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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岁尾，我们提出了“从生产依赖到贸易依赖”的新战略。即在当前国际环境中，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应加强与外界的合作，用足贸易手段。
中国石油企业应摒除一贯的生产为主的思维，避免将走出去等同于到海外掠取资源。而应通过生产贸易两条腿走路，更可以积极融入国际石油行业体系和市场，保障石油供给安全，提高中国石油企业的经济效率。
对此新战略，国内反应不一，或赞同、或排斥。而分歧所在，主要是逻辑、思维方式。
两条腿“走出去”
由于生产依赖论和贸易依赖论的根本分歧，在于中国的石油供给安全依赖于生产还是贸易。从保障石油供给安全的角度出发，对比生产依赖和贸易依赖，我们可以找到石油业执行“走出去”战略的根本目的以及应该采取的方式。
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对于能源的需求必然大幅增长。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中，以2009年数据为例，煤炭占70％，非化石能源占8.3％，石油占17.8％，气占3.9％；根据“十二五”中国能源结构调整的目标，到2015年，煤炭的比重将下降到63％左右，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主要是水能、核能、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的消费比重将上升到8.3％和11.4％。
也就是说，石油的消费比重将基本保持稳定。那么，石油的供给缺口将随之扩大，靠国内供给是无法满足的。为保障中国的石油供应，走出去是必须的。走出去有两种方式可以考虑，到海外占矿生产以及开展对外贸易与合作，合二为一也可以。
英国《经济学人》周刊2010年一份调研报告指出，被访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目的是进军新市场和获取资源（分别占48％和26％）。而从近十年中国能源、资源类企业海外并购的案例来看，几乎全都是为了占有资源，未涉及贸易。那么，海外占有资源、自己生产到底能不能保障石油供给安全？
最基本的供给安全有三个维度：数量（需要满足）、价格（经济可行）、时间（需要的时候必须有）。到海外占有资源、自己生产，有积极的一面——可以增大产量，而且，既然是我们自己生产的，市场价格仅在计算企业盈亏时有账面意义，在考虑经济可行性时，实际成本才是关键指标。
中国是传统的石油生产大国，有完整的石油工业体系（当今世界只有中美两国具备），有三大实力不弱的国有石油公司，应该说，这三点是生产方面的优势。但是，另一方面，海外的产量可以保证满足国内需求吗？资源国让我们去占吗？当前，全球范围内资源国的资源民族主义已经相当严重，中国大举收购海外资源的行为在国外屡屡被认作是新殖民主义的典型。
虽然我们自己辩解这是友好合作，但是别人的想法不会完全一样。我们走出去占资源的做法，将遇到来自资源国越来越大的阻力，我们将不得不做出越来越大的让步，从而必然加大成本投入。
即便我们到国外把能占的资源都占了，这些资源能在国内需要的时候运回来吗？而且，根据中石油和剑桥能源提供的信息，中国海外石油产量运回国内的不足10％，海外产出还是留在了海外。
更何况，我们还要组织国内外人员、物资去资源国生产经营，对于十分缺乏国际经营文化理念、知识和手段的国内企业来说，到海外生产的难度比做海外贸易难得多，从经济效率考虑是否比海外贸易更有优势？如果资源国发生战乱、天灾、国有化，或是运输通道不畅，资源运不回国，那么我们的海外资源对国内需求又有什么意义？
最近利比亚内乱，迫使中国企业承包的50个大型项目全部停工、撤退员工，许多设备、资产遭盗抢破坏，涉及的合同总金额188亿美元。走出去生产的风险已经非常明显。由此可见，“仅靠到海外占有资源、自己生产”这一走出去的方式，对中国的石油供给安全没有多大保障作用。
也就是说，如果走出去是为了保障石油供给安全，那必须把石油拿回来。
贸易、金融促安全
那么，石油贸易能否保障中国石油供给安全？
持否定态度的人士认为，通过贸易就要参与市场体系，而在全球石油市场价格不断增长的时候，中国的进口成本会越来越高，而且不一定能在需要的时候获得，所以还是在生产体系中更有安全感。
如果中国国内的生产可以满足需求，这样想还算有道理，但是中国自1993年起就是石油净进口国，生产依赖无法保证中国的石油供给，那么除了积极参与全球石油市场、加强石油贸易，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除非，中国能置身于当前现有的国际石油定价、贸易体系之外，另建一套体系，不依赖于现有市场，而通过“自己的圈子”保障石油供给。比方说，可以通过与石油出口国签订双边协定，保障其对中国的石油供给。
但是这又有很多重大问题。哪些国家愿意在现有国际体系之外，再跟中国重建一个体系？用什么方式、手段来保障合同、协议的执行？不要忘记，现行的国际石油市场是由美欧日各进口大国和中东各出口国，以及各种国家间的国际组织联合参与治理的、已经维持多年的、日常运作靠制度（合同、法律、文化、默契等），极端情况下靠武力的多层多极的国际体系。
中国有这样的实力、时间再建一套体系吗？现行体系的参与者会允许中国自建一个新体系扰乱原有的国际秩序吗？中国在海外的资源并购行为，已经招致了许多“中国威胁论”“新殖民主义”之类的批评，再这样“走出去”，中国还会有多少“朋友”，会出现多少新的“敌人”？
如果不能自建体系，那中国还得参与到现行的国际石油体系中，在体系内通过共同认可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这与中国加入WTO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强调石油供给安全的同时，不要忽略石油供给国对需求安全的重视。对于这些国家而言，石油供给已经是经济命脉、立国之本，需求的变动同样会对国家经济、能源安全造成重大影响。因此，不要认为中国在石油贸易中就必然处于弱势地位、受人所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资源输出国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因此有“荷兰病”、“富饶的贫困”这些说法），贸易的本质是互惠互利。
石油贸易发展到今天，已经不仅仅限于实物交易和运输，金融市场（主要是石油期货）对石油价格和市场供需的调节作用也越来越强。贸易，从根本理念上而言，就是在地理上互通有无，谁生产、在哪生产并不重要，能拿来用就行。而期货等金融衍生物更是可以调整供需的时间分配，进一步合理降低交易风险（当然，也要防备投资风险）。
日本、韩国以及欧洲的很多国家都是石油进口国，本国的石油生产还不如中国多，它们又是如何保障本国石油供给的？只有通过石油市场、石油贸易。虽然对外依存度非常高，但是到目前为止，石油供给还是安全的。
中国对于全球石油贸易、金融体系的参与却严重不足。由于这种参与不足，又使中国的石油供给更加依赖我们自己的生产。归根结底，我们对石油贸易的国际体系还不是很了解，而且生产依赖的思维定式尚未突破。
改革前，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给自足”的发展逻辑必然导致“重生产轻贸易，重产量轻效率”的生产主导投资拉动的企业理念，而以大庆为标志的会战模式更加强化了中国石油工业“自给自足”的思想。
当前，在消费快速增长、传统安全观念和石油产量至上论（不计效率）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石油工业形成了“政府主导、央企垄断、生产保障供给和资源保障生产”的基本特点。
在这一思维限定下，中国石油企业的走出去，表面上是生产可以保障国内供给，在海外圈地盘、搞生产，但实际上由于受当地地理条件、基础建设、政府管制的限制，我们的产出主要是供给别国的，拿不回来，根本不是、也不能保障国内供给。这岂不成了挂羊头卖狗肉？
如何保障中国的石油供给安全？就当前国际市场、国内产业情况而言，一方面要经济地扩大石油供给量，另一方面要优化消费结构。
扩大供给量，就要在海外扩大生产的同时，提高进口贸易量，两条腿走路，通过走出去的契机积极参与到全球石油市场、贸易体系中，并通过制度设计，放开对石油进口的管制——这也是各主要石油进口国的通行措施，最终的目的是要拿回来。
在优化消费结构方面，中国要在节能减排的大趋势中，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发展新能源。根据我们的一个研究成果，通过“中国制造”的石油被动净出口量占石油消费总量的比例，1997年为14％，2007年上升至27.4％。
2007年，通过“中国制造”的石油被动净出口量占净进口石油总量的比例为56.1％，也就是说，2007年中国进口石油的56.1％又通过“中国制造”的贸易环节出口了。如果考虑这个因素对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进行计算，那么2007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为21.4％，并不算高。
因此，在考虑中国石油供给安全时，还需要更多战略思维的转变以适应新时代的大趋势。
作者为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能源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石油企业应摒除一贯的生产为主的思维，避免将走出去等同于到海外掠取资源。而应通过生产贸易两条腿走路，更可以积极融入国际石油行业体系和市场，保障石油供给安全，提高中国石油企业的经济效率。
对此新战略，国内反应不一，或赞同、或排斥。而分歧所在，主要是逻辑、思维方式。
两条腿“走出去”
由于生产依赖论和贸易依赖论的根本分歧，在于中国的石油供给安全依赖于生产还是贸易。从保障石油供给安全的角度出发，对比生产依赖和贸易依赖，我们可以找到石油业执行“走出去”战略的根本目的以及应该采取的方式。
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对于能源的需求必然大幅增长。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中，以2009年数据为例，煤炭占70％，非化石能源占8.3％，石油占17.8％，气占3.9％；根据“十二五”中国能源结构调整的目标，到2015年，煤炭的比重将下降到63％左右，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主要是水能、核能、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的消费比重将上升到8.3％和11.4％。
也就是说，石油的消费比重将基本保持稳定。那么，石油的供给缺口将随之扩大，靠国内供给是无法满足的。为保障中国的石油供应，走出去是必须的。走出去有两种方式可以考虑，到海外占矿生产以及开展对外贸易与合作，合二为一也可以。
英国《经济学人》周刊2010年一份调研报告指出，被访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目的是进军新市场和获取资源（分别占48％和26％）。而从近十年中国能源、资源类企业海外并购的案例来看，几乎全都是为了占有资源，未涉及贸易。那么，海外占有资源、自己生产到底能不能保障石油供给安全？
最基本的供给安全有三个维度：数量（需要满足）、价格（经济可行）、时间（需要的时候必须有）。到海外占有资源、自己生产，有积极的一面——可以增大产量，而且，既然是我们自己生产的，市场价格仅在计算企业盈亏时有账面意义，在考虑经济可行性时，实际成本才是关键指标。
中国是传统的石油生产大国，有完整的石油工业体系（当今世界只有中美两国具备），有三大实力不弱的国有石油公司，应该说，这三点是生产方面的优势。但是，另一方面，海外的产量可以保证满足国内需求吗？资源国让我们去占吗？当前，全球范围内资源国的资源民族主义已经相当严重，中国大举收购海外资源的行为在国外屡屡被认作是新殖民主义的典型。
虽然我们自己辩解这是友好合作，但是别人的想法不会完全一样。我们走出去占资源的做法，将遇到来自资源国越来越大的阻力，我们将不得不做出越来越大的让步，从而必然加大成本投入。
即便我们到国外把能占的资源都占了，这些资源能在国内需要的时候运回来吗？而且，根据中石油和剑桥能源提供的信息，中国海外石油产量运回国内的不足10％，海外产出还是留在了海外。
更何况，我们还要组织国内外人员、物资去资源国生产经营，对于十分缺乏国际经营文化理念、知识和手段的国内企业来说，到海外生产的难度比做海外贸易难得多，从经济效率考虑是否比海外贸易更有优势？如果资源国发生战乱、天灾、国有化，或是运输通道不畅，资源运不回国，那么我们的海外资源对国内需求又有什么意义？
最近利比亚内乱，迫使中国企业承包的50个大型项目全部停工、撤退员工，许多设备、资产遭盗抢破坏，涉及的合同总金额188亿美元。走出去生产的风险已经非常明显。由此可见，“仅靠到海外占有资源、自己生产”这一走出去的方式，对中国的石油供给安全没有多大保障作用。
也就是说，如果走出去是为了保障石油供给安全，那必须把石油拿回来。
贸易、金融促安全
那么，石油贸易能否保障中国石油供给安全？
持否定态度的人士认为，通过贸易就要参与市场体系，而在全球石油市场价格不断增长的时候，中国的进口成本会越来越高，而且不一定能在需要的时候获得，所以还是在生产体系中更有安全感。
如果中国国内的生产可以满足需求，这样想还算有道理，但是中国自1993年起就是石油净进口国，生产依赖无法保证中国的石油供给，那么除了积极参与全球石油市场、加强石油贸易，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除非，中国能置身于当前现有的国际石油定价、贸易体系之外，另建一套体系，不依赖于现有市场，而通过“自己的圈子”保障石油供给。比方说，可以通过与石油出口国签订双边协定，保障其对中国的石油供给。
但是这又有很多重大问题。哪些国家愿意在现有国际体系之外，再跟中国重建一个体系？用什么方式、手段来保障合同、协议的执行？不要忘记，现行的国际石油市场是由美欧日各进口大国和中东各出口国，以及各种国家间的国际组织联合参与治理的、已经维持多年的、日常运作靠制度（合同、法律、文化、默契等），极端情况下靠武力的多层多极的国际体系。
中国有这样的实力、时间再建一套体系吗？现行体系的参与者会允许中国自建一个新体系扰乱原有的国际秩序吗？中国在海外的资源并购行为，已经招致了许多“中国威胁论”“新殖民主义”之类的批评，再这样“走出去”，中国还会有多少“朋友”，会出现多少新的“敌人”？
如果不能自建体系，那中国还得参与到现行的国际石油体系中，在体系内通过共同认可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这与中国加入WTO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强调石油供给安全的同时，不要忽略石油供给国对需求安全的重视。对于这些国家而言，石油供给已经是经济命脉、立国之本，需求的变动同样会对国家经济、能源安全造成重大影响。因此，不要认为中国在石油贸易中就必然处于弱势地位、受人所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资源输出国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因此有“荷兰病”、“富饶的贫困”这些说法），贸易的本质是互惠互利。
石油贸易发展到今天，已经不仅仅限于实物交易和运输，金融市场（主要是石油期货）对石油价格和市场供需的调节作用也越来越强。贸易，从根本理念上而言，就是在地理上互通有无，谁生产、在哪生产并不重要，能拿来用就行。而期货等金融衍生物更是可以调整供需的时间分配，进一步合理降低交易风险（当然，也要防备投资风险）。
日本、韩国以及欧洲的很多国家都是石油进口国，本国的石油生产还不如中国多，它们又是如何保障本国石油供给的？只有通过石油市场、石油贸易。虽然对外依存度非常高，但是到目前为止，石油供给还是安全的。
中国对于全球石油贸易、金融体系的参与却严重不足。由于这种参与不足，又使中国的石油供给更加依赖我们自己的生产。归根结底，我们对石油贸易的国际体系还不是很了解，而且生产依赖的思维定式尚未突破。
改革前，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给自足”的发展逻辑必然导致“重生产轻贸易，重产量轻效率”的生产主导投资拉动的企业理念，而以大庆为标志的会战模式更加强化了中国石油工业“自给自足”的思想。
当前，在消费快速增长、传统安全观念和石油产量至上论（不计效率）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石油工业形成了“政府主导、央企垄断、生产保障供给和资源保障生产”的基本特点。
在这一思维限定下，中国石油企业的走出去，表面上是生产可以保障国内供给，在海外圈地盘、搞生产，但实际上由于受当地地理条件、基础建设、政府管制的限制，我们的产出主要是供给别国的，拿不回来，根本不是、也不能保障国内供给。这岂不成了挂羊头卖狗肉？
如何保障中国的石油供给安全？就当前国际市场、国内产业情况而言，一方面要经济地扩大石油供给量，另一方面要优化消费结构。
扩大供给量，就要在海外扩大生产的同时，提高进口贸易量，两条腿走路，通过走出去的契机积极参与到全球石油市场、贸易体系中，并通过制度设计，放开对石油进口的管制——这也是各主要石油进口国的通行措施，最终的目的是要拿回来。
在优化消费结构方面，中国要在节能减排的大趋势中，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发展新能源。根据我们的一个研究成果，通过“中国制造”的石油被动净出口量占石油消费总量的比例，1997年为14％，2007年上升至27.4％。
2007年，通过“中国制造”的石油被动净出口量占净进口石油总量的比例为56.1％，也就是说，2007年中国进口石油的56.1％又通过“中国制造”的贸易环节出口了。如果考虑这个因素对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进行计算，那么2007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为21.4％，并不算高。
因此，在考虑中国石油供给安全时，还需要更多战略思维的转变以适应新时代的大趋势。
作者为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能源经济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