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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先秦时期，儒家与法家在作为影响较大的两个学说派别，在思想的各个层面都有交锋，儒家提倡“仁爱”，而法家则主张“刑法”，在对待体育的思想上，两个学说派别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儒家提倡“御”与“射”从而进行复礼，法家在推动军事体育从而建设军事强大的国家。但两种学说推动体育都是服务于政治，以达到各自学说的目的。
关键词：儒家;法家;体育;政治
前言
“先秦”指东周春秋战国至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一段历史时期，我国历史上出名的诸子百家多在这一时期形成自己的思想。据《汉书 艺文志》记载，比较著名的学术派别约有两百家，共修撰各种著作约四千多篇;后来约有10家发展成了学派。诸子百家是后世对先秦学术思想人物和派别的总称，在诸子百家中，儒、道、法等学派最为出名，对中国先秦时期的思想政治文化影响也较为深远。“诸子锋起，百家争鸣”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学术文化思想道德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1]。
在这一时期，儒家与法家作为影响较大的两个学说门派，两千多年来，儒法两条路线的斗 争，对我国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影响[2]，儒家和法家的政治思想在基本的价值取向上却是不同的，在许多重要方面甚至是对立的，在体育观念上则是有同有异，需要给予更加认真的梳理和研究[3]。
2先秦时期儒家体育观
2.1“六艺”中的“御”与“射”
周王朝时期，中国的教育体系或者说贵族教育体系开始形成，周王官学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出自《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其中，御与射则对士人在军事与体育方面提出了要求。孔夫子在《论语》中说过：“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躟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因此，“射”作为一种武术技艺不仅可以参与军事行为，同时也是士人锻炼身体修身养性的重要方式。“御”则是御车与骑马，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御”不仅是礼仪上的要求，等有者实际生活和军事的应用意义，士人学御，在中国古代著名的案例包括“赵襄王学御于王子朝”和“田忌赛马”，这说明，驾驭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斗争中占有重要位置，有时候是政治斗争的重要形式。以上说明，儒家早期是非常重视士族的体育教育，而孔子的学生中也有多位擅长勇武。
2.2儒家的心身合一
台湾学者杨儒宾认为：“儒家的心性论与身体观乃是一体的两面，没有无心性之身体，也没有无身体之心性[4]。中国古代儒家所谈论的“身体”，更多的是谈论内心的修身养性，而不是注重自然属性的实实在在的身体。如在《论语·泰伯》中曾子所言：“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5]。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认为，自然的身体需要经过礼仪等方面的学习和参悟，才能让人的身体摆脱动物的属性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体育重在修心。身体肢体的运动只是体育活动的表象，而身动的内在因素却是心动，至少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所谓“身心合一”就是这个道理[6]。
2.3儒家体育观的转化
自西周末年“礼乐崩坏”后，儒家将“复礼”作为士族的重要目标。孔子从“克己复礼”的政治需要出发，把射箭、驾车变为“复礼”、“从周”的活动，而局限在贵族宫庭之中，并极力宣扬奴隶主等级森严、礼仪繁琐的“礼射”，鄙视和反对奴隶的“力 射”。但是“射”“御”这种体力活动毕竞与儒家的思想基础及其静养观多少有矛盾。所以孔字把“礼、乐、射、御、书、数”列为教育内容只是在春秋晚期的短暂时期，而且儒家有人称“六艺”中的“射御粗，下人事。儒家观念逐渐转化为“重德轻力”。
3先秦时期法家的体育观
3.1法家的“体育人才是无益之民”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则反对儒家的修身养性，仁义等学说，法家学者多认为“立法度、握权术，以法赏罚”从而让百姓遵守服从。韩非子将百姓按照职能和效用划分为有益和无益两类，其中有能之士被划为无意之民，由此可见，他将有能之士等这类具有体育特长的人群归为不宜驾驭的无益之民[7]。
3.2法家军事体育观
法家虽然将平民的力勇视作无益，但是作为提升军队战力的必然选择，法家在军事体育方面有强烈的“主动观“。法家人物积极提倡体育，带头坚持体育活动，以他们的言行对儒家“主 静 ”的体育观作了有力的批判。他们结合军事训练开展体育活动，在客观上体现了体育为生 产和卫国服务的方向，也有利于民间的体育的发展。因而法家搞军事体育训练的目的，除 抵御外敌之外，还有镇压人民的一面。
4总结
4.1儒家“主静“，法家”主动“
综上所述，儒家“主静”的体育观，强调以礼为核心的静养和静坐，反对运动强身，不讲求实 际 锻 炼 效 果。如孔子把“射”“御”列入“六艺”，目的无非是沿袭旧制，复兴礼仪。法家“主动 ”的体育观有利于古代体育的发展。战国时期，体育在那些推行革新政治路线、盛行“主动”体育观的国家则大有发展。但是法家所倡导的体育更多的是军事体育，而平民体育也不被法家认可。
4.2儒家与法家的体育服从于政治思想
先秦时期诸多思想学派大多将人才分为“圣、贤、士、中才”，将体育人才固化为“士”的阶级，“士”人向上跃层的可能性在那个年代则显得很小。无论体育人才贡献大小均不能上升为“贤”或者“圣”的阶层，各阶层之间存在天然的无法打破的屏障。历史证明，体育观与政治路线有密切的依存关系，一定的政治路线总是决定某种体育观及其 实践 活动的，体育始终是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古代孔孟曾经借射箭、投壶之名，行“复礼”之实。而法家倡导军事体育则是为了国家的军事实力，在春秋战国那个群雄并起的年代，法家的体育观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国家的军事实力。
参考文献：
[1]王健.试述先秦时期的学术发展[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7（08）：1-2.
[2]许仲槐.儒法斗争对我国古代体育的影响[J].广东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5（01）：80-84.
[3]刘志扬，秦延红.儒家和法家政治思想的几点比较[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6）：51-55.
[4]刘烜华，许亮.儒家身体观对我国学校体育思想的启示分析[J].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016，32（06）：30-33.
[5]朱洪举.文化中的身体：儒家体育观的现代意义[J].體育科研，2016，37（02）：1-5.
[6]曹晓明，程卫波，于洪涛，王成.孔子儒家体育思想的核心内含及对现代人文体育观的影响[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18，38（03）：45-48.
[7]董雷，崔国文.诸子百家对中国古代体育人才认知及现代启示[J].体育文化导刊，2018（02）：128-132.
作者简介：刘鑫瑞（1993.11-），男，汉族，籍贯：安徽宿州人，湖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2018级在读研究生，专业：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方向：体育社会学与统计学。
关键词：儒家;法家;体育;政治
前言
“先秦”指东周春秋战国至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一段历史时期，我国历史上出名的诸子百家多在这一时期形成自己的思想。据《汉书 艺文志》记载，比较著名的学术派别约有两百家，共修撰各种著作约四千多篇;后来约有10家发展成了学派。诸子百家是后世对先秦学术思想人物和派别的总称，在诸子百家中，儒、道、法等学派最为出名，对中国先秦时期的思想政治文化影响也较为深远。“诸子锋起，百家争鸣”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学术文化思想道德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1]。
在这一时期，儒家与法家作为影响较大的两个学说门派，两千多年来，儒法两条路线的斗 争，对我国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影响[2]，儒家和法家的政治思想在基本的价值取向上却是不同的，在许多重要方面甚至是对立的，在体育观念上则是有同有异，需要给予更加认真的梳理和研究[3]。
2先秦时期儒家体育观
2.1“六艺”中的“御”与“射”
周王朝时期，中国的教育体系或者说贵族教育体系开始形成，周王官学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出自《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其中，御与射则对士人在军事与体育方面提出了要求。孔夫子在《论语》中说过：“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躟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因此，“射”作为一种武术技艺不仅可以参与军事行为，同时也是士人锻炼身体修身养性的重要方式。“御”则是御车与骑马，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御”不仅是礼仪上的要求，等有者实际生活和军事的应用意义，士人学御，在中国古代著名的案例包括“赵襄王学御于王子朝”和“田忌赛马”，这说明，驾驭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斗争中占有重要位置，有时候是政治斗争的重要形式。以上说明，儒家早期是非常重视士族的体育教育，而孔子的学生中也有多位擅长勇武。
2.2儒家的心身合一
台湾学者杨儒宾认为：“儒家的心性论与身体观乃是一体的两面，没有无心性之身体，也没有无身体之心性[4]。中国古代儒家所谈论的“身体”，更多的是谈论内心的修身养性，而不是注重自然属性的实实在在的身体。如在《论语·泰伯》中曾子所言：“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5]。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认为，自然的身体需要经过礼仪等方面的学习和参悟，才能让人的身体摆脱动物的属性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体育重在修心。身体肢体的运动只是体育活动的表象，而身动的内在因素却是心动，至少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所谓“身心合一”就是这个道理[6]。
2.3儒家体育观的转化
自西周末年“礼乐崩坏”后，儒家将“复礼”作为士族的重要目标。孔子从“克己复礼”的政治需要出发，把射箭、驾车变为“复礼”、“从周”的活动，而局限在贵族宫庭之中，并极力宣扬奴隶主等级森严、礼仪繁琐的“礼射”，鄙视和反对奴隶的“力 射”。但是“射”“御”这种体力活动毕竞与儒家的思想基础及其静养观多少有矛盾。所以孔字把“礼、乐、射、御、书、数”列为教育内容只是在春秋晚期的短暂时期，而且儒家有人称“六艺”中的“射御粗，下人事。儒家观念逐渐转化为“重德轻力”。
3先秦时期法家的体育观
3.1法家的“体育人才是无益之民”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则反对儒家的修身养性，仁义等学说，法家学者多认为“立法度、握权术，以法赏罚”从而让百姓遵守服从。韩非子将百姓按照职能和效用划分为有益和无益两类，其中有能之士被划为无意之民，由此可见，他将有能之士等这类具有体育特长的人群归为不宜驾驭的无益之民[7]。
3.2法家军事体育观
法家虽然将平民的力勇视作无益，但是作为提升军队战力的必然选择，法家在军事体育方面有强烈的“主动观“。法家人物积极提倡体育，带头坚持体育活动，以他们的言行对儒家“主 静 ”的体育观作了有力的批判。他们结合军事训练开展体育活动，在客观上体现了体育为生 产和卫国服务的方向，也有利于民间的体育的发展。因而法家搞军事体育训练的目的，除 抵御外敌之外，还有镇压人民的一面。
4总结
4.1儒家“主静“，法家”主动“
综上所述，儒家“主静”的体育观，强调以礼为核心的静养和静坐，反对运动强身，不讲求实 际 锻 炼 效 果。如孔子把“射”“御”列入“六艺”，目的无非是沿袭旧制，复兴礼仪。法家“主动 ”的体育观有利于古代体育的发展。战国时期，体育在那些推行革新政治路线、盛行“主动”体育观的国家则大有发展。但是法家所倡导的体育更多的是军事体育，而平民体育也不被法家认可。
4.2儒家与法家的体育服从于政治思想
先秦时期诸多思想学派大多将人才分为“圣、贤、士、中才”，将体育人才固化为“士”的阶级，“士”人向上跃层的可能性在那个年代则显得很小。无论体育人才贡献大小均不能上升为“贤”或者“圣”的阶层，各阶层之间存在天然的无法打破的屏障。历史证明，体育观与政治路线有密切的依存关系，一定的政治路线总是决定某种体育观及其 实践 活动的，体育始终是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古代孔孟曾经借射箭、投壶之名，行“复礼”之实。而法家倡导军事体育则是为了国家的军事实力，在春秋战国那个群雄并起的年代，法家的体育观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国家的军事实力。
参考文献：
[1]王健.试述先秦时期的学术发展[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7（08）：1-2.
[2]许仲槐.儒法斗争对我国古代体育的影响[J].广东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5（01）：80-84.
[3]刘志扬，秦延红.儒家和法家政治思想的几点比较[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6）：51-55.
[4]刘烜华，许亮.儒家身体观对我国学校体育思想的启示分析[J].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016，32（06）：30-33.
[5]朱洪举.文化中的身体：儒家体育观的现代意义[J].體育科研，2016，37（02）：1-5.
[6]曹晓明，程卫波，于洪涛，王成.孔子儒家体育思想的核心内含及对现代人文体育观的影响[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18，38（03）：45-48.
[7]董雷，崔国文.诸子百家对中国古代体育人才认知及现代启示[J].体育文化导刊，2018（02）：128-132.
作者简介：刘鑫瑞（1993.11-），男，汉族，籍贯：安徽宿州人，湖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2018级在读研究生，专业：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方向：体育社会学与统计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