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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下层民众要实现阶层的跃升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人们最可能的还是从事父辈的职业，走父辈走过的路，“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绝不是一句美好的歌词，而是现实的写照
“寒门难再出贵子”、阶层固化这类词句，近些年来时常出现在中国的各类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对于许多人而言，这似乎是这十余年来才出现的社会现象，以至于不少人感到难以接受。学者茅琦在新书《资本主义和新哲学》中对阶层固化原因的解释是：“教育的不平等来自人们收入的不平等，如果人类社会存在教育投入差异，那么长期上就会导致阶层固化。”茅琦进而得出结论说：“以历史为例，在人类的历史中，阶层固化确实是历史的常态，阶层流动不过是历史中的偶然。”事实真的如此吗？
魏晋时期一直到唐代，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着数量不多的顶级门阀，其中又以“王谢袁萧”最为著名，被称为四大顶级门阀。“王谢袁萧”即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陈郡袁氏、兰陵萧氏，这四大顶级门阀缘起于汉代，鼎盛于晋代，一直延续到唐代，数千年间，这些家族诞生了数量众多的官员、学者、将帅、宰辅乃至皇帝。依赖于这些占据要津的人，这些门阀世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居于绝对优势地位，享受着各方面的特权。
譬如在官员选拔上，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地方官员的选举、人才推荐都由世家大族掌握，出身于世家大族的人自然能获得好的品级，也就能优先做官，而这些人制定的法律政策，也旨在保护本集团的利益，由此使门阀掌握了“世卿世禄”的特权。
在传统社会，土地是最宝贵的资源，世家大族通过政治上的权力，在经济上也享有极大特权，比如门阀通过占田制占得大量土地，由此获得的经济支撑，而大量农民和部曲不得不依附于世家大族，这进一步增强了世家大族的力量。
门阀家族垄断政治经济权利，这直接阻碍了士族和寒门升迁，但这还不是门阀时代的全部，在魏晋时期，门阀和庶族之间是有着严格的界限的，对于寒门士族而言，基本没有途径可以突破阶层限制，达到阶层的跃升，这点在婚姻制度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着明确的“士庶不婚”现象，《宋史·恩幸传》记载“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别。”《南史·王球传》则更明确地说“士、庶区别，国之章也。”门阀制度初步形成时，士族身份内通婚现象便已显现，东晋时期，家族联姻的要求变得十分严格，南迁的世家大族基本只在几大家族内部通婚，王、谢、萧三姓通婚最为频繁。
在当时，如果士族胆敢与庶族通婚，是会引起极大非议的，士族王源嫁女于庶族满氏，便被指责为“玷辱流辈，莫斯为甚”，被弹劾“禁锢终身”，可见士庶之别区分十分严格，通婚更是不被许可。这样的婚姻制度，保证了世家大族血缘的“纯正”，也使得庶族不可能通过婚姻的方式实现阶层跃升，王子爱上灰姑娘的故事，是不会发生在魏晋时期的。实际上，这种身份内通婚的婚姻模式，即便在门阀式微的唐宋时期依旧留存，唐朝便存在“李武韦杨”四姓联姻的模式。
在這样的社会模式下，寒门和庶族在政治经济上都处于绝对劣势的地位，不可能在教育文化上有多大的投入，自然不可能出“贵子”，也更谈不上什么阶层流动了。
东晋以后，门阀在政治上逐渐衰落，九品中正制难以为继，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四月，隋炀帝杨广下令开进士二科，以“试策”取士，由此开启了延续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极大改变了中国旧有的人才选拔方式，彻底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让“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可能，让不少社会中下层人士得以通过读书进入社会上层，比如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其幼年便十分贫困，通过母亲的教育和天分才得以科举及第。
但实际上，通过科举考试实现阶层跃升的，在科举时代也是少数，多数依然需要家族的扶持，而一旦实现基层跃升，这些家族也会通过各种方式来维系自己的既得利益，典型的方式便是联姻。
宋代是中国科举较为发达的时代，但士大夫家族在通婚时，依然十分重视门第，“高门”和“寒门”依然没有通婚的可能，士大夫家族极其重视维护门第血统的纯洁性，在当时，联姻的前提是必须“门当户对”，比如，临川王氏在王安石担任宰相后，联姻对象全是高门望族，王安石的三个妹妹分别嫁给了工部侍郎张奎、大理少卿朱明之、进士沈季。
当然，宋代的“门当户对”还是有别于门阀世族，因为宋代还会看重“才”。科举及第往往意味着一个人官宦生涯的开始，因此那些能高中状元或进士的人，会受到士大夫家族的特别青睐，成为士大夫择婿的重要标准，但这种婚姻的前提是寒门必须能高中状元或举人，其难度也是十分巨大的，对于社会底层而言，想依靠读书中举实现阶层跃升，实际上依然难于上青天，在社会安定的情形下，小康之家至少需要三代人不懈努力，才有可能取得突破，典型案例便是曾国藩家族的跃升。
明清时代，士大夫家族间的通婚现象也并没有太大改变，以明清时代吴江的望族叶、沈两家为例，沈氏自元末明初由浙江迁入吴江后，世居其地，至同治年间沈桂芬一代，共17世，先后有10位进士、举人，出现了130多个文学家，包括20余位女性；叶氏一族明清两代共出过8位进士，作为书香门第，叶氏与沈氏常年通婚，形成了复杂的姻亲关系，这两个家族的结合，对中国的文学史进程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参见郝丽霞《吴江叶、沈两大家族的联姻与文学创作》）
科举制度实行以后，虽然断绝了原来门阀世家赖以为生的基础，但也产生了新的世家，即文学世家，这些家族以知识传家，形成了为数众多的世家大族，潘光旦在《明清两代嘉兴望族》中就列举了嘉兴地区的91个世家大族，这些家族都以文学世家著名，如果仔细观察明清时期的望族，不难发现江南富庶之地更多，而穷困边远的地方极少，这也说明，即便有科举制度，想要通过读书达成阶层跃升也十分困难。
底层为生活挣扎无法积累阶层流动能量
在实行科举制度的时代，寒门之家往往不能养活一个脱产的读书人的，这需要举全家族的力量，因此宗法制度显得十分必要，大一些的家族都会有专门的田地（族田），其产出的一部分会被用来供养读书的人，依托于家族的支撑，一些读书人能够完成学业，在科举上取得一定突破，从而带动整个家族的跃升，曾国藩家族便是典型例子。
但这样的案例，通常也只有大家族或小康之家才具备实行条件，一般的寒门是很难养活一个完全脱产的读书人的，对于最底层的人来说，活着就要拼尽全力了，根本无暇去思考自我提升。
美国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在《我在底层的生活：当专栏作家化身女服务生》一书中，通过自己的“卧底”经历，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底层人的真实场景，芭芭拉写道：“我带着科学精神开始从事这项实验，以为它像一道数学命题，但在实验的过程中，太长时间工作，太需要不计一切专注在眼前的事情上，使我不知不觉变成一个眼界狭窄的人。这场实验变成对我的炼狱，而显然我没通过。”
正如芭芭拉描述的一样，底层社会的人，全身心都在关注下一顿吃什么，都在为明天住哪里操心，他们完全没办法高瞻远瞩，只能变得目光狭隘，眼界狭窄，芭芭拉只不过是“卧底”几个月而已，便不自觉变成这样，那些长期生活在底层社会的人，自然有过之而不及。事实上，芭芭拉描述的是20世纪末的美国社会，相比于人类的中国的传统时代已经强了太多，但底层的人依然在为生存挣扎，遑论当时的底层中国人了。
事实上，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下层民众要实现阶层的跃升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人们最可能的还是从事父辈的职业，走父辈走过的路，“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绝不是一句美好的歌词，而是现实的写照，BBC的纪录片《56 UP》（《人生七年》）便是最好的脚注。
“寒门难再出贵子”、阶层固化这类词句，近些年来时常出现在中国的各类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对于许多人而言，这似乎是这十余年来才出现的社会现象，以至于不少人感到难以接受。学者茅琦在新书《资本主义和新哲学》中对阶层固化原因的解释是：“教育的不平等来自人们收入的不平等，如果人类社会存在教育投入差异，那么长期上就会导致阶层固化。”茅琦进而得出结论说：“以历史为例，在人类的历史中，阶层固化确实是历史的常态，阶层流动不过是历史中的偶然。”事实真的如此吗？
魏晋时期一直到唐代，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着数量不多的顶级门阀，其中又以“王谢袁萧”最为著名，被称为四大顶级门阀。“王谢袁萧”即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陈郡袁氏、兰陵萧氏，这四大顶级门阀缘起于汉代，鼎盛于晋代，一直延续到唐代，数千年间，这些家族诞生了数量众多的官员、学者、将帅、宰辅乃至皇帝。依赖于这些占据要津的人，这些门阀世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居于绝对优势地位，享受着各方面的特权。
譬如在官员选拔上，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地方官员的选举、人才推荐都由世家大族掌握，出身于世家大族的人自然能获得好的品级，也就能优先做官，而这些人制定的法律政策，也旨在保护本集团的利益，由此使门阀掌握了“世卿世禄”的特权。
在传统社会，土地是最宝贵的资源，世家大族通过政治上的权力，在经济上也享有极大特权，比如门阀通过占田制占得大量土地，由此获得的经济支撑，而大量农民和部曲不得不依附于世家大族，这进一步增强了世家大族的力量。
门阀家族垄断政治经济权利，这直接阻碍了士族和寒门升迁，但这还不是门阀时代的全部，在魏晋时期，门阀和庶族之间是有着严格的界限的，对于寒门士族而言，基本没有途径可以突破阶层限制，达到阶层的跃升，这点在婚姻制度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着明确的“士庶不婚”现象，《宋史·恩幸传》记载“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别。”《南史·王球传》则更明确地说“士、庶区别，国之章也。”门阀制度初步形成时，士族身份内通婚现象便已显现，东晋时期，家族联姻的要求变得十分严格，南迁的世家大族基本只在几大家族内部通婚，王、谢、萧三姓通婚最为频繁。
在当时，如果士族胆敢与庶族通婚，是会引起极大非议的，士族王源嫁女于庶族满氏，便被指责为“玷辱流辈，莫斯为甚”，被弹劾“禁锢终身”，可见士庶之别区分十分严格，通婚更是不被许可。这样的婚姻制度，保证了世家大族血缘的“纯正”，也使得庶族不可能通过婚姻的方式实现阶层跃升，王子爱上灰姑娘的故事，是不会发生在魏晋时期的。实际上，这种身份内通婚的婚姻模式，即便在门阀式微的唐宋时期依旧留存，唐朝便存在“李武韦杨”四姓联姻的模式。
在這样的社会模式下，寒门和庶族在政治经济上都处于绝对劣势的地位，不可能在教育文化上有多大的投入，自然不可能出“贵子”，也更谈不上什么阶层流动了。
东晋以后，门阀在政治上逐渐衰落，九品中正制难以为继，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四月，隋炀帝杨广下令开进士二科，以“试策”取士，由此开启了延续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极大改变了中国旧有的人才选拔方式，彻底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让“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可能，让不少社会中下层人士得以通过读书进入社会上层，比如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其幼年便十分贫困，通过母亲的教育和天分才得以科举及第。
但实际上，通过科举考试实现阶层跃升的，在科举时代也是少数，多数依然需要家族的扶持，而一旦实现基层跃升，这些家族也会通过各种方式来维系自己的既得利益，典型的方式便是联姻。
宋代是中国科举较为发达的时代，但士大夫家族在通婚时，依然十分重视门第，“高门”和“寒门”依然没有通婚的可能，士大夫家族极其重视维护门第血统的纯洁性，在当时，联姻的前提是必须“门当户对”，比如，临川王氏在王安石担任宰相后，联姻对象全是高门望族，王安石的三个妹妹分别嫁给了工部侍郎张奎、大理少卿朱明之、进士沈季。
当然，宋代的“门当户对”还是有别于门阀世族，因为宋代还会看重“才”。科举及第往往意味着一个人官宦生涯的开始，因此那些能高中状元或进士的人，会受到士大夫家族的特别青睐，成为士大夫择婿的重要标准，但这种婚姻的前提是寒门必须能高中状元或举人，其难度也是十分巨大的，对于社会底层而言，想依靠读书中举实现阶层跃升，实际上依然难于上青天，在社会安定的情形下，小康之家至少需要三代人不懈努力，才有可能取得突破，典型案例便是曾国藩家族的跃升。
明清时代，士大夫家族间的通婚现象也并没有太大改变，以明清时代吴江的望族叶、沈两家为例，沈氏自元末明初由浙江迁入吴江后，世居其地，至同治年间沈桂芬一代，共17世，先后有10位进士、举人，出现了130多个文学家，包括20余位女性；叶氏一族明清两代共出过8位进士，作为书香门第，叶氏与沈氏常年通婚，形成了复杂的姻亲关系，这两个家族的结合，对中国的文学史进程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参见郝丽霞《吴江叶、沈两大家族的联姻与文学创作》）
科举制度实行以后，虽然断绝了原来门阀世家赖以为生的基础，但也产生了新的世家，即文学世家，这些家族以知识传家，形成了为数众多的世家大族，潘光旦在《明清两代嘉兴望族》中就列举了嘉兴地区的91个世家大族，这些家族都以文学世家著名，如果仔细观察明清时期的望族，不难发现江南富庶之地更多，而穷困边远的地方极少，这也说明，即便有科举制度，想要通过读书达成阶层跃升也十分困难。
底层为生活挣扎无法积累阶层流动能量
在实行科举制度的时代，寒门之家往往不能养活一个脱产的读书人的，这需要举全家族的力量，因此宗法制度显得十分必要，大一些的家族都会有专门的田地（族田），其产出的一部分会被用来供养读书的人，依托于家族的支撑，一些读书人能够完成学业，在科举上取得一定突破，从而带动整个家族的跃升，曾国藩家族便是典型例子。
但这样的案例，通常也只有大家族或小康之家才具备实行条件，一般的寒门是很难养活一个完全脱产的读书人的，对于最底层的人来说，活着就要拼尽全力了，根本无暇去思考自我提升。
美国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在《我在底层的生活：当专栏作家化身女服务生》一书中，通过自己的“卧底”经历，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底层人的真实场景，芭芭拉写道：“我带着科学精神开始从事这项实验，以为它像一道数学命题，但在实验的过程中，太长时间工作，太需要不计一切专注在眼前的事情上，使我不知不觉变成一个眼界狭窄的人。这场实验变成对我的炼狱，而显然我没通过。”
正如芭芭拉描述的一样，底层社会的人，全身心都在关注下一顿吃什么，都在为明天住哪里操心，他们完全没办法高瞻远瞩，只能变得目光狭隘，眼界狭窄，芭芭拉只不过是“卧底”几个月而已，便不自觉变成这样，那些长期生活在底层社会的人，自然有过之而不及。事实上，芭芭拉描述的是20世纪末的美国社会，相比于人类的中国的传统时代已经强了太多，但底层的人依然在为生存挣扎，遑论当时的底层中国人了。
事实上，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下层民众要实现阶层的跃升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人们最可能的还是从事父辈的职业，走父辈走过的路，“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绝不是一句美好的歌词，而是现实的写照，BBC的纪录片《56 UP》（《人生七年》）便是最好的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