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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记得是什么人说过，小说是强化了的自传。你觉得这话有几分可信？
答：这句话相当地有道理。只不过，在小说里，也就是强化了的自传里，作者所书写的，并不一定是在某年某月某日做过什么事情、碰到了什么人，而是在那么一段时间里，作者自己心底里的悸动。那悸动是那样地无法抑制，却不能或不愿流露到文章里，更不可说出口。其中最重大的理由多半是小说所书写的不只是自己的心头所想，更有着别人的心头所想，不是揣测，而是预言与洞见。
在现代社会里，将预言和洞见写成小说，对于作者而言相对安全。起码，要等个十几二十年，那预言才会成真。作者当时的心情与遐想却留存在文字里，那一份悸动也就留了下来，成为事实上的、真正的“私”小说。但是，中间隔了时间与空间，不会在出版之时就造成媒体轰动，“安全指数”也相应提高了许多。
问：比方说，在《贝鲁特之役》里，关于“遗嘱”的那一些段落，读者看到的虽然只是一些平淡无奇的叙述，心里实在是会受到撞击，感觉寒冷的。它们非常真实，非常贴近生活。无论是否当事人，心都会被揪得紧紧的。
答：法律的条文，通常都会太清楚、太一目了然、太没有情感、太令人寒心。比方说，如若一位女子再婚，在两次婚姻中各有一个孩子。现任的丈夫如果不幸辞世并且将两人共有的财产都留给未亡人。待这女子辞世的时候，其全部财产的四分之三自动归于第二次婚姻所生的孩子。换句话说，父亲所得将全部转入自己亲生子的名下，在不同的婚姻里生下两名子女的女子，才把自己的所得平均分配给两个孩子。夫妇两位都离开这个世界，如果他们生前没有在遗嘱中详加说明，遵照法律，结果就是两个孩子马上就得面对他们的不同处境。亲生子与“拖油瓶”待遇悬殊，无论东方或者西方，都是一樣的。“连伤痛的时间都没有”！就得面对财务分配。财务的分配不但直接造成两个孩子生活处境的不同，而且，也同时公开指出了两个孩子来自不同的婚姻，他们在目前的家庭中“地位有别”。母亲已经不在人间了，那道保护的脆弱屏障也已经不存在了，前夫所留下的孩子必得独自面对“家庭”中其他成员的看法与说法。如果他（她）已经成年，一走了之当然是一个办法。如果尚未成年，遗产所得大为稀薄的同时，冷言冷语与淡漠的眼神恐怕也是无法避免的了。在孩子的心中究竟会留下怎样的阴影，也许，我们需要用整整一部小说来填补那个苍白的空间。
问：在这里，我不小心地碰触到一个基本事实。不同文化的婚姻基本上是一男一女之间的纽带。东方家庭的子女与西方家庭联姻，常常感动于西方公婆或西方岳父母的“简单”、“平易近人”、“坦率”。一旦婚姻因为疾病、意外或者情感因素而产生动荡，那“平易近人”很可能变成极为寒冷的漠不关心，而那“简单”与“坦率”很可能变得极为犀利，完全无法消受。西方人的折磨比较快速，有点像“断头台”。东方人的折磨比较花时间，有点像“凌迟”。各有千秋。但是，折磨就是折磨，都不好玩。
当丈夫的生死悬而未决之时，一些周边人物相继出现，一来是缓解了小说连绵不断的紧张，一方面也表现这位妻子的其他方面，家庭以外的层面，有丰富与深入的两种功用，你的设计有点意思。
答：我想，身为一位有理想、有原则的出版人，你对《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掌门人葛先生大概会很有兴趣。《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是一本深受英语读者欢迎的杂志，现在也已经有了许多不同语言的版本，大约是全世界拥有最多读者的杂志之一。在小说《廊桥遗梦》出版以后，在大银幕上，伊斯伍德一改铁汉形象，扮演《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记者，谱写了一出四天四夜的恋曲，赢得全世界不知多少影迷的心。我相信，在那一段日子里，它不但以其求实精神更以其“文艺气息”获得更广泛的信赖。
书写《贝鲁特之役》却是在1989年10月。小说中的丈夫如果回不来了，妻子绝对需要一份工作来支持家计。在这种兵荒马乱的心绪中，她会想到曾经合作过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是基于对杂志和主导者葛先生的信任。有意思的是，葛先生也正想听听这小女子的意见。
葛先生其貌不扬、平易近人，却是胆大心细的商场强手。你知道他的休闲时间做什么吗？在忙碌的会议与重要的决策间隙，他看录像。内容是在美国中部某地，他的私人园林当中，几头白虎的“生活起居”，从沉稳的虎步、撼天震地的虎啸当中吸取营养、调节身心的疲累。自然，那是富人的游戏，但是，却绝对不是每一位富人都能够想象的，其中的许多微妙之处很耐人寻味。
问：果然，小说是以细节取胜的。有关女子操持家务以及与孩子之间的互动似乎也成了整篇小说最“结实”的那个部分，作者的亲身体验想必起着重要的作用。
答：小说的耐人寻味之处常常就在这些地方。母亲忙着招呼客人，或是忙着收拾餐宴残局，孩子睡眼惺忪地要求妈妈陪自己一会儿，大约是每一位母亲都有的生活经历。孩子奶气十足的低语、温暖的小手小脚、对母亲全心全意的信任，几乎是支撑母亲这样一种角色“活下去”、“撑下去”的最大动力。除了人们常常提到的母爱之外，还有一种将自己的体能、智力发挥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的惊人的物质存在。我觉得，那不只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是可以触摸得到，是可以引发千万人共鸣的一种非常具体的存在。
问：你的小说在华文世界里比其他人的作品早得多谈到“恐怖主义”与“恐怖分子”，你似乎在许多文字里不断重复这个题目，只是角度不同而已，比方说《一个半小时》。
答：《一个半小时》写得比较晚也比较成熟，读者朋友们常常提到这本书。最早谈到“恐怖分子”是小说《贝鲁特之役》，完成于1989年。
虽然，在“九·一一”之前十多年，将这样一个题材写进小说，对于华文世界而言自然有它的预见性。事实却是，现代人与“恐怖分子”之间的较量却远远早于“九·一一”。究竟什么是“恐怖分子”呢？那是些有计划的暗杀、绑架、爆炸、下毒的计划者与执行者。这样的人是有着悠远的历史的。比较著名的近代例子，大约可以将拿破仑时代所发生的暗杀与爆炸案，以及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于长达六年的岁月里被长期下毒的过程作为典型。 但是，用话语引起恐怖的联想，将无辜之人放置在一个绝望的境地却并不自知，常常是普通人甚至是“善良人”的寻常行为。在这个领域里，东、西方文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比方说，有这么一个画面，事情发生在1972年的北京，一对年轻人同在新疆建设兵团受苦受难，他们的出身却是不同的，男子的父母是“工人”，女子却出身于有海外关系的知识分子家庭。其实，稍微看得长远一点点，那男子的祖上“在旗”，后来实在破落得不行了，这才勉为其难地打小工糊口。然其在骨子里，这家人的上上下下还是骄傲着他们“皇亲国戚”的“身份”，与那女子正可说是“门当户对”。两人岁数都不小了，谈及婚嫁，男方父母却因为女方“出身不好”而悍然拒绝。女子这才惊觉，那骨子里的骄傲与现世的骄傲竟然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女子不死心，男子母亲生病，她带着水果上门探望。楼梯上，老太太的眼睛里射出冷箭来，牙缝里挤出四个字“干吗来了？”连个“你”字都省略不用了。不但根本没有拿对方当人，而且完全地否定了这女子此行的全部意义。女子留下水果，黯然离去。她走后，那上好的水果并没有被搁置，连老太太在内，一家人吃得高高兴兴，好像那水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当人的善意被完全地抹杀、完全地忽略，人的存在不如一粒水果、不如一根草，而且那么清楚而直接地當面表达蔑视。没有雷霆万钧，只有一句家常话，说给别人听人家都会觉得大约是小题大做。于当事人，却只会带来无以言传的绝望。那女子，终其一生没有向任何人提过这档子事情。我当初站在楼梯另一侧目睹这一幕，却念念不忘，对语言的恐怖效果有了最切实的体会。
写《途经巴黎》，要写的自然是温情与疏离之战。而疏离完全不需要用剑拔弩张来表现。对音乐怀抱梦想的波士顿青年与富家千金同游巴黎，他的简约当然与女友的生活方式不合。女友感冒，其父母赶来将宝贝女儿，顺便将其男友搬进豪华的饭店。这位“老太太”知书达礼，对青年“管吃管住”，但是，却在两个年轻人之间建立了一堵高墙，这墙是用金钱堆砌的，老太太让青年自己看到他的被施舍的地位而自行走避。其实读者当然明白，那堵墙一直是存在的，只是爱情令人盲目，青年没有想到，那堵墙是不可逾越的。尤其是，女孩自己根本就在大墙的另一侧。如同北京那一幕，受伤的也只是那女子一样。
问：老妇人的失子之痛、孤独老人之间纯净的友谊与相互扶持，当然还有他们对素昧平生的外国青年所释放的善意，都是这篇小说里面的重要素质，你却用厨房的温暖、餐桌上的礼仪、轻描淡写的对话来体现，荒寒终于被温暖所取代，巴黎还是老样子，人只是经过了一下而已。这中间，从写作来讲，最要紧的一个媒介似乎并非歌声。
答：不错，那不是歌声，而是地图，比例尺一比一万。我从来没有到过贝鲁特，但是，头一天还和我对面打桥牌的朋友，第二天飞往贝鲁特出差，刚下飞机就被路旁车子里的定时炸弹炸得血肉横飞。这件事情成为一个不断发酵的面团，我被它错综复杂的意义缠住，几年之后，将面团放进烤箱，这个烤箱就是一张非常普通的贝鲁特地图，上面标明了不同政治力量实际控制的区域。《贝鲁特之役》这篇小说就在这些犬牙交错的线条之间展开。
《途经巴黎》的情形正好相反，先有地图。那时候，我正在为写《拿破仑传》做准备工作，我的书房里到处是地图，是拿破仑征战的地图，也是拿破仑生活的地图。巴黎的地图一张又一张。拿破仑死于疾病、死于砒霜中毒，都是说法，都有根据。但是，细读拿破仑，他内心的绝望、荒凉，他的天才被囚困所带来的痛苦，才是他生命最后一程的主题，这深深地打动我。我要写的书是为青少年读者提供知识与素养的，必须适可而止。但是内心感同身受的煎熬必须有一个出口，这出口绝非散文可以容纳，于是求助于小说。在地图上，并不远，由塞纳-马恩省河河边出发，溜达着就到了。1800年12月21日，雪月爆炸案，卖面包的小女孩被陌生人牵着手走过这几条街，去一条大道上看守一辆装满炸药的马车。剧烈的爆炸，没有伤到拿破仑，小女孩与当时在街上的普通百姓却成为受害人。二十一世纪，这里演出着人间普通的悲喜剧，雨雾中那湿漉漉的石板路却是同样地见证着人间发生的一切。
石板路从地图上走下来，带着我释放那纠缠在心底的情感。
问：比例尺一比一万。地图是一，情感是一万。
答：还有歌声，还有对细节的研究，还有美感等。
答：这句话相当地有道理。只不过，在小说里，也就是强化了的自传里，作者所书写的，并不一定是在某年某月某日做过什么事情、碰到了什么人，而是在那么一段时间里，作者自己心底里的悸动。那悸动是那样地无法抑制，却不能或不愿流露到文章里，更不可说出口。其中最重大的理由多半是小说所书写的不只是自己的心头所想，更有着别人的心头所想，不是揣测，而是预言与洞见。
在现代社会里，将预言和洞见写成小说，对于作者而言相对安全。起码，要等个十几二十年，那预言才会成真。作者当时的心情与遐想却留存在文字里，那一份悸动也就留了下来，成为事实上的、真正的“私”小说。但是，中间隔了时间与空间，不会在出版之时就造成媒体轰动，“安全指数”也相应提高了许多。
问：比方说，在《贝鲁特之役》里，关于“遗嘱”的那一些段落，读者看到的虽然只是一些平淡无奇的叙述，心里实在是会受到撞击，感觉寒冷的。它们非常真实，非常贴近生活。无论是否当事人，心都会被揪得紧紧的。
答：法律的条文，通常都会太清楚、太一目了然、太没有情感、太令人寒心。比方说，如若一位女子再婚，在两次婚姻中各有一个孩子。现任的丈夫如果不幸辞世并且将两人共有的财产都留给未亡人。待这女子辞世的时候，其全部财产的四分之三自动归于第二次婚姻所生的孩子。换句话说，父亲所得将全部转入自己亲生子的名下，在不同的婚姻里生下两名子女的女子，才把自己的所得平均分配给两个孩子。夫妇两位都离开这个世界，如果他们生前没有在遗嘱中详加说明，遵照法律，结果就是两个孩子马上就得面对他们的不同处境。亲生子与“拖油瓶”待遇悬殊，无论东方或者西方，都是一樣的。“连伤痛的时间都没有”！就得面对财务分配。财务的分配不但直接造成两个孩子生活处境的不同，而且，也同时公开指出了两个孩子来自不同的婚姻，他们在目前的家庭中“地位有别”。母亲已经不在人间了，那道保护的脆弱屏障也已经不存在了，前夫所留下的孩子必得独自面对“家庭”中其他成员的看法与说法。如果他（她）已经成年，一走了之当然是一个办法。如果尚未成年，遗产所得大为稀薄的同时，冷言冷语与淡漠的眼神恐怕也是无法避免的了。在孩子的心中究竟会留下怎样的阴影，也许，我们需要用整整一部小说来填补那个苍白的空间。
问：在这里，我不小心地碰触到一个基本事实。不同文化的婚姻基本上是一男一女之间的纽带。东方家庭的子女与西方家庭联姻，常常感动于西方公婆或西方岳父母的“简单”、“平易近人”、“坦率”。一旦婚姻因为疾病、意外或者情感因素而产生动荡，那“平易近人”很可能变成极为寒冷的漠不关心，而那“简单”与“坦率”很可能变得极为犀利，完全无法消受。西方人的折磨比较快速，有点像“断头台”。东方人的折磨比较花时间，有点像“凌迟”。各有千秋。但是，折磨就是折磨，都不好玩。
当丈夫的生死悬而未决之时，一些周边人物相继出现，一来是缓解了小说连绵不断的紧张，一方面也表现这位妻子的其他方面，家庭以外的层面，有丰富与深入的两种功用，你的设计有点意思。
答：我想，身为一位有理想、有原则的出版人，你对《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掌门人葛先生大概会很有兴趣。《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是一本深受英语读者欢迎的杂志，现在也已经有了许多不同语言的版本，大约是全世界拥有最多读者的杂志之一。在小说《廊桥遗梦》出版以后，在大银幕上，伊斯伍德一改铁汉形象，扮演《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记者，谱写了一出四天四夜的恋曲，赢得全世界不知多少影迷的心。我相信，在那一段日子里，它不但以其求实精神更以其“文艺气息”获得更广泛的信赖。
书写《贝鲁特之役》却是在1989年10月。小说中的丈夫如果回不来了，妻子绝对需要一份工作来支持家计。在这种兵荒马乱的心绪中，她会想到曾经合作过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是基于对杂志和主导者葛先生的信任。有意思的是，葛先生也正想听听这小女子的意见。
葛先生其貌不扬、平易近人，却是胆大心细的商场强手。你知道他的休闲时间做什么吗？在忙碌的会议与重要的决策间隙，他看录像。内容是在美国中部某地，他的私人园林当中，几头白虎的“生活起居”，从沉稳的虎步、撼天震地的虎啸当中吸取营养、调节身心的疲累。自然，那是富人的游戏，但是，却绝对不是每一位富人都能够想象的，其中的许多微妙之处很耐人寻味。
问：果然，小说是以细节取胜的。有关女子操持家务以及与孩子之间的互动似乎也成了整篇小说最“结实”的那个部分，作者的亲身体验想必起着重要的作用。
答：小说的耐人寻味之处常常就在这些地方。母亲忙着招呼客人，或是忙着收拾餐宴残局，孩子睡眼惺忪地要求妈妈陪自己一会儿，大约是每一位母亲都有的生活经历。孩子奶气十足的低语、温暖的小手小脚、对母亲全心全意的信任，几乎是支撑母亲这样一种角色“活下去”、“撑下去”的最大动力。除了人们常常提到的母爱之外，还有一种将自己的体能、智力发挥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的惊人的物质存在。我觉得，那不只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是可以触摸得到，是可以引发千万人共鸣的一种非常具体的存在。
问：你的小说在华文世界里比其他人的作品早得多谈到“恐怖主义”与“恐怖分子”，你似乎在许多文字里不断重复这个题目，只是角度不同而已，比方说《一个半小时》。
答：《一个半小时》写得比较晚也比较成熟，读者朋友们常常提到这本书。最早谈到“恐怖分子”是小说《贝鲁特之役》，完成于1989年。
虽然，在“九·一一”之前十多年，将这样一个题材写进小说，对于华文世界而言自然有它的预见性。事实却是，现代人与“恐怖分子”之间的较量却远远早于“九·一一”。究竟什么是“恐怖分子”呢？那是些有计划的暗杀、绑架、爆炸、下毒的计划者与执行者。这样的人是有着悠远的历史的。比较著名的近代例子，大约可以将拿破仑时代所发生的暗杀与爆炸案，以及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于长达六年的岁月里被长期下毒的过程作为典型。 但是，用话语引起恐怖的联想，将无辜之人放置在一个绝望的境地却并不自知，常常是普通人甚至是“善良人”的寻常行为。在这个领域里，东、西方文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比方说，有这么一个画面，事情发生在1972年的北京，一对年轻人同在新疆建设兵团受苦受难，他们的出身却是不同的，男子的父母是“工人”，女子却出身于有海外关系的知识分子家庭。其实，稍微看得长远一点点，那男子的祖上“在旗”，后来实在破落得不行了，这才勉为其难地打小工糊口。然其在骨子里，这家人的上上下下还是骄傲着他们“皇亲国戚”的“身份”，与那女子正可说是“门当户对”。两人岁数都不小了，谈及婚嫁，男方父母却因为女方“出身不好”而悍然拒绝。女子这才惊觉，那骨子里的骄傲与现世的骄傲竟然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女子不死心，男子母亲生病，她带着水果上门探望。楼梯上，老太太的眼睛里射出冷箭来，牙缝里挤出四个字“干吗来了？”连个“你”字都省略不用了。不但根本没有拿对方当人，而且完全地否定了这女子此行的全部意义。女子留下水果，黯然离去。她走后，那上好的水果并没有被搁置，连老太太在内，一家人吃得高高兴兴，好像那水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当人的善意被完全地抹杀、完全地忽略，人的存在不如一粒水果、不如一根草，而且那么清楚而直接地當面表达蔑视。没有雷霆万钧，只有一句家常话，说给别人听人家都会觉得大约是小题大做。于当事人，却只会带来无以言传的绝望。那女子，终其一生没有向任何人提过这档子事情。我当初站在楼梯另一侧目睹这一幕，却念念不忘，对语言的恐怖效果有了最切实的体会。
写《途经巴黎》，要写的自然是温情与疏离之战。而疏离完全不需要用剑拔弩张来表现。对音乐怀抱梦想的波士顿青年与富家千金同游巴黎，他的简约当然与女友的生活方式不合。女友感冒，其父母赶来将宝贝女儿，顺便将其男友搬进豪华的饭店。这位“老太太”知书达礼，对青年“管吃管住”，但是，却在两个年轻人之间建立了一堵高墙，这墙是用金钱堆砌的，老太太让青年自己看到他的被施舍的地位而自行走避。其实读者当然明白，那堵墙一直是存在的，只是爱情令人盲目，青年没有想到，那堵墙是不可逾越的。尤其是，女孩自己根本就在大墙的另一侧。如同北京那一幕，受伤的也只是那女子一样。
问：老妇人的失子之痛、孤独老人之间纯净的友谊与相互扶持，当然还有他们对素昧平生的外国青年所释放的善意，都是这篇小说里面的重要素质，你却用厨房的温暖、餐桌上的礼仪、轻描淡写的对话来体现，荒寒终于被温暖所取代，巴黎还是老样子，人只是经过了一下而已。这中间，从写作来讲，最要紧的一个媒介似乎并非歌声。
答：不错，那不是歌声，而是地图，比例尺一比一万。我从来没有到过贝鲁特，但是，头一天还和我对面打桥牌的朋友，第二天飞往贝鲁特出差，刚下飞机就被路旁车子里的定时炸弹炸得血肉横飞。这件事情成为一个不断发酵的面团，我被它错综复杂的意义缠住，几年之后，将面团放进烤箱，这个烤箱就是一张非常普通的贝鲁特地图，上面标明了不同政治力量实际控制的区域。《贝鲁特之役》这篇小说就在这些犬牙交错的线条之间展开。
《途经巴黎》的情形正好相反，先有地图。那时候，我正在为写《拿破仑传》做准备工作，我的书房里到处是地图，是拿破仑征战的地图，也是拿破仑生活的地图。巴黎的地图一张又一张。拿破仑死于疾病、死于砒霜中毒，都是说法，都有根据。但是，细读拿破仑，他内心的绝望、荒凉，他的天才被囚困所带来的痛苦，才是他生命最后一程的主题，这深深地打动我。我要写的书是为青少年读者提供知识与素养的，必须适可而止。但是内心感同身受的煎熬必须有一个出口，这出口绝非散文可以容纳，于是求助于小说。在地图上，并不远，由塞纳-马恩省河河边出发，溜达着就到了。1800年12月21日，雪月爆炸案，卖面包的小女孩被陌生人牵着手走过这几条街，去一条大道上看守一辆装满炸药的马车。剧烈的爆炸，没有伤到拿破仑，小女孩与当时在街上的普通百姓却成为受害人。二十一世纪，这里演出着人间普通的悲喜剧，雨雾中那湿漉漉的石板路却是同样地见证着人间发生的一切。
石板路从地图上走下来，带着我释放那纠缠在心底的情感。
问：比例尺一比一万。地图是一，情感是一万。
答：还有歌声，还有对细节的研究，还有美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