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民生理念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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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对理想民生状态的追求是我国一直以来的传统,发展和改善民生也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直坚持的工作重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将民生工作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基于新时代民生发展特点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民生高质量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新理念,为我国民生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深入研究习近平民生理念的理论来源和实践来源,有利于我们深化对习近平民生理念的理解,增强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事业的认同感,促进民生建设的顺利进行。
  关键词:习近平;民生理念;溯源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1)09-0023-03
  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历史长河中,最与人本身息息相关的问题是民生问题。就目前来看,我们所关注的民生更多的是社会层面的民生,它主要是指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以及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保护的状况等。关注民生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优秀传统,“民”与“生”的连用虽在古籍中并不常见,但从“养民”“厚民”“民水君舟”等说法可见古人对民生的重视。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民生建设有了新成就,这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准确把握时代的主要矛盾是密不可分的。如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完成的基础上,把握习近平民生理念的形成来源与逻辑,对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习近平民生理念的时代起点
  自古以来,我国便有着对理想民生状态的追求,名曰“小康”,古人所描述的小康社会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氛围的不同而各有所异,但抽取其本质部分,都是社会安定和谐、人民富足安康。随着时代的发展,民生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从国家、社会到个人,大至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小至个人就业与收入,无不是组成民生的“齿轮”,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已实现、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和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期,回望我国的民生成就、确立新的民生起点对理解习近平民生理念是十分必要的。
  (一)时代背景
  时代是思想理论诞生的摇篮,要想了解习近平民生理念,必须先对其产生的时代背景进行分析。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也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正是新时代民生问题的突出特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表现出人民对民生条件的期许,包括更高的收入、更舒适的生活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更高水平的教育条件、更优质的医疗卫生条件、更可靠的社会保障等等;矛盾的对立面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也正是目前社会民生中最突出的问题,城乡与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使得不同行业与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如何缩小贫富差距成为我国民生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正处于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关键时期,在此条件下,加强对习近平民生理念的研究,不仅可以提高我国民生质量,而且能更好地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
  (二)民生现状分析
  新时代意味着新起点,新起点意味着新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据统计,2017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20 754.3亿元,人均GDP也达到59 201元,我国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提高到了2017年的58.52%。除此之外,2017年我国人民的恩格尔系数下降至29.3%,与1978年相比几乎减半;全国已有9亿多人被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大多数老年人能够享有养老金;截至2016年底,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参保覆盖率稳固在95%以上,基本医疗保险实现全覆盖,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主体的全民医保初步实现;教育方面,我国教育总体水平迈进世界中上行列,义务教育取得历史性发展,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向普及化阶段迈进,我国已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综上可见,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民生的物质基础日益雄厚,有了跨越式的发展,这是我们的荣耀,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认清新起点不再是简单的打牢物质基础,而是在于质量,不管是经济发展还是精神文明以及民生各方面需求,都要有明确的问题导向,查缺补漏,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解决发展中的质量問题,这是党和国家在新时代对于民生发展的新起点与新思路、新目标,也是习近平民生理念产生的时代起跑线。
  二、习近平民生理念的理论基础
  新时代孕育新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转折期,习近平民生理念具有战略指导性地位。这一思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扎根于习近平总书记的个人实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践中,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发展的民生理念的滋养下逐渐形成、发展、完善。
  (一)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民生思想为根基
  在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中,虽然没有对民生问题的直接论述,但是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关注却是马克思从事研究工作的源头,也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根本线索。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思考》中,马克思提道:“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他认为我们应该选择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这样我们感受到的将是恒远的幸福。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人本身和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有了更多机会可以接触和了解现实生活,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他旗帜鲜明地捍卫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并抨击普鲁士的国家和法律制度,这是他从研究哲学、历史转向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转折点,因此,对普通群众与工人利益的关注也正是马克思、恩格斯进行研究的内在动力和外在起点。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民生的实现途径——实践。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人们纷纷被笼罩在唯心主义或旧唯物主义的光环之下,无法突破思维的桎梏,而在马克思看来,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也是改善民生的根本途径,脱离实践,发展便失去了前提。马克思在对旧哲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要从“现实的个人”的基础上,关注工人阶级的生存困境和发展需求。生活本就是群众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人们通过劳动实践对自然进行加工处理与转化,创造出满足民生需要的物品,没有实践就没有民生,更不用谈改善民生,习近平总书记常说,“好日子是干出来的”,只要脚踏实地,不畏困苦,必能在生活中有所成就。因此,要想实现美好的民生图景,必须从实践出发,经历一个从无到有、从有到好的长期过程。
  (二)以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民生理念为积淀
  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不同时期的诸多民生问题,党带领人民一个个克服、翻越。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一穷二白,经济基础薄弱,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十分落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面临着巨大压力,在这百废待兴的紧要关头,带领全国人民兴建农业基础设施,振兴农业,改造工业,为人民生活提供物质基础。同时注重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对教育、医疗等领域进行了制度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同志强调解决民生的关键问题是民富,只要人民富裕了,民生问题将不攻自破,他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重要论断,把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放回经济建设上来,极大促进了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水平的提升。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民生,关注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在党的十四大至十六大的三次党的重大会议中,江泽民同志把民生问题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来单独论述,他一再强调,党的所有工作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行为准则,要始终坚持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胡锦涛同志则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并将其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将社会建设的重点指向民生。以民生为基本工作是我党为人民服务的本质体现,这些科学思想为习近平民生理念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
  (三)以中国传统民生理念为底蕴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民生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经典,也善于引经据典,尤其是在民生问题上,他曾引用“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等来阐述如何重民生、兴民德。正是因为社会发展遵循其固有规律,回古望今,使我们可以顺着传统脚步找寻遗珠。我国民生理念的最早萌芽可以追溯到尧舜时期,第一个提出“以人为本”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管仲,他在辅佐齐桓公富国强兵的过程中,形成了民本思想,执行了“富民”“利民”“爱民”“顺民心”“去民恶”等政策措施。他指出,一切政治活动的最终目的和评判标准都要以百姓为基准。儒家提出“民贵君轻”“得民心者得天下”等一系列思想,也都认为只有民众的需要得到满足,社会才能安定,统治才能稳固。再向后看,正是因为能关注百姓生计,将经济发展用于改善民生,才能出现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及唐玄宗时的开元盛世。到了宋代,二程提出为政要以厚民生为本;朱熹则继承孟子的观念,提出“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主张统治者要爱民、信民、富民、乐民。明清时期的思想家们也都强调关注民生,明末清初四大启蒙思想家之一唐甄提出富国要以富民为内容,人民的富裕是政治的基础。这些思想无一不体现了我国自古以来对民生问题的重视,许多政治家、思想家都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民生理念,这些民生理念也成为习近平民生理念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
  三、习近平民生理念的实践基础
  实践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习近平民生理念中熠熠生辉的鲜明特点,从为群众谋福利的实践中来,到替群众做事的实践中去,1969年至今五十多年的实践经历,不仅滋养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民生情怀,更深化了他对民生问题的认识,为其民生理念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实践基础。
  (一)七年知青岁月
  习近平同志是位地地道道从群众中走来的领袖。1969年的习近平同志还不到16岁,便来到了陕北农村,其他从城里来的知青们陆续被调走,而他却一待就是七年,这七年让他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同行的知青评价道:“近平在梁家河插队的这七年,给他对社会、对人民的认识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他通过劳动,理解了贫苦劳动人民的生活窘迫状况。”自他来到这里,就不曾抱怨,什么苦都能吃,什么活都抢着干,并且主动地了解群众生活,与老百姓紧密团结在一起,荣辱与共。更重要的是他从未忘记自己的追求——为老百姓谋福利。在知青生活中,他注重基础设施建设,一直细心观察群众的生活需要,成为支书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社员们在村里的沟口打淤地坝,扩大水浇地面积;其次还带领群众修建沼气池,让百姓可以用沼气做饭和照明,修灌溉井,设立铁业社、缝纫社、代销点、磨坊……每一个改变都是在切实解决群众需要,习近平同志在任梁家河村支书的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就让这个贫穷落后的村子面貌焕然一新。
  在梁家河的经历是他离开中学走向社会的第一步,虽然艰难困苦,但这段经历深刻磨炼了他的坚韧意志,更让他在走上社会之初就与中国最底层的农民同甘苦、共患难,并由此形成对中国农村地区民生的初步认识。这七年是习近平民生理念的实践源泉,是他对群众深厚感情基础的启蒙,使其将热爱人民、心存百姓的初心印刻在了内心深处。
  (二)地方从政经历
  在清华毕业后,经过在军委办公厅的工作经历,习近平同志没有选择安逸的生活,而是主动申请来到了河北省正定县,希望能为基层的老百姓做些实实在在的事,他曾谈道:“只想着过舒适的生活,是平庸的追求。我是准备入‘苦海’的。”一直以来,习近平同志都严于律己,在生活上异常朴素,在正定期间,他一直用的是从梁家河带过来的褥子,经过岁月的打磨,褥子上几乎是由旧衣服和布头拼接起来的,但他向来都将百姓的生活状况放在心上,从未放松过自己的工作。习近平同志来正定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研,最初三个月,基本没什么表态,因为他觉得还没有完全了解实际情况。在那段时间里,他集中精力到各个乡镇走走、看看、问问,熟悉正定的基本情况,有时还会进行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可贵的是,他的调研从来都不是浮于表面的,而是直接下乡、下厂、下户,细致地、脚踏实地地对百姓的生活、对农作物的亩产、对乡镇企业的经营进行调查;对于群众所提出的意见,他也不是一听而过,而是默默记在心里,再落到实处。可贵的是,務实不代表保守,习近平同志的博闻广识使他在处理许多事务时极具战略性目光。在正定任职期间,他带领全县人民大胆改革,引进人才,让正定摆脱了“高产穷县”的帽子,发展成为一个集旅游、农业、工业为一体的先进县。习近平同志对人才与创新的重视从此时就可见一斑,城镇要想发展,人民生活要想富裕,必须要激发创新活力,提高治理效率。由此可见,习近平民生理念从来不是与人民现实生活相距甚远的空洞理论,而是从一点一滴的调研、走访等实践中积累升华而来。   后来,习近平同志被调至厦门、宁德、福州等地任职,区域和职位有所变化,但不变的是不管走到哪里,他都将人民放在首要位置。习近平同志十分关心群众的实际生活情况,除了到基层一线去调研,他还十分注重接访群众,在任福州市委书记时,他带领福州各市(县、区)主要领导深入13个市、县、区开展巡回联合接访,共接待来访群众4 719人,受理各类问题3 210件,现场办结率高达69%。他用实际行动表明,接访群众不是做形式、走过场的事,而是要真正听呼声、解忧难的。他对群众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当他了解到闽东还有部分群众生活十分困难时,便下决心一定要让“茅草房户下山,连家船民上岸”,在他的推动下,省里出台了政策,落实了资金,闽东百姓群情激昂,草房改造如火如荼地展开,1998年来临之际,闽东2 000多家特困户,终于甩掉了象征贫穷的“草帽子”,连家船民世世代代上岸生活的愿望也得以实现。习近平同志能够正视社会问题,真抓实干,反对形式主义,是因为他将工作的立足点和评判标准定为群众的满意程度,他曾提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就充分反映了其在解决民生工作时一以贯之的态度和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拼搏奋斗的经历,尤其是知青生活和从政经历对他性格的磨炼,对他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以及对其关于民生问题的理解与积淀有着重要的联系,在梁家河时他就决心:“今后如果有条件有机会,我要从政,做一些为老百姓办好事的工作”,“为老百姓做好事”,既是初心,又是动力,也是目标,这些经历见证着他对于改善民生的探索和实践,也成为他民生理念最厚重的养分。
  习近平总书记民生理念深受“亲民、重民”中华传统民生理念滋养,以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为根基,在广域中华大地与基层群众的实践中发芽,在中国社会主义民生体系中汲取营养,不断发展成为更加完整的、科学的体系。民生改善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只有不断更新的起点,没有终点。在新的历史起点和民生发展起点下,把握好习近平民生理念的理论来源和实践基础对于全面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促进社会主义民生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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