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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当地时间3月15日晚七点，备受瞩目的“藤田美术馆藏中国古代艺术珍品”专场在佳士得纽约洛克菲勒中心总部开槌。其中书画方面有六件为乾隆《石渠宝笈》著录古画，而陈容《六龙图》以4350万美元（约合3亿元人民币）的天价落槌，加佣金4896.75万美元（约合3.38亿人民币）。
本次拍卖的这六件作品，拍卖方主推的是清宫“石渠宝笈”的商业标签。与此类似的，近些年的拍卖市场也常涌现出打着回流文物、东北货概念的古画拍品，常常有不俗的成交价格。
事实上，这批文物最初流散出洋之时，是满清遗老为筹集复辟军费。他们仍然认为这些是皇家私人的藏品而没有国宝的概念。如今这批宫廷藏品得以重现市场，则是由于藤田美术馆在修缮经费上的需求，可见不同人的面向和视角，都对鉴赏收藏的观念赋予了新的意义。
日本古董商和收藏家对中国皇室收藏垂涎已久，千年以来不可复制的历史机缘经过中间人的大力推荐，迅速形成了以大阪为中心的关西收藏群体。而如今，这批宫廷藏品得以重现市场，则是由于藤田美术馆在修缮经费上的需求；藤田美术馆对日本本土艺术品更赋青眼，因而美术馆决定通过佳士得拍行出售部分的中国馆藏，从而获取资金重新修缮美术馆，以保证未来的发展。
纽约佳士得“藤田美术馆珍藏”专场，包括31件馆藏重器，其中包括重要的商周青铜礼器、佛教石雕造像、中国古代绘画及文房用具，如此珍稀而多元的藏品齐聚纽约，实属难得。除珍贵的青铜器之外，同样瞩目的珍品有一组六件古画，皆被清宫《石渠宝笈续编》所著录，评为水准极高的重要作品。
古画流散的经过与凭据
中国古代书画的宫廷收藏，往往是随着朝代的更迭而不断变动的。这时皇家的藏品会再度流散到民间，而有心者也倾尽所有，在市场上重新搜集。这也同时是藏品重新分配洗牌的过程。明末清初就是这个大流散时期的见证。著名学者傅申在研究中发现，明末的收藏家及其藏品的分布主要集中于江南地区，而到了清初则随着北方收藏家的崛起，南北方分庭抗礼。到了清初康雍乾三朝，由于皇帝的喜好和艺术市场的繁荣，重又开始了对民间藏品的收集，大量购买藏家的藏品。《石渠宝笈》就是清宫收藏从散到聚的见证者。作为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大型著录文献，初编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年），共编四十四卷。著录了清廷内府所藏历代书画藏品，分书画卷、轴、册九类。作为我国书画著录史上集大成者的旷古巨著，书中所著录的作品汇集了清皇室收藏最鼎盛时期的所有作品。
缘聚缘散，本来在收藏史中为平常事，但历代宫廷收藏的中国古物从国内大批地流散到海外，却是千年以来未有之变局。到了清末，辛亥革命成功，监国摄政王载沣引咎辞职久居天津，出生于醇王府的末代皇帝溥仪年仅六岁。中华民国成立后，小恭亲王溥伟为助溥仪复辟筹集军饷，曾将大多数古玩器物于三月间卖给了一位名为山中定次郎的日本古董商。既有前车之“鉴”，古书画也不会例外。1915年2月22日，醇王府管事张彬舫（即大管事张文治）将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续篇传为唐、宋、元的六卷古画卖与山中商会，并立字据。这次拍卖前的讲座就出示了这场交易的凭据，包括六件作品的具体名称。
藤田家族藏品的来源：山中商会的中间人角色
山中商会的总部设在大坂，后将此六卷古画卖与同在大坂的藤田家族。藤田美术馆的收藏始于藤田传三郎（1841-1912），他过世后藏品传给两个儿子，财团法人藤田美术馆于1951年设立，1954年正式开馆。
与大阪的藤田家族同属于关西地区的专门收藏中国书画的家族还有很多，《中国书画·日本收藏：关西百年收藏记事》一书详细记录了这一地区家族收藏的代表藏品和来龙去脉，是第一本针对关西中国书画收藏的完整记录，对于关西重量级藏家的收藏人生、博物館、美术馆的中国书画典藏皆有详实的介绍。行过百年，关西已成为傲视全世界的中国书画宝库之一，对于喜好研究与欣赏中国书画的读者来说，本书绝对是最珍贵且极重要的参考文本。
日本关西地区重要中国书画收藏机构及藏家一览
1. 京都国立博物馆│上野理一，1848-1919│须磨弥吉郎
2. 大阪市立美术馆│阿部房次郎，1868-1937│冈村蓉二郎
3. 澄怀堂美术馆│山本悌二郎，1870-1937
4. 黑川古文化研究所│黑川幸七，1871-1938
5. 大和文华馆│矢代幸雄，1890-1975
6. 泉屋博古馆│住友宽一，1896-1956
7. 涩谷区立松涛美术馆│桥本末吉，1902-1991
8. 观峰馆│原田观峰，1911-1995
9.和泉市久保惣记念美术馆│林宗毅，1923-2006
关西诸家族为何能抄底清代皇家宝藏？
1911年可谓中国历史上关键性的一年，这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瓦解，中国陷入政治分裂之中。在这动荡时代，大批的书画珍品因为战乱随之散佚，更有皇室公亲、高官大臣趁着逃难之际，纷纷将手中的藏品销往市场上抛售，并意图运往海外。
日本京都学派学者内藤湖南，以保护东洋文物为使命，极力呼吁关西的政治、财经界人士群起搜集中国书画，于是上野理一、阿部房次郎、黑川幸七……等关西家族纷纷响应，在他的号召下，这些因战乱而辗转流离异乡的中国书画，逐渐汇聚在这半径不足一百公里的关西地区。之后，山本悌二郎、住友宽一、桥本末吉等著名收藏家的收藏投入了关西中国书画收藏。历经百年，这些宝贵的书画名品或捐赠或寄藏，于关西各大美术馆重新找到了一个永久性的寄身之所。 关西中国书画收藏研究会，是以日本关西一带的美术馆和博物馆学艺员、大学研究人员及收藏家为成员，于2010年展开活动，目的在针对关西中国书画收藏形成的历史和作品的历史意义进行调查研究。参加馆是大阪市立美术馆、大和文华馆、和泉市久保惣记念美术馆、京都国立博物馆、泉屋博古馆、黑川古文化研究所、澄怀堂美术馆、藤井齐成会有邻馆、观峰馆，协力馆是涩谷区立松涛美术馆。其成果经活用后，于2011年出版了介绍各馆收藏历史的《中国书画探访》（东京：二玄社）；同年1月至翌年2月间，又推出了“关西中国书画收藏展”，以参加馆为会场进行相关展示，其间并主办“关西中国书画收藏的过去和未来”国际研讨会。此外，还发行了《关西九馆所藏中国书画录》Ⅰ？Ⅱ（2013、2015），介绍各馆收藏作品及附属数据。
日本的中国收藏观并不被全盘接受，来华的另一个抄底者是美国人
晚清民初，日本的山中商会等古董商不仅是向西方买卖中国文物的中间人，提供藏品资源，也对西方输出了鉴藏的观念。
在古代，日本对中国宫廷的古书画藏品虽然垂涎已久，但并没有得到第一流大师作品，到了近代中国国门洞开才让他们接触到真正的宫廷收藏。日本在對中国绘画的偏好上，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人的看法。日本尤其喜欢南宋时期的院体风格（如南宋四家）和禅宗绘画，给日本室町时代的水墨画以很大的影响。而元代以后的文人画则不对日人胃口。
美国人在20世纪初通过日本买中国画，后来到了中国本土收藏绘画时，才知道日本人对中国艺术的审美是有很大偏好的。所以，一些美国人就绕开日本古董商，开始自己来华采购。如在帝都混迹多年的福开森，就充当了美国公私收藏中国文物的第一个“买手”。他专职为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购买文物。但是，他最早收购的一批字画却因为真伪难断而被对方拒付。最后还是被有眼光的弗利尔捡了漏。以他本人的私人收藏为基础建立的弗利尔美术馆，以珍贵稀有的东亚文物闻名于世，其中，属中国和日本的收藏最多。美术馆的创始人弗利尔醉心于迷人悠远的中国文化，因此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了很多中国古代珍宝。这里收藏了近3万件的文物，中国古代的绘画作品更是达到了1200多件，属全美国之最。当时美国的藏家还未敢轻易碰古代书画（即使价格不高），显然他对自己眼光的自信和大胆给他带来了不错的回报。
回过头来，再看这六件古画所代表的中国宫廷收藏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意味。最初流散出洋之时，是满清遗老为筹集复辟军费。他们仍然认为这些是皇家私人的藏品而没有国宝的概念。对他们来说不能被接受的事实是，大清覆灭的仅仅是一个爱新觉罗氏的王朝而并非亡国。而日本古董商和收藏家对中国皇室收藏垂涎已久，千年以来不可复制的历史机缘经过中间人的大力推荐，迅速形成了以大阪为中心的关西收藏群体。而如今，这批宫廷藏品得以重现市场，则是由于藤田美术馆在修缮经费上的需求；藤田美术馆对日本本土艺术品更赋青眼，因而美术馆决定通过佳士得拍行出售部分的中国馆藏，从而获取资金重新修缮美术馆，以保证未来的发展。所以，不同人的面向和视角，都对鉴赏收藏的观念赋予了新的意义。
本次拍卖的这六件作品，拍卖方主推的是清宫“石渠宝笈”的商业标签。与此类似的，近些年的拍卖市场也常涌现出打着回流文物、“东北货”概念的古画拍品，常常有不俗的成交价格。但从纯粹的学术研究来说，石渠宝笈的标签并不能对具体作品的真伪和品评意见打包票。对于鉴定真伪而言，收藏的著录和鉴藏钤印只是辅助依据，而作品本身的风格特征才是主要的证据。所以还是让我们回归本源，看看这批作品与以往相关的藏品对比，能对学术研究提供哪些新材料、新角度的思考。
据美国华盛顿浮利尔美术馆亚洲书画部主任张子宁博士的初步研判，传为唐韩干《马性图》卷与上海博物馆所藏传为五代后梁赵岩《调马图》卷，两马的姿态类似，值得作进一步的对比研究；李公麟《便桥会盟》后段（乾隆题识以后）与北京故宫所藏元陈及之的《便桥会盟》构图雷同，但前段却多出将近400公分，约占全图三分之一，描绘唐秦王李世民（即后来的唐太宗）于武德九年（626）在长安近郊的便桥与突厥结盟的历史故事，对研究此一题材的更完整构图极具价值。传世南宋陈容墨龙图有款印者，书法风格都不同，如：波士顿美术馆藏《九龙图》卷、广东省博物馆藏《墨龙图》轴，而来自藤田美术馆的《六龙图》卷其后题识则又是另一种书风，也是值得探讨的。因此，藤田美术馆旧藏石渠宝笈著录的六卷古画，无论是对中国绘画史或乾隆鉴藏史的研究，都是一组难得的珍稀文物。
本次拍卖的这六件作品，拍卖方主推的是清宫“石渠宝笈”的商业标签。与此类似的，近些年的拍卖市场也常涌现出打着回流文物、东北货概念的古画拍品，常常有不俗的成交价格。
事实上，这批文物最初流散出洋之时，是满清遗老为筹集复辟军费。他们仍然认为这些是皇家私人的藏品而没有国宝的概念。如今这批宫廷藏品得以重现市场，则是由于藤田美术馆在修缮经费上的需求，可见不同人的面向和视角，都对鉴赏收藏的观念赋予了新的意义。
日本古董商和收藏家对中国皇室收藏垂涎已久，千年以来不可复制的历史机缘经过中间人的大力推荐，迅速形成了以大阪为中心的关西收藏群体。而如今，这批宫廷藏品得以重现市场，则是由于藤田美术馆在修缮经费上的需求；藤田美术馆对日本本土艺术品更赋青眼，因而美术馆决定通过佳士得拍行出售部分的中国馆藏，从而获取资金重新修缮美术馆，以保证未来的发展。
纽约佳士得“藤田美术馆珍藏”专场，包括31件馆藏重器，其中包括重要的商周青铜礼器、佛教石雕造像、中国古代绘画及文房用具，如此珍稀而多元的藏品齐聚纽约，实属难得。除珍贵的青铜器之外，同样瞩目的珍品有一组六件古画，皆被清宫《石渠宝笈续编》所著录，评为水准极高的重要作品。
古画流散的经过与凭据
中国古代书画的宫廷收藏，往往是随着朝代的更迭而不断变动的。这时皇家的藏品会再度流散到民间，而有心者也倾尽所有，在市场上重新搜集。这也同时是藏品重新分配洗牌的过程。明末清初就是这个大流散时期的见证。著名学者傅申在研究中发现，明末的收藏家及其藏品的分布主要集中于江南地区，而到了清初则随着北方收藏家的崛起，南北方分庭抗礼。到了清初康雍乾三朝，由于皇帝的喜好和艺术市场的繁荣，重又开始了对民间藏品的收集，大量购买藏家的藏品。《石渠宝笈》就是清宫收藏从散到聚的见证者。作为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大型著录文献，初编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年），共编四十四卷。著录了清廷内府所藏历代书画藏品，分书画卷、轴、册九类。作为我国书画著录史上集大成者的旷古巨著，书中所著录的作品汇集了清皇室收藏最鼎盛时期的所有作品。
缘聚缘散，本来在收藏史中为平常事，但历代宫廷收藏的中国古物从国内大批地流散到海外，却是千年以来未有之变局。到了清末，辛亥革命成功，监国摄政王载沣引咎辞职久居天津，出生于醇王府的末代皇帝溥仪年仅六岁。中华民国成立后，小恭亲王溥伟为助溥仪复辟筹集军饷，曾将大多数古玩器物于三月间卖给了一位名为山中定次郎的日本古董商。既有前车之“鉴”，古书画也不会例外。1915年2月22日，醇王府管事张彬舫（即大管事张文治）将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续篇传为唐、宋、元的六卷古画卖与山中商会，并立字据。这次拍卖前的讲座就出示了这场交易的凭据，包括六件作品的具体名称。
藤田家族藏品的来源：山中商会的中间人角色
山中商会的总部设在大坂，后将此六卷古画卖与同在大坂的藤田家族。藤田美术馆的收藏始于藤田传三郎（1841-1912），他过世后藏品传给两个儿子，财团法人藤田美术馆于1951年设立，1954年正式开馆。
与大阪的藤田家族同属于关西地区的专门收藏中国书画的家族还有很多，《中国书画·日本收藏：关西百年收藏记事》一书详细记录了这一地区家族收藏的代表藏品和来龙去脉，是第一本针对关西中国书画收藏的完整记录，对于关西重量级藏家的收藏人生、博物館、美术馆的中国书画典藏皆有详实的介绍。行过百年，关西已成为傲视全世界的中国书画宝库之一，对于喜好研究与欣赏中国书画的读者来说，本书绝对是最珍贵且极重要的参考文本。
日本关西地区重要中国书画收藏机构及藏家一览
1. 京都国立博物馆│上野理一，1848-1919│须磨弥吉郎
2. 大阪市立美术馆│阿部房次郎，1868-1937│冈村蓉二郎
3. 澄怀堂美术馆│山本悌二郎，1870-1937
4. 黑川古文化研究所│黑川幸七，1871-1938
5. 大和文华馆│矢代幸雄，1890-1975
6. 泉屋博古馆│住友宽一，1896-1956
7. 涩谷区立松涛美术馆│桥本末吉，1902-1991
8. 观峰馆│原田观峰，1911-1995
9.和泉市久保惣记念美术馆│林宗毅，1923-2006
关西诸家族为何能抄底清代皇家宝藏？
1911年可谓中国历史上关键性的一年，这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瓦解，中国陷入政治分裂之中。在这动荡时代，大批的书画珍品因为战乱随之散佚，更有皇室公亲、高官大臣趁着逃难之际，纷纷将手中的藏品销往市场上抛售，并意图运往海外。
日本京都学派学者内藤湖南，以保护东洋文物为使命，极力呼吁关西的政治、财经界人士群起搜集中国书画，于是上野理一、阿部房次郎、黑川幸七……等关西家族纷纷响应，在他的号召下，这些因战乱而辗转流离异乡的中国书画，逐渐汇聚在这半径不足一百公里的关西地区。之后，山本悌二郎、住友宽一、桥本末吉等著名收藏家的收藏投入了关西中国书画收藏。历经百年，这些宝贵的书画名品或捐赠或寄藏，于关西各大美术馆重新找到了一个永久性的寄身之所。 关西中国书画收藏研究会，是以日本关西一带的美术馆和博物馆学艺员、大学研究人员及收藏家为成员，于2010年展开活动，目的在针对关西中国书画收藏形成的历史和作品的历史意义进行调查研究。参加馆是大阪市立美术馆、大和文华馆、和泉市久保惣记念美术馆、京都国立博物馆、泉屋博古馆、黑川古文化研究所、澄怀堂美术馆、藤井齐成会有邻馆、观峰馆，协力馆是涩谷区立松涛美术馆。其成果经活用后，于2011年出版了介绍各馆收藏历史的《中国书画探访》（东京：二玄社）；同年1月至翌年2月间，又推出了“关西中国书画收藏展”，以参加馆为会场进行相关展示，其间并主办“关西中国书画收藏的过去和未来”国际研讨会。此外，还发行了《关西九馆所藏中国书画录》Ⅰ？Ⅱ（2013、2015），介绍各馆收藏作品及附属数据。
日本的中国收藏观并不被全盘接受，来华的另一个抄底者是美国人
晚清民初，日本的山中商会等古董商不仅是向西方买卖中国文物的中间人，提供藏品资源，也对西方输出了鉴藏的观念。
在古代，日本对中国宫廷的古书画藏品虽然垂涎已久，但并没有得到第一流大师作品，到了近代中国国门洞开才让他们接触到真正的宫廷收藏。日本在對中国绘画的偏好上，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人的看法。日本尤其喜欢南宋时期的院体风格（如南宋四家）和禅宗绘画，给日本室町时代的水墨画以很大的影响。而元代以后的文人画则不对日人胃口。
美国人在20世纪初通过日本买中国画，后来到了中国本土收藏绘画时，才知道日本人对中国艺术的审美是有很大偏好的。所以，一些美国人就绕开日本古董商，开始自己来华采购。如在帝都混迹多年的福开森，就充当了美国公私收藏中国文物的第一个“买手”。他专职为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购买文物。但是，他最早收购的一批字画却因为真伪难断而被对方拒付。最后还是被有眼光的弗利尔捡了漏。以他本人的私人收藏为基础建立的弗利尔美术馆，以珍贵稀有的东亚文物闻名于世，其中，属中国和日本的收藏最多。美术馆的创始人弗利尔醉心于迷人悠远的中国文化，因此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了很多中国古代珍宝。这里收藏了近3万件的文物，中国古代的绘画作品更是达到了1200多件，属全美国之最。当时美国的藏家还未敢轻易碰古代书画（即使价格不高），显然他对自己眼光的自信和大胆给他带来了不错的回报。
回过头来，再看这六件古画所代表的中国宫廷收藏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意味。最初流散出洋之时，是满清遗老为筹集复辟军费。他们仍然认为这些是皇家私人的藏品而没有国宝的概念。对他们来说不能被接受的事实是，大清覆灭的仅仅是一个爱新觉罗氏的王朝而并非亡国。而日本古董商和收藏家对中国皇室收藏垂涎已久，千年以来不可复制的历史机缘经过中间人的大力推荐，迅速形成了以大阪为中心的关西收藏群体。而如今，这批宫廷藏品得以重现市场，则是由于藤田美术馆在修缮经费上的需求；藤田美术馆对日本本土艺术品更赋青眼，因而美术馆决定通过佳士得拍行出售部分的中国馆藏，从而获取资金重新修缮美术馆，以保证未来的发展。所以，不同人的面向和视角，都对鉴赏收藏的观念赋予了新的意义。
本次拍卖的这六件作品，拍卖方主推的是清宫“石渠宝笈”的商业标签。与此类似的，近些年的拍卖市场也常涌现出打着回流文物、“东北货”概念的古画拍品，常常有不俗的成交价格。但从纯粹的学术研究来说，石渠宝笈的标签并不能对具体作品的真伪和品评意见打包票。对于鉴定真伪而言，收藏的著录和鉴藏钤印只是辅助依据，而作品本身的风格特征才是主要的证据。所以还是让我们回归本源，看看这批作品与以往相关的藏品对比，能对学术研究提供哪些新材料、新角度的思考。
据美国华盛顿浮利尔美术馆亚洲书画部主任张子宁博士的初步研判，传为唐韩干《马性图》卷与上海博物馆所藏传为五代后梁赵岩《调马图》卷，两马的姿态类似，值得作进一步的对比研究；李公麟《便桥会盟》后段（乾隆题识以后）与北京故宫所藏元陈及之的《便桥会盟》构图雷同，但前段却多出将近400公分，约占全图三分之一，描绘唐秦王李世民（即后来的唐太宗）于武德九年（626）在长安近郊的便桥与突厥结盟的历史故事，对研究此一题材的更完整构图极具价值。传世南宋陈容墨龙图有款印者，书法风格都不同，如：波士顿美术馆藏《九龙图》卷、广东省博物馆藏《墨龙图》轴，而来自藤田美术馆的《六龙图》卷其后题识则又是另一种书风，也是值得探讨的。因此，藤田美术馆旧藏石渠宝笈著录的六卷古画，无论是对中国绘画史或乾隆鉴藏史的研究，都是一组难得的珍稀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