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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数年由自己一手炮制的麻烦之后，DEPECHE MODE突然遭受了命运的一系列沉痛打击。Q从正在德克萨斯表演的三人组那里听到了关于父亲逝世、爱人离去和对抗癌症的故事。“我通过创作回归了生活。”Dave Gahan如是说……
在世界上最大的音乐产业聚会—德克萨斯的South By southwest音乐节上，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0多首曲目在超过100个地点上演。Depeche Mode在奥斯汀会议中心一个会议室的舞台上回答着关于音乐界未来的问题—“呃，前途光明。”Andrew Fletcher答道，他们此行也是为新专辑《Delta Machine》造势。一位女士接过问答环节的麦克风：“我是来自波士顿Jackie，我想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既‘性’福又邪恶的性生活，我敢说很多人都在Depeche Mode的音乐中‘性’奋过。”此言立刻打破了强劲冷气下的拘谨气氛，台下爆发出了一阵赞许的哄堂大笑。接下来大家更是笑声不断：Dave Gahan表示，与其说自己是乐队的代表人物，不如说是个“高价脱衣舞娘”；他还可爱地捶打Fletch的手臂，打断他对“街头气氛”的赞美，嘲笑他老土的口头禅。
当Q在超级时髦的四季酒店（Four Season）与Depeche Mode乐队碰面时，Fletch终于承认那些挤满了乐迷、商人，任何有声音的地方都贴满耳朵的街道实在是太他妈拥挤了，经历了第一次袭击之后，他就不得不结束他的“气氛考察”。在他们停留的5天时间里，除了各种各样的商业活动和小型演出，以及传言中与Nick Cave（Martin Gore）和Iggy Pop（Gahan）的碰面，几个人都只能躲在酒店里。但是，基于他们33年来在无数演唱会中幸存的经验，他们懂得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
你或许已经听说过这段故事的低潮部分了，但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再从头说一次……Fletcher在1993年《Songs Of Faith And Devotion》专集巡演中“精神崩溃”；Gahan在1990到1996年间的海洛因毒瘾导致了两段婚姻的终结，一次自杀未遂，数次被捕和一次吸毒过量，使他经历了几分钟的濒死体验；Gore的老酒瘾也终于使他在20年后终结了婚姻，并于2006年加入Gahan来到了康复中心。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显得那么人间烟火而又同样触目惊心。
在为采访安排的会议室中阔步走着，Gahan为Q拿来了一杯咖啡，说道，“被告知患癌，是我……最始料未及的事情。”而且一点都不摇滚，但他还是决定谈谈这件事，因为自从战胜毒瘾之后他收到的信笺“都写着谢谢你坦承一切”。
事情发生在2009年5月12日，雅典，《Songs Of Faith And Devotion》巡演的首站。Gahan在经历了数月的莫名疲倦之后，在化妆间里因不适而倒下。好在当时他的儿子Jack与他在一起——这与数年前在洛杉矶的一个夜晚出奇地相似，当时9岁的Jack看见爸爸注射后倒在浴室地板上，他哀求着说：“爸爸，我不想你再生病了。”然后将父亲拉到身边，为他清洗身体。
演出开始前15分钟，一辆救护车将Gahan拉去了医院，留下乐队经理将坏消息传达给3万8000多个希腊观众。“一开始他们说是胃部细菌，”Gahan说，“但给我做超声波的那个家伙盯着屏幕说，‘我看见了个东西’。他又叫了一个人来看，那人说：‘你的膀胱里有肿瘤，我明天就能为你手术。’我拿出了瘾君子的习性，开始讨价还价起来：我在进行一场8个月的巡演，这事儿必须延后。我对事情的否认无比坚定。那个肿瘤医生跪在我床边，看着我说，这是你的机会，肿瘤还没有从膀胱中扩散出来，你知道有多少人能幸运地在这么早期发现癌症吗？”乐队的长期经理Jonathan Kessler安排Gahan飞回了纽约，那个他从1997年以来的第二故乡。几天后他进行了手术，伴随着手术的是各种狗屁花边新闻，谣传他和48岁的第3任妻子Jennifer分手并重拾毒瘾。
Gahan一直压抑并“否认”着所有的恐惧，他以为他可以，直到手术后的一周，突然之间乐观情绪消失了，他开始无意地惊吓并激怒起了Jennifer：“我看着她的眼睛说，我会没事的。她说，‘但我有事！我不能接受你这种听之任之的态度，以为可以随便丢下我的情绪。’她明白我当时话里的意思：即便我终将一死，我也有过好的生活，孩子们也很好……她让我闭嘴。”虽然不符合本性，但他还是闭嘴了。10年来的健身习惯使他恢复得很快，他开始计划重新巡演。这首先需要他在当地选择好医院“来用化疗轰炸那个膀胱”。他现在心中一派明晰，首要任务就是用膀胱镜确保他的下半生，他说道：“痛苦至极（要知道膀胱镜是将一个小型摄像机塞进你的小鸡鸡），但我已经习惯了。我唯一能说的是我很幸运。”现在Gahan浑身都散发着乐观的气场，这全靠健康的恢复（两次）和多年的健身习惯—小麦色皮肤是真的，全身结实的筋骨和猎犬式的活力都是真的。Fletch以一种Depeche Mode的方式全身心地迎接了这次休假。他的父亲，John，在乐队巡演至以色列时（雅典巡演的两天前）去世了，于是他正好有时间参加父亲的葬礼，为父亲哀悼。
时候一到，乐队就聚在一起重新排练了。“我走进排练室，心想他们肯定都吓傻了，”Gahan回忆道，“我当时苗条极了，瘦了10磅，一点都不体面。他们都小心翼翼地拥抱我。癌症是一件很多人都会经历的生活常事。”
在2009年6月8日为莱比锡中央体育馆的5万乐迷表演之前，他们不得不取消10场演出，那是Gahan手术后的第21天。“巡演之后我们通常不会保持很紧密的联系，”Gore说，“我们大概每4到6个月联系一次。”就在那段《Songs Of Faith And Devotion》之后的“解压期”，Gahan去蒙塔克和长岛好好休息了一段时间，并带着家人购物；Fletch回到伦敦，在全球范围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DJ工作；而Gore则去了圣塔芭芭拉和加利福尼亚，在那里他收到了久未联系的Vince Clarke，乐队组织者的电邮。“他发了封电邮给我：‘我想做一张电子专辑。有兴趣合作吗？’他25年都未曾联系过我了！”他笑道，“我恢复邮件说，‘好啊。Martin上。’” Gore很喜欢VCMG的音乐。他们的舞蹈节奏、无歌词的音乐都是一种“抽象美学”。在创意味蕾被彻底清洗了一遍之后，Gore在2011年的夏天开始为Depeche Mode的新专辑写歌了。Gahan很快也被一次特殊的合作所吸引—与Electonica的制作团队Soulsavers。他们的音乐人Rich Machin给Gahan发来了阴郁的吉他和管风琴调子，使他的作词灵感源源不绝。他们的这张专辑《The Light The Dead See》让Gahan有机会和生活在纽约的瑞典好友Kurt Uenala一起写歌。这些合作也给了他灵感：Depeche的音乐就该是这样的。
于是万事俱备，2000年起，年近40、身体健康的Gahan再次沉浸在了音乐创作中。他与乐队的老牌创作人Gore也进行了为期数年的地盘之争，尤其在2005年的专辑《Playing The Angel》中，Gahan写了15支歌并要求占据专辑半数曲目（后未果）。但Gore却因为成功戒酒而展示出全新的自己，打了个翻身仗：“许多年来我一直担心自己如果不喝酒就不能保持创作上的活力，但事实上我现在比过去还要多产。”在《Sounds Of The Universe》中，这两人都坚持着各自的好胜心和安全感缺失。然而在《Delta Machine》中，他们却带来了一个奇异创造：Depeche Mode为您呈现来自巴希尔顿（英国小镇）的蓝调。“我知道听起来很怪，”Fletch承认道，“但这就是我们亮点：可爱的电子乐背景下的蓝调。”
“我们就是这样，我们一直如此，”Gahan激动地说，“永远赶着时髦与节拍，那是我们的灵感源泉。Led Zeppelin、The Stones、Depeche Mode。《Delta Machine》是我们使用过的最诚实的专辑名。我知道我现在的声音能够表现出那种悲戚，这张专辑不是布鲁斯，而是以布鲁斯为灵感的创作。”（在他2003年的个人专辑《Paper Monsters》中，歌曲“Black And Blue Again”就是受Fats Waller在1929年创作、由Louis Armstrong制作的“（What Did I DoTo Be So）Black And Blue”）启发。Gore当然也有足够的权威来讨论《Delta Machine》中那些阴冷、坚硬的电子合成乐与恐怖的密西西比吉他的结合。当然，是Kraftwerk和Huaman League启发了他，但他为之倾倒的第一首歌是Chuck Berry为母亲的45岁而写的摇滚歌曲：“这么多年来我听得最多的就是福音和布鲁斯，比如Son House啦，John Lee Hooker啦。这些音乐的情绪是这么外露。Depech Mode从1990年就开始以‘Violator’和‘Personal Jesus’演绎这种音乐了！”
早在孩童时代，Gore就在巴希尔顿的圣保罗卫理公会教堂了解了许多老牌宗教思想。在与更为虔诚的Clarke和Fletcher在一起时，他“更像是个观察者”。与布鲁斯这种混合音乐一样，Gore与宗教的距离混杂着对任意信仰的渴望：“直到今天，我都一直希望自己能够追随一种宗教，但这对我来说似乎是天方夜谭。”《Delta Machine》的歌词里充满着“灵魂”这类字眼，其中一支歌曲—“Angel”，更是反映了Gore对教堂信徒们“满口术语”的印象：“我开始说话，用一种自己也不明白的奇怪语言，像是一座嘟嘟作响的喷泉，我自己也始料未及。”
关于他与灵魂布鲁斯的联系，还有一个他不愿提及的可能性，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Gore发现自己素未谋面的父亲是一个美国黑人老兵。他说这件事对他的家人来说仍旧是个伤疤，所以他不愿在公众面前谈论。他转移了话题：“老实说这张专辑跟布鲁斯并不是那么一致，因为布鲁斯总是讲述着苦难与不幸，而这张专辑则不然。它不是张很摇滚的专辑，但我已经在生活中找到了安宁祥和，我希望这种安宁能通过专辑表达出来。”
而Gahan则在与Soulsavers的合作和为Depeche Modes的创作中有了新的布鲁斯主题。那次与死亡的擦肩而过（而且其方式与他过去自我毁灭的倾向截然不同）的经历“确实影响了我的创作方式。当‘我能感觉到上帝的存在’这句话一出来（来自《The Light The Dead See》中的歌曲‘Presence of God’），我就想，我不能唱！所以在《Delta Machine》中的‘And Secret To The End’中，每一段的结尾都是‘这就是结束吗？这应该是结束吗？’我第一次认真审视自己，我不停问着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决定要好好珍惜，要尽可能做个好父亲好丈夫……以及一个好音乐人。我通过创作回归了生活。”
Q在South By southwest音乐节之后还遇见了Depeche Mode两次。周五他们在能容纳900名站立观众的全新酒吧，布拉索斯大厅，进行表演。观众们似乎都被《Delt Machine》的布景惊呆了，许多人似乎都在用电话为他们更有品位的朋友们传送现场的音乐。第二天，乐队集体出现在了休斯顿机场，准备转机前往柏林。这一队欢欣的兄弟跟着他们的领路人—带领他们登机的机场工作人员，一路前行。Q跟世界上最著名的合成器手Fletch一起步上扶手电梯，Q无所事事地评价说，一切都进展得相当顺利。这位爱吹牛的乐手自信地预言着专辑的未来，并宣布接下来会在5月开始的巡演：“跟上次一样，先是以色列，再是希腊……”那么，一路顺风吧。
■《Delta Machine》现已发行。
在世界上最大的音乐产业聚会—德克萨斯的South By southwest音乐节上，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0多首曲目在超过100个地点上演。Depeche Mode在奥斯汀会议中心一个会议室的舞台上回答着关于音乐界未来的问题—“呃，前途光明。”Andrew Fletcher答道，他们此行也是为新专辑《Delta Machine》造势。一位女士接过问答环节的麦克风：“我是来自波士顿Jackie，我想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既‘性’福又邪恶的性生活，我敢说很多人都在Depeche Mode的音乐中‘性’奋过。”此言立刻打破了强劲冷气下的拘谨气氛，台下爆发出了一阵赞许的哄堂大笑。接下来大家更是笑声不断：Dave Gahan表示，与其说自己是乐队的代表人物，不如说是个“高价脱衣舞娘”；他还可爱地捶打Fletch的手臂，打断他对“街头气氛”的赞美，嘲笑他老土的口头禅。
当Q在超级时髦的四季酒店（Four Season）与Depeche Mode乐队碰面时，Fletch终于承认那些挤满了乐迷、商人，任何有声音的地方都贴满耳朵的街道实在是太他妈拥挤了，经历了第一次袭击之后，他就不得不结束他的“气氛考察”。在他们停留的5天时间里，除了各种各样的商业活动和小型演出，以及传言中与Nick Cave（Martin Gore）和Iggy Pop（Gahan）的碰面，几个人都只能躲在酒店里。但是，基于他们33年来在无数演唱会中幸存的经验，他们懂得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
你或许已经听说过这段故事的低潮部分了，但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再从头说一次……Fletcher在1993年《Songs Of Faith And Devotion》专集巡演中“精神崩溃”；Gahan在1990到1996年间的海洛因毒瘾导致了两段婚姻的终结，一次自杀未遂，数次被捕和一次吸毒过量，使他经历了几分钟的濒死体验；Gore的老酒瘾也终于使他在20年后终结了婚姻，并于2006年加入Gahan来到了康复中心。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显得那么人间烟火而又同样触目惊心。
在为采访安排的会议室中阔步走着，Gahan为Q拿来了一杯咖啡，说道，“被告知患癌，是我……最始料未及的事情。”而且一点都不摇滚，但他还是决定谈谈这件事，因为自从战胜毒瘾之后他收到的信笺“都写着谢谢你坦承一切”。
事情发生在2009年5月12日，雅典，《Songs Of Faith And Devotion》巡演的首站。Gahan在经历了数月的莫名疲倦之后，在化妆间里因不适而倒下。好在当时他的儿子Jack与他在一起——这与数年前在洛杉矶的一个夜晚出奇地相似，当时9岁的Jack看见爸爸注射后倒在浴室地板上，他哀求着说：“爸爸，我不想你再生病了。”然后将父亲拉到身边，为他清洗身体。
演出开始前15分钟，一辆救护车将Gahan拉去了医院，留下乐队经理将坏消息传达给3万8000多个希腊观众。“一开始他们说是胃部细菌，”Gahan说，“但给我做超声波的那个家伙盯着屏幕说，‘我看见了个东西’。他又叫了一个人来看，那人说：‘你的膀胱里有肿瘤，我明天就能为你手术。’我拿出了瘾君子的习性，开始讨价还价起来：我在进行一场8个月的巡演，这事儿必须延后。我对事情的否认无比坚定。那个肿瘤医生跪在我床边，看着我说，这是你的机会，肿瘤还没有从膀胱中扩散出来，你知道有多少人能幸运地在这么早期发现癌症吗？”乐队的长期经理Jonathan Kessler安排Gahan飞回了纽约，那个他从1997年以来的第二故乡。几天后他进行了手术，伴随着手术的是各种狗屁花边新闻，谣传他和48岁的第3任妻子Jennifer分手并重拾毒瘾。
Gahan一直压抑并“否认”着所有的恐惧，他以为他可以，直到手术后的一周，突然之间乐观情绪消失了，他开始无意地惊吓并激怒起了Jennifer：“我看着她的眼睛说，我会没事的。她说，‘但我有事！我不能接受你这种听之任之的态度，以为可以随便丢下我的情绪。’她明白我当时话里的意思：即便我终将一死，我也有过好的生活，孩子们也很好……她让我闭嘴。”虽然不符合本性，但他还是闭嘴了。10年来的健身习惯使他恢复得很快，他开始计划重新巡演。这首先需要他在当地选择好医院“来用化疗轰炸那个膀胱”。他现在心中一派明晰，首要任务就是用膀胱镜确保他的下半生，他说道：“痛苦至极（要知道膀胱镜是将一个小型摄像机塞进你的小鸡鸡），但我已经习惯了。我唯一能说的是我很幸运。”现在Gahan浑身都散发着乐观的气场，这全靠健康的恢复（两次）和多年的健身习惯—小麦色皮肤是真的，全身结实的筋骨和猎犬式的活力都是真的。Fletch以一种Depeche Mode的方式全身心地迎接了这次休假。他的父亲，John，在乐队巡演至以色列时（雅典巡演的两天前）去世了，于是他正好有时间参加父亲的葬礼，为父亲哀悼。
时候一到，乐队就聚在一起重新排练了。“我走进排练室，心想他们肯定都吓傻了，”Gahan回忆道，“我当时苗条极了，瘦了10磅，一点都不体面。他们都小心翼翼地拥抱我。癌症是一件很多人都会经历的生活常事。”
在2009年6月8日为莱比锡中央体育馆的5万乐迷表演之前，他们不得不取消10场演出，那是Gahan手术后的第21天。“巡演之后我们通常不会保持很紧密的联系，”Gore说，“我们大概每4到6个月联系一次。”就在那段《Songs Of Faith And Devotion》之后的“解压期”，Gahan去蒙塔克和长岛好好休息了一段时间，并带着家人购物；Fletch回到伦敦，在全球范围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DJ工作；而Gore则去了圣塔芭芭拉和加利福尼亚，在那里他收到了久未联系的Vince Clarke，乐队组织者的电邮。“他发了封电邮给我：‘我想做一张电子专辑。有兴趣合作吗？’他25年都未曾联系过我了！”他笑道，“我恢复邮件说，‘好啊。Martin上。’” Gore很喜欢VCMG的音乐。他们的舞蹈节奏、无歌词的音乐都是一种“抽象美学”。在创意味蕾被彻底清洗了一遍之后，Gore在2011年的夏天开始为Depeche Mode的新专辑写歌了。Gahan很快也被一次特殊的合作所吸引—与Electonica的制作团队Soulsavers。他们的音乐人Rich Machin给Gahan发来了阴郁的吉他和管风琴调子，使他的作词灵感源源不绝。他们的这张专辑《The Light The Dead See》让Gahan有机会和生活在纽约的瑞典好友Kurt Uenala一起写歌。这些合作也给了他灵感：Depeche的音乐就该是这样的。
于是万事俱备，2000年起，年近40、身体健康的Gahan再次沉浸在了音乐创作中。他与乐队的老牌创作人Gore也进行了为期数年的地盘之争，尤其在2005年的专辑《Playing The Angel》中，Gahan写了15支歌并要求占据专辑半数曲目（后未果）。但Gore却因为成功戒酒而展示出全新的自己，打了个翻身仗：“许多年来我一直担心自己如果不喝酒就不能保持创作上的活力，但事实上我现在比过去还要多产。”在《Sounds Of The Universe》中，这两人都坚持着各自的好胜心和安全感缺失。然而在《Delta Machine》中，他们却带来了一个奇异创造：Depeche Mode为您呈现来自巴希尔顿（英国小镇）的蓝调。“我知道听起来很怪，”Fletch承认道，“但这就是我们亮点：可爱的电子乐背景下的蓝调。”
“我们就是这样，我们一直如此，”Gahan激动地说，“永远赶着时髦与节拍，那是我们的灵感源泉。Led Zeppelin、The Stones、Depeche Mode。《Delta Machine》是我们使用过的最诚实的专辑名。我知道我现在的声音能够表现出那种悲戚，这张专辑不是布鲁斯，而是以布鲁斯为灵感的创作。”（在他2003年的个人专辑《Paper Monsters》中，歌曲“Black And Blue Again”就是受Fats Waller在1929年创作、由Louis Armstrong制作的“（What Did I DoTo Be So）Black And Blue”）启发。Gore当然也有足够的权威来讨论《Delta Machine》中那些阴冷、坚硬的电子合成乐与恐怖的密西西比吉他的结合。当然，是Kraftwerk和Huaman League启发了他，但他为之倾倒的第一首歌是Chuck Berry为母亲的45岁而写的摇滚歌曲：“这么多年来我听得最多的就是福音和布鲁斯，比如Son House啦，John Lee Hooker啦。这些音乐的情绪是这么外露。Depech Mode从1990年就开始以‘Violator’和‘Personal Jesus’演绎这种音乐了！”
早在孩童时代，Gore就在巴希尔顿的圣保罗卫理公会教堂了解了许多老牌宗教思想。在与更为虔诚的Clarke和Fletcher在一起时，他“更像是个观察者”。与布鲁斯这种混合音乐一样，Gore与宗教的距离混杂着对任意信仰的渴望：“直到今天，我都一直希望自己能够追随一种宗教，但这对我来说似乎是天方夜谭。”《Delta Machine》的歌词里充满着“灵魂”这类字眼，其中一支歌曲—“Angel”，更是反映了Gore对教堂信徒们“满口术语”的印象：“我开始说话，用一种自己也不明白的奇怪语言，像是一座嘟嘟作响的喷泉，我自己也始料未及。”
关于他与灵魂布鲁斯的联系，还有一个他不愿提及的可能性，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Gore发现自己素未谋面的父亲是一个美国黑人老兵。他说这件事对他的家人来说仍旧是个伤疤，所以他不愿在公众面前谈论。他转移了话题：“老实说这张专辑跟布鲁斯并不是那么一致，因为布鲁斯总是讲述着苦难与不幸，而这张专辑则不然。它不是张很摇滚的专辑，但我已经在生活中找到了安宁祥和，我希望这种安宁能通过专辑表达出来。”
而Gahan则在与Soulsavers的合作和为Depeche Modes的创作中有了新的布鲁斯主题。那次与死亡的擦肩而过（而且其方式与他过去自我毁灭的倾向截然不同）的经历“确实影响了我的创作方式。当‘我能感觉到上帝的存在’这句话一出来（来自《The Light The Dead See》中的歌曲‘Presence of God’），我就想，我不能唱！所以在《Delta Machine》中的‘And Secret To The End’中，每一段的结尾都是‘这就是结束吗？这应该是结束吗？’我第一次认真审视自己，我不停问着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决定要好好珍惜，要尽可能做个好父亲好丈夫……以及一个好音乐人。我通过创作回归了生活。”
Q在South By southwest音乐节之后还遇见了Depeche Mode两次。周五他们在能容纳900名站立观众的全新酒吧，布拉索斯大厅，进行表演。观众们似乎都被《Delt Machine》的布景惊呆了，许多人似乎都在用电话为他们更有品位的朋友们传送现场的音乐。第二天，乐队集体出现在了休斯顿机场，准备转机前往柏林。这一队欢欣的兄弟跟着他们的领路人—带领他们登机的机场工作人员，一路前行。Q跟世界上最著名的合成器手Fletch一起步上扶手电梯，Q无所事事地评价说，一切都进展得相当顺利。这位爱吹牛的乐手自信地预言着专辑的未来，并宣布接下来会在5月开始的巡演：“跟上次一样，先是以色列，再是希腊……”那么，一路顺风吧。
■《Delta Machine》现已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