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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0月8日，新西兰激流岛上，中国当代“朦胧派”著名诗人顾城挥斧砍杀妻子谢烨后自杀，第三方当事人、顾城小说《英儿》中“英儿”的生活原型李英，也于2014年1月8日因病去世。至此，这段震惊中国当代文坛的恩怨情仇算是被彻底埋葬。
而今再读顾城“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我想涂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黑夜给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来寻找光明”等等诗句以及他的“自传式纪实小说”《英儿》；再读李英的纪实小说《魂断激流岛》，重新了解一下顾城夫妇和李英三人共同朋友的一些回忆，令人感慨，引人深思。发生于两位著名公众人物之间的这桩血案，远非“人性之恶”一类浮光掠影的结论就能充分解释。
顾城杀妻悲剧，表明两个神话的破灭——爱情神话和世外桃源乌托邦神话的破灭，也为我们再次审视个体与社会之关系，提供了沉重的现实例证。
顾城杀妻悲剧，为“爱情至上”的信奉者提供反思。
文艺复兴以来，个性解放成为文学作品乃至文艺作品反复咏叹的永恒主题，这其中又以“爱情至上”为最。但正如罗兰夫人所感慨的那样：“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名义而行！”其实，对包括“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等等历来备受推崇的观念，都有重新加以审视和反思的必要。这倒并非是对“爱情价更高”或爱情至上的简单否定，而是需要强调，人生远非爱情这一端，不能仅仅为了爱情而对爱情之外的其他一切不管不顾。首先，“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其次，任何人追求爱情，不能以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而信奉“爱情至上”者必然罔顾他人、伤及其余。《雷雨》中的蘩漪为了牢牢抓住她与周萍所谓的爱情，不惜鱼死网破，让周冲在内的无辜者成了陪葬品；安娜一心追求她与沃伦斯基的爱情而抛夫别子，面对丈夫卡列宁的指责“卑鄙！要是您喜欢用这个字眼的话，为了情人抛弃丈夫和儿子，同时却还在吃丈夫的面包，这才真叫作卑鄙！”安娜羞愤难当，但也无言以对。
顾城是现实世界中“爱情至上”主张的奉行者。他自以为他和李英的情感纯洁美好，对妻子谢烨并无伤害，事实证明这只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谢烨甚至密谋策划要杀死李英。当然谢烨也很幼稚盲目，她與顾城两人真心相爱，正是出于对顾城的爱，一开始她也默认顾城和李英之间的情人状态，最后又无法容忍以死相逼，逼迫顾城兑现先前对她的承诺——杀掉李英然后自杀。顾城的悲剧正是现实中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纠结所导致的恶果。顾城自认为的世外桃源——激流岛上他的“小小城堡”中，顾城、妻子谢烨和情人李英这三个核心成员之间的利益纷争竟至你死我活不可开交，最终李英侥幸逃过一劫，顾城挥斧杀妻后自杀，顾城、谢烨夫妻双亡。在爱情至上的神话掩盖下，人与人之间关系之复杂、冲突之激烈残酷，已经到了令人何其恐怖程度。
《白蛇传》中的白娘子和许仙、《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与沃伦斯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康妮和梅勒士都奉行爱情至上，都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由此与社会与家庭产生深刻矛盾和激烈冲突。就以白娘子爱情的干预者和镇压者法海为例，法海形象其实具有三重象征意义：法海既代表与蛇妖等祸祟邪恶相对立的佛门正义；也代表当时的社会正统；同时还代表家长势力。信奉“爱情至上”的男女双方违抗父母之命，挑战了社会秩序和家长权威，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总遭到打压，其实都有一定的主客观原因。
关于这一点，顾城事件中“英儿”原型李英的丈夫、诗人刘湛秋，在他为李英《魂断激流岛》一书所写的后记中，倒是明确表达了跟笔者同样的观点：“爱情固然是伟大的，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因为爱而为所欲为，甚至因为爱而犯罪。诗人、艺术家固然是可敬的，但是任何人不能因为是诗人、艺术家就可以为所欲为，并享受特权，受到一切原谅。”
经历了这场生死风波，作为诗人的刘湛秋想必也一定思考了很多。
自从陶渊明《桃花源记》面世以来，“世外桃源”就成了中国历代文人的集体乌托邦，备受追捧，人人心向往之。顾城可谓“世外桃源”的当代仰慕者和实践者，顾城的杀妻悲剧也折射出人们对“世外桃源”的认识误区。
平心而论，世外桃源固然有令人神往之处，如远离尘嚣、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但它同时也面临诸多现实困扰，绝非理想社会。首先，它原始简陋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条件，缺少现代文明为人类造就的一切便利，这对个体自身的生存能力是一个极其严峻的考验。其次，离群索居的孤寂感也远非一般现代人所能承受。美国著名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隐居了一两年时间后就再度回归城市生活。今天陕西终南山、北京郊县的荒山里常有一些隐居者，但是，他们到底能够隐居多久，尚待观察。即使有人能长期坚持，但这种隐居是否人生理想状态，尚难以定论。第三，隐居世外桃源对下一代造成的负面影响尤其无法弥补。因为父母的选择剥夺了孩子过上现代生活的权利，仅此而言，隐居方式就大不可取。所以，对桃花源式的幻想应予理性评价。
顾城曾经一心想在新西兰激流岛上打造一个他“自给自足的小小城堡”，结果却处处碰壁。岛上生活设施简陋，交通很不方便，甚至连自来水都没有；他养鸡以维持生计，却因不谙当地法律最终血本无归；因为没钱花销，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务包括菜蔬种植，事必躬亲才能勉强对付。在这座荒岛上生活之艰难，令顾城觉得“世界欺侮我”。事实上，就算“世外桃源”的原创者陶渊明本人的隐居生活，也并非全如他在诗文中所表述的那样“悠然”和“怡然自得”，“这位貌似旷达的老隐士”照样还写了“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类“金刚怒目”式的诗句，以及“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这样的《乞食》诗。更据南朝宋檀道鸾《续晋阳秋》记载：“江州刺史王弘造渊明，无履，弘从人脱履以给之。弘语左右为彭泽作履，左右请履度，渊明于众坐伸脚，及履至，著而不疑。”再往上追溯，就是归隐思想的鼻祖老庄，其隐居生活也远非理想的生活状态。所以，世外桃源只是两千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梦幻，应予以理性认识。 鲁迅先生曾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针对某些“正人君子”们呼吸着现代的空气却主张复古的论调，就曾主张“各得其所”，“例如民国的通礼是鞠躬，但若有人以为不对的，就独使他磕头。民国的法律是没有笞刑的，倘有人以为肉刑好，则这人犯罪时就特别打屁股。碗筷饭菜，是为今人而设的，有愿为燧人氏以前之民者，就请他吃生肉；再造几千间茅屋，将在大宅子里仰慕尧、舜的高士都拉出来，给住在那里面；反对物质文明的，自然更应该不使衔冤坐汽车。这样一办，真所谓‘求仁得仁又何怨’，我们的耳根也就可以清净许多罢”。
不可否认，世外桃源这一理想的产生，有它深刻的社会根源和现实意义，那是个体出于对身处其中的现实社会种种弊端的反抗和批判，以此寻求精神安慰获得心灵解脱。陶渊明所处的东晋末年政治黑暗官场虚伪，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乡，所以才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桃花源图景的想象和描绘，借此作为精神寄托，而桃花源的意义正在于此，也仅止于此。
世外桃源并非理想的社会模式，也非现实社会中个体生存的理想状态，顾城的杀妻悲剧令我们更加深刻地认清了这一点。
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也为顾城杀妻悲剧提供了一个解析视角。
弗洛伊德认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构成个体人格的三种形态。本我代表的是人与生俱来的原始本能，力比多构成人的原始欲望，即食色性也，由此派生出人的控制欲、占有欲等等非理性的欲望。支配人们深层行为的力量，恶的成分居多，这是人的生物本性所决定。当然，这种生物本能又被后天的文化教育特别是法律法规所时时制约。但这种非理性的欲望一旦长期遭到压抑，总会时时试图冲破束缚获得宣泄和满足。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人们常常或通過梦境或通过文艺作品这一“白日梦”获得某种程度的宣泄和精神满足。如果上述两种方式尚不能有效缓释先前的压抑，那就可能诱发个体的恶性行径。顾城事件就是听凭情感支配而缺少理性约束所导致的恶果。
顾城诗作也折射出顾城性格的某种缺陷。北京电影学院的崔卫平教授曾认为：“顾城是个比较胆小的人，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是一个比较退却、喜欢‘坐在后面’的人。顾城贡献是相当大的，但‘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环境黑暗而自己光明这种表述是一个任性的表达。一个人不能意识到自己身上阴影的存在、不自警是可怕的，在观照社会时，也要反思自己。”《今天》杂志的重要成员、作家刘自立也认为顾城“像个小孩儿在写诗，又有老小孩儿的成熟，但不是大人在写诗”，“顾城的创作，一是比较注重寓意和象征，较少考虑诗歌的音乐性；二是带有某种童话色彩，有所谓‘顽童’性格——是对‘文革’僵硬的思维模式的反拨，但这种‘反抗’方式，是以一种孩子的方式完成的”。如今再来研读一下顾城写于1981年的诗歌《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诗中反复表达了“我想涂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这一美好愿望。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理想是通过“一个任性的孩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特点来加以彰显，而非以一个成年人的眼光和判断来呈现。
笔者认为，一定程度上，诗人的这一身份及其特点误导了顾城。因为包括诗人在内的文艺工作者常常以追求个性自由为宗旨，并坚信文艺之价值就在于对现有规范秩序的挑战和突破。这样一来诗人们便越发地崇尚自我张扬个性，蔑视各种社会规范，以潮流引领者自居自诩。举其一端可以为证：现实生活中，艺术家必留长发，留长发的才是艺术家。因为在艺术家眼里，如同常人一般剪短发就流俗了，就毫无个性、随大流了。放任本我弱化自我，顾城后来的悲剧在这一点上也可找到某种缘由。这也就是诗人刘湛秋所说的“诗人、艺术家固然是可敬的，但是任何人不能因为是诗人、艺术家就可以为所欲为，并享受特权，受到一切原谅”。
也难怪，诗人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与激情，很多时候人们以为诗人能最先洞悉万物，发现生活的奥秘和人生哲理，这其实是高估了他们。顾城杀妻的悲剧恰恰折射出他对女性和婚姻世界缺乏基本的常识，他沉湎于自己肤浅的认知和空荡的幻觉之中，偏执不已，并以为掌控一切。事实上，他连一日三餐的安顿都不甚了然，如何抚养一个孩子都束手无策，顾城对这些却无动于衷，只是一味地追求心目中的齐人之福，以致谢烨和李英都对他心存怨恨，疲惫不堪，麻木不仁，痛不欲生。
侥幸逃过一劫的李英后来在《魂断激流岛》中曾有这样的感慨或总结：“激流岛曾经使许多的人带着美梦而来，却带着一颗破碎的心而去。人们说。因为它的无比接近梦想，也使所有抱着梦想的人迷失在自己的信念里，而被自己的梦想所毁灭。”顾城事件是一个悲剧，是一个极端个案。尽管时过境迁这么多年，但是留给大家思考的东西依然很多很沉重。
而今再读顾城“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我想涂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黑夜给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来寻找光明”等等诗句以及他的“自传式纪实小说”《英儿》；再读李英的纪实小说《魂断激流岛》，重新了解一下顾城夫妇和李英三人共同朋友的一些回忆，令人感慨，引人深思。发生于两位著名公众人物之间的这桩血案，远非“人性之恶”一类浮光掠影的结论就能充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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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城杀妻悲剧，表明两个神话的破灭——爱情神话和世外桃源乌托邦神话的破灭，也为我们再次审视个体与社会之关系，提供了沉重的现实例证。
顾城杀妻悲剧，为“爱情至上”的信奉者提供反思。
文艺复兴以来，个性解放成为文学作品乃至文艺作品反复咏叹的永恒主题，这其中又以“爱情至上”为最。但正如罗兰夫人所感慨的那样：“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名义而行！”其实，对包括“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等等历来备受推崇的观念，都有重新加以审视和反思的必要。这倒并非是对“爱情价更高”或爱情至上的简单否定，而是需要强调，人生远非爱情这一端，不能仅仅为了爱情而对爱情之外的其他一切不管不顾。首先，“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其次，任何人追求爱情，不能以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而信奉“爱情至上”者必然罔顾他人、伤及其余。《雷雨》中的蘩漪为了牢牢抓住她与周萍所谓的爱情，不惜鱼死网破，让周冲在内的无辜者成了陪葬品；安娜一心追求她与沃伦斯基的爱情而抛夫别子，面对丈夫卡列宁的指责“卑鄙！要是您喜欢用这个字眼的话，为了情人抛弃丈夫和儿子，同时却还在吃丈夫的面包，这才真叫作卑鄙！”安娜羞愤难当，但也无言以对。
顾城是现实世界中“爱情至上”主张的奉行者。他自以为他和李英的情感纯洁美好，对妻子谢烨并无伤害，事实证明这只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谢烨甚至密谋策划要杀死李英。当然谢烨也很幼稚盲目，她與顾城两人真心相爱，正是出于对顾城的爱，一开始她也默认顾城和李英之间的情人状态，最后又无法容忍以死相逼，逼迫顾城兑现先前对她的承诺——杀掉李英然后自杀。顾城的悲剧正是现实中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纠结所导致的恶果。顾城自认为的世外桃源——激流岛上他的“小小城堡”中，顾城、妻子谢烨和情人李英这三个核心成员之间的利益纷争竟至你死我活不可开交，最终李英侥幸逃过一劫，顾城挥斧杀妻后自杀，顾城、谢烨夫妻双亡。在爱情至上的神话掩盖下，人与人之间关系之复杂、冲突之激烈残酷，已经到了令人何其恐怖程度。
《白蛇传》中的白娘子和许仙、《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与沃伦斯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康妮和梅勒士都奉行爱情至上，都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由此与社会与家庭产生深刻矛盾和激烈冲突。就以白娘子爱情的干预者和镇压者法海为例，法海形象其实具有三重象征意义：法海既代表与蛇妖等祸祟邪恶相对立的佛门正义；也代表当时的社会正统；同时还代表家长势力。信奉“爱情至上”的男女双方违抗父母之命，挑战了社会秩序和家长权威，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总遭到打压，其实都有一定的主客观原因。
关于这一点，顾城事件中“英儿”原型李英的丈夫、诗人刘湛秋，在他为李英《魂断激流岛》一书所写的后记中，倒是明确表达了跟笔者同样的观点：“爱情固然是伟大的，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因为爱而为所欲为，甚至因为爱而犯罪。诗人、艺术家固然是可敬的，但是任何人不能因为是诗人、艺术家就可以为所欲为，并享受特权，受到一切原谅。”
经历了这场生死风波，作为诗人的刘湛秋想必也一定思考了很多。
二
自从陶渊明《桃花源记》面世以来，“世外桃源”就成了中国历代文人的集体乌托邦，备受追捧，人人心向往之。顾城可谓“世外桃源”的当代仰慕者和实践者，顾城的杀妻悲剧也折射出人们对“世外桃源”的认识误区。
平心而论，世外桃源固然有令人神往之处，如远离尘嚣、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但它同时也面临诸多现实困扰，绝非理想社会。首先，它原始简陋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条件，缺少现代文明为人类造就的一切便利，这对个体自身的生存能力是一个极其严峻的考验。其次，离群索居的孤寂感也远非一般现代人所能承受。美国著名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隐居了一两年时间后就再度回归城市生活。今天陕西终南山、北京郊县的荒山里常有一些隐居者，但是，他们到底能够隐居多久，尚待观察。即使有人能长期坚持，但这种隐居是否人生理想状态，尚难以定论。第三，隐居世外桃源对下一代造成的负面影响尤其无法弥补。因为父母的选择剥夺了孩子过上现代生活的权利，仅此而言，隐居方式就大不可取。所以，对桃花源式的幻想应予理性评价。
顾城曾经一心想在新西兰激流岛上打造一个他“自给自足的小小城堡”，结果却处处碰壁。岛上生活设施简陋，交通很不方便，甚至连自来水都没有；他养鸡以维持生计，却因不谙当地法律最终血本无归；因为没钱花销，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务包括菜蔬种植，事必躬亲才能勉强对付。在这座荒岛上生活之艰难，令顾城觉得“世界欺侮我”。事实上，就算“世外桃源”的原创者陶渊明本人的隐居生活，也并非全如他在诗文中所表述的那样“悠然”和“怡然自得”，“这位貌似旷达的老隐士”照样还写了“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类“金刚怒目”式的诗句，以及“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这样的《乞食》诗。更据南朝宋檀道鸾《续晋阳秋》记载：“江州刺史王弘造渊明，无履，弘从人脱履以给之。弘语左右为彭泽作履，左右请履度，渊明于众坐伸脚，及履至，著而不疑。”再往上追溯，就是归隐思想的鼻祖老庄，其隐居生活也远非理想的生活状态。所以，世外桃源只是两千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梦幻，应予以理性认识。 鲁迅先生曾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针对某些“正人君子”们呼吸着现代的空气却主张复古的论调，就曾主张“各得其所”，“例如民国的通礼是鞠躬，但若有人以为不对的，就独使他磕头。民国的法律是没有笞刑的，倘有人以为肉刑好，则这人犯罪时就特别打屁股。碗筷饭菜，是为今人而设的，有愿为燧人氏以前之民者，就请他吃生肉；再造几千间茅屋，将在大宅子里仰慕尧、舜的高士都拉出来，给住在那里面；反对物质文明的，自然更应该不使衔冤坐汽车。这样一办，真所谓‘求仁得仁又何怨’，我们的耳根也就可以清净许多罢”。
不可否认，世外桃源这一理想的产生，有它深刻的社会根源和现实意义，那是个体出于对身处其中的现实社会种种弊端的反抗和批判，以此寻求精神安慰获得心灵解脱。陶渊明所处的东晋末年政治黑暗官场虚伪，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乡，所以才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桃花源图景的想象和描绘，借此作为精神寄托，而桃花源的意义正在于此，也仅止于此。
世外桃源并非理想的社会模式，也非现实社会中个体生存的理想状态，顾城的杀妻悲剧令我们更加深刻地认清了这一点。
三
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也为顾城杀妻悲剧提供了一个解析视角。
弗洛伊德认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构成个体人格的三种形态。本我代表的是人与生俱来的原始本能，力比多构成人的原始欲望，即食色性也，由此派生出人的控制欲、占有欲等等非理性的欲望。支配人们深层行为的力量，恶的成分居多，这是人的生物本性所决定。当然，这种生物本能又被后天的文化教育特别是法律法规所时时制约。但这种非理性的欲望一旦长期遭到压抑，总会时时试图冲破束缚获得宣泄和满足。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人们常常或通過梦境或通过文艺作品这一“白日梦”获得某种程度的宣泄和精神满足。如果上述两种方式尚不能有效缓释先前的压抑，那就可能诱发个体的恶性行径。顾城事件就是听凭情感支配而缺少理性约束所导致的恶果。
顾城诗作也折射出顾城性格的某种缺陷。北京电影学院的崔卫平教授曾认为：“顾城是个比较胆小的人，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是一个比较退却、喜欢‘坐在后面’的人。顾城贡献是相当大的，但‘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环境黑暗而自己光明这种表述是一个任性的表达。一个人不能意识到自己身上阴影的存在、不自警是可怕的，在观照社会时，也要反思自己。”《今天》杂志的重要成员、作家刘自立也认为顾城“像个小孩儿在写诗，又有老小孩儿的成熟，但不是大人在写诗”，“顾城的创作，一是比较注重寓意和象征，较少考虑诗歌的音乐性；二是带有某种童话色彩，有所谓‘顽童’性格——是对‘文革’僵硬的思维模式的反拨，但这种‘反抗’方式，是以一种孩子的方式完成的”。如今再来研读一下顾城写于1981年的诗歌《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诗中反复表达了“我想涂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这一美好愿望。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理想是通过“一个任性的孩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特点来加以彰显，而非以一个成年人的眼光和判断来呈现。
笔者认为，一定程度上，诗人的这一身份及其特点误导了顾城。因为包括诗人在内的文艺工作者常常以追求个性自由为宗旨，并坚信文艺之价值就在于对现有规范秩序的挑战和突破。这样一来诗人们便越发地崇尚自我张扬个性，蔑视各种社会规范，以潮流引领者自居自诩。举其一端可以为证：现实生活中，艺术家必留长发，留长发的才是艺术家。因为在艺术家眼里，如同常人一般剪短发就流俗了，就毫无个性、随大流了。放任本我弱化自我，顾城后来的悲剧在这一点上也可找到某种缘由。这也就是诗人刘湛秋所说的“诗人、艺术家固然是可敬的，但是任何人不能因为是诗人、艺术家就可以为所欲为，并享受特权，受到一切原谅”。
也难怪，诗人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与激情，很多时候人们以为诗人能最先洞悉万物，发现生活的奥秘和人生哲理，这其实是高估了他们。顾城杀妻的悲剧恰恰折射出他对女性和婚姻世界缺乏基本的常识，他沉湎于自己肤浅的认知和空荡的幻觉之中，偏执不已，并以为掌控一切。事实上，他连一日三餐的安顿都不甚了然，如何抚养一个孩子都束手无策，顾城对这些却无动于衷，只是一味地追求心目中的齐人之福，以致谢烨和李英都对他心存怨恨，疲惫不堪，麻木不仁，痛不欲生。
侥幸逃过一劫的李英后来在《魂断激流岛》中曾有这样的感慨或总结：“激流岛曾经使许多的人带着美梦而来，却带着一颗破碎的心而去。人们说。因为它的无比接近梦想，也使所有抱着梦想的人迷失在自己的信念里，而被自己的梦想所毁灭。”顾城事件是一个悲剧，是一个极端个案。尽管时过境迁这么多年，但是留给大家思考的东西依然很多很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