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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考供求关系主要受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制约，其中政治权力和社会利益集团对高考供求均衡的扰动最大，后者导致高考市场的二元分割，损害了高考制度的公平与效率并导致大规模的“套利”行为——“高考移民”。打破高考竞争市场的二元分割，缩小不同地域教育水平的落差，是解决“高考移民”问题、实现高考供求均衡的根本出路。
关键词：高考；高考移民；供求均衡；二元分割
作为社会稀缺资源——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配置方式，高考制度是政府向社会提供的一项公共产品(服务)，是参与高考过程的各类行为主体的行为准则、行为范围和行动方向的一种激励和约束机制。围绕高考，国家和社会(特别是考生)形成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的合约关系。其中，政府在这种合约关系中处于单边垄断地位，是影响高考制度变迁和供求均衡的内生变量。
高考供需的完全均衡，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因为它受经济基础的制约，特别是它不可能摆脱政府政策制定者个人的“偏好”以及社会强势利益集团的扰动和影响。因此，高考制度在变迁过程中，往往出现供给不足与供给过剩同时并存的错位现象，“高考移民”即为典型。“高考移民”是高考市场二元分割的产物，只有逐步打破这种分割状态下的不公平竞争并提高落后地区考生的高考竞争水平，才能实现高考供求市场的大致均衡，从而在根本上解决“高考移民”问题。
一
“高考移民”亦称“蓝印考生”，是指在当前全国各地高考录取分数线不一致的情况下，高考录取分数线高的省份的考生通过迁移户口等方式到高考录取分数线低的省、区、市参加高考以便考取更好大学的一种“套利”行为，它最早可追溯至1983年的“双轨制”改革。该改革规定：“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打破全部按国家任务招生的单一计划形式，实行国家任务与调节性计划两种计划形式；并逐步形成与两种计划形式相适应的两种不同的录取新生的分数标准与收费标准。”[1]这一改革打破了高考供求关系原有的均衡，导致高考市场的二元分割和大规模的“寻租”和“套利”行为——“高考移民”。
“高考移民”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是目前高考录取制度中存在的高考分数差和不同的录取率。从总体上看，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差异性地域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西部地区，具体有新疆、西藏、宁夏、青海、甘肃、云南和贵州等7个省或自治区；第二类为教育发达地区，包括山东、河南、浙江、湖南、湖北和江西等6个省；第三类为直辖市，包括北京、上海和天津等三个直辖市。在当下的中国，不同地区考生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存在相当大的差别。[2]
作为国家公共政策，目前的高考是一种“非中性”的制度安排。这种安排体现在它对不同地域考生的歧视性待遇上，西部省区和京、津、沪等直辖市属于受到歧视性特惠的“高考洼地”，而中部地区则属于受高考制度歧视性对待的“高考高地”。 “高考洼地”与“高考高地”在形式上是高考录取分数线的不同，而其本质差别则是社会稀缺乏资源——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不公。如下表所示：
表1 2004年部分重点高校在部分省市的录取人数［3］
以国家公共财政支撑起来的重点大学招生“地方化”和在全国各省区招生配额的巨大差异，是高考市场二元分割的表征，它扭曲了高考的供求关系，导致不同地域考生的不平等竞争。高考“市场价格”——录取分数的不同，最终诱发了大规模的“寻租”和“套利”行为——“高考移民”。可以说，只要不同地区的高考分数线存在位差，就存在“高考移民”的空间，且两者呈正比关系，即高考分数线位差越大，“高考移民”的动力和空间也越大。“高考移民”的大多是山东、湖南、河南等省“高考高地”的考生，而处于“高考洼地”的新疆、西藏、宁夏、青海、云南、贵州等西部省区则是“高考移民”的主要流向地。[4]例如，2005年海南全省44000多名考生中，就有9000多名高考移民，接近总数的1/4。京津沪三地则由于高考移民的成本过高而限制了它的规模。
二
《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而前一律平等。”《教育法》第九条第二款也明确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从“高考移民”的现实表现及其背后隐藏的政策动因来看，在同一个国家内，公民的受教育权明显是不公平的。这种不公平，体现于作为“国有产权”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不同地域和群体的公民之间的分割存在显著的差异。
那么，作为公共政策的高考制度，其“非中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而这种制度的不公，又会对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带来哪些危害?这是接下来笔者要重点探讨并力图加以解决的问题。
从政策学的角度看，“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实质上是各种利益群体把自己的利益要求输入到政策制定系统中，由政策主体依据自身利益的要求，对复杂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平衡的过程。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公共政策实际上是一种价值分配活动，并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的特征。公共政策的本质要求是体现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性”。[5]但是，由于国家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基本上处于单边垄断地位，因而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往往受到政府官僚“偏好”的影响而呈现明显的“私有化”、“地域化”和“特权化”色彩。它扭曲了公共政策的“中立性”，并降低了后者的有效性。
一般来说，判断制度有效性主要有两个标准：其一，制度结构能否拓展人类选择的空间；其二，制度指导经济发展是否通过正确的价格进行。[6]从博弈论的角度看，不同地域间考生围绕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竞争，是一种互动的博弈过程。高考制度在供给上存在的价格(即录取分数线)歧视现象，大大削弱了这种制度的有效性，导致不同地域群体的考生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这一稀缺资源的竞争和分割出现严重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体现在“高考高地”考生与“高考洼地”考生在现有制度安排下，会产生显著的收益落差。
表2 不同制度安排下不同地区考生的收益矩阵
如图所示，不同的高考制度安排，可以使不同地域的考生产生四种不同的收益矩阵。其中，矩阵Ⅰ、Ⅳ表示高考竞争和收益的两种不同的均衡，而矩阵Ⅱ、Ⅲ则表示不同群体考生高考收益的非均衡状态。当前高考制度安排对不同地域考生权益的分割属于矩阵Ⅱ，“高考高地”考生与“高考洼地”考生存在明显的收益差。亦即，高考制度对“高考洼地”的供给相对过剩，这一区域的考生存在大量的“消费者剩余”。与此同时，“高考洼地”的制度供给则明显不足，该地考生的权益明显受到侵害。在高考供给总量既定且高考效度较高的情况下，这种不公平的制度安排所导致的效率损失，主要表现在社会优质智力资源的浪费上。一方面，“高考高地”部分考生的有效需求由于高考供给不足受到抑制而无法得到满足；另一方面，“高考洼地”却存在高考供给相对过剩的现象。高考制度对社会优质智力资源配置的错位和低效，必然降低高校生源的整体质量，从而制约高等教育质量、水平的提高。
高考竞争市场的二元分割和高考“交易价格”即录取分数的明显落差，必然产生大量的利润或“剩余”空间，在预期收益(高考移民带来的好处)大于预期成本(高考移民的成本和风险)的激励下，“高考高地”考生必定想尽办法进入另一个高考竞争市场以获得高考分数线(价格)差所产生的“高考剩余”，这是高考移民产生的根本动因。
三
高考供求的失衡不仅损害了高考制度的效率和公平，而且不利于整个社会福利产出的最大化。如果说，高考制度中存在的歧视性垄断对西部教育落后地区而言——根据罗尔斯的差异性补偿原则是正义的。那么，对京、津、沪等发达地区而言则是非正义的。这种不合理现象的出现，归根结底，是社会利益集团“寻租”的产物。其中，对高考分数解释权的垄断是其“寻租”的首要目标。而这种“寻租”目标的实现，依赖于行政官员的“经济人”理性。
诺思认为，统治者的利益与社会福利是相互冲突的。“最大化社会产品的产权结构可能就不会最大化统治者的(长期)垄断租金。”[7]作为国家代理人的官僚集团是具有福利或效用最大化行为的“经济人”，为了使收入最大化，就会为每个不同的集团设定不同的产权。[8]对高考而言，这种“不同的产权”体现在对不同地域考生所实行的“歧视性价格”——录取分数线上，这是行政“设租”与社会利益集团“寻租”双向活动的产物。官僚集团和社会利益集团在这种活动过程中，获得各自所需要的“租金”。官僚集团的“租金”是社会利益集团对它的政治支持，社会利益集团的“租金”则来源于政府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抑制竞争、扩大供求差额从而形成的差价收入[9]，对高考而言，它就是明显偏低的录取分数线所带来的收益。而这种“租金”，就是社会福利的净损失。在全国范围内，这种“寻租”活动在降低了高校生源质量的同时，剥夺和压制了部分“高考高地”考生的入学机会。
对于“高考移民”问题，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持理解的同情，有学者认为，“通过不合法的手段改变户籍和学籍的‘高考移民’，尽管违反了国家政策，却是以非正常手段反映的正当诉求。”[10]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高考移民”损害了教育公平，政府应该进行严厉打击。
实际上，“高考移民”是当前高考制度配置社会稀缺资源——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方式被“寻租”活动扭曲后所作出的一种资源合理配置的自然冲动。因此，从整个社会福利产品产出的最大化来讲，“高考移民”是在当前高考制度不合理情形下必然产生的一种诱致性的制度变迁，是市场力量对高考制度扭曲的资源配置方式的一种矫正。
对高考移民进行封堵和拦截，只能使高考制度背后隐藏的失范状态和社会矛盾继续保持下去，是治标不治本的短视之举。笔者认为，只有加强高考制度制定和执行权的约束与监督，打破高考竞争市场的二元分割，努力缩小不同地域教育水平的落差，才是解决“高考移民”问题、实现高考供求均衡的根本出路。
第一，加强对高考政策制定和执行权的约束与制衡，打破高考市场的二元分割。西方社会学冲突理论认为，社会上不同的利益群体，为争夺稀缺的社会资源而相互竟争冲突。不同的利益群体持有不同的价值立场，会对同一社会现象做出不同或截然相反的判断。[11]因此，围绕高考制度，政府官僚与不同地区集团以及不同地区利益集团之间充满了利益博弈和斗争。
高考制度作为一种公共品，其实质是围绕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这一“国有产权”分配的约束和激励机制。“高考制度将高考权和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力赋予不同的参与方，从而影响了社会整体的利益分配格局。……高考制度如何，决定了各利益相关者在高考中的利益状况。”[12]
权力的均衡，是实现利益分割均衡的前提。当前高考制度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权力和利益冲突，“高考移民”即为典型，这是社会稳定的隐患。强化高考政策制定和执行权的约束与制衡，消除国家代理人——政府官僚的“设租”和以京、津、沪为代表的压力集团的“寻租”活动，以实现高考制度的激励相容性即高考录取标准的普适性与统一性，是解决“高考移民”问题的根本举措。
这就要求高考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权，必须分散于各个地方和利益集团手中，加强不同地区之间的制衡和监督，通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来实现权力和利益分割的均衡。政府在这种权力的角逐过程中，应始终充当中立调解人的角色，着力扭转高考制度对资源分配的不公平现象。具体而言，主要包括切实保障公民高等教育接受权的均等性和建立一种可逆性的利益流动与分配机制，以“制衡”而不是以“优惠”分配利益，以及采取教育行政听证、咨询与监督等制度[13]保证高考制度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只有实现权力的制衡和利益的公平分割，高考制度的效率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
第二，加大落后地区的教育资源投入，提高它们的高考竞争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政府是引领国家发展的关键和主导，它拥有合法使用一个国家的“潜在的暴力”的权力，因此，政府在推动制度变迁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在改革方向正确的前提下，它可以借助暴力的强制和威胁以较小的成本实现改革的成功。
西部地区在文化资源获取上已明显处于不利地位，教育资源投入的严重不足和由此带来的当地考生在高考竞争中的能力不足，是对西部地区教育公平的双重戕害。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教育资源投入的巨大差距如果长期维持下去，将会使前者教育陷入“发展陷阱”而不能自拔的危险。“‘发展陷阱’的本质在于，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比如教育资源的初始分配)造就了其特定的支持者，这些支持者构成的利益集团又成功地使那些坏的政策得以延续，并继续产生新的支持者，从而自我复制。”[14]
高考倾斜的录取分数线政策，从表面上看，似乎有利于西部地区在高考市场上获得更公平的竞争机会，从而缩小东西部教育水平的差距。然而，对西部地区实行的歧视性特惠政策，在消解西部地区提高自身教育水平积极性、强化它们对这种政策依赖性的同时，诱发了“高考高地”考生大量的机会主义行为——“高考移民”，使西部地区考生与“高考移民”长期处于紧张的对立冲突状态。教育水平的落差和高考制度安排的不合理，使西部地区成为高考制度失范所引发的各种矛盾的集散地。因此，国家应根据补偿性原则，运用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缩小教育落差，使整个中国的教育发展达到相对平衡，从而为西部地区考生高考竞争力的提高和全国统一录取分数线政策的实施创造条件。
总之，加强对高考制度制定和执行权的监督，打破高考市场的二元分割，使高考录取标准统一化、公平化的同时，应大力加强对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的扶持力度，提高这些地区的高考竞争力，使其摆脱“马太效应”和“发展陷阱”的困扰。唯有如此，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高考制度对社会优质智力资源的整合和配置功能，实现高考的供求均衡和公平与效率的最大化，最终消除高考领域存在的“设租”和“寻租”现象，从而根本解决“高考移民”问题。
注释：
①矩阵表中的数字不是绝对数值，只具有相对意义。
参考文献：
[1]杨学为﹒中国高考史述论(1949-1999)[M]﹒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320﹒
[2]参见刘传江，朱劲松﹒公平与效率视野下的高考移民观[J]﹒人口研究，2006(6)：55-62﹒
[3]韩欣欣﹒私权利之视角下的高考移民现象[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5)：71-74﹒
[4][10]刘海峰，樊本富﹒论西部地区的“高考移民”问题——兼论科举时代的“冒籍”现象[J]﹒教育研究，2004(10)：76-80﹒
[5]范智军﹒“高考移民”现象引发的公共政策思考[J]﹒社会科学论坛，2007(1)：99-101﹒
[6]宋圭，武王渊﹒公平、效率及二者关系新探[J]﹒江汉论坛，2005(9)：23-26﹒
[7]埃里克·弗鲁博顿，鲁道夫·芮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536﹒
[8][14]卢现祥，朱巧玲﹒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56，331﹒
[9]俞新天﹒新兴工业国(地区)转型期腐败的启示[J]﹒炎黄春秋，2000(11)：55-58﹒
[11]阎志刚﹒社会问题理论研究的多维视角[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6)：64-69﹒
[12]张含宇﹒高考改革的制度经济学分析[J]﹒教育导刊，2006(6)：24-26﹒
[13]谭秀森，孙兆风﹒论高考移民与教育机会均等[J]﹒当代教育科学，2006(23)：22-24﹒
关键词：高考；高考移民；供求均衡；二元分割
作为社会稀缺资源——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配置方式，高考制度是政府向社会提供的一项公共产品(服务)，是参与高考过程的各类行为主体的行为准则、行为范围和行动方向的一种激励和约束机制。围绕高考，国家和社会(特别是考生)形成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的合约关系。其中，政府在这种合约关系中处于单边垄断地位，是影响高考制度变迁和供求均衡的内生变量。
高考供需的完全均衡，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因为它受经济基础的制约，特别是它不可能摆脱政府政策制定者个人的“偏好”以及社会强势利益集团的扰动和影响。因此，高考制度在变迁过程中，往往出现供给不足与供给过剩同时并存的错位现象，“高考移民”即为典型。“高考移民”是高考市场二元分割的产物，只有逐步打破这种分割状态下的不公平竞争并提高落后地区考生的高考竞争水平，才能实现高考供求市场的大致均衡，从而在根本上解决“高考移民”问题。
一
“高考移民”亦称“蓝印考生”，是指在当前全国各地高考录取分数线不一致的情况下，高考录取分数线高的省份的考生通过迁移户口等方式到高考录取分数线低的省、区、市参加高考以便考取更好大学的一种“套利”行为，它最早可追溯至1983年的“双轨制”改革。该改革规定：“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打破全部按国家任务招生的单一计划形式，实行国家任务与调节性计划两种计划形式；并逐步形成与两种计划形式相适应的两种不同的录取新生的分数标准与收费标准。”[1]这一改革打破了高考供求关系原有的均衡，导致高考市场的二元分割和大规模的“寻租”和“套利”行为——“高考移民”。
“高考移民”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是目前高考录取制度中存在的高考分数差和不同的录取率。从总体上看，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差异性地域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西部地区，具体有新疆、西藏、宁夏、青海、甘肃、云南和贵州等7个省或自治区；第二类为教育发达地区，包括山东、河南、浙江、湖南、湖北和江西等6个省；第三类为直辖市，包括北京、上海和天津等三个直辖市。在当下的中国，不同地区考生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存在相当大的差别。[2]
作为国家公共政策，目前的高考是一种“非中性”的制度安排。这种安排体现在它对不同地域考生的歧视性待遇上，西部省区和京、津、沪等直辖市属于受到歧视性特惠的“高考洼地”，而中部地区则属于受高考制度歧视性对待的“高考高地”。 “高考洼地”与“高考高地”在形式上是高考录取分数线的不同，而其本质差别则是社会稀缺乏资源——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不公。如下表所示：
表1 2004年部分重点高校在部分省市的录取人数［3］
以国家公共财政支撑起来的重点大学招生“地方化”和在全国各省区招生配额的巨大差异，是高考市场二元分割的表征，它扭曲了高考的供求关系，导致不同地域考生的不平等竞争。高考“市场价格”——录取分数的不同，最终诱发了大规模的“寻租”和“套利”行为——“高考移民”。可以说，只要不同地区的高考分数线存在位差，就存在“高考移民”的空间，且两者呈正比关系，即高考分数线位差越大，“高考移民”的动力和空间也越大。“高考移民”的大多是山东、湖南、河南等省“高考高地”的考生，而处于“高考洼地”的新疆、西藏、宁夏、青海、云南、贵州等西部省区则是“高考移民”的主要流向地。[4]例如，2005年海南全省44000多名考生中，就有9000多名高考移民，接近总数的1/4。京津沪三地则由于高考移民的成本过高而限制了它的规模。
二
《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而前一律平等。”《教育法》第九条第二款也明确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从“高考移民”的现实表现及其背后隐藏的政策动因来看，在同一个国家内，公民的受教育权明显是不公平的。这种不公平，体现于作为“国有产权”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不同地域和群体的公民之间的分割存在显著的差异。
那么，作为公共政策的高考制度，其“非中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而这种制度的不公，又会对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带来哪些危害?这是接下来笔者要重点探讨并力图加以解决的问题。
从政策学的角度看，“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实质上是各种利益群体把自己的利益要求输入到政策制定系统中，由政策主体依据自身利益的要求，对复杂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平衡的过程。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公共政策实际上是一种价值分配活动，并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的特征。公共政策的本质要求是体现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性”。[5]但是，由于国家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基本上处于单边垄断地位，因而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往往受到政府官僚“偏好”的影响而呈现明显的“私有化”、“地域化”和“特权化”色彩。它扭曲了公共政策的“中立性”，并降低了后者的有效性。
一般来说，判断制度有效性主要有两个标准：其一，制度结构能否拓展人类选择的空间；其二，制度指导经济发展是否通过正确的价格进行。[6]从博弈论的角度看，不同地域间考生围绕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竞争，是一种互动的博弈过程。高考制度在供给上存在的价格(即录取分数线)歧视现象，大大削弱了这种制度的有效性，导致不同地域群体的考生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这一稀缺资源的竞争和分割出现严重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体现在“高考高地”考生与“高考洼地”考生在现有制度安排下，会产生显著的收益落差。
表2 不同制度安排下不同地区考生的收益矩阵
如图所示，不同的高考制度安排，可以使不同地域的考生产生四种不同的收益矩阵。其中，矩阵Ⅰ、Ⅳ表示高考竞争和收益的两种不同的均衡，而矩阵Ⅱ、Ⅲ则表示不同群体考生高考收益的非均衡状态。当前高考制度安排对不同地域考生权益的分割属于矩阵Ⅱ，“高考高地”考生与“高考洼地”考生存在明显的收益差。亦即，高考制度对“高考洼地”的供给相对过剩，这一区域的考生存在大量的“消费者剩余”。与此同时，“高考洼地”的制度供给则明显不足，该地考生的权益明显受到侵害。在高考供给总量既定且高考效度较高的情况下，这种不公平的制度安排所导致的效率损失，主要表现在社会优质智力资源的浪费上。一方面，“高考高地”部分考生的有效需求由于高考供给不足受到抑制而无法得到满足；另一方面，“高考洼地”却存在高考供给相对过剩的现象。高考制度对社会优质智力资源配置的错位和低效，必然降低高校生源的整体质量，从而制约高等教育质量、水平的提高。
高考竞争市场的二元分割和高考“交易价格”即录取分数的明显落差，必然产生大量的利润或“剩余”空间，在预期收益(高考移民带来的好处)大于预期成本(高考移民的成本和风险)的激励下，“高考高地”考生必定想尽办法进入另一个高考竞争市场以获得高考分数线(价格)差所产生的“高考剩余”，这是高考移民产生的根本动因。
三
高考供求的失衡不仅损害了高考制度的效率和公平，而且不利于整个社会福利产出的最大化。如果说，高考制度中存在的歧视性垄断对西部教育落后地区而言——根据罗尔斯的差异性补偿原则是正义的。那么，对京、津、沪等发达地区而言则是非正义的。这种不合理现象的出现，归根结底，是社会利益集团“寻租”的产物。其中，对高考分数解释权的垄断是其“寻租”的首要目标。而这种“寻租”目标的实现，依赖于行政官员的“经济人”理性。
诺思认为，统治者的利益与社会福利是相互冲突的。“最大化社会产品的产权结构可能就不会最大化统治者的(长期)垄断租金。”[7]作为国家代理人的官僚集团是具有福利或效用最大化行为的“经济人”，为了使收入最大化，就会为每个不同的集团设定不同的产权。[8]对高考而言，这种“不同的产权”体现在对不同地域考生所实行的“歧视性价格”——录取分数线上，这是行政“设租”与社会利益集团“寻租”双向活动的产物。官僚集团和社会利益集团在这种活动过程中，获得各自所需要的“租金”。官僚集团的“租金”是社会利益集团对它的政治支持，社会利益集团的“租金”则来源于政府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抑制竞争、扩大供求差额从而形成的差价收入[9]，对高考而言，它就是明显偏低的录取分数线所带来的收益。而这种“租金”，就是社会福利的净损失。在全国范围内，这种“寻租”活动在降低了高校生源质量的同时，剥夺和压制了部分“高考高地”考生的入学机会。
对于“高考移民”问题，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持理解的同情，有学者认为，“通过不合法的手段改变户籍和学籍的‘高考移民’，尽管违反了国家政策，却是以非正常手段反映的正当诉求。”[10]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高考移民”损害了教育公平，政府应该进行严厉打击。
实际上，“高考移民”是当前高考制度配置社会稀缺资源——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方式被“寻租”活动扭曲后所作出的一种资源合理配置的自然冲动。因此，从整个社会福利产品产出的最大化来讲，“高考移民”是在当前高考制度不合理情形下必然产生的一种诱致性的制度变迁，是市场力量对高考制度扭曲的资源配置方式的一种矫正。
对高考移民进行封堵和拦截，只能使高考制度背后隐藏的失范状态和社会矛盾继续保持下去，是治标不治本的短视之举。笔者认为，只有加强高考制度制定和执行权的约束与监督，打破高考竞争市场的二元分割，努力缩小不同地域教育水平的落差，才是解决“高考移民”问题、实现高考供求均衡的根本出路。
第一，加强对高考政策制定和执行权的约束与制衡，打破高考市场的二元分割。西方社会学冲突理论认为，社会上不同的利益群体，为争夺稀缺的社会资源而相互竟争冲突。不同的利益群体持有不同的价值立场，会对同一社会现象做出不同或截然相反的判断。[11]因此，围绕高考制度，政府官僚与不同地区集团以及不同地区利益集团之间充满了利益博弈和斗争。
高考制度作为一种公共品，其实质是围绕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这一“国有产权”分配的约束和激励机制。“高考制度将高考权和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力赋予不同的参与方，从而影响了社会整体的利益分配格局。……高考制度如何，决定了各利益相关者在高考中的利益状况。”[12]
权力的均衡，是实现利益分割均衡的前提。当前高考制度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权力和利益冲突，“高考移民”即为典型，这是社会稳定的隐患。强化高考政策制定和执行权的约束与制衡，消除国家代理人——政府官僚的“设租”和以京、津、沪为代表的压力集团的“寻租”活动，以实现高考制度的激励相容性即高考录取标准的普适性与统一性，是解决“高考移民”问题的根本举措。
这就要求高考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权，必须分散于各个地方和利益集团手中，加强不同地区之间的制衡和监督，通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来实现权力和利益分割的均衡。政府在这种权力的角逐过程中，应始终充当中立调解人的角色，着力扭转高考制度对资源分配的不公平现象。具体而言，主要包括切实保障公民高等教育接受权的均等性和建立一种可逆性的利益流动与分配机制，以“制衡”而不是以“优惠”分配利益，以及采取教育行政听证、咨询与监督等制度[13]保证高考制度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只有实现权力的制衡和利益的公平分割，高考制度的效率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
第二，加大落后地区的教育资源投入，提高它们的高考竞争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政府是引领国家发展的关键和主导，它拥有合法使用一个国家的“潜在的暴力”的权力，因此，政府在推动制度变迁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在改革方向正确的前提下，它可以借助暴力的强制和威胁以较小的成本实现改革的成功。
西部地区在文化资源获取上已明显处于不利地位，教育资源投入的严重不足和由此带来的当地考生在高考竞争中的能力不足，是对西部地区教育公平的双重戕害。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教育资源投入的巨大差距如果长期维持下去，将会使前者教育陷入“发展陷阱”而不能自拔的危险。“‘发展陷阱’的本质在于，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比如教育资源的初始分配)造就了其特定的支持者，这些支持者构成的利益集团又成功地使那些坏的政策得以延续，并继续产生新的支持者，从而自我复制。”[14]
高考倾斜的录取分数线政策，从表面上看，似乎有利于西部地区在高考市场上获得更公平的竞争机会，从而缩小东西部教育水平的差距。然而，对西部地区实行的歧视性特惠政策，在消解西部地区提高自身教育水平积极性、强化它们对这种政策依赖性的同时，诱发了“高考高地”考生大量的机会主义行为——“高考移民”，使西部地区考生与“高考移民”长期处于紧张的对立冲突状态。教育水平的落差和高考制度安排的不合理，使西部地区成为高考制度失范所引发的各种矛盾的集散地。因此，国家应根据补偿性原则，运用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缩小教育落差，使整个中国的教育发展达到相对平衡，从而为西部地区考生高考竞争力的提高和全国统一录取分数线政策的实施创造条件。
总之，加强对高考制度制定和执行权的监督，打破高考市场的二元分割，使高考录取标准统一化、公平化的同时，应大力加强对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的扶持力度，提高这些地区的高考竞争力，使其摆脱“马太效应”和“发展陷阱”的困扰。唯有如此，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高考制度对社会优质智力资源的整合和配置功能，实现高考的供求均衡和公平与效率的最大化，最终消除高考领域存在的“设租”和“寻租”现象，从而根本解决“高考移民”问题。
注释：
①矩阵表中的数字不是绝对数值，只具有相对意义。
参考文献：
[1]杨学为﹒中国高考史述论(1949-1999)[M]﹒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320﹒
[2]参见刘传江，朱劲松﹒公平与效率视野下的高考移民观[J]﹒人口研究，2006(6)：55-62﹒
[3]韩欣欣﹒私权利之视角下的高考移民现象[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5)：71-74﹒
[4][10]刘海峰，樊本富﹒论西部地区的“高考移民”问题——兼论科举时代的“冒籍”现象[J]﹒教育研究，2004(10)：76-80﹒
[5]范智军﹒“高考移民”现象引发的公共政策思考[J]﹒社会科学论坛，2007(1)：99-101﹒
[6]宋圭，武王渊﹒公平、效率及二者关系新探[J]﹒江汉论坛，2005(9)：23-26﹒
[7]埃里克·弗鲁博顿，鲁道夫·芮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536﹒
[8][14]卢现祥，朱巧玲﹒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56，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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