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中国国民党于1924年1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在这次大会上，正式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时，他还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武装，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广州创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并亲任该校总理。同年9月，周恩来从欧洲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后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任职后，将军校政治工作搞得异常活跃，成效卓著，与孙中山亦有所接触，并结识了孙夫人宋庆龄。
　　周恩来在军校工作期间，曾邀请宋庆龄到军校演讲，对师生进行革命教育，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宋庆龄观点鲜明的政治态度和才貌双全的人品，给周恩来留下深刻印象；而年青能干、有胆有识、风度翩翩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也给宋庆龄留下极好的印象。以致半个世纪后，宋庆龄回忆往事时还说：“在20年代中期，我在广州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他当时很年轻，但已经俨然是一位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多才多艺，久经锻炼的领导人了。”
　　1925年3月12日，一代伟人孙中山不幸病逝北京。宋庆龄强忍悲痛，以极大毅力，向中外人士广泛介绍孙中山的遗嘱，并积极投身于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北伐战争准备工作中去。就在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日在南京、同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宋庆龄与毛泽东等39人联合发出讨蒋通电，严厉谴责蒋介石是“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必须坚决打倒。
　　為了以实际行动回答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暴行，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于同年8月1日在南昌发动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当天，在南昌召开了有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选出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及周恩来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宋庆龄当时在上海，她对南昌起义公开表示支持。由她领衔于当天发表的宣言，进一步谴责被蒋介石和汪精卫所把持的南京和武汉国民政府，均已沦为新军阀的工具，他们“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这份《宣言》在南昌出版的《民国日报》公开发表前，宋庆龄请周恩来对《宣言》稿代为改定。由此可见，周恩来与宋庆龄的战友情谊非同一般。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时期，宋庆龄一度流亡莫斯科。她撰文赞扬中国共产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表示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的高度决心”，认为“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她在苏联期间，阅读了不少马列著作，亲眼目睹列宁领导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生机勃勃的革命景象，在思想认识上大有提高。1931年，日本在东三省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秋，宋庆龄毅然回国。在白色恐怖下，宋庆龄与当时在上海工作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之一周恩来暗中密切配合，并给周恩来以大力支持。她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将中共中央机密文件，其中包括由“伍豪”（周恩来代号）签署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妥善地藏在自己住所，避免了国民党特务的疯狂搜查。与此同时，宋庆龄在上海成立以蔡元培、鲁迅等著名社会人士参加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任该盟主席，营救了大批为祖国独立和自由而奋斗的被捕的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其中包括廖承志、陈赓和著名的爱国“七君子”，为保护革命力量和爱国人士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当天，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和林伯渠为代表，从延安飞抵上海，准备去庐山向蒋介石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及谈判有关合作抗日救国事宜。周恩来特意到莫里哀路访晤宋庆龄，并征求她对《宣言》的意见。宋庆龄热情接待了周恩来等人，表示支持中国共产党在《宣言》中提出的方针和主张，愿意为促成国共再次合作和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而尽力。她说：“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所有的力量必须团结在一起。”
　　同年8月13日，日寇大举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中共中央非常关心宋庆龄的安全，周恩来拍电报给她，请她尽快撤离上海。宋庆龄起初不想离开，她要和上海抗日军民一起坚持战斗。后来上海沦陷，她才听从周恩来的意见，在路易·艾黎陪同下，秘密离沪赴港。宋庆龄到香港后，又迅速组织起“保卫中国同盟”。她一方面向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以及控诉日本侵略者在华暴行；一方面又向他们募集大批现款、药品、医疗器械和其他物资，支援在前方英勇作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她满腔爱国热情的感召下，许多热血华侨青年纷纷回国参战，分别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同时，她还协助远在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立国际和平医院，抢救了大批八路军伤病员，使他们重返前线杀敌。宋庆龄在香港的特殊贡献，受到了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的周恩来的特别关注和支持。1938年8月，周恩来派邓颖超到香港，会见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共商抗战救国大计。邓颖超还请宋庆龄协助推动广东及华南妇女抗日救国活动，得到了宋庆龄的允诺和支持。宋庆龄为发动广大妇女支援抗战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危急。周恩来多次致电在香港工作的廖承志，嘱他确保宋庆龄等人的安全撤离。同时指示广东中共地下党派人护送，在日军侵占香港前夕几小时，宋庆龄得以安全离港返渝。“保卫中国同盟”也随之由港迁渝。在重庆期间，宋庆龄身为“国母”，却受到国民党特务种种监视、威胁和限制，而没有多少自由。“保盟”的工作也举步维艰。此时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巧妙地安排廖梦醒和王安娜（王炳南德籍夫人）到“保盟”，协助宋庆龄做具体工作，并借此与周恩来保持密切联系。宋庆龄则继续在重庆等地募集大批抗日捐款，通过周恩来领导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转交八路军和新四军。 　　1943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创刊五周年，宋庆龄热情题词：“发扬抗战国策，争取最后胜利”。同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书中诬蔑攻击共产党。对此，宋庆龄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应该实现孙总理的三大政策，开国民会议，在绝对民主原则下，动员全国群众，使他们都有同等的机会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对各党各派，也应该给予同等机会，使他们的党员得尽个人的能力参加工作，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她针锋相对地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支持了共产党倡导的全民抗战的正确主张。
　　1942年冬，董必武等人奉命回延安。为欢送他们，宋庆龄盛邀董老以及周恩来夫妇、冯玉祥夫妇到重庆自己住处聚餐。席间，人们对在厅堂里悬挂着的两株金灿灿的稻穗发生了兴趣。原来这两株稻穗，是宋庆龄于当年秋天下乡访问农民时，带回来作为纪念的。宋慶龄手里拿着这两株稻穗，深情地向大家解释说：“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年年五谷丰登，人民才有好日子过。在几亿农民的心目中，这饱满的禾穗，不是比金子还宝贵吗！”周恩来接过稻穗深有同感地说：“孙夫人说得好，人人都有工作做，人人都有饭吃，这一天不会很远。年年五谷丰登，人民有好日子过，会有这一天的。孙先生在《建国大纲》中提出的设想，会实现，一定会实现的！将来革命胜利了，人民坐了天下，一定会把这两株稻穗画在新中国的国徽上。”宋庆龄的期盼和周恩来的设想，后来果然变成了现实，正好说明两位战友的远见卓识。
　　抗战胜利后不久，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违背民意，发动了全国内战，并于1946年11月11日，强行召开国民党—党独裁的所谓“国大”，从而彻底关闭了国共和谈大门。驻南京的中共和谈代表团被迫撤回延安。行前，周恩来专程赴沪向宋庆龄告辞。此后周恩来与宋庆龄见面机会少了，但不时仍有书信来往，相互勉励和支持。
　　国共经过三年大规模的战争较量，至1949年夏大局已定。中共中央准备召开新政协和成立新中国。同年6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给宋庆龄写信，并派邓颖超赴沪，邀请宋庆龄北上赴会，共商建国大计。周恩来在信中写道：“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宋庆龄接过两封分量极重的亲笔信，异常兴奋和激动。她亲切地预感到孙中山一生为之孜孜追求和奋斗的新中国即将诞生，欣然同意北上。
　　同年8月28日，宋庆龄乘火车到达北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许多领导人亲自迎接。在站台上，战友们久别重逢，感慨万千。为了筹备新政协，周恩来费尽了心机，作了周密妥善的布置和安排。在会堂主席台上，孙中山与毛泽东的巨幅照片并列挂着，使宋庆龄感到特别亲切和欣慰。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宋庆龄作了重要发言。她说：“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工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富强的新中国，和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由于宋庆龄对中国革命的卓越贡献和超人才华，在全国政协会上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周恩来被选为委员兼政务院总理。10月1日，他们和毛泽东等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参加了富有历史意义的新中国的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与宋庆龄接触的机会多了。国家有什么大事，中共中央一般都通过周恩来征询和吸取宋庆龄的意见；有重要会议，请她参加；有重要文件，请她参阅；对她分管的工作，给予充分支持。宋庆龄经常来往于上海和北京之间，她与周恩来除了面谈外，还时常有书信、电报来往。他们互相关心，联系密切。
　　为了进一步加强向国外介绍和宣传新中国的新气象，周思来亲自登门拜访宋庆龄，建议由宋庆龄主持成立的中国福利会创办一个会刊，以英文出版。宋庆龄表示赞同，并由她定名为《中国建设》，刊物办得别具一格，加强了外国读者对新中国的了解。周恩来对这个刊物给予很大的关心、支持和指导，对此宋庆龄也深表满意。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与宋庆龄同处逆境中。林彪、江青一伙为了篡党夺权，搞得天下大乱，唆使年幼无知的“革命小将”，以“破四旧”为名，要毁掉孙中山铜像和冲击宋庆龄住所。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亲自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一批重要人物的名单，列在第一位的就是宋庆龄。周恩来指示中央警卫部队直接主管宋宅各项安全工作。9月1日，他在接见“红卫兵”时，语重心长但又十分严肃地说：“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周恩来这番斩钉截铁的语言，既概括了孙中山和宋庆龄一生的光辉业绩，也促使头脑发热的“红卫兵”脑子稍许清醒些。尔后，宋庆龄在京、沪的两处住所，总算没有受到大的冲击。
　　但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在那无法无天的“文革”浪潮中，上海郊区一些无知农民，竟然动手挖开安葬宋庆龄父母的宋氏墓地。宋庆龄得知后十分愤怒，含着热泪请廖梦醒立即转告邓颖超和周恩来。周恩来得知后，也异常气愤，立即给上海有关部门挂电话，指示必须尽快重修宋氏墓园，并向宋庆龄赔礼道歉。直至1967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民政局才将宋氏墓地基本修复。宋庆龄感慨地说：“祖宗总算有个地方蹲了。”对周恩来在逆境中仍然给她鼎力相助，她表示：这一恩情，将永生不忘。
　　“文革”动乱期间，周恩来积劳成疾，癌细胞逐渐扩散，宋庆龄得知后极为关切。她将自家养的鸽子所下的蛋，一个一个积攒起来，将在住处南湖中打捞起来的新鲜胖头鱼，分别托人送往北京，给正在重病中的周恩来加强营养，祝愿他早日康复。1976年1月8日，为国为民耗尽了毕生精力的周恩来与世长辞，宋庆龄得知噩耗，十分悲痛，经常独自一人坐着流泪，叹息说：“国家少了一个好帮手，一个好帮手呀！”而此时的宋庆龄，亦已病魔缠身，但她仍抱病参加了周恩来总理的追悼会，与广大人民一道，深切悼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
　　周恩来逝世五年后的1981年5月，年迈的宋庆龄病情恶化。15日清晨，邓颖超和彭真再次代表党中央看望她，她表示了长期以来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当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一致通过接受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同时建议全国人大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次日，邓小平代表党和国家专程到宋庆龄病床前，表示深切慰问和衷心祝贺。5月29日，这位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世界公认的20世纪最伟大女性宋庆龄离开了人世。
　　周恩来和宋庆龄两位战友虽然相继逝去，而他们的光辉业绩和互相间崇高的战友情谊，将流芳百世，万古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