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去不复返”的，陈寅恪先生主张“了解之同情”地去分析和认识历史。其治史方法为历史教学提供了有效的实现策略一一师生共同回到“历史现场”，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真相，从而获得更多有价值的历史知识。从这一角度来说，通常意义上历史学科的“素养”就是借助历史课堂的建构，指向学习者的一种目标诉求。这样的课堂，不仅要有辽阔的时空疆域和丰实的历史为其支撑，更要有微观的辨析和探究的环节为其充实，它不仅关乎历史教学的境界和学生学科素养的滋育，更关系到学生在应对各种考试中的水平层次。笔者以《外交关系的突破》为例，探索一种有效的课堂建构模式，希翼达成学生素养的培养。
　　一、证据意识：用多元史料明辨“历史真知”
　　历史是复杂的，但复杂的历史在课堂中常常以简单的面貌出现。以本课为例，从其内容而言是一段看似简单的历史，由三个事件构成：重返联合国、中美关系缓和、中日邦交正常化，初中阶段也已学过。然而，当课后学生被问及“这种‘突破’有什么意义？你从哪里得出认识？如果外交是国际格局趋势演变的自然结果，那么政治领袖、外交家在其中还有什么作用？”等这些问题时，学生往往变得哑口无言。
　　英国“新历史科”派认为：唯有理解史料和历史之间的关系，才能理解历史知识的本质;理解历史知识的本质，才能真正认识历史。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之“史料”，并非将大量结论性的历史论断引入课堂，因为学生无法从中获得分析史料的方法，也难以从中形成自己的历史认知。从记住教材的“一家之言”到了解“多家之言”只会加重学生的负担而无法真正培养学生的素养。以本课为例，笔者从素养立意的角度出发，经过整理为学生提供了简约丰富，同时又具有浓厚思辨性的史料资源，如摘自《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全集》等以历史文献形式呈现的文字史料;来源于60-80年代《时代》杂志的封面图片、70年代初《人民日报》的重要头版信息;整理自人民网、历史教材的外交事件照片资料;统计自外交部网站、学术论文的图表数据资料等。
　　从研究抓手的视角来看，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和操作对象，是学生重构历史的证据来源。这决定了高中历史教学在课堂建构和课程实施过程中都需具备浓厚的证据意识。多元史料既是深入理解史实的载体，也是体验史感的材料，更是重构史事的前提条件，这一过程是借力于问题意识实现探究和体验的过程。
　　二、问题意识：藉细节挖掘彰显思辨价值
　　建构主义认为，不同的人会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同一个”事件或结构。由此出发，历史教学在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的“大历史”观指导下选择和运用好历史细节，不仅可以从中透视大历史，还可以借其还原历史复杂、具体之真，从而回归历史思维客观理性，帮助学生形成历史多元认知，达到素养提升的目的。
　　回归《外交关系的突破》一课，外交现场很“小”，因为它们发生的过程，往往只有几周甚至几天，但它们又很“大”，因为在发生时总会有一些宏大的历史背景在支撑、引导、限定着它们。那么，这样一个宏观话题如何通过“望远镜和显微镜”来透视？美国学者加德纳指出，“真正的理解可以来自各种不同的材料，也可以来自对少数主题深入的探讨，而不是来自对许多内容广泛的讨论。”也就是说，历史细节的挖掘不仅要以客观真实、典型适量的史料为基础，还要以围绕教学目标的达成提出的有效设问为基准，从而使细节的挖掘成为一个问题解决的过程。在这一课里，笔者以中美关系的缓和为主线，采取三合为一的教学思路，借助显微镜式的剖析方式，围绕课眼“突破”深刻解读其“突破什么？怎样突破？突破有何意义？”等核心问题。
　　问题1：大家从这张封面图片上看到了什么？
　　问题2：根据刚才在图片上所看到的，大家认为当时美国对中国的印象是怎样的？请用几个关键词加以总结。
　　问题3：把图片放大，我们会看到人们举起的标语上分别写着“打败资本主义”“打倒赫鲁晓夫”。标语说明当时中国采取了什么外交政策？
　　在笔者看来，讲70年代外交这样一段“小历史”需要用一点“大视野”。如果把70年代中国外交关系的突破比喻为“破局”的話，那么在这之前就必然存在着一种“困局”。到底是什么“困局”？“感知历史现场”这一环节必不可少。在本课里，笔者先把这段外交还原为60年代背景下的一张杂志封面，借助对杂志封面上细节信息的挖掘创设感性问题情境，进而围绕探究主题进行阶梯式设问，在“了解一理解一运用”的认识规律下，帮助学生感知当时中国在对美、对苏问题上以及自身内部建设方面所陷入的内外“困局”。
　　三、融合意识：以“同情理解”统摄历史情怀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强调：“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贺麟先生治史三法中的“体验方法”讲的也是今人对古人要用“理智的同情去体察外物”。两位先生在治史方法上体现了一个交集，即“同情”一“对话”一“理解”。“同情理解”统摄历史情怀，源于史实和史料的综合，即通过由史实到史料的循环理解，认识历史阶段特征和发展规律，感受历史发展变化，感悟历史价值。因此，研究历史的过程是一个理解的过程，具有融合意识。
　　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是顺理成章的吗？外交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宏观看起来顺理成章的事情，微观上却要面临许多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如果把几件事情联系起来似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不直接邀请尼克松来华而是要先搞“乒乓外交”？为什么基辛格只能秘密访华而非公开来到中国？这些曲折的背后是否有一些共同的原因？
　　“试探一：天安门上的和解信号”教学片段：
　　问题：中方通过哪些信息释放了和解信号？
　　追问1：当时中国释放这些信号给谁看？
　　追问2：基辛格在后来的回忆中表示“自己完全错失了这一关键点”，换言之，这是一次“失败”的试探。为什么会失败？
　　因为当时双方都无法确定对方的意向究竟如何？是不是还在继续保持对自己的敌对态度？有谁敢说，对方同自己对国际格局的认识完全相同？比如基辛格到中国后，在下塌的宾馆里看到的不是欢迎的笑脸，而是到处张贴着的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标语！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国务卿始终都在反对与新中国恢复正常关系！卷起风暴的“乒乓外交”，并非是中美关系改善进程中的第一步，在这之前中美两国领导人已经在小心翼翼地接触，但中美双方意识形态的对立、文化传统的差异和长期的政治对立所带来的隔阂，让接近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有时信号的释放和接纳会遇到一些障碍，这就是历史的渐进性和曲折性，就是真实的历史。
　　因此，我们绝不能小看外交与外交中的人，相反我们要设法去“理解”和“同情”他们，因为在那些走在前台的人的背后，除了促成他们行动的历史因素外，还有很多力量在时时阻挠着他们，他们能够克服阻挠，一点点做出正确的判断与举动，是非常了不起的。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或许也可以说，是毛泽东与尼克松两位政治领袖的大智慧、大毅力、大决心推动了中美关系的转变。
　　四、分层意识：由史事表达检视学习成果
　　史事，是对历史学习和研究结果的表达，是学习和研究后对历史的重构。历史的研究成果，可分为客观史实、历史叙事、历史认识和历史评价四个层次。实践于历史教学，集中表现为重构的历史在表达时需要分层，即历史史实具有客观性，需要描述;历史叙事借助想象推理，需要叙述;历史认识包括解释说明，需要概述;历史评价基于标准，需要评述。史事表达蕴含学生的历史体验，是学生学习历史的综合表现。
　　就本课而言，70年代外交关系“突破”的内涵可以有如下解读：一、中美关系缓和，中国与资本主义阵营“老大”建立正常对话关系;二、新中国重返联合国，在国际舞台取得巨大胜利;三、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结束了与亚洲“夙敌”的长期敌对状态。面对学生在初中已经学过的相似内容，笔者认为在高中阶段，教师可以把“素养立意”的步子再迈大一点，适当弱化知识体系，强化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突出史事表达在提升学生理性思维方面的价值，使全课的主线、副线与暗线在处理上更符合高中学生的学习要求。如笔者在介绍了60年代“困局”，70年代“破局”之后，加入了宏观视野下对80年代后“格局”的认识：
　　一一整理自丁夏阳《1975-1977年中关贸易额下降论析》
　　设问：事件当口，无数中国普通百姓深感自豪。如果把时间线拉长，你发现除自豪外还有什么？请结合图表资料，给出你们的评价。
　　20世纪70年代外交关系的突破，要等到改革开放、“冷战”结束，才得以一窥全貌。
　　“在历史深处，潜伏着无数双眼睛，他们在各自的角度，看到了历史的不同侧面。”历史教学所要做的，就是从这无数双眼睛出发，带着学生回到历史现场，还原历史的复杂、生动和真实。如此，才方可将教学置于文化关照之下，为学生的文化生长服务，才方能真正实现学生素养之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