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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相遇成全了一幅毕业创作画，也成全了不期而遇的爱情。但是，爱情能成全婚姻吗?
1987年，黄林即将从云南艺术学院毕业。当时她20岁，看什么都是希望，想什么都是美丽。她自己作主联系了拉萨电影制片厂和敦煌研究院，两家单位都反应迅速地回信，欢迎她去工作。这使她对自己的毕业创作有了更高的追求。她决心全力以赴，给母校也给新单位交一份能把自己的才气心绪都发挥得淋漓尽致的答卷。
于是，在那年多雨的季节，经朋友介绍，黄林在一个闲置的厂房里借到了一间小屋，全力投入毕业创作。但是，空旷的厂房，冰冷的机器，总让黄林感到一种莫名的寂寞和烦躁。又下雨了，屋檐流水滴答滴答地把院子衬得更是别无声息。黄林凝视着画板，寻找着梦里的西藏和敦煌。
已经不是第一天了，画布仿佛宽大无边，怎么下笔都显得太微不足道，铺垫什么色彩都感觉太过单薄；又好像画布太小太小，随便一笔就会满得密不透风。不知不觉又到了黄昏，黄林不禁有些烦躁。
突然，屋檐的雨滴声里混入了一阵熟悉的旋律。是吉他，轻缓、沉着、悠扬，一下就把黄林的心弦拨动了。对!是《雨滴》，它一出现就滴向黄林的心扉。
苦闷中的黄林，带着莫名的激动和好奇，轻轻拉开门。就在另一间出租屋里，透着橘黄色的灯光，吉他再次拨响的时候变成了《阿斯图亚斯》。黄林看到一个小伙子正在全神贯注地弹着吉他。他大约二十八九岁的样子，浑身透着成熟与随意，那份专注，那份凄迷，使得黄林一下就听到了自己的心跳。黄林感到一种藏在心灵深处的情愫，正在被缓慢地牵引出来，随着《阿斯图亚斯》的旋律正无法抗拒地化成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弥漫全身。
就这样，一幅取名《雨滴》的油画出现在黄林的画布上。同样的橘黄色，一位弹吉他的小伙子，雨雾迷离，滴水清清。《雨滴》在云南艺术学院美术系八七级毕业创作展上获得优秀奖。《雨滴》也是一个梦，完全改写了黄林的人生选择。她不想去西藏也不想到敦煌了，尽管这两个地方都曾是她的理想。她要留在昆明，留在《雨滴》编织的梦里。
毕业不久，在一个繁星满天、和风习习的夜晚，黄林嫁为人妻。没有排场气派的婚礼，没有亲朋好友的祝词，没有精心布置的新房，只有一个约定：永远相守，永远相爱，永远守住《雨滴》中那份温馨与浪漫。
在大观楼附近租了间农民的房子，黄林开始了新婚生活。弹吉他的小伙子——黄林的丈夫照样打工挣钱。倒是黄林，又做了一个至今还在同学朋友中引发着不同看法的决定：留职停薪，离开了晋宁的工厂，整日在家里画画，圆着自己的画家梦。年轻的丈夫也总是斗志昂扬，说面包会有的，房子也会有的，一切好日子都会到来的。黄林幸福得一塌糊涂，一幅幅新作摆满小屋。更让这对小夫妻兴奋无比的是，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孩子。
婚姻不是爱情两个字可以了结的。面对生活，面对情感危机，她选择了什么?
日子很快就翻到了1989年。
丈夫总是外出打工挣钱，拿回家的钱却总是很少。有一天，他给了黄林800元钱，说要出差。可是，他一去就是很长时间。黄林的钱用完了，孩子也快要出世了，怎么办?终于，丈夫穿着一身散发着汽油味的牛仔服，带着一脸的懊恼回到了家，黄林这才知道丈夫做生意赔了，赔得精光。摸着肚子里的孩子，黄林的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
哭过了，一抖家底，才知道连下月的房租钱也付不出来了。黄林和丈夫只好退了房子，一同回到晋宁娘家。黄林的母亲全力支持了这对陷入困境的小夫妻。孩子生下来了，是女孩。女孩给所有人带来了欢乐，也无端地生出了许多家务。不久，母亲上班去了。丈夫也烦了，孩子还没满月，他就借口要去学开车回了昆明。
那段日子的艰难是她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孩子身体不好，有时整夜地哭；要擂米浆、喂药、洗衣物尿布。娘家的住房也紧张，黄林和孩子只能住在楼梯间，屋子潮湿，老鼠多，经济上也相当的困难。黄林总盼着丈夫能回来帮一帮自己，顾一顾这个家。到孩子4个月大的时候，丈夫总算回来了，跟他提到生活费，丈夫说剩下的钱回来之前请客了。黄林一听，什么话都说不出来，第一次用很陌生的眼光看着丈夫：难道这就是当初信誓旦旦要让自己一生幸福的男人吗?
第二天一早，丈夫又要走了，说他要去工作。“什么时候接我们回昆明?”黄林固执地问。丈夫想了想，回答说：“等我安顿好的时候。”
这一去又是不少日子，几乎没有音信，知道丈夫在昆明一家企业开车，还是听别人说的。黄林有一种被抛弃的绝望。于是，走出校门不过三年，走进婚姻不过两年的黄林，在孩子才11个月的时候，做了一个重大而愚蠢的选择：服用了大把的安眠药，以求得生命的“解脱”。黄林后来回忆说：“我迷迷糊糊的，只记得妈妈在不停地恳求医生救我的命，我则本能地拒绝一切抢救。等我清醒过来能说话的时候，丈夫就在眼前。我问：‘这是什么地方?’丈夫说：‘红联村，我们的家。’”
接下来的日子相对平静了许多。面对新的家和丈夫前段日子的杳无音信，她没有一句要问的话，只想他能回家相守。 但是，1994年，“情人节”刚过，这个家又出事了。
事情就出在丈夫出差回家以后。黄林像往常一样，高兴地迎候丈夫。每次丈夫回家总能引起她好一阵喜悦，但是，丈夫这次却一反常态的板着面孔，很疲倦的样子。他对黄林说：“你到同学那里住两天吧，我心里很烦，你也可以趁机去和同学聊聊天，孩子我来照料。”黄林住了几天，才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头。这算什么事嘛，总盼丈夫回家，丈夫回家了，自己却住到了同学家。她又匆匆赶回家，没想到丈夫见她回来，立刻收拾东西说：“我走!”黄林当时就慌了，惊恐地拉住丈夫不停地问：“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做?”
于是，丈夫火山爆发一般叫了起来：“我在外面拼命挣钱，你却不出去工作，整天在家里闲着，搞这些无聊的东西。”说着，丈夫把她正在编织的毛衣几把扯烂，并指着墙上的画说：“这些东西也不能当饭吃，我养不活你了，你走吧，孩子我会带的。”
黄林一时没有了主意，只是本能而无助地说：“我们说过要相守一辈子的。”丈夫望着妻子，沉默了好一阵才说：“我爱上别人了，是西双版纳的一个女孩，我们还是分手算了。”说完就要走，临出门的时候丢下一句话，让黄林考虑离婚的事。
黄林觉得生活欺骗了自己，再次选择了死。她用刀子割开了自己的腕动脉，很从容很平静地看着鲜血缓缓地流在床上。
正好一位女同学来看她，黄林命不该绝。
丈夫听到消息就匆匆赶来了，他看着昏迷中平静异常的黄林，看着她苍白的脸、带血的衣服，眼角也湿润起来。黄林刚醒来，他就说：“你快好起来，我们还像从前一样，一家三口好好过日子。”而黄林只是哭，血人成了泪人。
黄林说，那时我太年轻了，总认为丈夫很坚强很有社会阅历，不仅可以照顾自己，还应当有能力照顾我这个才出学校门就嫁给他的“小女孩”。我当时真的不懂再坚强再能干的男人也有软弱的时候，也需要妻子的安慰和体贴，来度过生存难关和心理危机。
后来，他们住在大梅园巷一个即将拆迁的破旧小院里，还是别人搬走后留给他们的。房子低矮潮湿，屋内的布置倒是透着匠心，但仍显得有些拥挤甚至凌乱。
生活的重压灰暗了爱情，初恋的承诺也恍若隔世。放弃还是固守，她如何选择?婚外婚内，她怎样摆平?
在大梅园巷的日子，黄林几乎哪儿都不去，守着那个小院，却不知道守的是什么；过着自己的日子，也不知道是什么日子，生活平静得犹如一潭死水。
直到1996年秋天，一个男人走进她的生活。
那天，黄林上街去买毛线，回家的路上，一位高个子的外国小伙用熟练的中国话问她，云南大学怎么走?显然，这个小伙子在小巷里迷了路。黄林就顺路带了他一段，然后站在 自己家门口说：“再往前拐个弯就到了。”洋小伙望着小院破旧斑驳的铁门问黄林：“这是你的家吗?我可不可以到你家做客?”黄林让他进了家门，可这个小伙子又不相信地问：“这就是你的家?”
家很小，院子也很破。黄林说：“是的，我丈夫、女儿和我三个人住这儿。”就在黄林倒茶的时候，小伙子已经很感兴趣地在瞧黄林挂在墙上的油画。于是，她知道他叫阿尔贝托，意大利人，正在云南大学进修汉语。于是，就有了很投机的交谈，就有了服安眠药也无济于事的失眠。阿尔贝托富有朝气、坦率、热情，像一缕阳光，使黄林冬眠一般的心苏醒了过来。同时，黄林又有些自责：怎么啦?有丈夫有孩子，还能有这样的心情?
突如其来的爱情热烈而生动，与黄林正在经历的死水一般的婚姻危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黄林有些不知所措了，再拿起笔画的时候，画的都是阿尔贝托。
阿尔贝托出身于意大利一个商人世家，家族知道这事后坚决反对他娶一个中国女人。可是，阿尔贝托也很坚决，特别是知道了黄林的困境后，他说一定要把她带到意大利。
一天，阿尔贝托给黄林送了一朵红玫瑰，并把它插在一个小花瓶里。花虽然只是一朵，却非常显眼，在光线昏暗清贫的家里显得气质不凡。丈夫回来了，一眼就看到了瓶子里抢眼的红玫瑰，就问：“哪个憨蛋送的?”女儿说：“外国叔叔送的。”丈夫的眼光转向黄林，黄林则用沉默认可了一切。丈夫也沉默了。
还是雨季，阿尔贝托又来了，他将转学到北京去。黄林再次拒绝了阿尔贝托的求爱。她不想再有一个承诺，但却把自己最喜欢的满是浪漫花朵的油画和一幅阿尔贝托的速写送给了他。阿尔贝托很情绪化地说：“我再也不会到昆明来了，尽管昆明很漂亮。”黄林靠着破旧的铁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用目光把阿尔贝托送得很远很远。
送走阿尔贝托，黄林回到屋里，见丈夫正在喝酒。他看到黄林就说：“我以为你跟他走了。”黄林说：“不会的，我说过的话是算数的，我还要看着孩子长大。”
那天晚上，丈夫又拿出尘封的吉他，细心地拂去上面的灰尘，手指轻轻一拨，那首《雨滴》的旋律又溪水清泉般缓缓流出。虽然多了些伤感、沉重和凄清，可还是那么动人，那么优美。一曲未了，黄林已经在想，也许那个承诺又回到丈夫的心里来了。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做同样的事／梦想太多／而时间／皮筋一样拉长／又缩回／我始终不知道自己活了多少年”黄林把自己对于岁月对于生命的困惑写在一首诗里面。她重新拿起了笔，很投入地绘画、写诗。似乎在经历了生活的重压和婚姻的危机之后，黄林的丈夫这个已进不惑之年的大男孩忽然长成了男人，找回了为人父、为人夫的责任。“其实我真的爱黄林。”他说。
柳暗花明的黄林，绘画比过去更有意韵，曾经那么直露的主题，现在总是深深地藏在油彩后面；她的诗歌也不断地发表，见报见刊率比过去高出了许多。
1997年，在丈夫的支持与资助下，黄林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冰凉的画幅》。
也许，这就是黄林婚姻的生命所在：一份只属于自己却总能感动别人、经久不灭的感动。
靠着这份感动，一个家庭跌跌撞撞地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丈夫和妻子分别迎来了自己生命的新天地。他们凑钱在一个生活小区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黄林终于有了自己的画室。1998年8月，黄林和她的同学一起，在云南美术馆成功地举办了《云南女画家五人联展》。开展那天，丈夫站在她的身边散发着宣传画册，黄林则表情灿烂地向每一位来宾介绍：“这是我先生。”
就在画展开展的头一天，黄林接到了一个电话，竟是久违的阿尔贝托。这位意大利学生又来到了昆明，并且他两天后就要回意大利结婚了。黄林很吃惊自己的从容，她说：“明天刚好是我的画展开幕，请你来参加。”阿尔贝托说：“我来了以后能改变什么吗?”黄林知道他的意思，说：“不能。”阿尔贝托沉默了一阵，说：“那我就不来了，还是不见面好些，让我们互相忘记吧。”
黄林坦诚地说，如果阿尔贝托哪一天又来到我面前，说他还爱我，还是要带我走，我不知道是不是还能守得住那个承诺，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勇气拒绝他。真的，我不知道!
可是，阿尔贝托还会回来吗?M(责编 周华)
1987年，黄林即将从云南艺术学院毕业。当时她20岁，看什么都是希望，想什么都是美丽。她自己作主联系了拉萨电影制片厂和敦煌研究院，两家单位都反应迅速地回信，欢迎她去工作。这使她对自己的毕业创作有了更高的追求。她决心全力以赴，给母校也给新单位交一份能把自己的才气心绪都发挥得淋漓尽致的答卷。
于是，在那年多雨的季节，经朋友介绍，黄林在一个闲置的厂房里借到了一间小屋，全力投入毕业创作。但是，空旷的厂房，冰冷的机器，总让黄林感到一种莫名的寂寞和烦躁。又下雨了，屋檐流水滴答滴答地把院子衬得更是别无声息。黄林凝视着画板，寻找着梦里的西藏和敦煌。
已经不是第一天了，画布仿佛宽大无边，怎么下笔都显得太微不足道，铺垫什么色彩都感觉太过单薄；又好像画布太小太小，随便一笔就会满得密不透风。不知不觉又到了黄昏，黄林不禁有些烦躁。
突然，屋檐的雨滴声里混入了一阵熟悉的旋律。是吉他，轻缓、沉着、悠扬，一下就把黄林的心弦拨动了。对!是《雨滴》，它一出现就滴向黄林的心扉。
苦闷中的黄林，带着莫名的激动和好奇，轻轻拉开门。就在另一间出租屋里，透着橘黄色的灯光，吉他再次拨响的时候变成了《阿斯图亚斯》。黄林看到一个小伙子正在全神贯注地弹着吉他。他大约二十八九岁的样子，浑身透着成熟与随意，那份专注，那份凄迷，使得黄林一下就听到了自己的心跳。黄林感到一种藏在心灵深处的情愫，正在被缓慢地牵引出来，随着《阿斯图亚斯》的旋律正无法抗拒地化成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弥漫全身。
就这样，一幅取名《雨滴》的油画出现在黄林的画布上。同样的橘黄色，一位弹吉他的小伙子，雨雾迷离，滴水清清。《雨滴》在云南艺术学院美术系八七级毕业创作展上获得优秀奖。《雨滴》也是一个梦，完全改写了黄林的人生选择。她不想去西藏也不想到敦煌了，尽管这两个地方都曾是她的理想。她要留在昆明，留在《雨滴》编织的梦里。
毕业不久，在一个繁星满天、和风习习的夜晚，黄林嫁为人妻。没有排场气派的婚礼，没有亲朋好友的祝词，没有精心布置的新房，只有一个约定：永远相守，永远相爱，永远守住《雨滴》中那份温馨与浪漫。
在大观楼附近租了间农民的房子，黄林开始了新婚生活。弹吉他的小伙子——黄林的丈夫照样打工挣钱。倒是黄林，又做了一个至今还在同学朋友中引发着不同看法的决定：留职停薪，离开了晋宁的工厂，整日在家里画画，圆着自己的画家梦。年轻的丈夫也总是斗志昂扬，说面包会有的，房子也会有的，一切好日子都会到来的。黄林幸福得一塌糊涂，一幅幅新作摆满小屋。更让这对小夫妻兴奋无比的是，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孩子。
婚姻不是爱情两个字可以了结的。面对生活，面对情感危机，她选择了什么?
日子很快就翻到了1989年。
丈夫总是外出打工挣钱，拿回家的钱却总是很少。有一天，他给了黄林800元钱，说要出差。可是，他一去就是很长时间。黄林的钱用完了，孩子也快要出世了，怎么办?终于，丈夫穿着一身散发着汽油味的牛仔服，带着一脸的懊恼回到了家，黄林这才知道丈夫做生意赔了，赔得精光。摸着肚子里的孩子，黄林的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
哭过了，一抖家底，才知道连下月的房租钱也付不出来了。黄林和丈夫只好退了房子，一同回到晋宁娘家。黄林的母亲全力支持了这对陷入困境的小夫妻。孩子生下来了，是女孩。女孩给所有人带来了欢乐，也无端地生出了许多家务。不久，母亲上班去了。丈夫也烦了，孩子还没满月，他就借口要去学开车回了昆明。
那段日子的艰难是她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孩子身体不好，有时整夜地哭；要擂米浆、喂药、洗衣物尿布。娘家的住房也紧张，黄林和孩子只能住在楼梯间，屋子潮湿，老鼠多，经济上也相当的困难。黄林总盼着丈夫能回来帮一帮自己，顾一顾这个家。到孩子4个月大的时候，丈夫总算回来了，跟他提到生活费，丈夫说剩下的钱回来之前请客了。黄林一听，什么话都说不出来，第一次用很陌生的眼光看着丈夫：难道这就是当初信誓旦旦要让自己一生幸福的男人吗?
第二天一早，丈夫又要走了，说他要去工作。“什么时候接我们回昆明?”黄林固执地问。丈夫想了想，回答说：“等我安顿好的时候。”
这一去又是不少日子，几乎没有音信，知道丈夫在昆明一家企业开车，还是听别人说的。黄林有一种被抛弃的绝望。于是，走出校门不过三年，走进婚姻不过两年的黄林，在孩子才11个月的时候，做了一个重大而愚蠢的选择：服用了大把的安眠药，以求得生命的“解脱”。黄林后来回忆说：“我迷迷糊糊的，只记得妈妈在不停地恳求医生救我的命，我则本能地拒绝一切抢救。等我清醒过来能说话的时候，丈夫就在眼前。我问：‘这是什么地方?’丈夫说：‘红联村，我们的家。’”
接下来的日子相对平静了许多。面对新的家和丈夫前段日子的杳无音信，她没有一句要问的话，只想他能回家相守。 但是，1994年，“情人节”刚过，这个家又出事了。
事情就出在丈夫出差回家以后。黄林像往常一样，高兴地迎候丈夫。每次丈夫回家总能引起她好一阵喜悦，但是，丈夫这次却一反常态的板着面孔，很疲倦的样子。他对黄林说：“你到同学那里住两天吧，我心里很烦，你也可以趁机去和同学聊聊天，孩子我来照料。”黄林住了几天，才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头。这算什么事嘛，总盼丈夫回家，丈夫回家了，自己却住到了同学家。她又匆匆赶回家，没想到丈夫见她回来，立刻收拾东西说：“我走!”黄林当时就慌了，惊恐地拉住丈夫不停地问：“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做?”
于是，丈夫火山爆发一般叫了起来：“我在外面拼命挣钱，你却不出去工作，整天在家里闲着，搞这些无聊的东西。”说着，丈夫把她正在编织的毛衣几把扯烂，并指着墙上的画说：“这些东西也不能当饭吃，我养不活你了，你走吧，孩子我会带的。”
黄林一时没有了主意，只是本能而无助地说：“我们说过要相守一辈子的。”丈夫望着妻子，沉默了好一阵才说：“我爱上别人了，是西双版纳的一个女孩，我们还是分手算了。”说完就要走，临出门的时候丢下一句话，让黄林考虑离婚的事。
黄林觉得生活欺骗了自己，再次选择了死。她用刀子割开了自己的腕动脉，很从容很平静地看着鲜血缓缓地流在床上。
正好一位女同学来看她，黄林命不该绝。
丈夫听到消息就匆匆赶来了，他看着昏迷中平静异常的黄林，看着她苍白的脸、带血的衣服，眼角也湿润起来。黄林刚醒来，他就说：“你快好起来，我们还像从前一样，一家三口好好过日子。”而黄林只是哭，血人成了泪人。
黄林说，那时我太年轻了，总认为丈夫很坚强很有社会阅历，不仅可以照顾自己，还应当有能力照顾我这个才出学校门就嫁给他的“小女孩”。我当时真的不懂再坚强再能干的男人也有软弱的时候，也需要妻子的安慰和体贴，来度过生存难关和心理危机。
后来，他们住在大梅园巷一个即将拆迁的破旧小院里，还是别人搬走后留给他们的。房子低矮潮湿，屋内的布置倒是透着匠心，但仍显得有些拥挤甚至凌乱。
生活的重压灰暗了爱情，初恋的承诺也恍若隔世。放弃还是固守，她如何选择?婚外婚内，她怎样摆平?
在大梅园巷的日子，黄林几乎哪儿都不去，守着那个小院，却不知道守的是什么；过着自己的日子，也不知道是什么日子，生活平静得犹如一潭死水。
直到1996年秋天，一个男人走进她的生活。
那天，黄林上街去买毛线，回家的路上，一位高个子的外国小伙用熟练的中国话问她，云南大学怎么走?显然，这个小伙子在小巷里迷了路。黄林就顺路带了他一段，然后站在 自己家门口说：“再往前拐个弯就到了。”洋小伙望着小院破旧斑驳的铁门问黄林：“这是你的家吗?我可不可以到你家做客?”黄林让他进了家门，可这个小伙子又不相信地问：“这就是你的家?”
家很小，院子也很破。黄林说：“是的，我丈夫、女儿和我三个人住这儿。”就在黄林倒茶的时候，小伙子已经很感兴趣地在瞧黄林挂在墙上的油画。于是，她知道他叫阿尔贝托，意大利人，正在云南大学进修汉语。于是，就有了很投机的交谈，就有了服安眠药也无济于事的失眠。阿尔贝托富有朝气、坦率、热情，像一缕阳光，使黄林冬眠一般的心苏醒了过来。同时，黄林又有些自责：怎么啦?有丈夫有孩子，还能有这样的心情?
突如其来的爱情热烈而生动，与黄林正在经历的死水一般的婚姻危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黄林有些不知所措了，再拿起笔画的时候，画的都是阿尔贝托。
阿尔贝托出身于意大利一个商人世家，家族知道这事后坚决反对他娶一个中国女人。可是，阿尔贝托也很坚决，特别是知道了黄林的困境后，他说一定要把她带到意大利。
一天，阿尔贝托给黄林送了一朵红玫瑰，并把它插在一个小花瓶里。花虽然只是一朵，却非常显眼，在光线昏暗清贫的家里显得气质不凡。丈夫回来了，一眼就看到了瓶子里抢眼的红玫瑰，就问：“哪个憨蛋送的?”女儿说：“外国叔叔送的。”丈夫的眼光转向黄林，黄林则用沉默认可了一切。丈夫也沉默了。
还是雨季，阿尔贝托又来了，他将转学到北京去。黄林再次拒绝了阿尔贝托的求爱。她不想再有一个承诺，但却把自己最喜欢的满是浪漫花朵的油画和一幅阿尔贝托的速写送给了他。阿尔贝托很情绪化地说：“我再也不会到昆明来了，尽管昆明很漂亮。”黄林靠着破旧的铁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用目光把阿尔贝托送得很远很远。
送走阿尔贝托，黄林回到屋里，见丈夫正在喝酒。他看到黄林就说：“我以为你跟他走了。”黄林说：“不会的，我说过的话是算数的，我还要看着孩子长大。”
那天晚上，丈夫又拿出尘封的吉他，细心地拂去上面的灰尘，手指轻轻一拨，那首《雨滴》的旋律又溪水清泉般缓缓流出。虽然多了些伤感、沉重和凄清，可还是那么动人，那么优美。一曲未了，黄林已经在想，也许那个承诺又回到丈夫的心里来了。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做同样的事／梦想太多／而时间／皮筋一样拉长／又缩回／我始终不知道自己活了多少年”黄林把自己对于岁月对于生命的困惑写在一首诗里面。她重新拿起了笔，很投入地绘画、写诗。似乎在经历了生活的重压和婚姻的危机之后，黄林的丈夫这个已进不惑之年的大男孩忽然长成了男人，找回了为人父、为人夫的责任。“其实我真的爱黄林。”他说。
柳暗花明的黄林，绘画比过去更有意韵，曾经那么直露的主题，现在总是深深地藏在油彩后面；她的诗歌也不断地发表，见报见刊率比过去高出了许多。
1997年，在丈夫的支持与资助下，黄林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冰凉的画幅》。
也许，这就是黄林婚姻的生命所在：一份只属于自己却总能感动别人、经久不灭的感动。
靠着这份感动，一个家庭跌跌撞撞地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丈夫和妻子分别迎来了自己生命的新天地。他们凑钱在一个生活小区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黄林终于有了自己的画室。1998年8月，黄林和她的同学一起，在云南美术馆成功地举办了《云南女画家五人联展》。开展那天，丈夫站在她的身边散发着宣传画册，黄林则表情灿烂地向每一位来宾介绍：“这是我先生。”
就在画展开展的头一天，黄林接到了一个电话，竟是久违的阿尔贝托。这位意大利学生又来到了昆明，并且他两天后就要回意大利结婚了。黄林很吃惊自己的从容，她说：“明天刚好是我的画展开幕，请你来参加。”阿尔贝托说：“我来了以后能改变什么吗?”黄林知道他的意思，说：“不能。”阿尔贝托沉默了一阵，说：“那我就不来了，还是不见面好些，让我们互相忘记吧。”
黄林坦诚地说，如果阿尔贝托哪一天又来到我面前，说他还爱我，还是要带我走，我不知道是不是还能守得住那个承诺，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勇气拒绝他。真的，我不知道!
可是，阿尔贝托还会回来吗?M(责编 周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