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似乎是因为那台电视机的彻底罢工，可我明白，真正的质变是因为我们的醒悟。
　　大学一毕业，我就到南京去找男友云了。
　　云的表舅在南京有家公司，他毕业后一直在那儿工作，每个月拿1000出头的工资打发日子。我本来也奢望他的表舅主动请我进他的公司，可这位老板连面都不愿见我。无可奈何，我只好自己找了家小小的文化公司，每个月1000元的微薄收入，也算是高高兴兴上班了。
　　从此，我和云便开始了看似快活的生活。每天下班后便相拥着坐在租来的小屋里看电视，从下午6点的新闻到晚上10点多结束的黄金剧场再到深夜的午夜剧场。每天持续六七个小时，我们斜靠在廉价的充气塑胶沙发上，随着荧屏嬉笑哀乐，全身心地感受着荧屏上他人人生的丰富多彩。周末的时候就牵手去逛大卖场，拎回二三十元一件的衣服或其他便宜的物品。虽然关掉电视的瞬间我们也会突感空虚。眼见别人买房买车也会有一时的失落，遭遇权贵人士的冷眼也会一时激动感伤，可我们终究是似乎要满足于现状平庸度此生了。
　　日子就这么无声地流逝了两年。
　　那天晚上，我们的小屋里一切依旧。正当我们深深沉醉于电视剧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时，那台来自于跳蚤市场的17英寸老式彩电突然“嗤”地喘息一声，然后是一圈白光挣扎着晃了晃便寿终正寝了。我和云四目相视，屋里难得的沉寂。我突然觉得虚飘飘空落落的，对面的老式三门柜镜中是两张麻木、呆滞的面孔。
　　我逃避似地捡起了沙发下的一本旧杂志翻了起来，那天晚上，我读了两篇小说，两篇散文；云则总结了我们两年来的存款——168.6元。我们第一次彼此苦笑。
　　第二天下班后，我读了卡夫卡的两个短篇和张爱玲的三篇散文，写了一篇500字的读书笔记；云看了两份报纸后跟我说：从这个月开始我们存一个人的工资到银行吧。
　　第五天晚上，我写了一篇小小说投稿到了本市的晚报；云去图书馆听了一个关于市场营销的讲座。
　　第六天是周末，我们没去大卖场，也没去同事家玩牌，而是去了图书馆和书城，办了两张借书卡，买了几本经济和文学方面的书。
　　第七天是周日，我在家看書、写稿；云则在精读《做一个成功的业务员》。
　　两个月后，我们的存折上有了3000元，我们没去买电视机，而是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这是我们在一起后新买的第一件价值上2000元的物品。
　　接下来，我报考了英语补习班；云找了一份做业务员的兼职工作。
　　我在报纸上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云跑成了第一笔业务，拿到了1600元的提成。
　　一年后，我发表了100多篇文章，跳槽到了一家规模不小的广告公司做了杂志编辑和策划，工资是原先的三倍；云又跑成了六笔业务。
　　两年后，我做了杂志的主编，有多家报刊的编辑约我写稿；云注册了一家广告公司并开始良好运转。
　　今天上午，我们拿到了位于城中理想地带的新房钥匙；下午，我开始构思一个长篇，云计划年底把公司的注册资金由50万元升为500万元。
　　今天，恰好是我毕业第四年的最后一天。写下这篇文章，感触挺多。四年，对人生来说不算太长。我们的这四年，被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两年。转变似乎是因为那台电视机的彻底罢工，可我明白，真正的质变是因为我们的醒悟。生活中有太多的暂时诱惑，也许是没完没了的电视节目，也许是刺激过瘾的电脑游戏，又或者是输赢无常的麻将……它们一点点侵蚀我们的时间，以看上去如此享受的方式，让我们沉迷其中乐不思蜀。它们让蓬勃朝气的生命一点点走向颓废，如同慢性毒药，渗透麻痹我们的思想。这就需要我们有足够的免疫力来抵抗，而强大免疫力的获得，来源于清醒的头脑描绘出的美好人生蓝图，并为之扎实而行，从而演绎起充实多彩的生活。
　　暗藏毒素的诱惑无处不在，请记得随时强化自己的免疫力。
　　
　　(薛庆飞　摘自《中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