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危中的毛泽东，尤其怀念家乡，思归故里。
　　1976年7月，毛泽东的专机曾多次在北京至长沙的航线上来往试飞，准备护送病重的毛泽东返回韶山。这时的他已不能再坐专列长途旅行了。
　　8月，躺在病榻上的毛泽东又几次提出要回韶山滴水洞休养。为此，中央政治局反复讨论研究后，终于同意了毛泽东的这个最后的请求。
　　9月8日，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从长沙打电话给滴水洞宾馆负责人：“根据毛主席的愿望，中央决定安排毛主席于9月15日回韶山，计划在滴水洞住一段时间。请你们抓紧做好接待准备工作……”但是，就在当天夜晚十一时，滴水洞宾馆又接到紧急通知：“接待毛主席的准备工作暂停……”
　　一生眷恋乡土的毛泽东，最终也没能实现他重返故乡的心愿。
　　卫士周福明后来回忆：“那天主席一觉醒来，向守候在旁的医务人员说什么。医务人员半天都没有听出来，就马上跑到值班室找身边的工作人员。我闻讯赶到，主席从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声音，几乎听不清。我连忙从床边抓起纸和笔，把笔塞到主席手中。主席艰难地握着铅笔，在我举着的纸上费了很大的气力，半天才划了三个道，就再也写不动了。过了一会儿，他又用握着铅笔的手慢慢地抬起，非常吃力地在木床头上点了三下。我们立刻反应到，主席说的话是和‘三木’有关。‘主席，您是不是要看有关三木的消息。’我轻声地问。主席默默地点点头。”
　　三木就是三木武夫，当时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内阁总理大臣。他正在日本进行大选。
　　也正是这一天，医务人员从医疗监视器上发现主席的心脏有些异常。
　　入夜了。政治局委员们排着队走到毛泽东的病榻前。同他做最后的诀别。
　　当时，毛泽东的意识尚清醒，只是发不出音来。他微睁的双目，看到叶剑英从身边走过，突然明亮了起来。毛泽东努力挪动已经不听使唤的手臂，轻轻相招。可是，叶剑英只顾伤心，泪眼模糊，并未察觉。待他即将走出病房时。毛泽东再次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他回来。一位工作人员见此情景，马上跑到休息室找到叶剑英说：“首长，主席招呼您去!”
　　叶剑英立即回到毛泽东的卧榻前：“主席，我来了，您还有什么吩咐?”叶剑英全神贯注，低下头来，准备聆听毛主席的最后叮咛。毛泽东睁大眼睛，注视着叶剑英，嘴唇轻轻地翕动，但嗓子里无论如何发不出声音。毛泽东用最大的力气，紧紧地握着叶剑英的手晃动着。好一阵，毛泽东累了，闭上了眼睛，叶剑英才退出来。
　　也许，毛泽东在自己心脏停止跳动的前夕已经清醒地预见到，在他离去后，党和国家将面临新的危机，因而对叶剑英要有所嘱托吧。
　　几个小时后，9月9日零时十分，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1976年9月29日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华国锋主持会议。江青气鼓鼓地首先发难：“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
　　王洪文、张春桥也迫不及待地帮腔，说什么“今后要加强集体领导，为了保证不偏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就在今晚研究讨论安排江青的工作问题。”
　　一时间空气异常沉闷。很显然要求讨论安排江青的工作，实际上他们是要江青当党中央主席。过去政治局开会，江青胡搅蛮缠、无理取闹，大家看在主席的分上，还是不和她计较的。现在不行了，毛泽东指定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主席的位置怎么排也排不到江青的头上。
　　王洪文、张春桥把江青“抬出来”，立即遭到叶剑英等同志的反对。
　　华国锋这时在会上念了毛远新写的一封信，信中大意是这样的：我是毛主席的联络員，是从辽宁来的，主席现在去世了，我没有事可做，是留在北京还是返回辽宁?我觉得返回辽宁好。
　　华国锋念完信没有征求任何人意见，就说：“我同意毛远新同志回辽宁。”
　　江青一听让毛远新回辽宁，马上说：“毛远新应该留下。”
　　其实，毛远新给华国锋写信，是江青一伙人事先策划好的，是试探华国锋的态度。没想到华国锋顺水推舟，一下就把毛远新“推”回辽宁了。眼看如意算盘就要落空，江青瞪着眼睛：“毛远新不能回辽宁，要留下来起草报告。他还要处理毛主席的后事……”
　　叶剑英在一边斩钉截铁地说：“我同意国锋同志的意见，毛远新还是回辽宁。”
　　江青就毛远新的去留问题，与华国锋展开了拉锯战；江青甚至说她要与华国锋谈些“家务事”，别人不愿意听的可以不听。大家见江青这副无理纠缠的样子，就陆续离开了。汪东兴留了下来，江青一直扯，扯她的所谓“家务事”，马拉松的会开到第二天早晨五点。华国锋耐着性子，耐心地听到最后，华国锋问江青讲完了没有，江青说讲完了，华国锋立刻宣布说：“散会!毛远新还是要回辽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