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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鲁迅上海时期的杂文常剪辑或引用各类报刊的新闻、言论、轶闻等作为其中的引语，并使之与创作主体之间产生互动关系，以引语性的话语方式在语言的丛林中积聚起思想的锋芒，穿透各种意识形态编织的权力网络，揭示各种话语背后的权力机制，呈现出不同寻常的艺术效果。鲁迅上海时期杂文采用的引语性的话语方式，使所引之语（他人的声音）和作家自己声音之间产生了寓言性的联系，有利于鲁迅打破所引用的话语的规定性，捕捉到话语发展的新的被掩盖的可能性。
[关键词]鲁迅杂文;话语方式;引语;寓言写作
[中图分类号]I2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10-0076-05
作为人言说自我、显示存在的特有方式，话语代表个人参与社会交往，因此说话者的立场、价值观和世界观在话语之中均有所体现。当动态的话语固定成既有的文本之后，文本就承载了话语主体（即作家）的复杂情感体验和思想判断。文本的话语不仅关联着社会现实、文化语境的权力秩序，而且能够彰显作家主体意识的选择、编码和重组。因此，如何捕捉动态的话语，进而体味和理解话语背后的情感体验和思想判断，就成为解读文本分析文本的重要内容。
当然，作为文本话语的创造者，创作主体是以文学创作的形式言说自我并且显示存在，所以，不同的话语主体便拥有不同的话语方式。杂文是鲁迅将个体自我对现实文化语境、政治环境与思想斗争等现实人间的鲜明爱憎进行言说的重要文体。他上海时期的杂文常常剪辑或引用各类报刊的新闻、言论、轶闻、报道等作为其中的引语，文本中“他人的声音”作为异己性的存在被作家的声音所叩问，并因之使“言”与“意”之间产生了寓言性的联系，构成了独特的话语方式。借助这样的话语方式，鲁迅在杂文中打破所引用的话语的规定性，在技巧性地将各类材料做剪贴和拼凑中捕捉到话语发展的新的可能性，让引语自身的荒谬性和不可置信在新的语境中显现自身，同时也使主体的声音在对“他人的声音”的叩问中更具权威。正如福柯所言“话语即权力”，话语分析不能局限于语言学的窠臼，而应引入社会和实践向度，以话语为钥匙打开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领域權力秩序的图谱。通过对鲁迅上海时期杂文的话语分析，可以窥见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报刊业相对发达构成的所谓“公共空间”背景下，鲁迅如何以剪辑拼贴新闻材料的方式在话语的丛林中积聚起思想的锋芒，以游击战的方式揭示各种话语背后的权力机制和意识形态编织的权力网络，表现了一个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一切奴役和压迫的抵抗。
一
将他人或报刊掷地有声的点睛之语直接引用或间接引用，以起到一语胜千言的效果，本是新闻写作的一种常见模式。大多数的新闻报道中，引述者往往借助一定的引述方式，通过挑选为己所需的不同消息源的典范话语，将其与自己的表达相融合，实现向媒体消费者传达和固化自己声音的目的，以此达到操控话语意义的意图。鲁迅上海时期的杂文就常采用此类新闻写作的模式，利用上海发达的报刊网络，在包括《申报》《大晚报》《字林西报》等报刊文字资源的刺激下，以“他人的声音”（即各种报章材料）为自己杂文的引语，以“文抄公”的面目乐此不疲地剪贴各种材料纳入文中，由新闻、言论、轶闻等形式构成的引语成为杂文文本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鲁迅上海时期的杂文在话语方式上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引语”性。
鲁迅自己就曾说过，他每天阅读报刊上的各样文章，特别是那些妙文，总不免“拉扯牵连”，胡乱想开去，于是就产生了许多“若即若离的思想”[1]。鲁迅把报章杂志上的材料彼此拼贴至一起，补充它们，延伸它们，令读者以另一种方式去看待它们。于是，就在这一拼一贴中，鲁迅改变了新闻原先的面目，并从中叩问出新闻材料背后被遮蔽的内容。具体而言，他在杂文中大量引述他人之语，或剪辑几个表面无关的故事平行并置以作“奇文共赏”，暴露不同声音之间或矛盾或暗合的隐秘关系;或剖析一个新闻事件，将之与现实的社会文化语境相关联，揭露其背后的政治意图及其与权力的隐秘关系，撕破这种声音构成的意识形态网络，使之无法有效地行使它的权力。上述两者之间虽有所差别，但就剪贴利用报刊材料以作引语，针对一则或几则新闻事件加以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的话语方式是相同的。
有意剪辑和拼贴报章材料，甚至不加以任何评论，仅仅将这些原有的不同材料巧妙地整合在一个文本当中，让裂隙与悖谬在不言自明中得以显现，别具一种对话感和互动性。《“光明所到……”》针对的是当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指责中国监狱里的拷打行为这一新闻事件。鲁迅在文中援引了《字林西报》所载胡适曾经亲自看过几个监狱，并指出并未有诸如拷打此类的黑暗情状。他没有纠缠于报载胡适所见所闻的真实性，而是联系到了胡适在另一处的激昂慷慨的题辞：“公开检举，是打倒黑暗政治的唯一武器，光明所到，黑暗自消。”[2]这豪言壮语、亲身实践，和中国现实之间，被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互相之间得到了新的说明：监狱借胡适遮掩了自己，胡适以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为监狱作了有事实依据的辩护，“光明”成为“黑暗”的庇护伞。这里并不牵涉到胡适的个人动机，而是在他的言行与中国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彰显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现存社会秩序的默认与维护。《天上地下》则将毫无关联的四则报章新闻信手拈来，一个是国民党飞机轰炸“共匪”，一个是日本飞机轰炸百姓，一个是北平小学生挖地洞，一个是上海小学生买飞机，天上地下共同构成了一幅颇具怪诞意味的图画。四个表面上看起来毫无关联的报章故事，在鲁迅笔下被寓言性地置于一处，随即在对话中呈现出与原有面貌大不相同的内涵，即指责国民党当局专注于打内战，而对外妥协退让的做法，表达了鲁迅对中国人生命圈日渐缩小、国家即将沦丧于日本人铁蹄之下的担忧和愤怒。
以一则新闻报道或材料为引语，叩问引语立言的政治性，以话语实践发出反抗官与商、华人与洋人、文人与政客合谋的权力关系的声音。《新药》从1933年4月吴稚晖在南昌对新闻界的谈话说起，借“药渣”的典故讽刺了吴稚晖之于国民党政府正如“药渣”之于宫女，活画出文人与政客在“蜜月期”过后被抛弃嗤笑之尴尬难堪处境。《止哭文学》引述了王慈的《提倡辣椒救国》一文中捏造的关于辣椒能止哭救国的言论，并联系东三省沦亡、上海被轰炸的现实处境，叩问了引语立言背后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的支撑，即为国民党当局代言，要求人民不要反抗，屈从于现实。《伸冤》打起伸冤的旗子，随意拾取《申报》上的报道作为辩证材料，辩驳了李顿对中国政府的猜疑，更重要的是暴露了国民政府媚外的丑恶嘴脸。此类文本中所引之报章新闻与鲁迅的声音之间构成了两条悖逆冲突的关系，报章新闻的“叙事”经由鲁迅对报章新闻的“再叙事”的驳难和拆解，其中的善恶美丑、权力秩序得以凸显。 正是由于引语的大量涌入，李欧梵从鲁迅伤害时期的杂文当中窥见了“一个心眼狭窄的老文人”，“他拿了一把剪刀，在报纸上找寻‘作论’的材料，然后‘以小窥大’把拼凑以后的材料作为他立论的根据”，[3]将鲁迅上海时期的杂文大量使用引语的原因归结为在言论自由受限的背景下不能“说开去”！事实恰恰相反，在上世纪30年代文网甚密的上海，不少报刊都曾经因为公开地对于时事政治的评论而受到官方的压迫，如作为《申报》副刊的“自由谈”，其编者们就不得不坦言“这年头，说话难”，并“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所以鲁迅在后期杂文中用看似游戏的方式拼贴新闻和杂闻，将驳杂的材料在秩序的颠覆与重建中交织到一起，目的则在于表达他对当下中国现实存在的不合理现象的愤怒、否定和抨击。因此，30年代后，鲁迅杂文中所引用的报刊传媒提供的各式材料是“他人的话语”，那么如何在异己声音的喧嚣躁动中排除其表面的重重迷障，在不经意间点染出“他人的话语”的矛盾、悖谬以及其背后的真实意图，在众声喧哗中发出自己的聲音，这便是鲁迅后期杂文的价值所在。诚如鲁迅所言，“从清朝的文字狱以后，文人不敢做野史了，如果谁能忘了三百年的恐怖，只要撮取报章，存其精英，就是一部不朽的大作。”[4]鲁迅正是在大量新闻、言论、轶闻等引语当中读出了这种声音对于文化和话语权的控制，叩问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代表的现代知识阶级同社会秩序之间的同谋关系。
其次，引语在鲁迅的杂文中并非孤立存在，往往是与主体之间建立了一种对话互动的关系，并在碰撞中构成了一种异己性存在。鲁迅上海时期的杂文首先是一种“反声音”的“声音”，呈现出“多声体”的复调色彩。
鲁迅上海时期杂文写作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一般写作中，引语与引述者话语之间的边界往往被报道者做了模糊化处理并建立起认同性;而在鲁迅的杂文中，引语与引述者话语之间的边界则是壁垒分明的，鲁迅的声音是在对引语的拆解与批判中得以彰显与强化，是一种“反声音”的“声音”。因此，作为引述者的鲁迅的声音，显然无法单独割裂出来，而恰恰是在与他人的声音——“引语”的关系中才得以显现。正是在和这种异己性声音的直面和搏击更有意义，鲁迅后期杂文显示了其别具一格的思想魅力和艺术价值。
鲁迅后期杂文不仅是在对前人的话语的牵涉与否定中进行言说，并且将这种话语作为对象来考察和探究。《“立此存照”》中大段摘引了梦苏在《儿童专刊》上所发表的教训小学生对外侨必须持友好态度的文章，在文本之中，引语并非要传达引述者对所引事实真伪的辩驳，这并不是因为引语的事实真伪与否毫不重要，而是因为作为引述者的鲁迅更加看重的是从“引语”中对事件的谈论来发现“引语”潜含着的声音，那种暗含杀机的，那种将中国人不当人的心理。引语作为异己性的声音，在杂文中和引述者鲁迅之间构成了壁垒分明的对立关系，在对它的批判和否定中鲁迅表达对个体生命的发现和尊重。
由于引语的意义不再仅仅限定在与事实的关系层面上，那么引语背后所藏匿的声音、所展现的压迫与垄断，才是鲁迅在杂文中大量使用引语并使之成为异己性存在的真正原因所在。因此，在可以客观地对事实真伪进行判断和讨论指出，鲁迅着意寻找引语背后所隐匿的权力秩序，观察到了其中所包含的政治性。当别人煞有介事地讨论女人与说谎问题的时候，鲁迅并未简单判断其真实与否，而意在拆解和批判其中被掩盖的、他人所未曾洞见的深幽意味：“女人被人指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的时候来得多”，[5]点明了上等人对下等人、强者对弱者的话语垄断，以及由此而折射的在性别层面的权力统治。
与常规写作的不同之处在于，鲁迅上海时期杂文中的引语非但没有与主体世界之间建立某种契合，甚至是以异己的存在而产生其价值和意义的。既然对于鲁迅而言，写作不仅仅是个人的沉思默想，更重要的是它是关乎文化语境、政治环境与思想斗争等现实人间的话语言说，那么将异质性的引语纳入自己的写作之中，在对引语的拆解和批判中彰显于强化自己的声音，就成为鲁迅上海时期杂文的一种表意策略。这种“他人的话语”的大量涌入，使鲁迅的杂文颠覆了传统的审美特质，而具有“反美学”①的性质。在传统的象征美学中，人的内心世界可与具体可感的形象之间具有微妙和神秘的联系，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可以建立某种关联和想通，而在鲁迅后期杂文的天地中，写作不是单纯的个人心灵与外在事物之间的交流与碰撞，而与符号世界相关，与他人的话语（即“引语”）相关。一般的写作中，引语与引述者的话语之间往往能建立起认同性，而鲁迅后期杂文写作中引语与引述者的话语则是壁垒分明的，它是一种异质性存在的写作。
由此可见，引语在引述者鲁迅的拆解与批判中，藏匿于文字之下的“险恶的构陷”“躲闪的原形”随即原形毕露。比起简单地用“真实”来衡量引语的真伪性质，还原与剖析引语作为“他人的话语”所展现的“出奇的幻想”“别致的描写”，显然是鲁迅后期杂文中更为重视与着力表现的，正是在对引语的人为性质和构造性质的反思与批判中，鲁迅的声音才得以强化和实现。
二
寓言是一种古老的文学形式，最基本的特征是主题有寄寓性，总是以此写彼，言在此而意在彼，因此，寓言写作是能将本不相关的事物建立起物理世界所无法建立的联系，让差异的东西在全新的结合中，产生新的单个事物所无法产生的意义。在寓言式写作当中，话语不是自足的，不是自己能说明自己的，言和意并不是天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而是需要在异质性的事物去叩问话语，随之在创作者所营构的新语境中得到崭新的说明。即话语和意义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对应的，而是关系到说话者的位置，说话者所处的环境，话语在这个社会空间的效应。在这一意义上，鲁迅上海时期的杂文显然可以被称之为寓言写作。
在上海时期的杂文中，鲁迅撮取报刊材料并在他的杂文中拼贴起来，这些材料彼此被移置到新的语境中，或彼此之间形成对话，或与鲁迅个人的声音形成对话，从而产生与所引材料字面的本意所完全不同的新意义。他习惯于把彼此貌似无关的事物在鲁迅的杂文中被结合起来，在打破所引用的话语的规定性之后，去捕捉话语发展的被掩盖的可能性。寓言写作扯去了话语原本的崇高、独立、公正、神圣的面纱，而让它在这个社会空间中的现实效应和意义呈现了出来。 抗战爆发之前，胡适曾在北平对记者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若将这段话置于20世纪30年代日本图谋以武力征服中国之时，其寓言式的意义却也颇值得体味：
在前年，曾经拜读过中里介山氏的大作《给支那及支那国民的信》。只记得那里面说，周汉都有着侵略者的资质。而支那人都讴歌他，欢迎他了。连对于朔北的元和清，也加以讴歌了。只要那侵略，有着安定国家之力，保护民生之实，那便是支那人民所渴望的王道，于是对于支那人的执迷不悟之点，愤慨得非常。
那“信”，在满洲出版的杂志上，是被译载了的，但因为未曾输入中国，所以像是回信的东西，至今一篇也没有见。只在去年的上海报上所载的胡适博士的谈话里，有的说，“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彻底停止侵略，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不消说，那不过是偶然的，但也有些令人觉得好像是对于那信的答复。[6]
“令人觉得好像”这简单的几个字，将胡适的言论与日本人中里介山氏的《给支那及支那国民的信》这看似毫无联系的二者，以人为的方式假定关联起来，言在此而意在彼，让两者在对话中揭示出了原本的话语的另一种可能性。
《“有名无实”的反驳》对《申报》上的《战区见闻记》中前线采访的报道逐条进行了拆解，以驳论的方式对排长的语言做了彻底解构，在言此意彼的话语策略中谴责了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策略。《推背图》将多天的报章要闻加以记录，“一，××军在××血站，杀敌××××人。二，××谈话：决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仍然不改初衷，抵抗到底。三，芳泽来华，据云系私人事件。四，共党联日，该伪中央已派干部××赴日接洽。”[7]在“推背”的文题之下，拆穿了报上所登消息的冠冕堂皇，数条新闻背后令人汗颜的真相就此被揭开：国民党掩人耳目，继续执行“不抵抗”政策，甚至是明珠暗投的隐情。于是我们终于悟透了原来说得怎样可能不一定怎样，倒是把宣言的东西反过来去理解更接近事实。《保留》引述了当时颇受关注的“青年掷弹”“西湖枪案”“童子爱国”“佳人从军”四个案件，叩问了一种颇为吊诡的现象：即为何只有老弱妇孺在国难当头之际挺身而出？难道他们真的负有卖国之罪吗？真正的卖国者在哪里？那真正的卖国者当如何自处？这些问题虽未在文字表层有所回答，却是意在言外，看似没有联系的几则报道和几种趣闻在鲁迅杂文中被勾连交织到一起，在互动对话中阐明国难当头之际国民党政府才是真正的卖国者。
鲁迅上海时期所作杂文，或剪辑貌似无关的新闻并置一处，或剪贴对立言论“立此存照”，或收集轶闻独立成篇，言与意之间没有建立天然的联系，其意义的产生都不在于单一的言论、轶闻本身，关键是它们或差异或相似地并置在同一文本之后所建立的互动关系，由此事到彼事，由此相到彼相之间的内在理路需要靠读者借助想象和经验去填充和生发，而富有意味的杂文味儿就在读者的探路中得以显现。《不知肉味和水味》原封不动地将同一天刊载在《申报》和《中华日报》上的两条新闻并置，一条新闻为：上海各界举行了盛大的“孔诞纪念会”，乐队演奏了当年孔子听了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另一条新闻为：福建某地居民因天时干旱，为争水而砍斗致死。两条新闻中涉及的两件事原本毫无瓜葛，一旦被并置拼貼在同一篇文章中，便产生了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力量：两个世界的强烈对比令读者自然想起了杜甫诗中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穷人和富人，底层人民和上层统治者之间的差异以及其中潜隐的社会秩序在这两则新闻的组合中凸显出来。
总体看来，独特的话语方式使得鲁迅上海时期的杂文产生了不同寻常的思想和艺术效果：首先，表面上看似毫无关联的报章报道、文人言论、坊间谣传等材料被拼贴挪移至新的语境中，它不仅有利于鲁迅打破所引用的话语的规定性，更重要的是在所引用话语的互文式关系中寻找到意义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及其被遮蔽的真实面目。其次，引用他人的话语并挖掘其中所潜藏的深幽意味的言说方式，使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鲁迅，在以杂文写作介入公共空间时保持了话语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因此，鲁迅上海时期的杂文创作实质上乃是“话语的话语”，是关于“话语”的批判。公共知识分子的本质在于“会为更加广大的社会公众写作”，[8]而鲁迅上海时期的杂文写作就源于身处“无声的中国”[9]，替沉默的大多数发出属于他们的声音，因此，他创造性地将“他人的声音”大量地纳入杂文写作中，使引语在崭新的语境中产生寓言般的艺术效果。通过这样的话语方式，以寓言写作的方式在杂文中穿透各种意识形态编织的权力网络，揭示各种话语背后的权力机制，始终以个体的自由和思想的独立为标准去反抗他人话语中潜藏的霸权，表现了一个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一切奴役和压迫的抵抗。
注释：
①“反美学”是指后现代语境中对传统美学的审美性特质的一种颠覆。
参考文献：
[1]鲁迅.三闲集·匪笔三篇.鲁迅全集（4）[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2.
[2]鲁迅.伪自由书·“光明所到……”.鲁迅全集（5）[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64.
[3]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J].二十一世纪，1993，10.
[4]鲁迅.伪自由书·再谈保留.鲁迅全集（5）[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45.
[5]鲁迅.花边文学·女人未必多说谎.鲁迅全集（5）[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25.
[6]鲁迅.且介亭杂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鲁迅全集（6）[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9.
[7]鲁迅.伪自由书·推背图.鲁迅全集（50）[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91-92.
[8][美]理查德·A·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M].徐昕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6.
[9]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4）[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1.
责任编辑 丛 琳
[关键词]鲁迅杂文;话语方式;引语;寓言写作
[中图分类号]I2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10-0076-05
作为人言说自我、显示存在的特有方式，话语代表个人参与社会交往，因此说话者的立场、价值观和世界观在话语之中均有所体现。当动态的话语固定成既有的文本之后，文本就承载了话语主体（即作家）的复杂情感体验和思想判断。文本的话语不仅关联着社会现实、文化语境的权力秩序，而且能够彰显作家主体意识的选择、编码和重组。因此，如何捕捉动态的话语，进而体味和理解话语背后的情感体验和思想判断，就成为解读文本分析文本的重要内容。
当然，作为文本话语的创造者，创作主体是以文学创作的形式言说自我并且显示存在，所以，不同的话语主体便拥有不同的话语方式。杂文是鲁迅将个体自我对现实文化语境、政治环境与思想斗争等现实人间的鲜明爱憎进行言说的重要文体。他上海时期的杂文常常剪辑或引用各类报刊的新闻、言论、轶闻、报道等作为其中的引语，文本中“他人的声音”作为异己性的存在被作家的声音所叩问，并因之使“言”与“意”之间产生了寓言性的联系，构成了独特的话语方式。借助这样的话语方式，鲁迅在杂文中打破所引用的话语的规定性，在技巧性地将各类材料做剪贴和拼凑中捕捉到话语发展的新的可能性，让引语自身的荒谬性和不可置信在新的语境中显现自身，同时也使主体的声音在对“他人的声音”的叩问中更具权威。正如福柯所言“话语即权力”，话语分析不能局限于语言学的窠臼，而应引入社会和实践向度，以话语为钥匙打开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领域權力秩序的图谱。通过对鲁迅上海时期杂文的话语分析，可以窥见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报刊业相对发达构成的所谓“公共空间”背景下，鲁迅如何以剪辑拼贴新闻材料的方式在话语的丛林中积聚起思想的锋芒，以游击战的方式揭示各种话语背后的权力机制和意识形态编织的权力网络，表现了一个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一切奴役和压迫的抵抗。
一
将他人或报刊掷地有声的点睛之语直接引用或间接引用，以起到一语胜千言的效果，本是新闻写作的一种常见模式。大多数的新闻报道中，引述者往往借助一定的引述方式，通过挑选为己所需的不同消息源的典范话语，将其与自己的表达相融合，实现向媒体消费者传达和固化自己声音的目的，以此达到操控话语意义的意图。鲁迅上海时期的杂文就常采用此类新闻写作的模式，利用上海发达的报刊网络，在包括《申报》《大晚报》《字林西报》等报刊文字资源的刺激下，以“他人的声音”（即各种报章材料）为自己杂文的引语，以“文抄公”的面目乐此不疲地剪贴各种材料纳入文中，由新闻、言论、轶闻等形式构成的引语成为杂文文本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鲁迅上海时期的杂文在话语方式上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引语”性。
鲁迅自己就曾说过，他每天阅读报刊上的各样文章，特别是那些妙文，总不免“拉扯牵连”，胡乱想开去，于是就产生了许多“若即若离的思想”[1]。鲁迅把报章杂志上的材料彼此拼贴至一起，补充它们，延伸它们，令读者以另一种方式去看待它们。于是，就在这一拼一贴中，鲁迅改变了新闻原先的面目，并从中叩问出新闻材料背后被遮蔽的内容。具体而言，他在杂文中大量引述他人之语，或剪辑几个表面无关的故事平行并置以作“奇文共赏”，暴露不同声音之间或矛盾或暗合的隐秘关系;或剖析一个新闻事件，将之与现实的社会文化语境相关联，揭露其背后的政治意图及其与权力的隐秘关系，撕破这种声音构成的意识形态网络，使之无法有效地行使它的权力。上述两者之间虽有所差别，但就剪贴利用报刊材料以作引语，针对一则或几则新闻事件加以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的话语方式是相同的。
有意剪辑和拼贴报章材料，甚至不加以任何评论，仅仅将这些原有的不同材料巧妙地整合在一个文本当中，让裂隙与悖谬在不言自明中得以显现，别具一种对话感和互动性。《“光明所到……”》针对的是当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指责中国监狱里的拷打行为这一新闻事件。鲁迅在文中援引了《字林西报》所载胡适曾经亲自看过几个监狱，并指出并未有诸如拷打此类的黑暗情状。他没有纠缠于报载胡适所见所闻的真实性，而是联系到了胡适在另一处的激昂慷慨的题辞：“公开检举，是打倒黑暗政治的唯一武器，光明所到，黑暗自消。”[2]这豪言壮语、亲身实践，和中国现实之间，被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互相之间得到了新的说明：监狱借胡适遮掩了自己，胡适以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为监狱作了有事实依据的辩护，“光明”成为“黑暗”的庇护伞。这里并不牵涉到胡适的个人动机，而是在他的言行与中国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彰显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现存社会秩序的默认与维护。《天上地下》则将毫无关联的四则报章新闻信手拈来，一个是国民党飞机轰炸“共匪”，一个是日本飞机轰炸百姓，一个是北平小学生挖地洞，一个是上海小学生买飞机，天上地下共同构成了一幅颇具怪诞意味的图画。四个表面上看起来毫无关联的报章故事，在鲁迅笔下被寓言性地置于一处，随即在对话中呈现出与原有面貌大不相同的内涵，即指责国民党当局专注于打内战，而对外妥协退让的做法，表达了鲁迅对中国人生命圈日渐缩小、国家即将沦丧于日本人铁蹄之下的担忧和愤怒。
以一则新闻报道或材料为引语，叩问引语立言的政治性，以话语实践发出反抗官与商、华人与洋人、文人与政客合谋的权力关系的声音。《新药》从1933年4月吴稚晖在南昌对新闻界的谈话说起，借“药渣”的典故讽刺了吴稚晖之于国民党政府正如“药渣”之于宫女，活画出文人与政客在“蜜月期”过后被抛弃嗤笑之尴尬难堪处境。《止哭文学》引述了王慈的《提倡辣椒救国》一文中捏造的关于辣椒能止哭救国的言论，并联系东三省沦亡、上海被轰炸的现实处境，叩问了引语立言背后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的支撑，即为国民党当局代言，要求人民不要反抗，屈从于现实。《伸冤》打起伸冤的旗子，随意拾取《申报》上的报道作为辩证材料，辩驳了李顿对中国政府的猜疑，更重要的是暴露了国民政府媚外的丑恶嘴脸。此类文本中所引之报章新闻与鲁迅的声音之间构成了两条悖逆冲突的关系，报章新闻的“叙事”经由鲁迅对报章新闻的“再叙事”的驳难和拆解，其中的善恶美丑、权力秩序得以凸显。 正是由于引语的大量涌入，李欧梵从鲁迅伤害时期的杂文当中窥见了“一个心眼狭窄的老文人”，“他拿了一把剪刀，在报纸上找寻‘作论’的材料，然后‘以小窥大’把拼凑以后的材料作为他立论的根据”，[3]将鲁迅上海时期的杂文大量使用引语的原因归结为在言论自由受限的背景下不能“说开去”！事实恰恰相反，在上世纪30年代文网甚密的上海，不少报刊都曾经因为公开地对于时事政治的评论而受到官方的压迫，如作为《申报》副刊的“自由谈”，其编者们就不得不坦言“这年头，说话难”，并“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所以鲁迅在后期杂文中用看似游戏的方式拼贴新闻和杂闻，将驳杂的材料在秩序的颠覆与重建中交织到一起，目的则在于表达他对当下中国现实存在的不合理现象的愤怒、否定和抨击。因此，30年代后，鲁迅杂文中所引用的报刊传媒提供的各式材料是“他人的话语”，那么如何在异己声音的喧嚣躁动中排除其表面的重重迷障，在不经意间点染出“他人的话语”的矛盾、悖谬以及其背后的真实意图，在众声喧哗中发出自己的聲音，这便是鲁迅后期杂文的价值所在。诚如鲁迅所言，“从清朝的文字狱以后，文人不敢做野史了，如果谁能忘了三百年的恐怖，只要撮取报章，存其精英，就是一部不朽的大作。”[4]鲁迅正是在大量新闻、言论、轶闻等引语当中读出了这种声音对于文化和话语权的控制，叩问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代表的现代知识阶级同社会秩序之间的同谋关系。
其次，引语在鲁迅的杂文中并非孤立存在，往往是与主体之间建立了一种对话互动的关系，并在碰撞中构成了一种异己性存在。鲁迅上海时期的杂文首先是一种“反声音”的“声音”，呈现出“多声体”的复调色彩。
鲁迅上海时期杂文写作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一般写作中，引语与引述者话语之间的边界往往被报道者做了模糊化处理并建立起认同性;而在鲁迅的杂文中，引语与引述者话语之间的边界则是壁垒分明的，鲁迅的声音是在对引语的拆解与批判中得以彰显与强化，是一种“反声音”的“声音”。因此，作为引述者的鲁迅的声音，显然无法单独割裂出来，而恰恰是在与他人的声音——“引语”的关系中才得以显现。正是在和这种异己性声音的直面和搏击更有意义，鲁迅后期杂文显示了其别具一格的思想魅力和艺术价值。
鲁迅后期杂文不仅是在对前人的话语的牵涉与否定中进行言说，并且将这种话语作为对象来考察和探究。《“立此存照”》中大段摘引了梦苏在《儿童专刊》上所发表的教训小学生对外侨必须持友好态度的文章，在文本之中，引语并非要传达引述者对所引事实真伪的辩驳，这并不是因为引语的事实真伪与否毫不重要，而是因为作为引述者的鲁迅更加看重的是从“引语”中对事件的谈论来发现“引语”潜含着的声音，那种暗含杀机的，那种将中国人不当人的心理。引语作为异己性的声音，在杂文中和引述者鲁迅之间构成了壁垒分明的对立关系，在对它的批判和否定中鲁迅表达对个体生命的发现和尊重。
由于引语的意义不再仅仅限定在与事实的关系层面上，那么引语背后所藏匿的声音、所展现的压迫与垄断，才是鲁迅在杂文中大量使用引语并使之成为异己性存在的真正原因所在。因此，在可以客观地对事实真伪进行判断和讨论指出，鲁迅着意寻找引语背后所隐匿的权力秩序，观察到了其中所包含的政治性。当别人煞有介事地讨论女人与说谎问题的时候，鲁迅并未简单判断其真实与否，而意在拆解和批判其中被掩盖的、他人所未曾洞见的深幽意味：“女人被人指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的时候来得多”，[5]点明了上等人对下等人、强者对弱者的话语垄断，以及由此而折射的在性别层面的权力统治。
与常规写作的不同之处在于，鲁迅上海时期杂文中的引语非但没有与主体世界之间建立某种契合，甚至是以异己的存在而产生其价值和意义的。既然对于鲁迅而言，写作不仅仅是个人的沉思默想，更重要的是它是关乎文化语境、政治环境与思想斗争等现实人间的话语言说，那么将异质性的引语纳入自己的写作之中，在对引语的拆解和批判中彰显于强化自己的声音，就成为鲁迅上海时期杂文的一种表意策略。这种“他人的话语”的大量涌入，使鲁迅的杂文颠覆了传统的审美特质，而具有“反美学”①的性质。在传统的象征美学中，人的内心世界可与具体可感的形象之间具有微妙和神秘的联系，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可以建立某种关联和想通，而在鲁迅后期杂文的天地中，写作不是单纯的个人心灵与外在事物之间的交流与碰撞，而与符号世界相关，与他人的话语（即“引语”）相关。一般的写作中，引语与引述者的话语之间往往能建立起认同性，而鲁迅后期杂文写作中引语与引述者的话语则是壁垒分明的，它是一种异质性存在的写作。
由此可见，引语在引述者鲁迅的拆解与批判中，藏匿于文字之下的“险恶的构陷”“躲闪的原形”随即原形毕露。比起简单地用“真实”来衡量引语的真伪性质，还原与剖析引语作为“他人的话语”所展现的“出奇的幻想”“别致的描写”，显然是鲁迅后期杂文中更为重视与着力表现的，正是在对引语的人为性质和构造性质的反思与批判中，鲁迅的声音才得以强化和实现。
二
寓言是一种古老的文学形式，最基本的特征是主题有寄寓性，总是以此写彼，言在此而意在彼，因此，寓言写作是能将本不相关的事物建立起物理世界所无法建立的联系，让差异的东西在全新的结合中，产生新的单个事物所无法产生的意义。在寓言式写作当中，话语不是自足的，不是自己能说明自己的，言和意并不是天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而是需要在异质性的事物去叩问话语，随之在创作者所营构的新语境中得到崭新的说明。即话语和意义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对应的，而是关系到说话者的位置，说话者所处的环境，话语在这个社会空间的效应。在这一意义上，鲁迅上海时期的杂文显然可以被称之为寓言写作。
在上海时期的杂文中，鲁迅撮取报刊材料并在他的杂文中拼贴起来，这些材料彼此被移置到新的语境中，或彼此之间形成对话，或与鲁迅个人的声音形成对话，从而产生与所引材料字面的本意所完全不同的新意义。他习惯于把彼此貌似无关的事物在鲁迅的杂文中被结合起来，在打破所引用的话语的规定性之后，去捕捉话语发展的被掩盖的可能性。寓言写作扯去了话语原本的崇高、独立、公正、神圣的面纱，而让它在这个社会空间中的现实效应和意义呈现了出来。 抗战爆发之前，胡适曾在北平对记者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若将这段话置于20世纪30年代日本图谋以武力征服中国之时，其寓言式的意义却也颇值得体味：
在前年，曾经拜读过中里介山氏的大作《给支那及支那国民的信》。只记得那里面说，周汉都有着侵略者的资质。而支那人都讴歌他，欢迎他了。连对于朔北的元和清，也加以讴歌了。只要那侵略，有着安定国家之力，保护民生之实，那便是支那人民所渴望的王道，于是对于支那人的执迷不悟之点，愤慨得非常。
那“信”，在满洲出版的杂志上，是被译载了的，但因为未曾输入中国，所以像是回信的东西，至今一篇也没有见。只在去年的上海报上所载的胡适博士的谈话里，有的说，“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彻底停止侵略，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不消说，那不过是偶然的，但也有些令人觉得好像是对于那信的答复。[6]
“令人觉得好像”这简单的几个字，将胡适的言论与日本人中里介山氏的《给支那及支那国民的信》这看似毫无联系的二者，以人为的方式假定关联起来，言在此而意在彼，让两者在对话中揭示出了原本的话语的另一种可能性。
《“有名无实”的反驳》对《申报》上的《战区见闻记》中前线采访的报道逐条进行了拆解，以驳论的方式对排长的语言做了彻底解构，在言此意彼的话语策略中谴责了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策略。《推背图》将多天的报章要闻加以记录，“一，××军在××血站，杀敌××××人。二，××谈话：决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仍然不改初衷，抵抗到底。三，芳泽来华，据云系私人事件。四，共党联日，该伪中央已派干部××赴日接洽。”[7]在“推背”的文题之下，拆穿了报上所登消息的冠冕堂皇，数条新闻背后令人汗颜的真相就此被揭开：国民党掩人耳目，继续执行“不抵抗”政策，甚至是明珠暗投的隐情。于是我们终于悟透了原来说得怎样可能不一定怎样，倒是把宣言的东西反过来去理解更接近事实。《保留》引述了当时颇受关注的“青年掷弹”“西湖枪案”“童子爱国”“佳人从军”四个案件，叩问了一种颇为吊诡的现象：即为何只有老弱妇孺在国难当头之际挺身而出？难道他们真的负有卖国之罪吗？真正的卖国者在哪里？那真正的卖国者当如何自处？这些问题虽未在文字表层有所回答，却是意在言外，看似没有联系的几则报道和几种趣闻在鲁迅杂文中被勾连交织到一起，在互动对话中阐明国难当头之际国民党政府才是真正的卖国者。
鲁迅上海时期所作杂文，或剪辑貌似无关的新闻并置一处，或剪贴对立言论“立此存照”，或收集轶闻独立成篇，言与意之间没有建立天然的联系，其意义的产生都不在于单一的言论、轶闻本身，关键是它们或差异或相似地并置在同一文本之后所建立的互动关系，由此事到彼事，由此相到彼相之间的内在理路需要靠读者借助想象和经验去填充和生发，而富有意味的杂文味儿就在读者的探路中得以显现。《不知肉味和水味》原封不动地将同一天刊载在《申报》和《中华日报》上的两条新闻并置，一条新闻为：上海各界举行了盛大的“孔诞纪念会”，乐队演奏了当年孔子听了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另一条新闻为：福建某地居民因天时干旱，为争水而砍斗致死。两条新闻中涉及的两件事原本毫无瓜葛，一旦被并置拼貼在同一篇文章中，便产生了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力量：两个世界的强烈对比令读者自然想起了杜甫诗中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穷人和富人，底层人民和上层统治者之间的差异以及其中潜隐的社会秩序在这两则新闻的组合中凸显出来。
总体看来，独特的话语方式使得鲁迅上海时期的杂文产生了不同寻常的思想和艺术效果：首先，表面上看似毫无关联的报章报道、文人言论、坊间谣传等材料被拼贴挪移至新的语境中，它不仅有利于鲁迅打破所引用的话语的规定性，更重要的是在所引用话语的互文式关系中寻找到意义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及其被遮蔽的真实面目。其次，引用他人的话语并挖掘其中所潜藏的深幽意味的言说方式，使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鲁迅，在以杂文写作介入公共空间时保持了话语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因此，鲁迅上海时期的杂文创作实质上乃是“话语的话语”，是关于“话语”的批判。公共知识分子的本质在于“会为更加广大的社会公众写作”，[8]而鲁迅上海时期的杂文写作就源于身处“无声的中国”[9]，替沉默的大多数发出属于他们的声音，因此，他创造性地将“他人的声音”大量地纳入杂文写作中，使引语在崭新的语境中产生寓言般的艺术效果。通过这样的话语方式，以寓言写作的方式在杂文中穿透各种意识形态编织的权力网络，揭示各种话语背后的权力机制，始终以个体的自由和思想的独立为标准去反抗他人话语中潜藏的霸权，表现了一个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一切奴役和压迫的抵抗。
注释：
①“反美学”是指后现代语境中对传统美学的审美性特质的一种颠覆。
参考文献：
[1]鲁迅.三闲集·匪笔三篇.鲁迅全集（4）[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2.
[2]鲁迅.伪自由书·“光明所到……”.鲁迅全集（5）[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64.
[3]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J].二十一世纪，1993，10.
[4]鲁迅.伪自由书·再谈保留.鲁迅全集（5）[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45.
[5]鲁迅.花边文学·女人未必多说谎.鲁迅全集（5）[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25.
[6]鲁迅.且介亭杂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鲁迅全集（6）[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9.
[7]鲁迅.伪自由书·推背图.鲁迅全集（50）[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91-92.
[8][美]理查德·A·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M].徐昕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6.
[9]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4）[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1.
责任编辑 丛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