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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祖国的壮美山河早就引起了先民的浓厚兴趣。据《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华夏民族的始祖黄帝就是一位喜欢登名山,涉大江,观沧海,足迹遍及万里江山的旅行家。西周穆王曾御八骏而鹜六极,驰驾万里,其事迹集中记载于《穆天子传》中。到战国中期,除上层贵族外,求官游学之士,商贾工匠之徒,也加入了“旅游”的行列。古人关于山水的见解,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 比德
注重道德品质的修养,是先秦诸子的共同特征。关于描写山水的散文往往首先从伦理原则考虑,对山水旅游即是如此,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孔子。
《论语·雍也》篇记,孔子曾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前两个“乐”字,意思是喜欢。可见孔子这番话是从观赏山水出发的。
对于前两句,西汉初年的韩婴解释说:“夫水者,缘理而行,不遗小间,似有知者;动之而下,似有礼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历险致远,卒成不毁,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群物以生,国家以宁,万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乐于水也。”“夫山者,万民直所瞻仰也。草木生焉,万物植焉,飞鸟集焉,走兽休焉,出云道风,从(耸)乎天地之间。天地以成,国家以宁;此仁者所以乐山也。”这就是说,山水有君子之德。
成书于战国初期的《老子》曾提到“上善若水”“上德若谷”。成书于战国中期的《管子·水地》篇讲到水有五德,玉有九德。同时期的《晏子春秋》曾以“行水”“渊泽”比喻国君的品德。还说,“君子若华山然,松柏多矣,望之尽日不厌。”他们虽然没有直接联系旅游观赏,但是这种以自然事物与君子比德的美学观,无疑对后世的山水美学观有一定的启发。
《论语·子罕》篇记:“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据《庄子·让王》记载,孔子的这番话是厄于陈蔡对子路讲的。命意显然不止是赞赏植物的耐寒本性,而是歌颂正直之士临难不惧,坚贞不屈的高尚品德。这句话形象高雅,含蕴深邃,耐人寻味。很多文章,如《荀子·大略》、《史记·伯夷列传》都曾引用并加以发挥。虽然文字简略,却影响了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观,润泽及于中国文化史各个领域。文学中的诗、文、词、赋,艺术中的绘画、书法、雕刻、音乐,都爱以松柏及具有某种特定意义的动植物作为题材,这已经成为至今盛行的中华民族美学传统之仪,而在山水文学中更是比比可见。
先秦文学中的自然比德说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告诉人们:自然美好的实质,是自然物的属性与人的某些品德美相类似,人可以从审美客体意会到审美主体的某些品德美。因而,游山玩水的意义便着重在陶冶人的道德情操,从山水中体认君子之德,从而加强自身的品性修养和意志锻炼。这种美学观着眼于自然与人的关系,而不是脱离人类社会,单纯欣赏自然美。它比起古希腊毕达格拉斯派所谓的“美是和谐与比例”,以及欧洲中世纪圣·托马斯·阿奎那所谓的“事物之所以美,是由于神住在那里”的观点要高明得多。和俄国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谓“构成自然界的美好,是使我们想起人来的东西……”有某些相通之处。当然,比德说只是注意到自然物的象征意义,而比较容易忽视自然美本身的属性。这个问题,到魏晋以后才逐步解决,其标志便是山水诗的兴起。
二、 悟道
天人合一、师法自然是先秦时期的重要思潮。道家学派鼓吹最力,其它各家也不乏类似的看法。因而,先秦诸子在观赏自然变化之时,大都注意总结其中的运动规律,探索客观世界蕴涵的奥秘,用以指导人们的主观世界和社会实践活动。这是古人进行山水旅游时的基本心态之一。
《庄子》中借山水而悟道的例子很多。
《秋水》篇记:“庄子与惠子游于濠粱之上……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二人展开了一场关系到认识论和审美观的辩论,由此引发哲学上的甚多评论。在文学上,魏晋诗人写鸟鱼多寄玄音,寓道旨,即其余绪。
《知北游》假托仲尼之言曰:“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乐未必也,哀又继之。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先肯定山水林泉能给人以快乐,马上又否定。因为人生哀乐无常,主观无法掌握。这种观点发展到东汉末年和魏晋时期便演化为人生如寄,及时行乐。唐代李白的名句:天地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即是他对上面那句话的发挥。
由于各派哲学体系不同,所以他们的审美标准便各异。孟子以茂盛而有用的森林为美,“牛山之木尝美矣”,他以之比喻人必须保持仁义之心的本性。庄子则以无用之木为美来阐发无用即大用的哲学。同样是观察水,儒道着眼各不相同。“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感慨逝水永远奔流不息,有如时光一去不复返,用意是勉励人抓紧时机,自强不息。庄子则欣赏“止水”,强调“水静犹明”,感慨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教人们“无为”“无所用心”,态度比较消极。
所以,从人生观角度而言,孔孟的积极意义更明显,对后世社会的影响也更广泛;但是从自然哲学看,老庄所揭示的哲理往往更精微,对后世理论思想的促进更加有力。而对山水文化来说,儒道两家的滋润分别有所侧重,作用都是无可估量的。
三、知政
先秦时期的山水旅游活动,首先是在天子、诸侯倡导之下开展起来的。所以出游除了赏心悦目之外,往往还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如观民风,知得失,宣威德,名教化等等。
《管子·戒》篇记载,“春出”为“农事不本”,而“秋出”为“人之不足”。其中心思想是统治者旅游必须有益于民,而不应妨民害政。
针对统治者的游乐态度,孟子提出“与民同乐”的口号不仅对山水旅游,而且对后世许多活动都有影响。宋代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的名作《岳阳楼记》,在描写巴陵山水的盛况之后,产生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豪情就是与孟子思想一脉相承的。《晏子春秋》多次论及山水旅游的观感。如《内篇谏上》记:“景公将观于淄上,与晏子闲立。公喟然叹曰:‘呜呼!使国可长保,而传于子孙,岂不乐哉!’晏子对曰:‘婴闻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虚至。今君以政乱国,以行弃民久矣,而声欲保之,不宜难乎?’”他认为要想长治久安,必须“任贤而赞德”,使“民乐其政而世高其德”才行。否则灾祸“恐及于身”。
又有外篇记:“景公游牛山,少乐。”三次请晏子祝愿。晏子对曰:“臣愿有君而可畏……”“臣愿有君而明”“臣愿有君而可辅”。这种方式与《管子·小称》篇鲍叔三祝相近,不过那次是联系君臣宴饮,这次是结合山水,都是借机从政治上进行规谏。
一些思想家在随同统治者游山玩水的时候,常常要联系和总结历史经验,提供以古鉴今的教训。《战国策·魏篇》中记载了魏武侯与吴起的对话。吴起以“山河之险”说起,接着列举了三苗、夏桀、殷纣,皆恃山河之险而为政不善,终于亡国。随后得出结论:从是观之,地形险阻,奚足以霸王矣。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先秦兵家的山水观。
总的看来,先秦时期的山水游乐还处在刚刚兴起的阶段,山水文化仅仅呈现出萌芽状态。但是先秦思想家所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寄托爱国情操,体现隐逸思想等都对后世有深远影响,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山水旅游文化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中国文化思想所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作者通联:浙江江山中学]
一、 比德
注重道德品质的修养,是先秦诸子的共同特征。关于描写山水的散文往往首先从伦理原则考虑,对山水旅游即是如此,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孔子。
《论语·雍也》篇记,孔子曾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前两个“乐”字,意思是喜欢。可见孔子这番话是从观赏山水出发的。
对于前两句,西汉初年的韩婴解释说:“夫水者,缘理而行,不遗小间,似有知者;动之而下,似有礼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历险致远,卒成不毁,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群物以生,国家以宁,万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乐于水也。”“夫山者,万民直所瞻仰也。草木生焉,万物植焉,飞鸟集焉,走兽休焉,出云道风,从(耸)乎天地之间。天地以成,国家以宁;此仁者所以乐山也。”这就是说,山水有君子之德。
成书于战国初期的《老子》曾提到“上善若水”“上德若谷”。成书于战国中期的《管子·水地》篇讲到水有五德,玉有九德。同时期的《晏子春秋》曾以“行水”“渊泽”比喻国君的品德。还说,“君子若华山然,松柏多矣,望之尽日不厌。”他们虽然没有直接联系旅游观赏,但是这种以自然事物与君子比德的美学观,无疑对后世的山水美学观有一定的启发。
《论语·子罕》篇记:“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据《庄子·让王》记载,孔子的这番话是厄于陈蔡对子路讲的。命意显然不止是赞赏植物的耐寒本性,而是歌颂正直之士临难不惧,坚贞不屈的高尚品德。这句话形象高雅,含蕴深邃,耐人寻味。很多文章,如《荀子·大略》、《史记·伯夷列传》都曾引用并加以发挥。虽然文字简略,却影响了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观,润泽及于中国文化史各个领域。文学中的诗、文、词、赋,艺术中的绘画、书法、雕刻、音乐,都爱以松柏及具有某种特定意义的动植物作为题材,这已经成为至今盛行的中华民族美学传统之仪,而在山水文学中更是比比可见。
先秦文学中的自然比德说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告诉人们:自然美好的实质,是自然物的属性与人的某些品德美相类似,人可以从审美客体意会到审美主体的某些品德美。因而,游山玩水的意义便着重在陶冶人的道德情操,从山水中体认君子之德,从而加强自身的品性修养和意志锻炼。这种美学观着眼于自然与人的关系,而不是脱离人类社会,单纯欣赏自然美。它比起古希腊毕达格拉斯派所谓的“美是和谐与比例”,以及欧洲中世纪圣·托马斯·阿奎那所谓的“事物之所以美,是由于神住在那里”的观点要高明得多。和俄国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谓“构成自然界的美好,是使我们想起人来的东西……”有某些相通之处。当然,比德说只是注意到自然物的象征意义,而比较容易忽视自然美本身的属性。这个问题,到魏晋以后才逐步解决,其标志便是山水诗的兴起。
二、 悟道
天人合一、师法自然是先秦时期的重要思潮。道家学派鼓吹最力,其它各家也不乏类似的看法。因而,先秦诸子在观赏自然变化之时,大都注意总结其中的运动规律,探索客观世界蕴涵的奥秘,用以指导人们的主观世界和社会实践活动。这是古人进行山水旅游时的基本心态之一。
《庄子》中借山水而悟道的例子很多。
《秋水》篇记:“庄子与惠子游于濠粱之上……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二人展开了一场关系到认识论和审美观的辩论,由此引发哲学上的甚多评论。在文学上,魏晋诗人写鸟鱼多寄玄音,寓道旨,即其余绪。
《知北游》假托仲尼之言曰:“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乐未必也,哀又继之。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先肯定山水林泉能给人以快乐,马上又否定。因为人生哀乐无常,主观无法掌握。这种观点发展到东汉末年和魏晋时期便演化为人生如寄,及时行乐。唐代李白的名句:天地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即是他对上面那句话的发挥。
由于各派哲学体系不同,所以他们的审美标准便各异。孟子以茂盛而有用的森林为美,“牛山之木尝美矣”,他以之比喻人必须保持仁义之心的本性。庄子则以无用之木为美来阐发无用即大用的哲学。同样是观察水,儒道着眼各不相同。“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感慨逝水永远奔流不息,有如时光一去不复返,用意是勉励人抓紧时机,自强不息。庄子则欣赏“止水”,强调“水静犹明”,感慨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教人们“无为”“无所用心”,态度比较消极。
所以,从人生观角度而言,孔孟的积极意义更明显,对后世社会的影响也更广泛;但是从自然哲学看,老庄所揭示的哲理往往更精微,对后世理论思想的促进更加有力。而对山水文化来说,儒道两家的滋润分别有所侧重,作用都是无可估量的。
三、知政
先秦时期的山水旅游活动,首先是在天子、诸侯倡导之下开展起来的。所以出游除了赏心悦目之外,往往还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如观民风,知得失,宣威德,名教化等等。
《管子·戒》篇记载,“春出”为“农事不本”,而“秋出”为“人之不足”。其中心思想是统治者旅游必须有益于民,而不应妨民害政。
针对统治者的游乐态度,孟子提出“与民同乐”的口号不仅对山水旅游,而且对后世许多活动都有影响。宋代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的名作《岳阳楼记》,在描写巴陵山水的盛况之后,产生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豪情就是与孟子思想一脉相承的。《晏子春秋》多次论及山水旅游的观感。如《内篇谏上》记:“景公将观于淄上,与晏子闲立。公喟然叹曰:‘呜呼!使国可长保,而传于子孙,岂不乐哉!’晏子对曰:‘婴闻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虚至。今君以政乱国,以行弃民久矣,而声欲保之,不宜难乎?’”他认为要想长治久安,必须“任贤而赞德”,使“民乐其政而世高其德”才行。否则灾祸“恐及于身”。
又有外篇记:“景公游牛山,少乐。”三次请晏子祝愿。晏子对曰:“臣愿有君而可畏……”“臣愿有君而明”“臣愿有君而可辅”。这种方式与《管子·小称》篇鲍叔三祝相近,不过那次是联系君臣宴饮,这次是结合山水,都是借机从政治上进行规谏。
一些思想家在随同统治者游山玩水的时候,常常要联系和总结历史经验,提供以古鉴今的教训。《战国策·魏篇》中记载了魏武侯与吴起的对话。吴起以“山河之险”说起,接着列举了三苗、夏桀、殷纣,皆恃山河之险而为政不善,终于亡国。随后得出结论:从是观之,地形险阻,奚足以霸王矣。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先秦兵家的山水观。
总的看来,先秦时期的山水游乐还处在刚刚兴起的阶段,山水文化仅仅呈现出萌芽状态。但是先秦思想家所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寄托爱国情操,体现隐逸思想等都对后世有深远影响,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山水旅游文化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中国文化思想所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作者通联:浙江江山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