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色曚昽
　　
　　李兆忠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副研究员
　　
　　周作人是日本“人情美”的崇拜者，在《日本的人情美》一文里，他赞同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的学说，认为日本固有文化里没有忠君的观念，忠君观念来自中国，因此不能将忠君看作日本的永久不变的国民性；在此基础上，周作人推出另一种与之对立的日本国民性——人情美，并劝人们“觇日本，不要去端相他那两柄双刀的尊容，须得去看他在那里吃茶弄草花时的样子才能知道他的真面目”。周作人援引日本学者和辻哲郎论日本古代历史神话《古事记》的观点——《古事记》深度不足而情感丰富，润泽的心情弥补了深度的缺乏，认为日本最大优点就是这种“润泽的心情”。在《日本管窥》里，周作人认为：日本古今不变的特性有两点，一是现世思想，这与中国共通，二是美之爱好，这为中国缺乏，两者都与古希腊相近。在《日本管窥之三》里，周作人举古代武士互相残杀后装饰敌方将领的首级以供辩认的习俗，证明“武士生活里的人情”，认为“这里边含有大慈悲种子，能够开出顶好的花来”，它“看似微小，扩充起来却可保天下度世人也”。
　　周作人发这些议论，原意是想给头脑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泼冷水，效果却适得其反。试想，在日本鬼子将屠刀架在中国人脖子上，企图灭掉中华民族的时候，不去探讨日本军国主义的成因，反而宣扬日本的“人情美”，确实有点糊涂。
　　将武士道的核心——“忠君”与“人情美”视为对立，是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最大误读。文化本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好坏正负都包含在里面。也就是说，“武士道”与“人情美”本来是一枚铜币的两面，孰轻孰重，孰主孰次，因不同的时空条件而异，而转换，无法也没有必要将其分离。这两样貌似对立的东西发源于同一个“大和魂”。何为“和”？调和对立、集团至上是也。１３００年前，当日本统治者以“大和”自我命名的时候，就清楚地昭示了它的民族特性。“忠君”与“人情美”，构成了日本人精神世界特有的阴阳互补之道。惟其如此，礼仪周到的神风特攻队少年才会驾着樱花造型的飞行器，义无反顾地撞向美国军舰，犯规的武士才会以最合乎礼仪的优美动作向主君切腹谢罪。其实，日本的“人情美”不仅是一种艺术化的生活方式或人际交往的礼仪，更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社会协调机制。孤立的岛国，单一的种族，频繁的天灾，水稻种植的生产方式和以此为基础的村落共同体组织，都离不开“人情美”的支持与确保。惟其如此，它在东瀛才成风气。
　　由于岛国文化风土的局限，这种“人情美”并不具有普世性，通行范围仅限东瀛列岛，出了国门，日本人就容易变脸，露出令人恐怖的另一面。日本的浪人、支那通、侨民和军人在中国土地上凶狠而拙劣的表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对于这种现象，连周作人都不能容忍。确实，一个如此富有“人情美”的民族，怎么会在中国土地上如此地蛮不讲理？周作人陷于深深的困惑。
　　然而周作人毕竟是个“知日家”，当他跳出东瀛“人情美”的迷津，站在客观的立场，从宗教的角度审察日本时，他便有了另一种发现。在《日本管窥之四》里，周作人这样写道：“近几年来我心中老是怀着一个大的疑猜，即是关于日本民族的矛盾现象的，至今还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最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作证，行动上却又那么拙，日本人喜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行动上又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这真是天下的大奇事，差不多可以说是奇迹。”周作人从日本的国粹——神道入手，找出了问题的答案。他发现，日本的神对日本民众具有绝对的控制力，它以“神凭”或者“神人和融”方式体现，可以产生极大的破坏性能量。周作人进而指出：“日本的上层思想界容纳有中国的儒家与印度的佛教，近来又加上西洋的哲学科学，然其民族的根本信仰还是似从南洋来的道教，他一直支配着国民的思想感情，少数的贤哲有时能够脱离，或把他醇化些，可是不能动得他分毫，得到有事时主动的仍是那些神凭的英雄，演出来的便是那一套把戏。”这是对日本文化力透纸背的论述，对于认识日本的右翼运动及军国主义的精神基础，极有启发意义，可惜周作人没有就此追究下去，反而以自己与宗教无缘，无法理解抬神舆的壮丁的心理，不懂日本神道教信徒的精神状态为理由，宣布自己的研究日本的“小店”关张。这种知难而退的选择，未尝不是一种出于私欲的逃避，但也真的反映出了作者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