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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徐菲.论海外瑶族文献的保护与利用：以牛津大学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为例[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5）：43-49.
中图分类号：G12;B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0.05.007
文章编号：1009-3729（2020）05-0043-07
摘要：流散海外的瑶族文献，是当前少数民族文献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海外瑶族文献虽数量庞大、流传广泛，但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缺乏统一的保护与利用规划，社会效益亟待挖掘。研究海外瑶族文献，不仅有利于保护瑶族传统历史文献，而且可以与现存的国内瑶族文献研究互为补充，为民族学和宗教学研究提供更多线索和启示。从牛津大学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的现有情况来看，要保护和利用海外瑶族文献，应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建立专门的学术网站，组织国内专业人才赴海外参与抢救性保护工作，与国外科研机构加强信息沟通和经验互鉴，以逐步建立海外瑶族文献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体系。
关键词：瑶族文献;海外; 保护; 整合
流散海外的瑶族文献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民族学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海外瑶族文献数量庞大、流传广泛，其保护与整合是当前一个难题。瑶族文献既是瑶族的也是历史的，其双重性质意味着对民族文献和历史文献进行双重保护和利用的意义。研究海外瑶族文献的保护和整合，可提高瑶族研究及其历史研究的水平，也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讲话精神的体现。
一、海外瑶族文献流散概况
流散海外的瑶族文献数量庞大，收藏于不同国家的图书馆。据初步整理统计，流散欧美的瑶族文献约有4300余册，另外日本南山大学图书馆也藏有163册。其中，德国慕尼黑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藏有瑶族手稿2776件，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所收藏有210份手稿和10幅卷轴，德国国立民族博物馆收藏有22幅优瑶画。美国俄亥俄大学图书馆收藏有瑶族手抄手绘与实物文献3000多件，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手稿和卷轴241份，美国布朗大学哈芬雷弗人类学博物馆藏有瑶族神像画20幅。牛津大学图书馆收藏有瑶族文献682册，大英图书馆收藏瑶族手稿数字化资料202份。荷兰莱顿大学中央图书馆收藏有29份手稿，莱顿国立民族博物馆内收藏有手稿150份和画轴100幅。丹麦皇家图书馆收藏有瑶族手稿37份。澳大利亚达尔文北领地博物馆和美术馆藏有卷轴7幅。泰国清迈山民研究院也藏有大量瑶族手抄文獻。至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藏有的瑶族文献，尚未经过系统细致的调查统计，有待于新的研究成果发现[1]。
按照德国学者欧雅碧在《瑶族之宗教——概述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之馆藏瑶族手本》中的分类，海外瑶族文献分为两种类型：宗教性文本和非宗教性文本。宗教性文本又可细分为经文、表奏、秘语、仪礼等，非宗教性文本大致可分为道德教化类、语言教科与词典类、占卜类等[2]。另据何红一[3]的研究，美国国会图书馆瑶族文献主要分为六大类：经书类、文书类、歌书类、蒙书类、杂占类和其他类型。据郭武[4]的整理，牛津大学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主要分为两类：道教类和非道教类。道教类主要包括科仪和法术等;非道教类主要涉及生活，包括合婚、算命、看相等内容。综上所述，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和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收藏的瑶族文献，皆以宗教类文本居多。牛津大学图书馆藏以Sinica为开头的瑶族文献共307本，其中260本与道教有关。
伴随国际上对瑶族文化研究的不断升温，海外瑶族文献也逐渐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并有不少成果面世。德国对于其藏有的瑶族文献研究起步较早，已经启动“瑶族宗教手卷”研究项目，并且有多篇相关学术论文发表，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的867件瑶族手抄文献也已编制目录并出版。美国瑶族文献研究多数为何红一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考证了美国瑶族文献的收藏及其来源，并对瑶族文献价值进行了评估和肯定。郭武大致分析了牛津大学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的抄写时间和流传范围，认为文本以科仪和法术类型居多。日本成立了“瑶族文化研究所”，对瑶族文献进行了多方位考察，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果。海外瑶族文献研究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具有民族学、宗教学、瑶学、医学、文字学、伦理学等多方面的价值。海外瑶族文献研究可与现存国内瑶族文献的研究互为补充，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清代与民国时期瑶族的政治、经济、婚丧嫁娶等多方面习俗，为后人研究提供更多线索，弥补国内研究瑶族材料不足这一缺陷，推动有关瑶族各方面的研究向深入发展。
从现有情况来看，研究的不均衡现象严重。德国对其馆藏瑶族文献的重视程度相对较高，且编制了相应的目录;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的研究虽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但这些成果主要是针对瑶族文献的版本特征、俗字、收藏与来源等方面的研究，民俗类与宗教类的研究相对不足。牛津大学图书馆对馆藏瑶族文献从宗教学的角度进行了文本筛选和甄别，但其受关注程度较低，研究人员相对短缺，投入经费不够，国人对其认识不清晰、不全面。
二、牛津大学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的保护和利用情况
牛津大学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的存在
直到2010年才被国人获悉。牛津大学人类学系Elizabeth Hsu教授邀请郭武教授找出这批瑶族文献中关于医药方面的文本，在其帮助下，郭武利用两个月时间阅读了该批手抄本瑶族文献。于是，这些在清代与民国期间曾流传于广西、云南和越南地区的瑶族文献才不再尘封于图书馆中，其各种价值才逐步被世人所知。
关于这批文献的来源，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牛津大学图书馆亦无书面的记载。据大卫·赫利维尔考证，牛津大学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出自Robert Stolper的收藏。赫利维尔现在的一位同事于 1990 年秋天至1993年春天购买了编号Sinica 3241—3547的瑶族文献[5]。在牛津大学图书馆特殊期刊阅览室可以翻阅世界各地的稀缺文本。笔者求证过阅览室工作人员，极少有人知晓这批瑶族文献藏于牛津大学图书馆，也极少有学者翻阅，故几乎无人知晓这批文献的价值。截至2011年，仅有郭武、笔者和德国一位学者翻阅过这批瑶族文献。 该批文献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从版本特征来看，多为线装手抄本，用繁体汉字书写，且书写的方式为自右向左、自下而上;页面大小也有差别，长度一般在14～20 cm，宽度为12～15 cm。从文本结构来看，部分文献中配有多种插图，这些插图内容涵盖人物、符箓、法印等，如Sinica 3250号，长19.3 cm，宽12.8 cm，书中多配有步罡图;Sinica 3305号，配有人像插图。从保存状况来看，部分文本保存良好，有封面和封底，且封面题有不同的字，或为题目或似抄写人姓名等，如Sinica 3258号，封面题有“书主李进仙”字样;Sinica 3423、Sinica 3446和Sinica 3447号，封面分别题有“敕坛科”“设醮科”和“飞章科”。一些文本也会落有抄写时间，如Sinica 3277号，首页题有“皇上同治五年丙寅岁四月十七日”的字样。
总之，此批瑶族文献没有统一模式，有的文本信息比较全面，保存也比较完整。例如，Sinica 3248号，有封面和封底，长19 cm，宽12.5 cm，首页有“民国”字样;Sinica 3331号，有封面和封底，文本首页有“书主封金周”等字样，且书中配有插图。有些文本，破损严重，信息不全，只能通过文本中的内容判断其性质，如Sinica 3339号，无封面和封底，内容包含“又看病凶吉”等字样，推断其应为道教医学用书。由于篇幅有限，在此不一一赘述。
瑶族文献没有受到应有重视，首先表现在这些文本处于自然存放状态，尚未被考订编目。日本学者丸山宏曾在其文中提及牛津大学图书馆馆藏瑶族手抄本311册，还没有完整的目录[6]。牛津大学图书馆作为世界顶级图书馆，具有强大的文献检索功能，可通过多种方式查询馆藏文献。遗憾的是，笔者曾试图通过输入关键词等方式进行检索，却并未得到关于瑶族文献的具体信息。郭武在牛津大学期间并未翻阅全部的文本，当时的图书馆管理员称Sinica 3356、Sinica 3538、Sinica 3539、Sinica 3540四册无法找到。后经笔者进一步的查询，除Sinica 3356号文本外，其余三册不知何原因遗失。
此外，瑶族文献的编号缺乏规整性。从内容上来看，相邻编号的文本差距较大，如Sinica 3241号，内容主要与生活有关，诸如“别人财物，不可骗他;非理之言，不可说他”等，应为伦理教化生活用书;而Sinica 3242号，内容包含各种科仪所用上章奏表，书中有“北极驱邪院印”等字样，应为道教科仪用书;Sinica 3243号内容包含“变手掌符用”“五方雪水法”等法术，且文本中伴有符图多幅，应为道教法术用书。从规格上来看，相邻编号的瑶族文献文本长短不一。例如，Sinica 3253号，长17.5 cm，宽12.5 cm;Sinica 3254號，长20.4 cm，宽13.5 cm; Sinica 3255号，长20 cm，宽13 cm。从破损程度上来看，保存完好的与残缺不全的混杂在一起。例如，Sinica 3261号，破损严重，有多处残缺;而相邻的Sinica 3262号和Sinica 3260号，保存得相对较好，书中的字迹大多可辨认。综上所述，从牛津大学图书馆没有专门为这批瑶族文献制作相应的目录来推断，这批瑶族文献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相应的研究。
其次，牛津大学没有对这批瑶族文献进行数字化处理，没有对其进行拍照转换成电脑可存取的形式。这些瑶族文献一旦遇到不可预测的意外，就会永久损坏且不可复制。部分文本，纸张老化粘连严重，翻页困难。笔者在2011年赴牛津大学访学期间对瑶族文献进行拍摄，并将照片提供给牛津大学图书馆中文特藏部。但由于拍摄水平所限、相机精度有限、特殊期刊阅览室光线不可控等因素，对该批瑶族文献的数字化加工和存储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仍需继续进行研究。
类似的情况也曾发生在美国国会图书馆。2005年美国国会图书馆购入第一批瑶族文本时，工作人员以为其只是普通的汉字手抄本文献，没有认识到这些文本的价值。2007年何红一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做了一次讲座，题为《神奇的瑶族古书——国会图书馆瑶族文献研究》。在该讲座中，何红一对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的瑶族文献的价值进行了详细的评述，引起了国会图书馆的重视，他们修复了入馆安检时受损的《评皇券牒过山榜》卷轴;同时也引起了多家媒体的关注，如美国《世界日报》、中国中央电视台网站、中国国家民委网站等[7]。
牛津大学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有着多重的学术价值。首先，从抢救、保护和整理少数民族文献的角度来看，少数民族文献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遗产，是各民族精神文化的载体，牛津大学图书馆馆藏的瑶族文献属于少数民族文献的一部分，缺失了这些瑶族文献，对于瑶族文化和手抄本古籍来说都是一大损失。其次，从宗教学的角度来看，这批文献对道教史和道教科仪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郭武认为，这些瑶族文献有着珍贵的研究价值，不仅可以了解瑶族的宗教信仰和社会生活等，而且可以为研究道教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传播和发展提供新资料[4]。从这些手抄本瑶族文献的文本内容上，可以推断这批文献抄写的时间主要为清代和民国时期，为明清和民国道教史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史料依据。例如，Sinica 3403号封面题有“正一初真授戒科”字样，Sinica 3465号封面题有“受戒秘语”和“受戒秘文巫二教”等字样，Sinica 3474号封面题有“玄门授戒秘语”、内封题有“玄门授戒道师二教秘语”字样，Sinica 3503号封面题有“受戒集秘”字样，这些都是关于瑶族度戒的文书。郭武认为，这些文本对于道教的科仪法术等并不是简单地照搬使用，而是有着改造和发展[4]。这批瑶族文献反映了道教科仪在瑶族中传播和发展的轨迹。
再次，这些瑶族文献有助于了解瑶族的历史文化和现状，扩展对瑶族文献研究的认识，了解瑶族过往生活的方方面面，为瑶族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野和课题。流散海外的瑶族文献中有一部分为歌书，瑶族人民擅长歌唱，在生活中常用歌声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这些歌书中有生活歌、宗教仪式歌、婚丧歌等，歌词以叙事的形式记录瑶族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例如，Sinica 3256号，首页题有“天文六言杂言”字样，内容包括地理、人物、岁寿等，文末还附有“天师卦看病用”字样，后半部分疑似与医学有关;Sinica 3271号，书中多为三字经形式，内容与瑶族人民的生活伦理有关，开头题有“女儿经，仔细听;早早起，出闺门”等字样;Sinica 3304号，封面残缺，题有“引歌出”“引娘唱”“又到送神歌用”等字样，书中配有插图，多与瑶族人民的生活有关;Sinica 3363号，唱词内容也多与生活有关，有“起声唱，一双杨鸟起唱”“大星又问小星事，小星在后得双”;Sinica 3380号，书中题有“又到执家主祖宗”“又到运钱歌”“又到说童歌”等字样。 学术界关于牛津大学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的研究，尤其是系统、全面而深入地整理和分析这批文献的研究还没有完全展开。目前针对牛津大学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的研究仅有少量的成果问世。《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瑶族道经考述》对文献的抄写时间和流传范围进行了简单的概括和分析，并从这批文本中了解到了一些巫术的痕迹与儒佛的影响;《清代临安府瑶族宗教仪式中的汉地道教元素——以 S3451 号文本之“关告科”与“开解科”为例》一文，以收藏于英国牛津大学伯德雷恩图书馆的S3451号瑶族宗教经本为例，将其中的“关告科”与“开解科”两节仪式与汉地道教的科仪文本相比较，相继发现：无论是从神学观念还是从仪式程序、具体环节来看，瑶族的宗教仪式皆有着浓厚的汉地道教色彩，实际上是对汉地道教斋醮科仪的一种“借用”[8]。《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瑶族道经中的度戒仪式研究》使用其中15册文本，对度戒仪式进行了介绍。这批瑶族文献犹如一个巨大的宝藏，有待于深入研究和开发。
三、海外瑶族文献的保护与整合
自1980年以来，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抢救、整理和出版少数民族典籍。国家民委1997年立项的重点民族文化工程《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瑶族卷》在2014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瑶族古籍进行的首次全面普查和著录。全书共收录瑶族古籍条目3002条，分甲、乙、丙、丁四编：甲编书籍类1070条，乙编铭刻类146条，丙编文书类529条，丁编讲唱类1257条。其内容涉及瑶族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评王券牒（过山榜）、歌书、地方史志、宗教经书、民间医书、家谱族谱，以及瑶族民间口头传承的史诗、神话、传说、歌谣等，全方位反映了瑶族的社会、经济、制度、文化、历史、宗教、信仰、习俗、文学、艺术、审美等，系统展示了瑶族古籍及其文化概貌，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特点，编撰项目自2003年启动，历时12年[9]。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文山瑶族文献古籍典藏》7册，分别为《道科书》（上下）、《师科书》、《集量秘》、《喃神书》、《斋坛婚礼仪式歌》、《大部经》，收集蓝靛瑶300余册民间手抄本，除少量孤本外，每整理一本都有两册或多册同类版本作为参照;为方便理解和使用，编撰者还对手抄本进行了断句和标点[10]。越南老街省文化体育旅游厅编著出版的《越南瑶族民间古籍（一）》，收录了越南24首瑶人故事和多种瑶人信歌，重现了古代瑶族的生活画面，反映了瑶族庞大的民间文学遗产的价值。这些图书的出版给国内外研究瑶族的专家学者提供了相对全面的国内瑶族文献目录，也为海外瑶族文献联合目录的编纂提供了借鉴。
综上所述，我们应从保护和利用海外瑶族文献的角度出发，从中华民族责任感的高度来看待整合海外瑶族文献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其一，应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对海外瑶族文献进行规划和整理。流散海外的瑶族文献分布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除前文提及的德国、美国、英国、日本等外，其他国家或地区也有大量的海外瑶族道经存在。当然由于其分散性，进行全球范围内的瑶族文献大普查绝非易事。瑶族文献或被境外的图书馆馆藏，或为私人收藏，故应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对海外的瑶族文献进行一个大概的统计和评估。整合全球的瑶族道经，进行文献的保护和多种形式的回归，可使优秀的文化遗产为现今的文化建设提供帮助，也可为瑶族研究以至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研究提供资源。
其二，应建立专门的学术网站，定期发布更新海外瑶族文献的研究成果，并且长期发布征集启事，发动民间的力量，鼓励社会公众提供海外瑶族文献的线索。通过数字化处理对瑶族文献进行保护，建立统一的平台，建设一系列具有较高水准的瑶族文化数据库，利用技术手段实现其面向全球学者的检索功能。这样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一定的资金和人力支持，除争取国家专项基金外，亦可开展中外合作，向国外的文化组织或非政府机构寻求资助，设立专门的瑶族文献基金会，获得各方面的支持。
其三，应输送人才至海外，对这些瑶族文献进行拍照或影印工作。在这方面，学术界已经有人进行了初步尝试和探索。何红一从美国带回了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的瑶族文献资料，并做了一系列整理和分类的研究，发表了《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瑶族手抄本文献新发现及价值》《美国瑶族文献收藏及其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瑶族文献的整理与分类研究》等文章，使世人对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期待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的相关目录和索引尽快面世，为国内关于海外的瑶族文献研究开拓一片新领域，方便就美国藏有的瑶族文献沟通和对话。输送海外的人才，应该涵盖各个专业领域，如宗教学、民族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等，可以按照分组的形式，派出专业人才赴境外对瑶族文献进行保护和整理。与此同时，还应加强专业人员的技能培训，涵盖宗教方面和数据处理方面知识，增强其规范化意识，确保未来多批带回国的数字化瑶族文献的质量。
其四，应加强与境外合作，多方位沟通信息，学习他国先进经验。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日本和德国等国家走在了前列。日本多年来致力于瑶族文献的收集和研究，已多次举办瑶族文化研讨会，并将会议论文集中出版;德国对其藏有的瑶族文献进行了编目并已出版，以提要的形式展现这批瑶族文献的大致内容。建议将现已出版的海外瑶族文献的研究成果集结成册，仿照《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瑶族卷》形式，按照不同国家进行分类，如德国篇、美国篇、日本篇、英国篇等，做到资源共享。此外，应编撰《海外瑶族文献联合目录提要》，与各国进行沟通合作，以联合出版的形式对这些海外瑶族文献进行出版，如与牛津大学图书馆协商出版《牛津大学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汇编》。同时还应成立专家组，对不同国家的瑶族文献进行遴选和甄别，共同核定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文本，联合出版《海外瑶族道经善本汇刊》。按照文本的珍贵程度，特别是根据那些在国内失传的瑶族文献文本确定哪些应尽早优先出版，这也是让海外瑶族文献回归祖国的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为创建海外瑶族文献研究体系提供有力的支持，促进全球瑶族文献的保护和研究，并使之成为全球共享的中华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陈朋.瑶族古籍的海外流散与公共机构收藏考述[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8（4）：91.
[2] 欧雅碧.瑤族之宗教：概述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之馆藏瑶族手本[J].民俗曲艺，2005（12）：227.
[3] 何红一.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45-47.
[4] 郭武.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瑶族道经考述[J].文献，2012（10）： 140.
[5] 徐菲.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瑶族手抄本道经新发现及其价值[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10）：76.
[6] 丸山宏.湖南省蓝山县勉系瑶族宗教仪式文字资料的研究价值：以度戒仪式文书为中心之探讨[C]∥“地方道教仪式实地调查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
[7] 黄萍莉，何红一，陈朋.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瑶族手抄文献的资源特征与组织整理[J].图书馆学研究，2013（24）：85.
[8] 郭武.清代临安府瑶族宗教仪式中的汉地道教元素：以 S3451 号文本之“关告科”与“开解科”为例[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11.
[9]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瑶族卷编委会，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古籍办公室.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瑶族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
[10]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古籍办.师科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4-5.
[收稿日期]2020-01-2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4CZJ011）
[作者简介]徐菲（1981—），女，河南省辉县市人，郑州轻工业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哲学、宗教学。
中图分类号：G12;B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0.05.007
文章编号：1009-3729（2020）05-0043-07
摘要：流散海外的瑶族文献，是当前少数民族文献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海外瑶族文献虽数量庞大、流传广泛，但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缺乏统一的保护与利用规划，社会效益亟待挖掘。研究海外瑶族文献，不仅有利于保护瑶族传统历史文献，而且可以与现存的国内瑶族文献研究互为补充，为民族学和宗教学研究提供更多线索和启示。从牛津大学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的现有情况来看，要保护和利用海外瑶族文献，应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建立专门的学术网站，组织国内专业人才赴海外参与抢救性保护工作，与国外科研机构加强信息沟通和经验互鉴，以逐步建立海外瑶族文献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体系。
关键词：瑶族文献;海外; 保护; 整合
流散海外的瑶族文献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民族学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海外瑶族文献数量庞大、流传广泛，其保护与整合是当前一个难题。瑶族文献既是瑶族的也是历史的，其双重性质意味着对民族文献和历史文献进行双重保护和利用的意义。研究海外瑶族文献的保护和整合，可提高瑶族研究及其历史研究的水平，也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讲话精神的体现。
一、海外瑶族文献流散概况
流散海外的瑶族文献数量庞大，收藏于不同国家的图书馆。据初步整理统计，流散欧美的瑶族文献约有4300余册，另外日本南山大学图书馆也藏有163册。其中，德国慕尼黑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藏有瑶族手稿2776件，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所收藏有210份手稿和10幅卷轴，德国国立民族博物馆收藏有22幅优瑶画。美国俄亥俄大学图书馆收藏有瑶族手抄手绘与实物文献3000多件，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手稿和卷轴241份，美国布朗大学哈芬雷弗人类学博物馆藏有瑶族神像画20幅。牛津大学图书馆收藏有瑶族文献682册，大英图书馆收藏瑶族手稿数字化资料202份。荷兰莱顿大学中央图书馆收藏有29份手稿，莱顿国立民族博物馆内收藏有手稿150份和画轴100幅。丹麦皇家图书馆收藏有瑶族手稿37份。澳大利亚达尔文北领地博物馆和美术馆藏有卷轴7幅。泰国清迈山民研究院也藏有大量瑶族手抄文獻。至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藏有的瑶族文献，尚未经过系统细致的调查统计，有待于新的研究成果发现[1]。
按照德国学者欧雅碧在《瑶族之宗教——概述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之馆藏瑶族手本》中的分类，海外瑶族文献分为两种类型：宗教性文本和非宗教性文本。宗教性文本又可细分为经文、表奏、秘语、仪礼等，非宗教性文本大致可分为道德教化类、语言教科与词典类、占卜类等[2]。另据何红一[3]的研究，美国国会图书馆瑶族文献主要分为六大类：经书类、文书类、歌书类、蒙书类、杂占类和其他类型。据郭武[4]的整理，牛津大学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主要分为两类：道教类和非道教类。道教类主要包括科仪和法术等;非道教类主要涉及生活，包括合婚、算命、看相等内容。综上所述，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和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收藏的瑶族文献，皆以宗教类文本居多。牛津大学图书馆藏以Sinica为开头的瑶族文献共307本，其中260本与道教有关。
伴随国际上对瑶族文化研究的不断升温，海外瑶族文献也逐渐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并有不少成果面世。德国对于其藏有的瑶族文献研究起步较早，已经启动“瑶族宗教手卷”研究项目，并且有多篇相关学术论文发表，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的867件瑶族手抄文献也已编制目录并出版。美国瑶族文献研究多数为何红一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考证了美国瑶族文献的收藏及其来源，并对瑶族文献价值进行了评估和肯定。郭武大致分析了牛津大学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的抄写时间和流传范围，认为文本以科仪和法术类型居多。日本成立了“瑶族文化研究所”，对瑶族文献进行了多方位考察，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果。海外瑶族文献研究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具有民族学、宗教学、瑶学、医学、文字学、伦理学等多方面的价值。海外瑶族文献研究可与现存国内瑶族文献的研究互为补充，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清代与民国时期瑶族的政治、经济、婚丧嫁娶等多方面习俗，为后人研究提供更多线索，弥补国内研究瑶族材料不足这一缺陷，推动有关瑶族各方面的研究向深入发展。
从现有情况来看，研究的不均衡现象严重。德国对其馆藏瑶族文献的重视程度相对较高，且编制了相应的目录;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的研究虽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但这些成果主要是针对瑶族文献的版本特征、俗字、收藏与来源等方面的研究，民俗类与宗教类的研究相对不足。牛津大学图书馆对馆藏瑶族文献从宗教学的角度进行了文本筛选和甄别，但其受关注程度较低，研究人员相对短缺，投入经费不够，国人对其认识不清晰、不全面。
二、牛津大学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的保护和利用情况
牛津大学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的存在
直到2010年才被国人获悉。牛津大学人类学系Elizabeth Hsu教授邀请郭武教授找出这批瑶族文献中关于医药方面的文本，在其帮助下，郭武利用两个月时间阅读了该批手抄本瑶族文献。于是，这些在清代与民国期间曾流传于广西、云南和越南地区的瑶族文献才不再尘封于图书馆中，其各种价值才逐步被世人所知。
关于这批文献的来源，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牛津大学图书馆亦无书面的记载。据大卫·赫利维尔考证，牛津大学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出自Robert Stolper的收藏。赫利维尔现在的一位同事于 1990 年秋天至1993年春天购买了编号Sinica 3241—3547的瑶族文献[5]。在牛津大学图书馆特殊期刊阅览室可以翻阅世界各地的稀缺文本。笔者求证过阅览室工作人员，极少有人知晓这批瑶族文献藏于牛津大学图书馆，也极少有学者翻阅，故几乎无人知晓这批文献的价值。截至2011年，仅有郭武、笔者和德国一位学者翻阅过这批瑶族文献。 该批文献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从版本特征来看，多为线装手抄本，用繁体汉字书写，且书写的方式为自右向左、自下而上;页面大小也有差别，长度一般在14～20 cm，宽度为12～15 cm。从文本结构来看，部分文献中配有多种插图，这些插图内容涵盖人物、符箓、法印等，如Sinica 3250号，长19.3 cm，宽12.8 cm，书中多配有步罡图;Sinica 3305号，配有人像插图。从保存状况来看，部分文本保存良好，有封面和封底，且封面题有不同的字，或为题目或似抄写人姓名等，如Sinica 3258号，封面题有“书主李进仙”字样;Sinica 3423、Sinica 3446和Sinica 3447号，封面分别题有“敕坛科”“设醮科”和“飞章科”。一些文本也会落有抄写时间，如Sinica 3277号，首页题有“皇上同治五年丙寅岁四月十七日”的字样。
总之，此批瑶族文献没有统一模式，有的文本信息比较全面，保存也比较完整。例如，Sinica 3248号，有封面和封底，长19 cm，宽12.5 cm，首页有“民国”字样;Sinica 3331号，有封面和封底，文本首页有“书主封金周”等字样，且书中配有插图。有些文本，破损严重，信息不全，只能通过文本中的内容判断其性质，如Sinica 3339号，无封面和封底，内容包含“又看病凶吉”等字样，推断其应为道教医学用书。由于篇幅有限，在此不一一赘述。
瑶族文献没有受到应有重视，首先表现在这些文本处于自然存放状态，尚未被考订编目。日本学者丸山宏曾在其文中提及牛津大学图书馆馆藏瑶族手抄本311册，还没有完整的目录[6]。牛津大学图书馆作为世界顶级图书馆，具有强大的文献检索功能，可通过多种方式查询馆藏文献。遗憾的是，笔者曾试图通过输入关键词等方式进行检索，却并未得到关于瑶族文献的具体信息。郭武在牛津大学期间并未翻阅全部的文本，当时的图书馆管理员称Sinica 3356、Sinica 3538、Sinica 3539、Sinica 3540四册无法找到。后经笔者进一步的查询，除Sinica 3356号文本外，其余三册不知何原因遗失。
此外，瑶族文献的编号缺乏规整性。从内容上来看，相邻编号的文本差距较大，如Sinica 3241号，内容主要与生活有关，诸如“别人财物，不可骗他;非理之言，不可说他”等，应为伦理教化生活用书;而Sinica 3242号，内容包含各种科仪所用上章奏表，书中有“北极驱邪院印”等字样，应为道教科仪用书;Sinica 3243号内容包含“变手掌符用”“五方雪水法”等法术，且文本中伴有符图多幅，应为道教法术用书。从规格上来看，相邻编号的瑶族文献文本长短不一。例如，Sinica 3253号，长17.5 cm，宽12.5 cm;Sinica 3254號，长20.4 cm，宽13.5 cm; Sinica 3255号，长20 cm，宽13 cm。从破损程度上来看，保存完好的与残缺不全的混杂在一起。例如，Sinica 3261号，破损严重，有多处残缺;而相邻的Sinica 3262号和Sinica 3260号，保存得相对较好，书中的字迹大多可辨认。综上所述，从牛津大学图书馆没有专门为这批瑶族文献制作相应的目录来推断，这批瑶族文献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相应的研究。
其次，牛津大学没有对这批瑶族文献进行数字化处理，没有对其进行拍照转换成电脑可存取的形式。这些瑶族文献一旦遇到不可预测的意外，就会永久损坏且不可复制。部分文本，纸张老化粘连严重，翻页困难。笔者在2011年赴牛津大学访学期间对瑶族文献进行拍摄，并将照片提供给牛津大学图书馆中文特藏部。但由于拍摄水平所限、相机精度有限、特殊期刊阅览室光线不可控等因素，对该批瑶族文献的数字化加工和存储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仍需继续进行研究。
类似的情况也曾发生在美国国会图书馆。2005年美国国会图书馆购入第一批瑶族文本时，工作人员以为其只是普通的汉字手抄本文献，没有认识到这些文本的价值。2007年何红一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做了一次讲座，题为《神奇的瑶族古书——国会图书馆瑶族文献研究》。在该讲座中，何红一对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的瑶族文献的价值进行了详细的评述，引起了国会图书馆的重视，他们修复了入馆安检时受损的《评皇券牒过山榜》卷轴;同时也引起了多家媒体的关注，如美国《世界日报》、中国中央电视台网站、中国国家民委网站等[7]。
牛津大学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有着多重的学术价值。首先，从抢救、保护和整理少数民族文献的角度来看，少数民族文献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遗产，是各民族精神文化的载体，牛津大学图书馆馆藏的瑶族文献属于少数民族文献的一部分，缺失了这些瑶族文献，对于瑶族文化和手抄本古籍来说都是一大损失。其次，从宗教学的角度来看，这批文献对道教史和道教科仪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郭武认为，这些瑶族文献有着珍贵的研究价值，不仅可以了解瑶族的宗教信仰和社会生活等，而且可以为研究道教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传播和发展提供新资料[4]。从这些手抄本瑶族文献的文本内容上，可以推断这批文献抄写的时间主要为清代和民国时期，为明清和民国道教史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史料依据。例如，Sinica 3403号封面题有“正一初真授戒科”字样，Sinica 3465号封面题有“受戒秘语”和“受戒秘文巫二教”等字样，Sinica 3474号封面题有“玄门授戒秘语”、内封题有“玄门授戒道师二教秘语”字样，Sinica 3503号封面题有“受戒集秘”字样，这些都是关于瑶族度戒的文书。郭武认为，这些文本对于道教的科仪法术等并不是简单地照搬使用，而是有着改造和发展[4]。这批瑶族文献反映了道教科仪在瑶族中传播和发展的轨迹。
再次，这些瑶族文献有助于了解瑶族的历史文化和现状，扩展对瑶族文献研究的认识，了解瑶族过往生活的方方面面，为瑶族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野和课题。流散海外的瑶族文献中有一部分为歌书，瑶族人民擅长歌唱，在生活中常用歌声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这些歌书中有生活歌、宗教仪式歌、婚丧歌等，歌词以叙事的形式记录瑶族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例如，Sinica 3256号，首页题有“天文六言杂言”字样，内容包括地理、人物、岁寿等，文末还附有“天师卦看病用”字样，后半部分疑似与医学有关;Sinica 3271号，书中多为三字经形式，内容与瑶族人民的生活伦理有关，开头题有“女儿经，仔细听;早早起，出闺门”等字样;Sinica 3304号，封面残缺，题有“引歌出”“引娘唱”“又到送神歌用”等字样，书中配有插图，多与瑶族人民的生活有关;Sinica 3363号，唱词内容也多与生活有关，有“起声唱，一双杨鸟起唱”“大星又问小星事，小星在后得双”;Sinica 3380号，书中题有“又到执家主祖宗”“又到运钱歌”“又到说童歌”等字样。 学术界关于牛津大学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的研究，尤其是系统、全面而深入地整理和分析这批文献的研究还没有完全展开。目前针对牛津大学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的研究仅有少量的成果问世。《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瑶族道经考述》对文献的抄写时间和流传范围进行了简单的概括和分析，并从这批文本中了解到了一些巫术的痕迹与儒佛的影响;《清代临安府瑶族宗教仪式中的汉地道教元素——以 S3451 号文本之“关告科”与“开解科”为例》一文，以收藏于英国牛津大学伯德雷恩图书馆的S3451号瑶族宗教经本为例，将其中的“关告科”与“开解科”两节仪式与汉地道教的科仪文本相比较，相继发现：无论是从神学观念还是从仪式程序、具体环节来看，瑶族的宗教仪式皆有着浓厚的汉地道教色彩，实际上是对汉地道教斋醮科仪的一种“借用”[8]。《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瑶族道经中的度戒仪式研究》使用其中15册文本，对度戒仪式进行了介绍。这批瑶族文献犹如一个巨大的宝藏，有待于深入研究和开发。
三、海外瑶族文献的保护与整合
自1980年以来，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抢救、整理和出版少数民族典籍。国家民委1997年立项的重点民族文化工程《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瑶族卷》在2014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瑶族古籍进行的首次全面普查和著录。全书共收录瑶族古籍条目3002条，分甲、乙、丙、丁四编：甲编书籍类1070条，乙编铭刻类146条，丙编文书类529条，丁编讲唱类1257条。其内容涉及瑶族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评王券牒（过山榜）、歌书、地方史志、宗教经书、民间医书、家谱族谱，以及瑶族民间口头传承的史诗、神话、传说、歌谣等，全方位反映了瑶族的社会、经济、制度、文化、历史、宗教、信仰、习俗、文学、艺术、审美等，系统展示了瑶族古籍及其文化概貌，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特点，编撰项目自2003年启动，历时12年[9]。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文山瑶族文献古籍典藏》7册，分别为《道科书》（上下）、《师科书》、《集量秘》、《喃神书》、《斋坛婚礼仪式歌》、《大部经》，收集蓝靛瑶300余册民间手抄本，除少量孤本外，每整理一本都有两册或多册同类版本作为参照;为方便理解和使用，编撰者还对手抄本进行了断句和标点[10]。越南老街省文化体育旅游厅编著出版的《越南瑶族民间古籍（一）》，收录了越南24首瑶人故事和多种瑶人信歌，重现了古代瑶族的生活画面，反映了瑶族庞大的民间文学遗产的价值。这些图书的出版给国内外研究瑶族的专家学者提供了相对全面的国内瑶族文献目录，也为海外瑶族文献联合目录的编纂提供了借鉴。
综上所述，我们应从保护和利用海外瑶族文献的角度出发，从中华民族责任感的高度来看待整合海外瑶族文献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其一，应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对海外瑶族文献进行规划和整理。流散海外的瑶族文献分布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除前文提及的德国、美国、英国、日本等外，其他国家或地区也有大量的海外瑶族道经存在。当然由于其分散性，进行全球范围内的瑶族文献大普查绝非易事。瑶族文献或被境外的图书馆馆藏，或为私人收藏，故应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对海外的瑶族文献进行一个大概的统计和评估。整合全球的瑶族道经，进行文献的保护和多种形式的回归，可使优秀的文化遗产为现今的文化建设提供帮助，也可为瑶族研究以至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研究提供资源。
其二，应建立专门的学术网站，定期发布更新海外瑶族文献的研究成果，并且长期发布征集启事，发动民间的力量，鼓励社会公众提供海外瑶族文献的线索。通过数字化处理对瑶族文献进行保护，建立统一的平台，建设一系列具有较高水准的瑶族文化数据库，利用技术手段实现其面向全球学者的检索功能。这样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一定的资金和人力支持，除争取国家专项基金外，亦可开展中外合作，向国外的文化组织或非政府机构寻求资助，设立专门的瑶族文献基金会，获得各方面的支持。
其三，应输送人才至海外，对这些瑶族文献进行拍照或影印工作。在这方面，学术界已经有人进行了初步尝试和探索。何红一从美国带回了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的瑶族文献资料，并做了一系列整理和分类的研究，发表了《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瑶族手抄本文献新发现及价值》《美国瑶族文献收藏及其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瑶族文献的整理与分类研究》等文章，使世人对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期待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的相关目录和索引尽快面世，为国内关于海外的瑶族文献研究开拓一片新领域，方便就美国藏有的瑶族文献沟通和对话。输送海外的人才，应该涵盖各个专业领域，如宗教学、民族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等，可以按照分组的形式，派出专业人才赴境外对瑶族文献进行保护和整理。与此同时，还应加强专业人员的技能培训，涵盖宗教方面和数据处理方面知识，增强其规范化意识，确保未来多批带回国的数字化瑶族文献的质量。
其四，应加强与境外合作，多方位沟通信息，学习他国先进经验。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日本和德国等国家走在了前列。日本多年来致力于瑶族文献的收集和研究，已多次举办瑶族文化研讨会，并将会议论文集中出版;德国对其藏有的瑶族文献进行了编目并已出版，以提要的形式展现这批瑶族文献的大致内容。建议将现已出版的海外瑶族文献的研究成果集结成册，仿照《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瑶族卷》形式，按照不同国家进行分类，如德国篇、美国篇、日本篇、英国篇等，做到资源共享。此外，应编撰《海外瑶族文献联合目录提要》，与各国进行沟通合作，以联合出版的形式对这些海外瑶族文献进行出版，如与牛津大学图书馆协商出版《牛津大学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汇编》。同时还应成立专家组，对不同国家的瑶族文献进行遴选和甄别，共同核定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文本，联合出版《海外瑶族道经善本汇刊》。按照文本的珍贵程度，特别是根据那些在国内失传的瑶族文献文本确定哪些应尽早优先出版，这也是让海外瑶族文献回归祖国的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为创建海外瑶族文献研究体系提供有力的支持，促进全球瑶族文献的保护和研究，并使之成为全球共享的中华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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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欧雅碧.瑤族之宗教：概述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之馆藏瑶族手本[J].民俗曲艺，2005（12）：227.
[3] 何红一.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45-47.
[4] 郭武.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瑶族道经考述[J].文献，2012（10）： 140.
[5] 徐菲.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瑶族手抄本道经新发现及其价值[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10）：76.
[6] 丸山宏.湖南省蓝山县勉系瑶族宗教仪式文字资料的研究价值：以度戒仪式文书为中心之探讨[C]∥“地方道教仪式实地调查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
[7] 黄萍莉，何红一，陈朋.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瑶族手抄文献的资源特征与组织整理[J].图书馆学研究，2013（24）：85.
[8] 郭武.清代临安府瑶族宗教仪式中的汉地道教元素：以 S3451 号文本之“关告科”与“开解科”为例[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11.
[9]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瑶族卷编委会，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古籍办公室.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瑶族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
[10]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古籍办.师科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4-5.
[收稿日期]2020-01-2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4CZJ011）
[作者简介]徐菲（1981—），女，河南省辉县市人，郑州轻工业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哲学、宗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