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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局限
中国音乐史学是以文献资料为基础进行的研究。文献资料是中国音乐史学研究工作中必不可缺的，是音乐研究的基础，对音乐史学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文献资料也有自身的局限。
文献资料大部分是由史官来记录的，史官多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就有可能存在有意歪曲事实，或者由于记录史官认识不足等原因，导致文献资料难以记录当时的真实情况。类似于这样的文献资料有待于考证以后才能使用。文献资料对少数民族音乐的记载也相对较少，大部分记载的是汉族音乐发展的状况。伍国栋先生曾经指出：“历史文献和他人著述中的音乐资料，都是‘过去的音乐事实’，显现的都是已经发生过的音乐事象，所以这些音乐资料对民族音乐学研究者来说，都是‘历史的音乐资料’和‘第二手的音乐资料’。”①
文献资料与实物资料的局限性，导致“近十多年来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将自我局限在专业艺术的视野中，过于墨守前人成果，无法跳出固有学术理念束缚，创新性成果可谓不多”。②在音乐学的研究中，不能只是依赖文献资料，亟需寻找新的研究方法，改善这种状况。田野工作的补入便是一种路径，即根据音乐研究的对象，深入到现场亲自感受“活态”的音乐，获取第一手的资料。
中国自古就有田野工作的传统，《汉书·艺文志》即记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政也”。《食货志》则记述了采诗之法，“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献於天子”。而在当代，田野工作更是在民族音乐学中广泛应用的研究方法之一。田野工作一般分为现场工作和案头工作，研究者先在特定的环境中亲身体验并收集音乐资料，然后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记谱、分析与整理。田野工作对于解决资料的缺失与资料的真实性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
20世纪50至60年代，田野工作在中国出现了高潮，田野调查成为音乐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观念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不再是以那种主要是为音乐创作服务的调查，而成为一种主要为音乐学服务的调查”。③很多音乐学者吸收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的经验与方法，对各个民族的传统音乐进行调查研究。为了能够真正的了解当地的音乐，研究者亲身前往田野工作的现场，学习当地的方言、乐器、舞蹈，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中，亲身体验，从而更好的调查与研究。
二、田野工作对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意义
通过田野工作我们可以找到第一手资料。由于在文献资料在传递的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会使文献资料出现删减或增加，导致其失去其客观性。研究人员通过田野工作可以掌握第一手资料，提高效率，保证资料的相对完整性。例如项阳先生的《山西乐户研究》通过实地走访，调查了解相关的知情人，从而为编写高质量的书籍打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貌。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音乐资料的贡献，夸大田野工作的作用，田野工作不可能做到对所有地方音乐进行直接观察与研究，不可能完全不使用音乐文献资料。“历史学家为了把握‘活态的历史’，将活材料与死文献接通相互印证，以人类学方法论为指导走进‘田野’实践、感悟，这是历史的田野，在田野中感知历史”。④
三、田野工作与文献资料之间的关系
各个朝代的文献资料都有大量的积累，很多地方部门收集的文献资料，内容大部分比较可靠。田野工作之前翻阅文献资料可以使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避免一些无谓的重复劳动，将更多的精力放到更有价值的调查上。熟悉文献资料可以使研究者提前了解调查对象，帮助研究者进入田野现场快速的了解研究对象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社会状况，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调查，从而更好地分析研究对象的历史和现状，获得更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通过田野工作收集到的音乐资料，突出了音乐资料的实证价值，为辨别文献资料记载的准确性提供了基本的依据。为了确保田野工作调查对象内容的真实性，研究者在音乐现场要对调查的对象反复观察，反复询问同一个音乐问题，以此来判断所获音乐资料的准确性与真实性。因此，通过田野工作可以验证文献资料的真实性，仓修良先生指出：“实地采访所得的亲自见闻的材料，其价值往往胜过于有形的文字记载，它不但可以补充书面史料不足，订正旧日载籍之谬误，并且考察过程中由于获得丰富的感性知识，从而加深了对所要记载的真实历史的理解程度”。⑤
四、田野工作的方法论对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借鉴
田野工作既是具体的方法，又是方法论，在田野工作的具体进行中，都是由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给以指导，只注重具体的方法而忽视理论的指导是很难获得田野工作的成功的。只有将具体的方法与方法论相结合才能在音乐现场取得丰富的音乐资料，为课题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田野工作可以促使音乐学者走出教室走出图书馆，进入到广阔的音乐现场，真实的记录和保存原始的音乐，为音乐研究提供更多的资料。田野工作还可以让音乐学者关注文献中未记载的音乐，比如像原生态音乐这样不为人知的音乐文化，从而引起音乐学者的重视，更好的保存原生态音乐。
“要走向历史现场、走向地方（区域） 社会，必须把握与乡民打交道、田野考察的方法， 这涉及到多种区域文化材料获取以及活态仪式把握等诸多层面， 这恰恰是人类学的看家本领”。⑥一些著名的音乐学者，坚持不懈地进行实地调查，并将此项工作作为学术生涯的一部分，在理论与实践上进行科学探索，对音乐学做出重要贡献。他们通过自己在田野工作中的实践经验总结出自己的一套田野调查的方法，对于田野工作有很好的帮助，但是由于每个田野工作者所处的环境、对象、目的不同，在实践中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田野工作推动着民族音乐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理论和方法的进步会反作用于田野工作，田野工作的方法有很多，其中主要的有：
（一）与民间音乐人的交谈；民间音乐人很多是历史的传承者，他们对音乐的传承有着很严格的规定，不会对民间音乐随意的改动，通过与他们的交谈会发现音乐背后的故事，对于理解音乐和保护音乐是非常重要的。与民间音乐人进行专门的访谈与交流，对文献资料中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的解决，从而更好的理解文献资料。 （二）亲身前往田野工作的现场；田野工作中我们还要学习当地的方言，尝试演奏他们的乐器以及学习当地的舞蹈，通过自己的亲身的体验才能将自己与他们融在一起，真正了解当地的音乐。
（三）事先对当地历史背景要有充分的了解；田野工作不是简单的参观也不是简单的访谈，而是在了解当地的历史和音乐后进行深入的挖掘，对自己提出的问题寻找答案。只有在掌握资料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深入研究，才能将所得的资料上升到一个理论的高度。项阳先生在《接通的意义——传统·田野·历史》中指出，“中国地方社会研究，涉及的面相当广泛……把‘王朝典章制度’廓清，在这个前提下走向历史的田野，针对共同的研究对象，打破学科的壁垒，强调多学科共同协作，才能够使研究有立体化的把握”。⑦其中“王朝典章制度”就需要利用文献资料来理解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了解当时整个社会的大体背景，从而更好的解读民间音乐的现象。
笔者认为田野工作的对象是“田野”上的音乐活动，这样我们就可以扩大田野工作的范围，田野工作不仅仅只是在原野、村寨的传统民间活动，还包括音乐会、与老艺人的访谈与交流、关于音乐的学术讨论会等都可以作为“田野”研究的的对象。“田野”无处不在，只要是有关音乐的活动我们都可以把它作为“田野”，作为田野工作研究的对象。我国拥有56个民族，它所具有丰富的音乐文化，还需要很多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考证和研究的东西，因此在调查的内容上还应该不断扩展新的范围。
五、结语
作为一个音乐学的工作者，对音乐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只重视文献工作，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对音乐现象的理解，更多的是探讨音乐背后的原因，研究者要将对象放在所处的环境中，从影响音乐的各个角度分析音乐为什么会这样。因此，研究者不能仅仅依靠书面资料，而是更多的深入到对象所处的环境，并参与到环境之中进行观察，在一段时间内成为这个群体的一部分。
通过实地调查与文献解读的结合，更容易发现，在“国家”与“民间”的长期互动中形成的国家的或精英的“话语”背后，百姓日常活动所反映出来的空间观念和地域认同意识，是在实际历史过程中不断变化的。从不局限于行政区划的、网络状的“区域”视角出发，有可能重新解释中国的社会历史。⑧因此史学家应培养这种“走向历史的田野”的意识，而民族音乐学家亦应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王朝典章制度有相对深层的把握。在各有侧重的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相互借鉴才能够有真正宏观意义上的认知。⑨
注释：
①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增订版），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2年，第104页。
②王志军：《历史发展与反思：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术方法与研究之关系探赜》，《中国音乐学》，2015年，第1期。
③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增订版），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2年，第102页
④项阳：《接通的意义——传统·田野·历史》，《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⑤仓修良：《方志学通论》，济南：齐鲁出版社，1990年。
⑥项阳：《接通的意义——传统·田野·历史》，《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⑦项阳：《接通的意义——传统·田野·历史》，《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⑧陈春声：《丛书总序·走向历史现场》，郑振涛：《乡族与国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Ⅰ—Ⅷ页。
⑨项阳：《接通的意义——传统·田野·历史》，《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中国音乐史学是以文献资料为基础进行的研究。文献资料是中国音乐史学研究工作中必不可缺的，是音乐研究的基础，对音乐史学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文献资料也有自身的局限。
文献资料大部分是由史官来记录的，史官多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就有可能存在有意歪曲事实，或者由于记录史官认识不足等原因，导致文献资料难以记录当时的真实情况。类似于这样的文献资料有待于考证以后才能使用。文献资料对少数民族音乐的记载也相对较少，大部分记载的是汉族音乐发展的状况。伍国栋先生曾经指出：“历史文献和他人著述中的音乐资料，都是‘过去的音乐事实’，显现的都是已经发生过的音乐事象，所以这些音乐资料对民族音乐学研究者来说，都是‘历史的音乐资料’和‘第二手的音乐资料’。”①
文献资料与实物资料的局限性，导致“近十多年来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将自我局限在专业艺术的视野中，过于墨守前人成果，无法跳出固有学术理念束缚，创新性成果可谓不多”。②在音乐学的研究中，不能只是依赖文献资料，亟需寻找新的研究方法，改善这种状况。田野工作的补入便是一种路径，即根据音乐研究的对象，深入到现场亲自感受“活态”的音乐，获取第一手的资料。
中国自古就有田野工作的传统，《汉书·艺文志》即记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政也”。《食货志》则记述了采诗之法，“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献於天子”。而在当代，田野工作更是在民族音乐学中广泛应用的研究方法之一。田野工作一般分为现场工作和案头工作，研究者先在特定的环境中亲身体验并收集音乐资料，然后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记谱、分析与整理。田野工作对于解决资料的缺失与资料的真实性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
20世纪50至60年代，田野工作在中国出现了高潮，田野调查成为音乐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观念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不再是以那种主要是为音乐创作服务的调查，而成为一种主要为音乐学服务的调查”。③很多音乐学者吸收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的经验与方法，对各个民族的传统音乐进行调查研究。为了能够真正的了解当地的音乐，研究者亲身前往田野工作的现场，学习当地的方言、乐器、舞蹈，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中，亲身体验，从而更好的调查与研究。
二、田野工作对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意义
通过田野工作我们可以找到第一手资料。由于在文献资料在传递的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会使文献资料出现删减或增加，导致其失去其客观性。研究人员通过田野工作可以掌握第一手资料，提高效率，保证资料的相对完整性。例如项阳先生的《山西乐户研究》通过实地走访，调查了解相关的知情人，从而为编写高质量的书籍打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貌。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音乐资料的贡献，夸大田野工作的作用，田野工作不可能做到对所有地方音乐进行直接观察与研究，不可能完全不使用音乐文献资料。“历史学家为了把握‘活态的历史’，将活材料与死文献接通相互印证，以人类学方法论为指导走进‘田野’实践、感悟，这是历史的田野，在田野中感知历史”。④
三、田野工作与文献资料之间的关系
各个朝代的文献资料都有大量的积累，很多地方部门收集的文献资料，内容大部分比较可靠。田野工作之前翻阅文献资料可以使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避免一些无谓的重复劳动，将更多的精力放到更有价值的调查上。熟悉文献资料可以使研究者提前了解调查对象，帮助研究者进入田野现场快速的了解研究对象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社会状况，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调查，从而更好地分析研究对象的历史和现状，获得更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通过田野工作收集到的音乐资料，突出了音乐资料的实证价值，为辨别文献资料记载的准确性提供了基本的依据。为了确保田野工作调查对象内容的真实性，研究者在音乐现场要对调查的对象反复观察，反复询问同一个音乐问题，以此来判断所获音乐资料的准确性与真实性。因此，通过田野工作可以验证文献资料的真实性，仓修良先生指出：“实地采访所得的亲自见闻的材料，其价值往往胜过于有形的文字记载，它不但可以补充书面史料不足，订正旧日载籍之谬误，并且考察过程中由于获得丰富的感性知识，从而加深了对所要记载的真实历史的理解程度”。⑤
四、田野工作的方法论对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借鉴
田野工作既是具体的方法，又是方法论，在田野工作的具体进行中，都是由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给以指导，只注重具体的方法而忽视理论的指导是很难获得田野工作的成功的。只有将具体的方法与方法论相结合才能在音乐现场取得丰富的音乐资料，为课题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田野工作可以促使音乐学者走出教室走出图书馆，进入到广阔的音乐现场，真实的记录和保存原始的音乐，为音乐研究提供更多的资料。田野工作还可以让音乐学者关注文献中未记载的音乐，比如像原生态音乐这样不为人知的音乐文化，从而引起音乐学者的重视，更好的保存原生态音乐。
“要走向历史现场、走向地方（区域） 社会，必须把握与乡民打交道、田野考察的方法， 这涉及到多种区域文化材料获取以及活态仪式把握等诸多层面， 这恰恰是人类学的看家本领”。⑥一些著名的音乐学者，坚持不懈地进行实地调查，并将此项工作作为学术生涯的一部分，在理论与实践上进行科学探索，对音乐学做出重要贡献。他们通过自己在田野工作中的实践经验总结出自己的一套田野调查的方法，对于田野工作有很好的帮助，但是由于每个田野工作者所处的环境、对象、目的不同，在实践中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田野工作推动着民族音乐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理论和方法的进步会反作用于田野工作，田野工作的方法有很多，其中主要的有：
（一）与民间音乐人的交谈；民间音乐人很多是历史的传承者，他们对音乐的传承有着很严格的规定，不会对民间音乐随意的改动，通过与他们的交谈会发现音乐背后的故事，对于理解音乐和保护音乐是非常重要的。与民间音乐人进行专门的访谈与交流，对文献资料中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的解决，从而更好的理解文献资料。 （二）亲身前往田野工作的现场；田野工作中我们还要学习当地的方言，尝试演奏他们的乐器以及学习当地的舞蹈，通过自己的亲身的体验才能将自己与他们融在一起，真正了解当地的音乐。
（三）事先对当地历史背景要有充分的了解；田野工作不是简单的参观也不是简单的访谈，而是在了解当地的历史和音乐后进行深入的挖掘，对自己提出的问题寻找答案。只有在掌握资料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深入研究，才能将所得的资料上升到一个理论的高度。项阳先生在《接通的意义——传统·田野·历史》中指出，“中国地方社会研究，涉及的面相当广泛……把‘王朝典章制度’廓清，在这个前提下走向历史的田野，针对共同的研究对象，打破学科的壁垒，强调多学科共同协作，才能够使研究有立体化的把握”。⑦其中“王朝典章制度”就需要利用文献资料来理解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了解当时整个社会的大体背景，从而更好的解读民间音乐的现象。
笔者认为田野工作的对象是“田野”上的音乐活动，这样我们就可以扩大田野工作的范围，田野工作不仅仅只是在原野、村寨的传统民间活动，还包括音乐会、与老艺人的访谈与交流、关于音乐的学术讨论会等都可以作为“田野”研究的的对象。“田野”无处不在，只要是有关音乐的活动我们都可以把它作为“田野”，作为田野工作研究的对象。我国拥有56个民族，它所具有丰富的音乐文化，还需要很多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考证和研究的东西，因此在调查的内容上还应该不断扩展新的范围。
五、结语
作为一个音乐学的工作者，对音乐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只重视文献工作，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对音乐现象的理解，更多的是探讨音乐背后的原因，研究者要将对象放在所处的环境中，从影响音乐的各个角度分析音乐为什么会这样。因此，研究者不能仅仅依靠书面资料，而是更多的深入到对象所处的环境，并参与到环境之中进行观察，在一段时间内成为这个群体的一部分。
通过实地调查与文献解读的结合，更容易发现，在“国家”与“民间”的长期互动中形成的国家的或精英的“话语”背后，百姓日常活动所反映出来的空间观念和地域认同意识，是在实际历史过程中不断变化的。从不局限于行政区划的、网络状的“区域”视角出发，有可能重新解释中国的社会历史。⑧因此史学家应培养这种“走向历史的田野”的意识，而民族音乐学家亦应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王朝典章制度有相对深层的把握。在各有侧重的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相互借鉴才能够有真正宏观意义上的认知。⑨
注释：
①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增订版），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2年，第104页。
②王志军：《历史发展与反思：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术方法与研究之关系探赜》，《中国音乐学》，2015年，第1期。
③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增订版），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2年，第102页
④项阳：《接通的意义——传统·田野·历史》，《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⑤仓修良：《方志学通论》，济南：齐鲁出版社，1990年。
⑥项阳：《接通的意义——传统·田野·历史》，《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⑦项阳：《接通的意义——传统·田野·历史》，《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⑧陈春声：《丛书总序·走向历史现场》，郑振涛：《乡族与国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Ⅰ—Ⅷ页。
⑨项阳：《接通的意义——传统·田野·历史》，《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