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老师是我高中时的数学老师，他没有念过大学。本来他可以去一个名牌大学读书，但是在高考前，校长告诉他，现在学校缺老师，希望他能留校。尹老师没犹豫，同意了。就这样，他和几个高考成绩比较好的同学高中毕业后就当了老师，一直到退休。
　　他在讲课时，时常把这件事拿出来做“反面教材”，鼓励大家争取考上一个好大学。
　　高二，文理分班，尹老师教文科班数学。第一节课，尹老师看到我，疑惑地问：“你怎么学文了？”我支支吾吾地说：“物理不好。”他说：“你数学好，物理不可能不好，要不你回理科班吧。”
　　尹老师之所以感到意外，是因为之前学校开了一个数学提高班，选拔数学好的学生参加区里的数学竞赛，尹老师负责这个班，我在这个班里，给尹老师留下一点印象。所以，他不太理解为什么会在文科班看到我。
　　我学文不是因为文科好，完全是因为跟物理老师赌气。
　　在文科班，我除了数学，其他都马马虎虎，我也没什么远大志向。到了高三，同学们都开始谋划自己的未来，有人想当记者，有人想当会计，有人想出国……我在这种氛围下也使劲儿想了想，将来能干什么。当时能想得比较清楚的是，高中毕业后考一个中专，毕业了到工厂当工人，钳工车工都可以。我那时最迫切的愿望不是上大学，而是想早点工作。
　　高三的第一个学期，我就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气氛，同学们不再像过去那样贪玩了，言谈话语之间都流露着“高考是第一重要的事情”的情绪。而我，忽然感到有些孤独。论学习成绩，我在班里差不多是稳稳占据后十名位置，每次考试总有那么一两门不及格。日趋紧张的学习环境，让我有些不适应。到了高三下半学年，我的心理有些崩溃，决定破罐子破摔，没事就跟一些成绩不好的同学在一起玩，这样心里面多少还能找到些平衡。
　　离高考还剩下四个月了，那天是三八妇女节，女生都放假回家，男生留在学校上自习，老师也不来了。我和一个同学觉得这是嬉戏的最好时机，便开始折腾起来。我拎着一把扫帚满楼道追他……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自暴自弃是因为不知道怎么面对高考带来的压力。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因为学习而感到过压力，中考似乎就是按部就班参加了一场仪式，没费什么力气。但是到了高中，明显感觉到力不从心。高中是个区重点，大部分学生是从市重点掉下来的。而我是从一个普通中学考上来的，我上的那所普通中学，严打（1983年）的时候，我们年级从五个班变成了四个班——被送进工读学校的学生凑够了一个班。可想而知，学习环境是什么样子。你一定看过《阳光灿烂的日子》：冯小刚正在讲着课，突然从外面闯进来一个学生，穿过教室，从窗户逃出去。我上初中的时候，上课发生的事儿比电影里邪行多了。
　　当你的初中三年和别人的放在一起，巨大的差距就立刻显出来了，这也成了我心里面的一道阴影。临近高考，我的各种不着调，现在想想，其实是掩饰内心深处的恐惧。
　　我把同学追得到处跑，结果，在楼道的拐角处，我和尹老师撞个满怀，差点把他手里的教案撞到地上。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尹老师不是我班主任，所以去他的办公室我不怕。
　　“你知道什么时候高考吗？”
　　“七月七号。”
　　“你不想考大学吗？”
　　“能考个大专中专就行了。”
　　“你脑子够用，为什么不考个大学呢？大学环境比中专好，你想事情的方式都不一样。视野，视野很重要。你是能考上大学的。”
　　在此之前，没有哪个老师认为我能考上大学，包括我自己。我能考上大学？这在当时几乎是一种奢望。但我确实把他的话当回事了，大概是因为只有在上数学课的时候我才能找到些许自信，是这种好感让我开始很认真对待他说的每一句话。换个老师，可能三秒钟后我就忘了。
　　那天放学回家，我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把以前的课本翻腾出来，有些已被我当成废品卖了，就去楼上找一个去年参加过高考的邻居，要了一部分课本，总算把初中高中的课本凑齐了，开始复习看书。但我心里没谱，四个月，还来得及吗？
　　有一天，尹老师跟我说：“你晚饭后来我家一趟。”我和尹老师家之间就隔着一个公园，那是我第一次去他家，一路上很紧张：他一定是因为我最近这次数学考试没考好，要修理我。
　　尹老师没怎么讲考试卷子上的事，而是讲了一晚上“马虎”是怎么回事。我每次考试丢分都不是因为做不出来，而是因为马虎造成的。
　　从此，我经常被尹老师叫到他家里开小灶。当时他教两个高考班，非常忙，但总是要抽出时间专门辅导我。其实，讲数学题的时间不多，更多时间他在跟我聊别的，人生啊，创造力啊，逆向思维啊……他不像是个老师，而是像个朋友，东拉西扯，他从来不讲什么大道理，但总是能切中要害。对考大学这件事，我开始有了信心。
　　我喜欢上尹老师的数学课，除了喜欢数学，更喜欢听他在课上“跑题”，讲那些与数学无关的事。比如他在黑板上出了一道难题，当同学们费劲地把题解出来，他会先让一个同学上来做一遍。然后他看着大家问：“还有更好、更简单的方法吗？”这时会有同学自告奋勇上去解题。然后尹老师会继续问：“还有再简单的方法吗？”这时，没有人搭茬了。
　　所有人都期待着尹老师像变魔术一样三两步就把题解出来，但他突然扯起了别的：“人的思维方式有如下几种……”他会花五六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来讲人的思维方式——与数学完全无关，它可能涉及到天文地理、政治历史、哲学心理，甚至一场足球比赛。现在回想起来，他在课堂上的“题外话”是最让我受用的，思考和判断问题的方式很重要。
　　高考的日子在一天天逼近，该填志愿了。我模模糊糊开始有了点志向，既然学文，那么将来去当个作家倒是件名正言顺的事儿，至于自己行不行，没想过。模拟高考志愿表发下来，我毫不犹豫填上了北大中文系、山东大学中文系、北师大中文系。
　　尹老师问我：“你打算考什么专业？”“中文。”“为什么？”“想当作家。”他听完脸沉了下来，想了一下说：“好作家都不是中文系出来的，比如柯云路、张承志。中文系只能教会你写作技巧。”“可是我想当作家。”之前想当作家只是为了应付高考填志愿，我从来没有认真去想过这件事，但是尹老师这么一质疑，好像坚定了我这个愿望。尹老师说：“真正的作家，必须要了解中国的社会现实，不然写不出好东西。”说完转身走了。
　　我回到教室，把招生简章翻出来，试图从那些密密麻麻的专业里找出一个可以了解中国社会现实的专业。最后，我选择了学法律。
　　就在这时，一个提前录取的军校招生老师看上了我，先是做通了我爸爸的工作，在家里我爸勒令我必须服从，在学校招生老师天天来找我，足足跟我谈了一个星期。开始，我拒绝他的理由很简单，我是个自由散漫的人，我知道军校如军队，规矩特别多，我肯定受不了。一想到这些，我会很恐惧。但是架不住“腹背受敌”，最终他攻克了我的心理防线。
　　有一天，上完数学课，尹老师问我：“你打算考哪所学校？”我说我决定去解放军空军政治学院。他听完一惊：“为什么？”“三百来分就可以去。”我被军校攻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那段时间摸底考试成绩不好，心里没谱。两次考试的分数加在一起都不够满分（当时满分是640分），大概我也只能去分数线三百来分的学校了。
　　“你不能去那个学校！”尹老师的声音听起来比任何时候都严厉，“你是可以考上重点大学的。”
　　第二天，我见到军校招生的老师，告诉他，我不去了。他非常失望，又做了我半天工作，我只是摇头。有尹老师那句话，他再说什么也没用了。
　　那年高考，我发挥超常，成绩在班里排进前十名，高中三年来从来都没及格过的政治居然都考了81分，在全校名列第三。一直不喜欢我的政治老师第一次对我露出笑容：“你以后可以当政治骗子。”那一年（1986年）是国家教委第一次尝试标准化考试。我大概是占了这个便宜，因为我从来不喜欢背那些大答题，而是喜欢做选择判断题，不然我不可能“当政治骗子”。
　　老师、同学都不相信我能考这么好，包括我自己，一直觉得是把我跟谁的分数搞错了。只有尹老师认为我就应该考出这样的分数。
　　三年之后，我和尹老师在广场意外相见，两人抱头痛哭。他说：“你真是我的好学生！”
　　我从上小学到大学毕业，从来都不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