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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音乐活动角度考察宫廷音乐，一个重要的视角是对音乐进行分类。自汉以来，人们就开始尝试对秦汉迄隋唐的宫廷音乐类别进行分类，进而去了解和认识不同朝代宫廷音乐的特点。
据《后汉书》刘昭注，蔡邕《礼乐志》将东汉明帝时的宫廷音乐分为四类，此即历代乐志中提到的“汉乐四品”：一、大予乐，主要为郊祀、宗庙、食举等礼仪中所用乐；二、周颂雅乐，主要为辟雍、飨射、六宗、社稷等仪式中用乐；三、黄门鼓吹，主要用于天子宴乐群臣，用之宴飨乐；四、短箫铙歌，用于军中献捷。东汉时期“汉乐四品”的分类，主要用乐场合有郊祀、宗庙、食举、辟雍、飨射、六宗、社稷、宴飨、献捷等仪式中，显然，“汉乐四品”分类的标准是不同的礼仪功能。
梁朝沈约承前人的说法，亦将宫廷音乐亦分为四类，但也有些微区别。他在《宋书》卷二○《乐志》说：“蔡邕论叙汉乐日：一日郊庙神灵，二日天子享宴，三曰大射辟雍，四日短箫铙歌”。总体上看，尽管沈约的分类与蔡邕并非完全一致，但从郊庙、宴飨、辟雍等用乐场合看，沈约的分类原则还是与东汉蔡邕基本一致的。
房玄龄等撰《晋书》，将宫廷音乐分为六类：五方之乐，宗庙之乐，社稷之乐，辟雍之乐，黄门之乐，短箫铙歌等。这里的六分法，尽管与前“四分法”有些区别，但仍与蔡邕对东汉宫廷音乐进行分类的标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郭茂倩从歌辞的角度，把音乐分类了十二类。尽管他的分类并不完全是对宫廷音乐的划分，但仔细分析，其中的许多类别还是与宫廷音乐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他的分类见于《乐府诗集》。其十二种类别是：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就《乐府诗集》所收录歌辞看，其对象虽然不是单一的宫廷音乐，其中包括了宫廷乐府，贵族乐府，民间乐府；但看其分类情况，十二类曲辞大致采用了三种标准：一、仪式或用乐场合的标准；二、表演形式的标准；三、是否入乐的标准。
清人徐天麟撰有《东汉会要》，他对此的看法是：东汉四品乐，即大予乐，雅颂乐，黄门鼓吹乐，短箫铙歌乐。这四种音乐之间不存在等级、雅俗之辨的问题，它们都属于仪式用乐。
近代学者多从文化内涵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王运熙在《乐府诗述论》中的看法具有代表性，其雅、俗两分的观点为学界所认同。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之中古期：秦代至唐末。即运用了雅俗分类形式梳理了中古时期的音乐。
从古代各时期学者对宫廷音乐的分类看，东汉时期至《晋书》成书的唐初，人们基本以用乐仪式或用乐场合的不同来分类。这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段的宫廷音乐表现了“礼乐相须为用”、“礼非乐不能行”的“以礼为本”的观念。自唐以降，宫廷音乐之分类形式多样化，从仪式场合、表演形式、是否入乐以及华夷等多种标准来分类，可以看出，对于宫廷音乐的分类已经不仅仅是以礼一礼仪为本，还有以诗(歌词)——内容为本，以乐——表演为本。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将乐府古题作品分为八类：相和歌，拂舞歌、白绫歌、铙歌、横吹曲、清商曲、杂题、琴曲。这显然是从表演形式的角度分类的。与此前学者的分类相比较，较大的区别是缺少了“郊祀”、“宗庙”、“燕射”等乐类，而前代以“礼”为本的重要性在吴兢的分类中并没有得到体现。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宫廷礼乐随时局的动荡而不稳定有关，同时慢慢出现了与周代正统逐渐疏离的事实，终而导致了宫廷乐舞的多样性特点。考察南朝时期宫廷音乐的活动，可以找到分类标准的多样化在这个时期已经有所体现和发展。
从西汉开始，宫廷音乐中雅俗的分界渐趋于明显。但什么样的音乐为雅，什么样的音乐为俗，尽管各朝都在倡导周代的传统，但各个朝代都没有明确的说法，或说没有明确的标准。考察历史资料发现，雅、俗分界，大多具有主观的随意性，或者说加入了当时的解释。总的情况是：汉魏以来，郊庙祭祀类仪式成分较重的音乐多定为雅乐，宴飨等娱乐性较强的音乐，多定为俗乐，这在历朝似乎是约定俗成的。南朝时，雅、俗的分界比较模糊，在前朝为雅乐的乐调，后朝也在俗乐的场合中使用。
南北朝时期，相和歌、拂舞歌、白纻歌、铙歌、横吹曲、清商曲、杂题、琴曲等乐类，在宫廷用乐中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这些音乐形式时而入郊庙祭祀，时而入殿庭宴飨。梁武帝时，三朝用乐之乐类就有这种情况。如乐有《相和五引》、《俊雅》等乐，舞有武舞《大壮》、文舞《大观》以及《拂》舞、《巾》舞、《白纻》舞等，三朝之仪用之，但并不是固定于某一仪式中专用，而是时人郊庙祭祀，时而入殿庭宴飨。梁武帝三朝乐中的《俊雅》就在二郊、太庙、明堂中共享。其它“十二雅”之乐也多有为几种仪式同用，甚至迎神时还用外来之边曲。
可见，南朝时期宫廷音乐的活动形式已经明显有了由“仪式音乐”到“艺术音乐”演变的某种迹象；可以看到宫廷音乐在这一时期对传统的追随，而又不失对音乐艺术性的追求。
由此可以看出，南朝宫廷音乐的分类，的确呈现出一些重要的迹象，应该说它体现了南朝宫廷音乐的某种发展趋势。总体看，南朝的宫廷音乐按仪式用乐的分类标准，但也有些变动，南朝宫廷用乐的不稳定性与多样性，尤其是后世出现一乐多用的现象，据前所述，将南朝宫廷音乐分为郊庙乐、宴飨乐、鼓吹乐和杂乐四类，这也是南朝宫廷音乐特点的反映。
据《后汉书》刘昭注，蔡邕《礼乐志》将东汉明帝时的宫廷音乐分为四类，此即历代乐志中提到的“汉乐四品”：一、大予乐，主要为郊祀、宗庙、食举等礼仪中所用乐；二、周颂雅乐，主要为辟雍、飨射、六宗、社稷等仪式中用乐；三、黄门鼓吹，主要用于天子宴乐群臣，用之宴飨乐；四、短箫铙歌，用于军中献捷。东汉时期“汉乐四品”的分类，主要用乐场合有郊祀、宗庙、食举、辟雍、飨射、六宗、社稷、宴飨、献捷等仪式中，显然，“汉乐四品”分类的标准是不同的礼仪功能。
梁朝沈约承前人的说法，亦将宫廷音乐亦分为四类，但也有些微区别。他在《宋书》卷二○《乐志》说：“蔡邕论叙汉乐日：一日郊庙神灵，二日天子享宴，三曰大射辟雍，四日短箫铙歌”。总体上看，尽管沈约的分类与蔡邕并非完全一致，但从郊庙、宴飨、辟雍等用乐场合看，沈约的分类原则还是与东汉蔡邕基本一致的。
房玄龄等撰《晋书》，将宫廷音乐分为六类：五方之乐，宗庙之乐，社稷之乐，辟雍之乐，黄门之乐，短箫铙歌等。这里的六分法，尽管与前“四分法”有些区别，但仍与蔡邕对东汉宫廷音乐进行分类的标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郭茂倩从歌辞的角度，把音乐分类了十二类。尽管他的分类并不完全是对宫廷音乐的划分，但仔细分析，其中的许多类别还是与宫廷音乐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他的分类见于《乐府诗集》。其十二种类别是：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就《乐府诗集》所收录歌辞看，其对象虽然不是单一的宫廷音乐，其中包括了宫廷乐府，贵族乐府，民间乐府；但看其分类情况，十二类曲辞大致采用了三种标准：一、仪式或用乐场合的标准；二、表演形式的标准；三、是否入乐的标准。
清人徐天麟撰有《东汉会要》，他对此的看法是：东汉四品乐，即大予乐，雅颂乐，黄门鼓吹乐，短箫铙歌乐。这四种音乐之间不存在等级、雅俗之辨的问题，它们都属于仪式用乐。
近代学者多从文化内涵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王运熙在《乐府诗述论》中的看法具有代表性，其雅、俗两分的观点为学界所认同。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之中古期：秦代至唐末。即运用了雅俗分类形式梳理了中古时期的音乐。
从古代各时期学者对宫廷音乐的分类看，东汉时期至《晋书》成书的唐初，人们基本以用乐仪式或用乐场合的不同来分类。这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段的宫廷音乐表现了“礼乐相须为用”、“礼非乐不能行”的“以礼为本”的观念。自唐以降，宫廷音乐之分类形式多样化，从仪式场合、表演形式、是否入乐以及华夷等多种标准来分类，可以看出，对于宫廷音乐的分类已经不仅仅是以礼一礼仪为本，还有以诗(歌词)——内容为本，以乐——表演为本。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将乐府古题作品分为八类：相和歌，拂舞歌、白绫歌、铙歌、横吹曲、清商曲、杂题、琴曲。这显然是从表演形式的角度分类的。与此前学者的分类相比较，较大的区别是缺少了“郊祀”、“宗庙”、“燕射”等乐类，而前代以“礼”为本的重要性在吴兢的分类中并没有得到体现。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宫廷礼乐随时局的动荡而不稳定有关，同时慢慢出现了与周代正统逐渐疏离的事实，终而导致了宫廷乐舞的多样性特点。考察南朝时期宫廷音乐的活动，可以找到分类标准的多样化在这个时期已经有所体现和发展。
从西汉开始，宫廷音乐中雅俗的分界渐趋于明显。但什么样的音乐为雅，什么样的音乐为俗，尽管各朝都在倡导周代的传统，但各个朝代都没有明确的说法，或说没有明确的标准。考察历史资料发现，雅、俗分界，大多具有主观的随意性，或者说加入了当时的解释。总的情况是：汉魏以来，郊庙祭祀类仪式成分较重的音乐多定为雅乐，宴飨等娱乐性较强的音乐，多定为俗乐，这在历朝似乎是约定俗成的。南朝时，雅、俗的分界比较模糊，在前朝为雅乐的乐调，后朝也在俗乐的场合中使用。
南北朝时期，相和歌、拂舞歌、白纻歌、铙歌、横吹曲、清商曲、杂题、琴曲等乐类，在宫廷用乐中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这些音乐形式时而入郊庙祭祀，时而入殿庭宴飨。梁武帝时，三朝用乐之乐类就有这种情况。如乐有《相和五引》、《俊雅》等乐，舞有武舞《大壮》、文舞《大观》以及《拂》舞、《巾》舞、《白纻》舞等，三朝之仪用之，但并不是固定于某一仪式中专用，而是时人郊庙祭祀，时而入殿庭宴飨。梁武帝三朝乐中的《俊雅》就在二郊、太庙、明堂中共享。其它“十二雅”之乐也多有为几种仪式同用，甚至迎神时还用外来之边曲。
可见，南朝时期宫廷音乐的活动形式已经明显有了由“仪式音乐”到“艺术音乐”演变的某种迹象；可以看到宫廷音乐在这一时期对传统的追随，而又不失对音乐艺术性的追求。
由此可以看出，南朝宫廷音乐的分类，的确呈现出一些重要的迹象，应该说它体现了南朝宫廷音乐的某种发展趋势。总体看，南朝的宫廷音乐按仪式用乐的分类标准，但也有些变动，南朝宫廷用乐的不稳定性与多样性，尤其是后世出现一乐多用的现象，据前所述，将南朝宫廷音乐分为郊庙乐、宴飨乐、鼓吹乐和杂乐四类，这也是南朝宫廷音乐特点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