤满了人，如晚到一会儿，就会连躺下的地方都没有。有时，胡志明只好坐在马桶上，如有犯人大小便，还要起身给他们“让座”。早晨起来，第一件要办的事情就是倒马桶。有一次，胡志明一觉醒来，发现身旁的一个犯人已经死去，只得和其他犯人一起将尸体搬出牢房。牢房里最令人痛苦难熬的是疥疮、虱子和臭虫，到晚上还有蚊子。犯人们把虱子叫作“战车”，把臭虫叫作“坦克”，把蚊子叫作“飞机”。在这种环境下度日，胡志明浑身长满了疥疮，变得骨瘦如柴，头发也脱落了许多。从1942年8月29日到1943年9月10日，胡志明先后被囚禁在广西靖西、田东、隆安、天等、邕宁、南宁、武鸣、宾阳、来宾、柳州等13个县的13所监狱、30间牢房。
营救
获悉胡志明在广西被捕坐牢，越南共产党中央十分焦急，多次以“国际反侵略协会越南分会”的名义致电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查询胡志明的下落。后又通过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塔斯社等新闻媒体制造舆论声势，千方百计迫使国民党政府释放胡志明，但国民党政府不予置理。在这种情况下，越共只好向中国共产党求救。
延安立即发电报给正在重庆的周恩来，请他想方设法营救胡志明。周恩来早于20世纪20年代就在法国结识了胡志明，大革命时期，两位年轻的共产党人在广州更是交往频繁，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接到延安的指示，周恩来虽大病初愈，父亲又刚刚去世，但仍想尽办法全力营救胡志明。周恩来认为国民党立法院院长孙科胆小怕事，必须设法把越南党的那封电报追回来，当面呈递蒋介石。为此，周恩来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翦伯赞。翦伯赞与国民党立法院副院长覃振是同乡，且曾担任过覃的秘书，便通过这个途径追回了电报原件。接着，周恩来又委托爱国将领冯玉祥去游说桂系头面人物李宗仁，敦促广西方面尽速查找胡志明的下落。冯玉祥既坚决抗日，又同情共产党，反对蒋介石投降卖国，在这种情况下营救胡志明，要冒很大风险。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胡志明一案是蒋介石亲自过问的，没有蒋介石的点头，谁也做不了主。冯玉祥经同国民党邀请的苏联顾问团商量，决定利用李宗仁与蒋介石的矛盾，迫使蒋介石释放胡志明。
冯玉祥对李宗仁说：“胡志明是在你们广西被捕的，你就不怕蒋介石嫁祸于你吗？”身为桂系实力派的李宗仁，知道胡志明是越南共产党的领袖。李虽与蒋有矛盾，又同共产党有一定联系，但并不赞同共产党的主张。不过，最终李宗仁还是同意与冯玉祥一道去见蒋介石。冯玉祥对蒋介石说：“胡志明是否是共产党姑且不论，即使是，他也是越南共产党，我们有权力、有必要逮捕外国共产党吗？苏联顾问团成员不也是共产党吗？怎么不逮捕他们呢？同时，越南是支持我们抗战的，胡志明应该是我们的朋友，怎么成了罪人？假使把赞成我们抗战的外国朋友当成罪人，那我们的抗战不就是假的了吗？不就失去国际上一切同情和支持了吗？如果要真抗战，就应尽快释放胡志明！”在旁的李宗仁也帮腔说：“释放胡志明的道理，冯先生已经讲了。我问你，为什么要在广西抓胡志明？这不是嫁祸于广西吗？这是下面的意思，还是你的命令？”蒋介石无言以对，只得说：“好了，马上叫人调查调查。”这次谈话对于后来蒋介石下令释放胡志明起了重要作用。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终于命令第四战区释放胡志明。就这样，胡志明于1943年9月10日离开监狱，并被交由第四战区政治部“察看感化”。从此，胡志明在名义上恢复了自由。
出狱后的活动 由于长时间的牢狱生活，胡志明的健康受到了严重摧残，头发变白，牙齿松动，视力减退，走路摇晃不稳。他对自己说：“既患风湿，又没有视力，谁需要这样的战士？”凭借坚强的意志和毅力，胡志明坚持爬山锻炼双腿，夜间坚持凝视夜空锻炼视力。就这样，胡志明的健康慢慢得到了恢复。
胡志明虽走出了牢房，但并未真正恢复自由。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意愿是让胡志明为贯彻他的意图服务，这使胡志明又增加了一段难忘的经历。
1942年10月，一个越侨组织越南革命同盟会（简称“越革”）在广西成立，其执委会成员都是长期同国民党关系密切的人，为首的是国民党的一名将军，名叫张佩公。另一名人物是阮海臣，他已年至七旬，从1912年起一直在中国居住，越南语已基本忘光。越革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被其头面人物争权夺利的相互倾轧所困扰。这时，在昆明的部分越盟成员相继给蒋介石和张发奎写信，宣布不承认刚刚成立的越南革命同盟会，理由是该组织在国内没有代表，而且其执委会主席是由一名中国国民党将军担任。在这种情况下，张发奎决定改组越南革命同盟会，请胡志明参加领导工作，与阮海臣合作。
起初，胡志明不愿参加。他说：“我期盼自由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如今没有权利再荒废每一天。国内有许多急迫和重要的工作等着我去做。这里将由我们的代表来代替我。”但第二天，胡志明收到了张发奎的信。张发奎在信中要求胡志明无论如何都要参加这个委员会，而且含蓄地表示，参加这个委员会是胡志明恢复自由的前提条件。事情已很清楚，张发奎是想通过胡志明来控制这个委员会。正因为张发奎了解胡志明的身世和威望，意识到日后打交道的对手正是胡志明，所以在态度上尽量对胡志明表现出关心和敬重。
1944年2月底，胡志明参加越南革命同盟会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这就意味着他要开始同国民党的走卒们打交道。会上，胡志明提议扩大代表大会的成员范围，除越革执委会成员、越南国民党（简称“越国”）代表、大越党代表外，还应有越盟和越盟下属各组织，以及国内其他组织如佛教会、开智会的代表。为此，筹委会围绕越盟代表是否参加代表大会发生了激烈争论。但张发奎支持胡志明的意见，并责成胡志明负责起草召开大会的计划。
由于张发奎的支持，越革中的一些成员不再吭声。这样，筹委会就参加会议的成员问题很快达成了一致。这些成员包括：印度支那共产党、越南独立同盟、越南革命同盟会、越南国民党和大越党的代表。一些代表反对大越党参加会议，理由是它有亲日倾向。胡志明则赞成让大越党参加，认为这样可以争取其中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为革命服务。此外，胡志明还建议邀请一些从不参与政治的团体，如佛教会、开智会的代表参加。接着，胡志明又提出进一步扩大会议成员，让工人救国会和农民救国会的代表与越盟一起参加会议。这些建议遭到越革头目张佩公等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样一来，越盟的势力将会占据会议代表的大多数。面对这种情况，胡志明决定请张发奎出面裁决，便给张发奎写了一封信。张发奎出于对胡志明的尊重，又考虑到他同越盟的接触刚刚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不愿在这件事情上引起麻烦，便支持了胡志明的建议。
几天后，张发奎宴请筹委会的各方面代表，并在席间发表谈话说：“我认为，如果等到所有的准备都完全周到之后才召开会议，那就大错特错了。出于这种考虑，我请胡代表（胡志明）为我起草了召开会议的计划。我仔细阅读了这份计划草案，认为这是一份革命的计划，处处体现了平等的精神和越南各革命党派加强团结的愿望。我向各位推荐这一计划。”张发奎的讲话既已定了调，张佩公便只好对张发奎表示感谢，不敢再提其他意见了。其他代表也不得不对胡志明草拟的计划表示赞成。此外，筹委会还接受胡志明的建议，将“越南革命同盟会全国代表大会”改名为“越南革命同盟会所属海外革命团体代表大会”。
为确保会议顺利进行，不受外界干扰，张发奎把第四战区的礼堂作为召开会议的地点。会议进行得颇为庄严和隆重，各方面的会议代表都西装革履，胡志明却和平时一样着装。他虽然深知在场的不少人都站在越南革命的对立面，但在会上他则表现得落落大方。胡志明讲话时，着重介绍了越盟的活动，特别强调了共产党人在反对法、日帝国主义侵略斗争中的作用。张发奎多次鼓掌，对胡志明的讲话表示欢迎，并坚持到散会。会议结束后，胡志明对身边人员说：“会议的结果是我们的重大成功。我们参加会议是正确的，抵制会议则是错误的。当然，我们不能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但我们可以，而且需要通过中国来寻找与其他盟国取得联系的途径，争取对我们解放事业的援助。”
在一次由国民党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侯志明主持的宴会上，阮海臣故意吹捧侯志明，即席说出一副对联的上联：“胡志明，侯志明，两位同志志皆明。”说罢，胡志明当即从容答对道：“你革命，我革命，大家革命命必革。”话音未落，在场的人无不交口称赞。阮海臣更是连声叫好说：“佩服！佩服！”在这次宴会上，胡志明谈到了越南独立后的前途。他说：“不论对越南独立后的国策、国体有何种意见，都要等到独立后由人民选择，都要通过广泛的公民投票来决定。”在谈到战争的形势时，胡志明说：“在欧洲，盟国尚未开辟第二战场。但苏联红军已独当一面，从弱势转变为强势，不用多久就会发起对柏林的攻势。可以预见，苏联打败德国的问题可以在大约半年内解决。在盟国的协同下，一年左右中国可以打败日本，世界大战便可以结束。不远的将来，越南肯定完全可以彻底打败法国殖民者，争得完全独立，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
张发奎通过胡志明的支持和帮助，于1944年3月25日至28日成功地召开了越南革命同盟会所属海外革命团体代表大会，达到了他改组越南革命同盟会的目的。大会选出了由7人组成的执委会和由3人组成的检察委员会。胡志明当选为第一届执委会候补委员。
在请示重庆之后，张发奎同意胡志明回国。这样，胡志明便带领18名越盟干部，于1944年8月9日离开柳州回国，继续领导越南革命。
中文诗《狱中日记》 在狱中极为恶劣的条件和狱警的严密监视下，胡志明写下了133首中文诗，其中包括七绝、七律、五绝和杂体诗。胡志明将它们抄在土纸上，合订成一个小册子，在封面上写下了“狱中日记”四个字。这些诗用朴实无华或近似白话口语的语言揭露了国民党统治下犯人遭受的非人待遇，表达了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反映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强意志、必胜信念和宽阔胸怀。其中第一首的题目即《狱中日记》：身体在狱中，精神在狱外。欲成大事业，精神更要大。这首《狱中日记》可以作为贯串整个诗集的一条红线。
现再摘录几首：
初到天保狱
日行五十三公里，
湿尽衣衫破尽鞋。
彻夜又无安睡处，
厕坑上坐待朝来。
自勉
没有冬寒憔悴景，
将无春暖的辉煌。
灾殃把我来锻炼，
使我精神更健强。
走路
走路才知走路难，
重山之外又重山。
重山登到高峰处，
万里舆图顾盼间。
还有一首诗，题目是《伍科长，黄科员》。围绕这首诗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诗的全文是：
伍科长与黄科员，
两人见我太可怜，
殷勤慰问和帮助，
这像冬寒遇暖天。
诗中所说的伍科长，名伍甘华，时为国民党第四战区政治部职员、科长。胡志明在广西坐牢期间，伍甘华曾负责对胡志明的看管，帮助他解决过一些日常生活上的具体困难。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根据盟国的决定到越南接受日军投降，伍甘华也随国民党军到了越南。1946年初，国民党军即将撤出越南。一天，伍甘华来到河内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驻地北部府，求见曾在柳州与胡志明一起工作的胡德成，请胡德成带他去向越南临时革命政府主席胡志明告辞。胡志明走进客厅，同伍甘华亲切握手，互致问候，请他用茶。胡志明见伍甘华似有些凉意，思忖片刻后便对胡德成说：“你先陪客人，我到那边去一下。”
说罢，胡志明快步走上楼，几分钟后回到客厅，手上拿着一个用报纸包着的小包。胡志明用中文对伍甘华说：“分手的时刻，心情很激动，我没有什么送你，十分不好意思。因为我的国家刚刚解放，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困难很多。请你收下这件小小的衣服，穿在身上会暖和些，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伍甘华起立，伸出双手接过小包。胡德成也站了起来，他忽然发现胡志明身上刚才穿着的那件毛衣不见了。伍甘华也看出了问题，无比激动。他满含泪水说：“主席阁下送给我的既是无价的礼物，又是温暖的真挚感情。我将珍藏这神圣的纪念，永远不会忘记今天这最荣幸的时刻。”
送走客人后，胡德成问胡志明：“天气这么冷，您为什么不事先让我们去准备一份礼物，而把自己身上的毛衣脱了下来？”
胡志明说：“你去看看仓库，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送人？”
《狱中日记》作为越南文学宝库中的珍品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教科书，70多年来一直在越南人民特别是越南青少年中广为流传，但《狱中日记》的原稿一直没有找到。大约1955年中的一天，胡志明身边工作人员谢光战在整理每天收到的各种文件时，看到一个鼓鼓的信封，上面没有寄信人的姓名，只写着“寄主席办公厅，转呈胡伯伯”。打开后看见一个写满中文的小笔记本，便把这个小本送给了胡志明。这个小本就是《狱中日记》的原稿。胡志明翻看后对谢光战说：“我谢谢你！”过了一会儿，胡志明说，经过九年抗法战争，原以为这个小本已经丢在什么地方了。胡志明只大概记得在高平省战区期间，由于工作繁忙，便把这个小本挂在了一个百姓家茅草屋的屋顶上。胡志明叮嘱主席办公厅的人员要设法感谢和奖励保存和寄来小本的人。
1960年，越南文学研究所组织专家将《狱中日记》翻译成越文，由河内普通出版社出版，一次就印了45万册，文化出版社又印了2万册。1963年，20多位专家、学者又撰写了长达659页的《关于〈狱中日记〉的新思考》，由文学出版社出版。
1990年，中国的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志明的《狱中日记》，作为对胡志明100周年诞辰的纪念。为了帮助中国读者深入了解《狱中日记》，广西社科院黄铮教授还著有《胡志明〈狱中日记〉注释》一书，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