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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人终究会死。这可能是负担，也可能是祝福。
父母的内心深处总有一个紧紧盘绕的噩梦：他的小孩会死亡。这个噩梦可能会在合理的时间出现，例如当小孩跑到街上;也可能在安静的时刻偷偷袭来。这种恐惧，是父母保护自己孩子的一个有益的进化性动力，但是它仍然困扰着父母们。
古罗马时期著名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约55—约135）建议父母们感受那种恐惧。“亲吻你的小孩的时候说一句‘明天你可能会死’，这有什么害处呢？”他在他的《语录》中写道。
也许有人会说爱比克泰德是个混蛋，但是美国莱特州立大学哲学教授威廉·欧文认为他说的可能有道理。
“斯多葛学者认为，对死亡的担忧实际上可以使我们的生活比原来过得更快乐。”威廉·欧文说，“你应该允许自己时不时地想起，你总有一天会死，而你所爱的人也总有一天会死。我已经试过了，确实很有力量。我是一名2 1世纪的信奉斯多葛主义的人。”
公元前3世纪，斯多葛主义在希腊出现并兴盛起来，之后传播到古罗马帝国，并在皇帝马库斯·奥雷柳斯（公元180年逝世）统治期间继续盛行。“斯多葛主义已经面临更好的时期，这是显而易见的。”威廉·欧文在他的著作《美好生活指南：古代斯多葛之乐的艺术》中写道。他在研究一本佛教禅宗著作的时候，偶然发现了这门哲学。“我以为自己要成为一个禅宗佛教徒，但是斯多葛主义的方法更加理性。”
威廉·欧文认为，这门哲学提供了幸福的秘诀，其中的一部分，就是思考那些可能发生在你身上的不好的事情，最大的坏事就是死亡——你的死亡以及你爱的人的死亡。
“我们可以每天这样做，只要想象事情可能会更糟。”威廉·欧文说，“当事情实际上没有那么糟的时候，这不是很好吗？”
对威廉·欧文和斯多葛主义者来说，死亡的意识激发了感激之情。对许多其他人来说，思考死亡最终激发了恐惧或者焦虑。事实上，后者可能就是人类的自然状态。
“我们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因为我们可以独特地意识到自己死亡的必然性。”美国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心理学副教授肯·维尔说，“当然，其他动物也会意识到它们会死亡。如果猎豹追逐一只黑斑羚羊，或是追逐我们的时候，我们和黑斑羚羊都会逃跑。我们会将这件事作为死亡的直接威胁。不过，黑斑羚羊并不会意识到它最终会死亡的事实，而我们能够意识到。”
我们都会死亡，我们也都知道这件事，但我们并不总是在积极地思考它。当人们得到死亡提醒的时候，他们会采用各种策略来应付。许多人类行为源于对死亡的恐惧，而这样的事实，是现代社会心理学中最突出的理论之一——恐惧管理理论——的基础。
关于恐惧管理理论，它的起源要追溯到30多年前。有一天，美国斯基德莫尔学院心理学教授谢尔登·所罗门在学院图书馆里偶然看到了美国社会学家欧内斯特·贝克尔所著的《生与死的意义》一书。谢尔登·所罗门说，他一打开那本书，就被它的中心问题吸引了。“人为什么会做他们想做的事？”欧内斯特·贝克尔在书中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人们之所以会做许多事，是为了缓解他们对死亡的恐惧。于是，谢尔登·所罗门与他的两位朋友——心理学家杰夫·格林伯格和汤姆·匹茨辛斯基开始着手进行实验，以探索这个概念。随后他们三个人共同提出了一
个著名理论，即恐惧管理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每个人都有对死亡的恐惧心理，并且为了缓解对死亡的恐惧，创立了文化世界观。这种文化世界观可以使人们的感觉象征性地超越死亡，而文化价值观则可以给人提供一种感觉，即每个人是这个有意义的世界中有价值的一员。
死亡的唯一解药就是永生。因此，恐惧管理理论认为，当人们面对自己终将死亡这一现实的时候，就会转向那些他们相信能使他们在文字上或其他方面得到永生的事物。宗教承诺会有天堂或转世，科学尝试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延续生命（例如冷冻遗体，以后让其苏醒过来），给人们带来了真正永生的希望。
这种象征性的永生的希望使恐惧死亡的心灵得到平静。人们都希望自己属于一个长久事物的一部分：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工作。当思考死亡的时候，人们会更加强烈地关注他们所属的体系，以及他们持有的世界观。
研究表明，人们意识到自己死亡必然性的时候所做的事取决于个人，取决于他的处境以及他是专注于死亡还是只是在头脑里想着死亡。根据恐惧管理理论，当你把注意力放在死亡上的时候（例如你经过一个墓地或者你認识的人患有重病等），就会倾向于抛开这些想法。你可能会抑制这些想法，用其他事情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或者安慰自己说，你距离死亡还有很长的一段路，无论如何，你明天肯定要去健身房锻炼。
一些研究已经表明，有意识地思考死亡，可以提高身体保健（即锻炼和医疗检查）的意愿。不过，人们是否真正要实现那些意愿目前还不清楚。承诺自己要吃得更好一些，可能只是一种策略，让自己的头脑不再思考死亡。
美国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心理学副教授肯·维尔说，当死亡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时，他们可能会使用逻辑来处理它。“这就像你的母亲对你说的‘系上安全带吧，因为你不想死’。所以你就会思考一下，认识到她的建议是对的，你不想在前往商店购物的途中死亡，就会系上安全带。”
根据谢尔登·所罗门的说法，就连幼儿也会使用类似的策略。他和杰夫·格林伯格和汤姆· 匹茨辛斯基共同写作的新书《果核中的蠕虫：论死亡在生命里的角色》，引用了5岁小男孩理查德的故事。这个故事来自心理学家西尔维亚·安东尼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进行的采访：
“5岁的小男孩理查德在浴缸里游来游去，心里想着不死的可能性。‘我不想死，永远也不想死。’当他的母亲告诉他，在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会死的时候，小男孩笑着说：‘这太好了。我之前还在担心这件事，现在我可以快乐了。’然后他说他要去‘逛街，买东西’。” 5岁的小男孩理查德就知道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我们自己的应激机制可能不会更复杂。谢尔登·所罗门说：“美国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善于将存在的焦虑埋藏的人。他们也有可能前往沃尔玛超市或者其他商店，购买各种物品并且尽量节省开支，以这些行为来忘记焦虑。”
不过，购物等行为只能暂时分散你的一部分注意力。即使你不再积极地思考死亡，死亡仍然可能占据你的潜意识。维尔说：“我们用文件柜来做比喻。你取出一份文件，阅读它，然后分散了注意力。现在你想吃晚餐，你把文件放回文件柜里，再把晚餐从食品柜里取出来。现在看到的是晚餐，但是你之前在想的事，现在已经在文件上面。这就是最接近你的意识的事物。”
遗憾的是，当死亡处于意识顶部的时候，带来的往往不是人类最纯正的品质。如果人们在面对死亡时想非常积极地维护自己的文化和世界观，那么他们可能对其他的世界观和持有这些世界觀的人就会显得不太友好了。
根据《果核中的蠕虫：论死亡在生命里的角色》一书，第一个恐惧管理理论研究，有“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法院的22名法官”参与。法官的任务是为被指控的妓女设定保释金，但是他们首先要接受调查。一部分法官只被问了有关人格的问题，另一部分还被问到关于死亡的两个问题：“请简要描述你想到死亡时会产生什么样的情绪”以及“尽可能具体地说，一旦你身体死亡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以及死后会发生什么事”。当时的标准保释金为50美元，由没有接受调查的法官设定。那些被问及和死亡有关的问题的法官把保释金的平均水平提高了9倍。
“结果表明，思考自己死亡必然性的法官会根据他们的文化所规定的正确的事情做出反应。”这本书里写道，“因此，他们比那些没有受到死亡提醒的同事更有力地维护法律。”
但是，谢尔登·所罗门说，研究人员后来与学生重复了这项研究，发现只有那些认为卖淫是“道德上可耻的”的学生会选择设定更苛刻的保释金。逻辑是，这些学生想坚持自己的价值观，惩罚违法者。此后，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了这方面的倾向：当思考自己死亡必然性的时候，人们更喜欢和他们相同（文化、种族、民族或宗教）的人。一些比较严肃的调查发现，死亡提醒会使人更容易将别人定型。
推广自己的世界观，可能意味着贬低别人的世界观。但是，这不是人们寻求感觉一个比自己更强大的事物（例如寻找象征性的永生）的唯一方式。即将来到的死亡也会促使人们去帮助别人，给慈善机构捐赠，并希望投入关怀家庭和人际关系当中。一些研究证明，人们在受到死亡提醒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这些反应也在实验室之外被观察到。2001年9月11日美国发生重大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死亡是许多美国人思考的最大问题。“9·11事件”之前和之后两个月的调查发现，美国人在“9·11事件”之后表现的善良、关爱、希望、灵性、感恩、领导能力以及团队合作精神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而这些现象在“9·11事件”发生10个月以后还保持着（虽然其程度有所降低）。不过，谢尔登·所罗门、杰夫·格林伯格和汤姆·匹茨辛斯基在他们合作写的书中指出，美国人在“9·11事件”之后对“其他人”产生了严重的恐惧和歧视，特别是穆斯林和阿拉伯人。
“必死性的意识和随之而来的恐惧管理过程，本质上不是造成偏见、思想封闭、敌意的负面过程。它反而似乎只是一个中立的过程。”维尔说，“这个过程会激发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维护和捍卫自己的文化世界观。”
你如何管理你的恐惧，取决于什么事物对你很重要，而这些就是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会去寻找的事物。在一项研究中，具有同情心的人在得到死亡提醒之后，更有可能原谅别人的过错;在另一项研究中，原教旨主义的宗教人士在思考自己的必死性之后变得更具同情心，但是这种价值观只在宗教的背景下体现。
恐惧管理理论认为，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与其他的恐惧有所不同。毕竟，其他所有的威胁都是可生存的。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显得非常严重。
不过，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史蒂文·海因认为，死亡不一定是这样一个独特的威胁。2006年，他与同事特拉维斯·普罗克斯、凯思林·沃赫斯开发了意义维护模式，意思是，思考死亡确实会激发这些态度和行为，但是原因不同。根据他们的理论，死亡是一个对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构成的威胁。
史蒂文·海因说，虽然意义维护模式和恐惧管理理论有很多共同点，但是意义维护模式可以解释一个恐惧管理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自杀。“自杀的一个主要动机，就是你感到自己的生命没有意义;当你感觉到你的生命中没有足够的意义时就想要死亡。”他说。
史蒂文·海因说，死亡与其他事物不同的是，死亡没有解决的方法。“我们都会有一死，这个问题在我们的生命中，是永远无法完全解决的问题。”
“我知道我们应该非常害怕死亡。但这不是很好吗？”美国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心理学教授劳拉·金女士问道。“如果生命永远不会结束，想想看，那不是都会像所有的僵尸影片或者科幻电影一样吗？如果活得太久，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失去理智。生命不再有任何意义，因为它太平凡了。”
劳拉·金女士在2009年进行了一项研究，提出了死亡和意义的另一种观点。她认为，人们在得到死亡提醒之后，会更加珍惜生命。这就是稀缺性原理——你拥有的东西越少，你就越会珍惜它。
劳拉·金女士说：“几乎每个人都会说生命太短，但是实际上生命非常长，真的很长。”一旦人们生存的日子真正不多的时候，他们优先做的事情似乎会改变。专家的有关研究表明，老年人比年轻人更能面对现实，对于周围的人更具有选择性，大多数会选择与家人和亲密的朋友在一起。其他的研究显示，老年人也比较宽容，更会关照别人，更少注重于自己。
这些都符合威廉·欧文的斯多葛哲学：不用拉窗帘遮挡外面的黑暗，而是直接凝视着黑暗，当你转过身来时，会感激周围充满亮光。
美国殡葬行业专家凯特琳·道蒂女士指出：“死亡不会因为我们隐藏它而消失。死亡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如果将它视为异常，对我们的文化没有任何帮助……我们无法控制自然，我们并没有比自然更强大。”
这与恐惧管理理论非常相似。这是一个将死亡最大限度地推开的文化，即使最终它办不到。
许多美国人已经开始接受凯特琳·道蒂女士的思维方式。供人们聚集在一起讨论他们的必死性的“死亡沙龙”和“死亡咖啡馆”已经在美国各地出现;而许多医生正在努力推广临终关怀，让重病患者参与为自己的死亡做计划。
不过研究表明，思考死亡的影响，并不都是恩典和感激——公开讨论死亡最终会帮助还是伤害人类？
凯特琳·道蒂女士说：“起初，思考死亡经常会使我情绪起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死亡的思考会让我更倾向于宽宏大量。我认识到，当我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就必须将自己的身体、原子和分子归还给宇宙。”
要完全消除对死亡的所有恐惧是不可能的。动物都有生存的动力，而我们人类虽然具有所有的意识，也仍然属于动物。
“死亡会摧毁一个男人，但是死亡的想法挽救了他。”英国作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曾这样写道。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有什么救赎，但是如果我们接受死亡，也许我们可以活下去。
父母的内心深处总有一个紧紧盘绕的噩梦：他的小孩会死亡。这个噩梦可能会在合理的时间出现，例如当小孩跑到街上;也可能在安静的时刻偷偷袭来。这种恐惧，是父母保护自己孩子的一个有益的进化性动力，但是它仍然困扰着父母们。
古罗马时期著名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约55—约135）建议父母们感受那种恐惧。“亲吻你的小孩的时候说一句‘明天你可能会死’，这有什么害处呢？”他在他的《语录》中写道。
也许有人会说爱比克泰德是个混蛋，但是美国莱特州立大学哲学教授威廉·欧文认为他说的可能有道理。
“斯多葛学者认为，对死亡的担忧实际上可以使我们的生活比原来过得更快乐。”威廉·欧文说，“你应该允许自己时不时地想起，你总有一天会死，而你所爱的人也总有一天会死。我已经试过了，确实很有力量。我是一名2 1世纪的信奉斯多葛主义的人。”
公元前3世纪，斯多葛主义在希腊出现并兴盛起来，之后传播到古罗马帝国，并在皇帝马库斯·奥雷柳斯（公元180年逝世）统治期间继续盛行。“斯多葛主义已经面临更好的时期，这是显而易见的。”威廉·欧文在他的著作《美好生活指南：古代斯多葛之乐的艺术》中写道。他在研究一本佛教禅宗著作的时候，偶然发现了这门哲学。“我以为自己要成为一个禅宗佛教徒，但是斯多葛主义的方法更加理性。”
威廉·欧文认为，这门哲学提供了幸福的秘诀，其中的一部分，就是思考那些可能发生在你身上的不好的事情，最大的坏事就是死亡——你的死亡以及你爱的人的死亡。
“我们可以每天这样做，只要想象事情可能会更糟。”威廉·欧文说，“当事情实际上没有那么糟的时候，这不是很好吗？”
对威廉·欧文和斯多葛主义者来说，死亡的意识激发了感激之情。对许多其他人来说，思考死亡最终激发了恐惧或者焦虑。事实上，后者可能就是人类的自然状态。
“我们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因为我们可以独特地意识到自己死亡的必然性。”美国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心理学副教授肯·维尔说，“当然，其他动物也会意识到它们会死亡。如果猎豹追逐一只黑斑羚羊，或是追逐我们的时候，我们和黑斑羚羊都会逃跑。我们会将这件事作为死亡的直接威胁。不过，黑斑羚羊并不会意识到它最终会死亡的事实，而我们能够意识到。”
我们都会死亡，我们也都知道这件事，但我们并不总是在积极地思考它。当人们得到死亡提醒的时候，他们会采用各种策略来应付。许多人类行为源于对死亡的恐惧，而这样的事实，是现代社会心理学中最突出的理论之一——恐惧管理理论——的基础。
关于恐惧管理理论，它的起源要追溯到30多年前。有一天，美国斯基德莫尔学院心理学教授谢尔登·所罗门在学院图书馆里偶然看到了美国社会学家欧内斯特·贝克尔所著的《生与死的意义》一书。谢尔登·所罗门说，他一打开那本书，就被它的中心问题吸引了。“人为什么会做他们想做的事？”欧内斯特·贝克尔在书中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人们之所以会做许多事，是为了缓解他们对死亡的恐惧。于是，谢尔登·所罗门与他的两位朋友——心理学家杰夫·格林伯格和汤姆·匹茨辛斯基开始着手进行实验，以探索这个概念。随后他们三个人共同提出了一
个著名理论，即恐惧管理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每个人都有对死亡的恐惧心理，并且为了缓解对死亡的恐惧，创立了文化世界观。这种文化世界观可以使人们的感觉象征性地超越死亡，而文化价值观则可以给人提供一种感觉，即每个人是这个有意义的世界中有价值的一员。
死亡的唯一解药就是永生。因此，恐惧管理理论认为，当人们面对自己终将死亡这一现实的时候，就会转向那些他们相信能使他们在文字上或其他方面得到永生的事物。宗教承诺会有天堂或转世，科学尝试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延续生命（例如冷冻遗体，以后让其苏醒过来），给人们带来了真正永生的希望。
这种象征性的永生的希望使恐惧死亡的心灵得到平静。人们都希望自己属于一个长久事物的一部分：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工作。当思考死亡的时候，人们会更加强烈地关注他们所属的体系，以及他们持有的世界观。
研究表明，人们意识到自己死亡必然性的时候所做的事取决于个人，取决于他的处境以及他是专注于死亡还是只是在头脑里想着死亡。根据恐惧管理理论，当你把注意力放在死亡上的时候（例如你经过一个墓地或者你認识的人患有重病等），就会倾向于抛开这些想法。你可能会抑制这些想法，用其他事情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或者安慰自己说，你距离死亡还有很长的一段路，无论如何，你明天肯定要去健身房锻炼。
一些研究已经表明，有意识地思考死亡，可以提高身体保健（即锻炼和医疗检查）的意愿。不过，人们是否真正要实现那些意愿目前还不清楚。承诺自己要吃得更好一些，可能只是一种策略，让自己的头脑不再思考死亡。
美国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心理学副教授肯·维尔说，当死亡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时，他们可能会使用逻辑来处理它。“这就像你的母亲对你说的‘系上安全带吧，因为你不想死’。所以你就会思考一下，认识到她的建议是对的，你不想在前往商店购物的途中死亡，就会系上安全带。”
根据谢尔登·所罗门的说法，就连幼儿也会使用类似的策略。他和杰夫·格林伯格和汤姆· 匹茨辛斯基共同写作的新书《果核中的蠕虫：论死亡在生命里的角色》，引用了5岁小男孩理查德的故事。这个故事来自心理学家西尔维亚·安东尼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进行的采访：
“5岁的小男孩理查德在浴缸里游来游去，心里想着不死的可能性。‘我不想死，永远也不想死。’当他的母亲告诉他，在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会死的时候，小男孩笑着说：‘这太好了。我之前还在担心这件事，现在我可以快乐了。’然后他说他要去‘逛街，买东西’。” 5岁的小男孩理查德就知道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我们自己的应激机制可能不会更复杂。谢尔登·所罗门说：“美国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善于将存在的焦虑埋藏的人。他们也有可能前往沃尔玛超市或者其他商店，购买各种物品并且尽量节省开支，以这些行为来忘记焦虑。”
不过，购物等行为只能暂时分散你的一部分注意力。即使你不再积极地思考死亡，死亡仍然可能占据你的潜意识。维尔说：“我们用文件柜来做比喻。你取出一份文件，阅读它，然后分散了注意力。现在你想吃晚餐，你把文件放回文件柜里，再把晚餐从食品柜里取出来。现在看到的是晚餐，但是你之前在想的事，现在已经在文件上面。这就是最接近你的意识的事物。”
遗憾的是，当死亡处于意识顶部的时候，带来的往往不是人类最纯正的品质。如果人们在面对死亡时想非常积极地维护自己的文化和世界观，那么他们可能对其他的世界观和持有这些世界觀的人就会显得不太友好了。
根据《果核中的蠕虫：论死亡在生命里的角色》一书，第一个恐惧管理理论研究，有“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法院的22名法官”参与。法官的任务是为被指控的妓女设定保释金，但是他们首先要接受调查。一部分法官只被问了有关人格的问题，另一部分还被问到关于死亡的两个问题：“请简要描述你想到死亡时会产生什么样的情绪”以及“尽可能具体地说，一旦你身体死亡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以及死后会发生什么事”。当时的标准保释金为50美元，由没有接受调查的法官设定。那些被问及和死亡有关的问题的法官把保释金的平均水平提高了9倍。
“结果表明，思考自己死亡必然性的法官会根据他们的文化所规定的正确的事情做出反应。”这本书里写道，“因此，他们比那些没有受到死亡提醒的同事更有力地维护法律。”
但是，谢尔登·所罗门说，研究人员后来与学生重复了这项研究，发现只有那些认为卖淫是“道德上可耻的”的学生会选择设定更苛刻的保释金。逻辑是，这些学生想坚持自己的价值观，惩罚违法者。此后，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了这方面的倾向：当思考自己死亡必然性的时候，人们更喜欢和他们相同（文化、种族、民族或宗教）的人。一些比较严肃的调查发现，死亡提醒会使人更容易将别人定型。
推广自己的世界观，可能意味着贬低别人的世界观。但是，这不是人们寻求感觉一个比自己更强大的事物（例如寻找象征性的永生）的唯一方式。即将来到的死亡也会促使人们去帮助别人，给慈善机构捐赠，并希望投入关怀家庭和人际关系当中。一些研究证明，人们在受到死亡提醒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这些反应也在实验室之外被观察到。2001年9月11日美国发生重大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死亡是许多美国人思考的最大问题。“9·11事件”之前和之后两个月的调查发现，美国人在“9·11事件”之后表现的善良、关爱、希望、灵性、感恩、领导能力以及团队合作精神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而这些现象在“9·11事件”发生10个月以后还保持着（虽然其程度有所降低）。不过，谢尔登·所罗门、杰夫·格林伯格和汤姆·匹茨辛斯基在他们合作写的书中指出，美国人在“9·11事件”之后对“其他人”产生了严重的恐惧和歧视，特别是穆斯林和阿拉伯人。
“必死性的意识和随之而来的恐惧管理过程，本质上不是造成偏见、思想封闭、敌意的负面过程。它反而似乎只是一个中立的过程。”维尔说，“这个过程会激发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维护和捍卫自己的文化世界观。”
你如何管理你的恐惧，取决于什么事物对你很重要，而这些就是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会去寻找的事物。在一项研究中，具有同情心的人在得到死亡提醒之后，更有可能原谅别人的过错;在另一项研究中，原教旨主义的宗教人士在思考自己的必死性之后变得更具同情心，但是这种价值观只在宗教的背景下体现。
恐惧管理理论认为，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与其他的恐惧有所不同。毕竟，其他所有的威胁都是可生存的。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显得非常严重。
不过，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史蒂文·海因认为，死亡不一定是这样一个独特的威胁。2006年，他与同事特拉维斯·普罗克斯、凯思林·沃赫斯开发了意义维护模式，意思是，思考死亡确实会激发这些态度和行为，但是原因不同。根据他们的理论，死亡是一个对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构成的威胁。
史蒂文·海因说，虽然意义维护模式和恐惧管理理论有很多共同点，但是意义维护模式可以解释一个恐惧管理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自杀。“自杀的一个主要动机，就是你感到自己的生命没有意义;当你感觉到你的生命中没有足够的意义时就想要死亡。”他说。
史蒂文·海因说，死亡与其他事物不同的是，死亡没有解决的方法。“我们都会有一死，这个问题在我们的生命中，是永远无法完全解决的问题。”
“我知道我们应该非常害怕死亡。但这不是很好吗？”美国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心理学教授劳拉·金女士问道。“如果生命永远不会结束，想想看，那不是都会像所有的僵尸影片或者科幻电影一样吗？如果活得太久，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失去理智。生命不再有任何意义，因为它太平凡了。”
劳拉·金女士在2009年进行了一项研究，提出了死亡和意义的另一种观点。她认为，人们在得到死亡提醒之后，会更加珍惜生命。这就是稀缺性原理——你拥有的东西越少，你就越会珍惜它。
劳拉·金女士说：“几乎每个人都会说生命太短，但是实际上生命非常长，真的很长。”一旦人们生存的日子真正不多的时候，他们优先做的事情似乎会改变。专家的有关研究表明，老年人比年轻人更能面对现实，对于周围的人更具有选择性，大多数会选择与家人和亲密的朋友在一起。其他的研究显示，老年人也比较宽容，更会关照别人，更少注重于自己。
这些都符合威廉·欧文的斯多葛哲学：不用拉窗帘遮挡外面的黑暗，而是直接凝视着黑暗，当你转过身来时，会感激周围充满亮光。
美国殡葬行业专家凯特琳·道蒂女士指出：“死亡不会因为我们隐藏它而消失。死亡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如果将它视为异常，对我们的文化没有任何帮助……我们无法控制自然，我们并没有比自然更强大。”
这与恐惧管理理论非常相似。这是一个将死亡最大限度地推开的文化，即使最终它办不到。
许多美国人已经开始接受凯特琳·道蒂女士的思维方式。供人们聚集在一起讨论他们的必死性的“死亡沙龙”和“死亡咖啡馆”已经在美国各地出现;而许多医生正在努力推广临终关怀，让重病患者参与为自己的死亡做计划。
不过研究表明，思考死亡的影响，并不都是恩典和感激——公开讨论死亡最终会帮助还是伤害人类？
凯特琳·道蒂女士说：“起初，思考死亡经常会使我情绪起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死亡的思考会让我更倾向于宽宏大量。我认识到，当我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就必须将自己的身体、原子和分子归还给宇宙。”
要完全消除对死亡的所有恐惧是不可能的。动物都有生存的动力，而我们人类虽然具有所有的意识，也仍然属于动物。
“死亡会摧毁一个男人，但是死亡的想法挽救了他。”英国作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曾这样写道。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有什么救赎，但是如果我们接受死亡，也许我们可以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