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以2008～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讨论作为宏观经济调控“抓手”的产业政策是否纠正了以企业金融化为表征的经济“脱实向虚”现象.结果表明:产业政策抑制了企业的金融化趋势与长期金融资产的增持,其中主要依靠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而起作用.进一步,异质性分析中,产业政策的纠偏作用在国有企业中作用更为明显;当企业面临的经济不确定性较低、融资约束较弱时,产业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强,其“锦上添花”作用强于“雪中送炭”作用.因此,我国产业政策在纠正经济“脱实向虚”时应“一视同仁”,着重纠正长期金融资产
【机 构】
：
安徽大学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安徽合肥 230601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以2008～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讨论作为宏观经济调控“抓手”的产业政策是否纠正了以企业金融化为表征的经济“脱实向虚”现象.结果表明:产业政策抑制了企业的金融化趋势与长期金融资产的增持,其中主要依靠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而起作用.进一步,异质性分析中,产业政策的纠偏作用在国有企业中作用更为明显;当企业面临的经济不确定性较低、融资约束较弱时,产业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强,其“锦上添花”作用强于“雪中送炭”作用.因此,我国产业政策在纠正经济“脱实向虚”时应“一视同仁”,着重纠正长期金融资产的增持,针对企业所处的环境随机应变,提升产业政策的层次与维度.
其他文献
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有效驱动力,可实现优质要素聚集,促进企业多维度创新发展.但是,目前要素市场化配置在推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仍面临来自政策制度、实践操作和国资监管层面的现实困境.本文通过解析要素市场化配置推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动力机制,提出资本要素“引”+“混”、劳动力要素“选”+“配”、技术要素“研”+“转”、数据要素“创”+“融”的创新思路,并从营造良好政策制度环境、深化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升级混合所有制方式出发,提出驱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创新发展路径.
基于2008～2017年中国银行业微观数据,考察资本补充如何影响银行贷款配置.结果表明:权益资本补充有助于银行贷款资金的“脱虚向实”;发行次级债无助于银行贷款资金的“脱虚向实”;且这种影响普遍存在于国有银行之中,非国有银行中权益资本补充一般无助于贷款资金的“脱虚向实”;地方债务扩张会弱化银行权益资本补充的效果.因此,要加大银行资本补充力度,鼓励银行补充一级资本,合理控制地方债务规模.
2015年试点、2016年全国范围推广实施的农业补贴政策“三补合一”改革初见成效.此次改革的动因是实现从“普惠制”到“精准制”的补贴方向改革、从“黄箱补贴”到“绿箱补贴”的补贴形式改革以及提高资金投放效率的补贴效果改革.改革的内在机理是通过补贴对象改革来降低耕地的边际成本、通过补贴金额和补贴时间的合并统一来提高资金投放效率、通过明确补贴范围来降低农地抛荒率.推进“三补合一”改革仍存在土地出租者通过提高地租变相转移补贴、相关部门补贴发放时间延迟、荒地复垦的补贴金额不足以刺激农民复垦等潜在问题.因此,应加强对
如何有效解决数字经济引发的税收征管难题,是进一步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数字经济征税加剧了跨境税收矛盾,改变了既有征税原则,提高了税收征管难度.为了解决数字经济征税问题,全球已经实现了从BEPS行动计划向“双支柱”方案的跨越.世界主要国际组织和国家在数字经济业务收入来源地的认定、新税种的开发、税基的认定、税率的制定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我国应在对话的基础上制定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税收规则,防范单边税收保护主义损害我国利益.坚持数字经济业务中的消费地征税原则,采取合理税收措施营造公平营商环境,进一步完善数字经
通过对上市公司2001～2019年独立董事投票的现状进行统计分析,探讨独立董事投票制度的有效性.统计分析表明,独立董事在公司重大决策的投票表决中,异议意见所占的比例较低,大多数公司的独立董事没有发表过异议意见.独立董事大多附和董事会或管理层的决策,即使表达异议意见也采用较为平和的方式.在独立董事表达异议意见的投票中,担保事项、人事变动、关联交易等议案得到异议意见的比重相对较高.本文进一步从选聘机制、投票机制、沟通机制、薪酬机制、追责机制等角度分析了独立董事在投票中较少表达异议意见的原因,并提出搭建独立董事
加强沿海、内陆、沿边自贸试验区协同开放是推进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和区域协同发展的重大举措.当前我国自贸试验区已形成“沿海+内陆+沿边”开放的总体格局,且形成了沿海型自贸试验区、内陆型自贸试验区和沿边型自贸试验区三大类型.它们彼此在开放优势条件、对外开放服务对象、开放型经济发展、外向型优势产业和开放制度创新等方面形成了各自的开放特色.沿海、内陆、沿边不同类型自贸试验区既要结合自身优势进行差异化开放探索,还应积极探索开放合作模式,需要重点从贸易开放协同、外向型产业协同、对外开放协同、对内开放协同和制
基于我国目前经济金融体系的宏观视角,多维度构建基础指标体系并运用综合指数法合成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度量和监测我国整体所处的金融风险状态,并进一步构建SV-TVP-VAR模型分析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股票市场价格有正向促进作用且短期影响更加显著;汇率市场化改革可明显削弱跨境资本流动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跨境资本流入的增加在短期内会降低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但中长期来看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不降反增.因此,在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
中国经济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迅速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逐渐陷入全球价值链低端困境.这一事实凸显了传统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悖论.通过梳理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脉络,可以将其背后成因大致地归为技术壁垒论、制度规则论、发展战略论三类.这些研究刻画了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总体轮廓,但却忽视了其理论中的静态比较优势假定所固有的局限性,因而也不能解释中国陷入全球价值链低端困境的真正原因.面对当前经济全球化逆流的挑战,基于动态比较优势发展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有助于突破传统全球价值链理论局限,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加快形成.
基于我国商业银行农地金融产品创新案例,解析现行农地金融创新的内在逻辑及其目标偏差表现.研究发现,我国农地金融创新遵循的是在审慎性、安全性的“底线思维”原则下,通过破解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约束来满足现代农业产业融资需求.这种创新逻辑与农地金融激发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引领效应、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预期目标相去甚远.校正农地金融创新目标偏差,需建立农地金融协同创新机制、价值链产品创新机制、长期供给机制、功能创新机制、保障机制以及农地经营权处置和农民权益保护的平衡机制.
数字经济测度可为一国研判经济形势、规范数字产业发展提供重要理论参考.本文对数字经济测度多样化特征及中国现实诉求进行分析,结合国际发展进程解读数字经济测度指标体系构建与优化的实践经验.研究发现,当前中国数字经济测度仍面临产业互联网化转型贡献度无法精准观测、数字经济产业价值难以衡量、可比价格测度办法亟需出台等现实诉求.对此,应及时编制数字经济统计指标,整合跨系统数据信息,优化数字经济测度方法,建立跨部门协同合作机制,营造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加快中国数字经济产业战略选择,促进数字经济及其健康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