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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政权的创立，必须取得人民公认的合法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既是枪杆子打出来的，也是缘于1948年中共“五一口号”倡议的“全国政协”，通过民主协商谈出来的。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五一口号”祝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号召“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
共产党正在国内战场同国民党生死拼杀，喊出这些口号毫不足怪。但是，其中的第五条却十分新鲜：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条内容，在共产党的宣传口号中，是首次出现。
国民党在南京那边有个“政府”，共产党这边又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分明是要改朝换代！
中国共产党为何选择如此时机提出自己的政治设计，令世人关注……
“五一口号”的发布
国共两党的内战爆发以后，国民党军重点进攻中共中央驻地陕甘宁边区，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前委机关，在陕北山沟里转战经年，直到1948年3月战局好转，才东渡黄河。不久，又翻过太行山，从山西到达河北。
4月下旬，中共中央前委的周恩来、任弼时，与工委的刘少奇、朱德，会聚于平山县的一个小山村西柏坡。
战事正忙，行程未定，中共中央怎么想起发布这个口号？
那是缘起廖承志的一封电报。
廖承志时任新华社社长，率队驻扎在太行山深处涉县的东西戌村。五一国际劳动节快到了，负责新闻发布的新华社当然要请示中央。
经过研究，中共中央决定发布“五一口号”。
有关部门起草的“五一口号”，第五条的原稿是：“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毛泽东将其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原稿第二十三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第二十四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都被毛泽东删去。
毛泽东亲笔删去三条，增添一条。由此可见，这第五条不是应景文章，而是中共中央创建新中国的重要战略部署。
过去有过一个“政治协商会议”
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如此重要，到底是何等机构？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提出政治报告，题目是《论联合政府》。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主张：“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毛泽东还为实现民主联合政府设计了两个步骤：一是“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二是“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
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全中国老百姓迫切期盼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大得人心，中国政治舞台的两大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谈判。与此同时，除原有的中国民主同盟外，重庆、上海、广州等地，又新组建了八个民主党派。一时间，召开党派会议，推动民主政治，成为舆论主流。
开会，总要有个名目，时称“政治会议”。政治会议召开以后，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提出加上“协商”二字，颇得各方赞赏，于是中国有了“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同盟、无党无派社会贤达五方38人出席。经过数十次会议，政治协商会议达成改组政府、整编军队、和平建国纲领、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五项决议案。
政治协商会议给苦于战火与独裁的中国人民带来和平民主的新希望。毛泽东声言，准备住到南京附近的清江浦，在国民政府中作个委员。2月10日，重庆各人民团体在校场口举行庆祝政协胜利闭幕大会，近万名群众踊跃参加。就是这么一个人民欢庆的活动，国民党特务竟然大打出手，殴伤大会主席台成员李公仆、郭沫若、施复亮，打伤群众六十多人，还有不少人被捕。
原来，国民党反悔了。
3月1日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议以一党意志修改政协决议。3月20日，国民党召集共产党拒绝参加的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公然否定政协议案。
周恩来严正警告：“政协的一切决议不能动摇或修改，这是由五方代表起立通过的，应成为中国的民主契约。谁要破坏，谁就是破坏今天中国的民主和平团结统一。”
可是，国民党已经决心撕毁民主契约。
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马叙伦、胡厥文、雷洁琼等11人赴南京请愿，列车抵达南京下关车站，却遭到国民党组织的暴徒的殴打。
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共产党中原解放区，发动内战。
7月11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刺杀民盟李公仆，四天后，又刺杀闻一多。
那时的国民党，挟抗战胜利之声威，依美国支持之实力，怀独霸天下之雄心，真是不可一世。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突飞猛进，共产党解放区数十座城池纷纷陷落。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开进共产党控制的最大城市张家口，当天，蒋介石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
当初，政协会议商定：国民大会应由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负责召开。现在，国民党一党包办国民大会，就彻底撕毁了政协决议。
尽管共产党、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拒绝参加这个国民大会，但是，国民党拉拢青年党、民社党和少数无党派人士，还是于11月15日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大会。
“国民大会”通过“宪法”，蒋介石自称完成“还政于民”，立即改组政府，肆无忌惮地大打出手……
撤离延安前夜部署新行动
内战爆发，谈判破裂，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于1946年11月19日返回延安。
这时，延安城已是一片战争气氛。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其中两路重点进攻：东路进攻山东解放区，西路直扑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
处于守势的共产党，又得钻山沟了。南京、上海、重庆、北平、长春五城市的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将全部撤出，必须重新部署城市工作。12月16日，中共中央改组城市工作部，由周恩来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
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
第二天，国民党军队开进延安城，南京那边欣喜若狂地开庆祝会，然而哪里想到，中共中央正在部署决定性的新行动！
国民党不再需要中间派充门面
占领共产党首府延安，国民党自以为军政全胜。
蒋介石估计，半年至一年即可消灭老对手共产党！
这样，充民主门面的中间力量就没有必要再保留下去。
民盟与共产党配合，发表声明，否认“国大”、否认“宪法”。掌握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气急败坏，即施报复。
1947年5月，中央社公布伪造的《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发表观察家谈话称：“民主同盟及其化身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组织，已被中共所控制，其行动也完全遵照中共的意志，已成为中共暴乱的工具。”
1947年6月，“最高法院”以“内乱犯”罪名通缉毛泽东。7月，“国民政府”通过蒋介石提出的《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方案》，共产党被正式宣判为非法的“逆党”。
国民党同时也向民主党派下手。
国民党中央密令：对民主党派上层“暂时容忍敷衍”，对中下层分子则“一律格杀勿论”。各城市的民盟成员大批被捕。8～9月，民盟主席张澜三次致函行政院院长张群，要求释放被捕盟员。国民党却通过政府系统更下狠招。
10月1日，“国民政府新闻局”局长称民盟是“中共附庸”，民盟分子“破坏动员，参加叛乱，反对政府”。
7日，西安警备司令部枪杀民盟中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
27日，“国民政府内政部”发言人称：“查民主同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政府已将该民主同盟宣布为非法团体……严加取缔，以遏乱萌，而维治安。”
全国各地军警全面迫害民盟。11月6日，民盟总部被迫宣布解散……
老对手共产党被围剿，中间派民盟被解散，中华大地国民党独步天下！
独角戏遭遇对台戏
其实，共产党哪能消失！
就在胡宗南数十万大军游走陕北搜寻毛泽东，并在中央社发表消息称毛泽东逃往国外的时候，毛泽东正在陕西米脂的杨家沟召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
1947年，国共战事开始逆转，解放军转入反攻。在杨家沟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主题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认为：中国历史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既是蒋介石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也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中共中央号召：“联合工农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民主党派也没有消失。
1948年1月，在香港，中国政坛又出现了两个重要党派。
李济深等国民党反蒋派人士于1947年2月到达香港，公开发布对时局的意见，反对蒋介石反共打内战，要求重开政协，重开国大，改造国民党，与民主党派合作建国。国民党内民主派别纷纷响应，蒋介石却宣布开除李济深党籍，还派特务去香港行刺。李济深、何香凝在香港联络国民党内部各方反蒋力量，邀请谭平山、柳亚子、朱蕴山等赴港，还委托朱学范到美国联系冯玉祥，并取得上海的宋庆龄的支持。年底，海内外代表一百多人在香港召开“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李济深当选为主席。民革宣言：“吾人当前紧迫的革命任务，为推翻反对民主，破坏和平，媚外卖国的蒋介石之反动独裁统治。”
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等民盟领导人于1947年底秘密到达香港，1948年1月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民盟领导机构，沈钧儒、章伯钧当选代主席。民盟新总部号召：“必须用革命手段，为彻底推翻整个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统治而斗争。”
这样，中国政坛就形成民主党派与共产党联合对敌的局面。
国民党把政治演成西楚霸王的独角戏。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合演的对台戏，却是民主联合的群英会。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前委机关东渡黄河。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渡河的六天之后，南京召开“国民大会”。
“国大”开幕，特意选择1911年孙中山发动广州黄花岗起义的纪念日3月29日。比毛泽东大6岁的蒋介石，在热烈的掌声中，跨入国民政府大礼堂。
61岁的蒋介石步伐有些沉重，却能使行进的缓慢变成仪态的威重。蒋介石面含喜色，环顾全场，惟求当选政府总统，便是功德圆满。
“国民大会”鼓乐喧天，哪里料到毛泽东已经是猛虎出山！
知易行难，“国大”的“民主选举”令蒋介石十分恼火。
先是美国示意无党派“自由知识分子”胡适竞选总统，弄得老蒋还须欲进先退，表示辞让。待到众人鼓噪，“国大”又通过“动员戡乱临时条款”，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权”，老蒋方声言：“我不做总统，谁做总统？”
4月19日，蒋介石以高票当选“总统”。尽管别人评论这个“总统”是变相独裁，但“总统”毕竟经过选举。“总统”上台就宣布：“三至六个月消灭黄河以南共军。”
两天后，也就是4月21日，共产党的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
毛泽东一年前离开延安时曾声言：“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此预言十分准确，刚过一年，延安就收回到毛泽东掌中。
眼看对方夺得失地，“总统”的位子不免有虚空之虞，只有在政府里抓些实权。
“国民大会”的“副总统”竞选，也得走民主程序。可是，蒋介石并不欣赏自行出来竞选的李宗仁。几班人马相劝，李宗仁硬是不退。万般无奈，蒋介石只得亲自约谈。
老蒋自负地说：“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
李宗仁不服：“这倒很难说。”
老蒋动气：“你一定选不到！”
李宗仁反驳：“你看吧，我可能选得到！”
老蒋坐不住了：“你一定选不到！一定选不到！”
李宗仁也跳起来：“我一定选得到！一定选得到！”
老蒋的干预激起代表的反感，4月23日，“国大”投票选举“副总统”，6名候选人无一过半数。
第二天，南京举行第二轮选举，三名候选人中李宗仁领先。蒋介石顾不得民主门面，亲自出马助选孙科，激怒另两位候选人，程潜、李宗仁先后宣布退出选举。25日，南京“国大”停摆。
这天，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提出六项议题，开首就是：“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问题。”
就在国民党忙于窝里斗的时候，毛泽东把成立临时中央政府摆上首要日程！
27日，毛泽东致电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委托他转告北平的民主人士张东荪、符定一，邀请他们及许德珩、吴晗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毛泽东写道：“会议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时间在今年冬季。”
这是中共中央首次明确部署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此前，1947年的一份文件也曾提到召开政协的设想，但尚未实施。
一边“国大”，一边政协，对台戏开演了！
28日，南京“国大”复会，第三轮投票选举“副总统”，程潜被淘汰。
29日第四轮投票，李宗仁票数过半，蒋介石一脚踢翻收音机，气喘如牛。
民主，留给南京的滋味实在不好受。
就在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河北城南庄召开。
毛泽东在唱“三堂会审”。
文戏要靠武戏开场。发出“五一口号”之后，毛泽东的注意力立即集中在中原战局。
为了把战争引入敌占区，导致攻守的转换，毛泽东已派刘伯承、邓小平大军挺进大别山。现在，毛泽东又要部署粟裕率三个纵队南下江南，与刘邓配合，在敌军腹地搅海翻江。可是，粟裕却提出反对意见。毛泽东听取了粟裕意见，同意粟裕部暂不渡江，在中原地区打几个大仗。
对于粟裕的“抗上”，毛泽东非但不恼，还把司令员陈毅调走，把华东野战军的指挥权都交给粟裕。
后来的战果证明：粟裕的见解相当科学。
同时也证明：毛泽东的决策堪称民主。
南京就职典礼，长袍马褂的蒋介石身边，肃立身着军便服的“副总统”李宗仁。
蒋介石得意，李宗仁看来像自己的副官。
二十世纪中期，中国的政治舞台，最受欢迎的剧目是民主。
“五一口号”，对于中国的政治格局是一次关键的转折。历史表明：凡是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民主党派，大都参与政治协商，成为新中国的参政党。
毛泽东发出密信
1948年5月，中国各党派无不费心琢磨中共的“五一口号”。
“……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内战炮火之中，中共七大提出的“民主联合政府”主张，始终是人民心头的希望。然而，国民党大军肆虐，实现这“五一口号”谈何容易！
4月30日发出“五一口号”，5月1日晚，毛泽东又亲笔写了一封信，具体阐明“五一口号”的设想。
关于目前的形势与任务，毛泽东判断：“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业已成熟。”
如何实现这一步骤，毛泽东认为：“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开一个政治协商会议。”
政协——人大——政府。关于建立新中国的民主程序，毛泽东已有系统设想。
关于政协会议的组成，毛泽东认为：“此项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
一向主张多团结人的毛泽东，在政协问题上也打算尽量扩大民主范围。
关于政协会议的决定原则，毛泽东提出：“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
强调求得一致，是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民主作风，不仅对党内如此，对党外也如此；不仅对军事如此，政治决策也往往如此。
关于会议的召集，毛泽东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拟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
此时，作为中共领导人的毛泽东，并未提出由中共领导其他民主党派，表现出党派间的极大尊重。
这封信显示：中共召集政协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全国政权，中共召集政协的作法严守民主程序。
看来，中共“五一口号”关于召开政协会议的提议，非但不是虚晃一枪，反而是政治斗争的致命出击。
友党交往无小事。周恩来专门指示上海的吴克坚与香港的潘汉年：对于民主党派头面人物，不能像对待党内同志一样，把人家叫来开会，而是要一家一家地登门拜访。
民主始于对他人的尊重。
毛泽东十分尊重地致信李济深、沈钧儒，在政治运作规则中，意味着建立最高领导直接对话渠道。
“五一口号”不只是宣传，扎扎实实的协商已经开始。
香港成了左派大本营
中共“五一口号”随着新华社的电波传向世界，可是，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却没有声息。刚刚闭幕的“国民大会”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这个条款“临时”了44年，1992年才在台湾宣布取消），蒋“总统”严令戡平“共匪”，连中间派民盟都因为与共产党的关系被解散，谁还敢公开响应中共？
可是，蒋介石也有管不到的地方——香港。
香港是个自由港，香港也是个政治舞台。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香港的统战工作。 周恩来特调潘汉年到香港工作。
潘汉年长期在中共高层核心部门工作，是统战工作与情报工作的行家里手，时任中共上海局委员。上海局兼管香港分局，潘汉年从上海到香港后，与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密切合作，还成立了以连贯为书记的统战委员会。
各党派政治人物聚集香港，香港很快出现许多报纸。这些报纸都有说不出道不明的政治背景，圈内人知情：《香港时报》是国民党办的，《华商报》是共产党办的，《光明报》是民盟办的，《文汇报》是民革办的，还有些不左不右的《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等。
中共香港分局统战委员会向各民主党派驻港机构倡议举办“双周座谈会”，大家一起讨论内地政局。双周座谈会由各党派轮流操持。
由于中共发出“五一口号”，双周座谈变成连日座谈，5月1日、5月2日，连续两天讨论，各党派领袖积极发言。
“‘五一口号’最重要的是第五条！”戴眼镜的郭沫若激动地说，“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啊！新中国摆在我们面前了！”
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的郭沫若却是中国政坛不可缺少的人物。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硬把他列入代表名单，郭沫若却与中共同步拒绝与会。无党派人士郭沫若声望显著，常常在各党派之间穿针引线，被黄炎培戏称为“第三方面的第三方面的第三者”。
“伪国大，伪总统，蒋介石是三民主义的叛徒！我们现在要挖蒋根！”三缕胡须的谭平山一发言就激动。
谭平山是中国政坛宿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作为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是宣传部长，他是组织部长。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后，谭平山被中共中央的“左”倾领导开除党籍，后加入国民党，曾受宋庆龄、邓演达委托组织反蒋团体。1945年谭平山又在重庆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联合国民党内部的民主派反蒋。
蔡廷锴挺着职业军人的身板，坚决地说：“八年浴血抗战刚刚胜利，蒋介石就把全国拖进内战的火海。我早就提议召开新政协，共产党和我想到一处了！”
外号“高佬蔡”的蔡廷锴曾经违反蒋介石军令坚持淞沪抗战，后来又发动福建事变，始终是老蒋的眼中钉。1946年，蔡廷锴与国民党内反蒋派在广州组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被蒋介石查禁，就迁到香港活动。他还出资支持香港民主党派的一些活动。
还有另一个“民主促进会”，1945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民主促进会，成员多是上海文化教育出版界知识分子。民进领导人马叙伦曾率领上海和平请愿团，在下关事件中首当其冲。1947年冬，中共地下组织帮助民进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徐伯听等到达香港。
戴黑框眼镜的马叙伦庄重地说：“我们的想法老蒋不听。现在的中国，还是靠共产党把舵。”
民进的另一位领导人王绍鏊提醒：“我们现在召开的政协不是过去那个旧政协，新政协不准反动分子参加！”
当年，多少民主人士怀着对和平民主的期望，热诚参加国民党提议的政治协商会议。不承想，国民党连自己举起的民主招牌都要丢弃，没多久就发动全国内战。绝大多数民主人士从此得到教训：再也不受国民党假民主的愚弄！
与会者还有一个特殊人物——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他出言豪爽：“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救国，海外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不能容忍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蒋朝！”
致公党是历史最久的政党之一，1925年成立于美国旧金山。致公党组织不乏武林中人，在间谍横行的香港，主动充任民主党派活动的护卫工作。
中国人民救国会负责人李章达发言出口成章：“封建独裁势力，纵使改头换面，必须拒绝！帝国主义侵略，无论日本美国，必须铲除！中华民族该翻身了！”
中国农工民主党是中国最早成立的民主党派之一。1927年蒋介石违背孙中山遗愿发动清共，遭到国民党左派的强烈反对。1928年，在宋庆龄、陈友仁的支持下，邓演达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在莫斯科发布《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反对假托国民党旗号的新军阀，号召建立以工农为中心的平民政权。从此，国民党内部的爱国民主人士先后组织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等党派，1947年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消瘦的彭泽民是国民党左派元老，他动情地说：“中国的农工平民大众陷于死亡线上，蒋政权已经面临全面崩溃，解救民族危亡，此其时矣！”
发言态度一致，与会人士把目光转向在座的一位老者。
个子不高的沈钧儒，高额头、长胡须，活脱脱一个寿星老！
沈钧儒在晚清时代就请愿召开国会，中华民国成立时是浙江省议员，又加入同盟会。他反对袁世凯、反对曹琨、反对孙传芳，积极参加北伐、参加中华民权保障同盟、发起救国会、参加国民参政会、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沈钧儒堪称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帜！
沈钧儒认为：“中共‘五一口号’一呼而天下应，足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解决国是，非一党一派之主张，而是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乃至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章伯钧随即建议：“应该在海内外立即发动新政协运动，号召人民起来拥护新政协。”
这时，在座的共产党人潘汉年发言了。
潘汉年谦恭地说：“本党主席毛泽东先生提议：政协会议地点设在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会议时间以今年秋天为宜，不知各位有何意见？”
在座的惟一女性何香凝十分爽快：“政协会议及早召开为好！我们要高举义旗，不给蒋介石喘息之机！”
何香凝与夫君廖仲恺，自创立兴中会起，就是孙中山倚重的肱骨同志。孙中山逝世、廖仲恺遇刺之后，何香凝与孙夫人宋庆龄一起，始终坚持联合共产党，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反动政策，是国民党内著名的左派。内战爆发后，何香凝又支持李济深在香港创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何香凝的政见，在民革内部极受尊重。
现在就看李济深的态度了。
民革主席李济深是个深沉稳重的人。
李济深原本军人出身。黄埔军校创立时，孙中山本来选中粤军名将李济深负责，后来又改由蒋介石担任校长，李济深则任教育长。北伐军中，蒋介石任总司令，李济深任总参谋长。从北伐到抗战，李济深数次担任蒋介石的副手，也数次举旗反蒋。国民党内，公认李济深是屈指可数的谋略家。可是，在政界，李济深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反蒋派的色彩似乎比民主派的色彩更重。
李济深十分重视吸取国民党压制民主的教训，他说：“中共‘五一口号’坚持党派协商、联合政府，足见共产党不搞一党专政之诚意。本党同志应深刻反省，站到民主阵营中来。”
与会12人当即商定，立即联名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1948年5月5日，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李济深等12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毛泽东电与向全国的通电，同时发表。
一呼百应！
一时间，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纷纷通电响应。
北来南往，“五一口号”在海内外引起轰动。
5月2日，中共中央电示上海局，明确指出：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商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同时还强调：必须由参加会议的每一个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周恩来开出29人名单：“拟邀请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史良、邓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沈雁冰）、马叙伦、章乃器、张炯伯、陈嘉庚、简玉阶、施复亮、黄炎培、张澜、罗隆基、张东荪、许德珩、吴晗、曾昭抡、符定一、雷洁琼及其他民主人士前来解放区参加协商。”
5月7日，中共中央又电示华南分局，布置筹备政协会议。
在国际上，美苏在中国问题上出现合作迹象，还给士气不振的国民党带来希望。担忧蒋介石的独裁无能领导会使国民党亡党亡国的张治中说：“运用美苏关系解决国共问题，无疑于漫漫长夜中透出一线曙光！”
反对国民党的民主人士看到世界两强如此倾向，不禁又担心中共的前途。国民党走向衰亡，共产党难以兴盛，那么，就只有找第三条路了……
香港有些人酝酿：给美国总统上书，要杜鲁门支持中国的“第三势力”！
有了这些幻想，还会积极投入共产党倡议的新政协吗？
潘汉年和香港的民主党派朋友，此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论战上。
马叙伦、邓初民、侯外庐、曾昭抡、翦伯赞等人在报纸上笔谈：“假如说中间路线在1946年还只是错误的幻想，而1947年已破产的话，那么1948年的今天，它简直变成反动阴谋的护符了。”
各民主党派也纷纷表态：在反民主的独裁统治与民主统一战线之间，没有第三道路。凡是希望新政协成功者，不独不应有第三条道路的幻想，而且应该起来揭露这种第三条道路的阴谋。
一次次政治事件、一场场政治运动，使中国各地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走到一起，共同走向新政协之路……
1948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复电香港李济深等12人并转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电文提出，为了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有共同协商的必要，电文还就政协会议的组织事项征求意见。
同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上海局、香港分局并告吴克坚、潘汉年电：中央将于新华社广播各民主党派来电及毛主席复电，要求这次应正式向民主党派征询意见，并将征询推广到上海、南洋的民主人士中，欢迎他们来解放区商谈和进行准备工作。
身居西柏坡的周恩来，似乎摸到远方人们的心绪，电文指示：“与李济深、冯玉祥、章伯钧、谭平山及其他中间派反蒋分子保持密切联系，尊重他们，多对他们做诚恳的解释工作；争取他们，不使他们跑入美帝国主义圈套里去，是为至要。”
周恩来当即着手新政协的准备工作。
毛泽东的时间表
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西柏坡召开。这是中共领导人自延安分别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相聚，史称“九月会议”。
九月会议，是撤出延安以来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是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中央全会选出的13名政治局委员中，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真、董必武七人出席，列席的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有邓小平、陈毅、贺龙、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薄一波、曾山、邓颖超、滕代远、饶漱石、廖承志、陈伯达、刘澜涛14人，以及李维汉、杨尚昆等重要工作人员10人，除了西北的彭德怀等、东北的林彪等，各大战略区的领导人会聚中央。一个决策性会议，在西柏坡中央机关的小食堂召开。
金秋9月是个收获的季节，半年前毛泽东的预言正在落下果实。
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中共已经“上坡”、“到顶”。解放军总兵力已从127万上升到280万，与国军的比例从1：3.37上升到1：1.3；解放区面积占国土的25％，城市占全国的29％，人口占全国的35.3％，三分天下有其一。再加上解放军攻势正猛，毛泽东五年胜利的预期，已从可能性变成确定性。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以前是宣传口号，现在是议事日程。
毛泽东重申五年胜利目标：
军事上，部署长江以北的秋季攻势，准备战略决战。
政治上，第一次提出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取代原来的“工农民主专政”；将新政权的阶级性解释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要打倒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个思想，后来被形象地概括为“四个阶级联合”，“推翻三座大山”。
九月会议决定：“准备在1949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爱国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将建立中央政权摆上日程，九月会议，就是夺取全国胜利的准备会议。
中共高层在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都取得一致，实施着毛泽东的时间表……
新政协增添建国使命
协商！进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立即开始关于新政协筹备的协商讨论。
到达华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越来越多。东北那边，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也捧着丈夫的骨灰，穿越苏联大地来到哈尔滨。
组织他们协商讨论的是中共中央统战部。1948年9月，中共中央城工部改为中共中央统战部，由李维汉任部长。统战部与到达李家庄的民主人士符定一、周建人等协商，提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中共中央把这份文件转到东北局，请已在哈尔滨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朱学范会谈讨论。同时还把这份草案转给香港分局，请民革李济深、何香凝，民盟周新民，民进马叙伦，致公党陈其尤，救国会李章达、沈志远，农工民主党彭泽民，民建章乃器、孙起孟，无党派人士郭沫若11人讨论。
关于参加新政协的范围，大家认为，新政协同旧政协根本不同，就此商定：“即在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派及反动分子必须除外，而由反美、反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的民主人士组成，也要邀请少数右派而不是公开反动的分子参加。”
这样，参加国大的民社党、青年党等就被排除在外。但是，对于中华职业教育社、民社党革新派等党派组织能否参加，就有争论。
吸取新的意见，中共中央于11月3日提出：新政协“应多邀请一些尚能与我们合作的中间人士，甚至个别中间偏右者，乃至本来与反动统治阶级有瓜葛，而现在仍可能拥护联合政府的人，以扩大统一战线”。
经过多次电报往返，三地民主党派人士与中共达成共识：新政协筹备会由中共与赞同“五一口号”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等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新政协筹备会的任务为负责邀请各方代表、起草文件、召集正式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由中共起草，经各方同意后，俟开会时正式通过；筹备会会址设在哈尔滨。
其中有一条重要补充：“此外再有增加单位的提议，可随时协商，在筹备会中正式决定。”
这就为后来者留了门。
哈尔滨的民主人士还提出：出席团体应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平津教授”应改为“全国教授”，目前主要由平津教授参加，待南方解放后邀请南方教授参加；“南洋华侨民主人士”应改为“海外华侨民主人士”，其代表可以响应“五一口号”最早的南洋华侨为主……
各方人士达成协议：新政协参加单位由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区域、人民解放军各单位等共计38个单位组成，拟在1949年召开。
最后，大家还赋予新政协一个新的使命：制定共同纲领与建立中央人民政府。
原来，“五一口号”为新政协规定的任务是：“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就是说，新政协召集人大会议后，即完成自己的使命，而后再由人大建立政府。
目前的方案，则把建立政府的任务，由人大转交政协。
按照中共原来设计的民主进程，建国任务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完成。但是，召开全国人大的前提是全民普选。显然，这是在战争状态中无法进行的工作。
国内战局正处于决战阶段，急需建立中央政权以打掉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出于现实考虑，东北的一些民主人士建议：由政协代行人大职责。
11月3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高岗、李富春电：“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径由新政协会议产生。”
这样，新政协就要代行人大职责，协商建国。
（摘编自《协商共和：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既是枪杆子打出来的，也是缘于1948年中共“五一口号”倡议的“全国政协”，通过民主协商谈出来的。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五一口号”祝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号召“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
共产党正在国内战场同国民党生死拼杀，喊出这些口号毫不足怪。但是，其中的第五条却十分新鲜：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条内容，在共产党的宣传口号中，是首次出现。
国民党在南京那边有个“政府”，共产党这边又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分明是要改朝换代！
中国共产党为何选择如此时机提出自己的政治设计，令世人关注……
“五一口号”的发布
国共两党的内战爆发以后，国民党军重点进攻中共中央驻地陕甘宁边区，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前委机关，在陕北山沟里转战经年，直到1948年3月战局好转，才东渡黄河。不久，又翻过太行山，从山西到达河北。
4月下旬，中共中央前委的周恩来、任弼时，与工委的刘少奇、朱德，会聚于平山县的一个小山村西柏坡。
战事正忙，行程未定，中共中央怎么想起发布这个口号？
那是缘起廖承志的一封电报。
廖承志时任新华社社长，率队驻扎在太行山深处涉县的东西戌村。五一国际劳动节快到了，负责新闻发布的新华社当然要请示中央。
经过研究，中共中央决定发布“五一口号”。
有关部门起草的“五一口号”，第五条的原稿是：“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毛泽东将其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原稿第二十三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第二十四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都被毛泽东删去。
毛泽东亲笔删去三条，增添一条。由此可见，这第五条不是应景文章，而是中共中央创建新中国的重要战略部署。
过去有过一个“政治协商会议”
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如此重要，到底是何等机构？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提出政治报告，题目是《论联合政府》。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主张：“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毛泽东还为实现民主联合政府设计了两个步骤：一是“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二是“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
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全中国老百姓迫切期盼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大得人心，中国政治舞台的两大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谈判。与此同时，除原有的中国民主同盟外，重庆、上海、广州等地，又新组建了八个民主党派。一时间，召开党派会议，推动民主政治，成为舆论主流。
开会，总要有个名目，时称“政治会议”。政治会议召开以后，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提出加上“协商”二字，颇得各方赞赏，于是中国有了“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同盟、无党无派社会贤达五方38人出席。经过数十次会议，政治协商会议达成改组政府、整编军队、和平建国纲领、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五项决议案。
政治协商会议给苦于战火与独裁的中国人民带来和平民主的新希望。毛泽东声言，准备住到南京附近的清江浦，在国民政府中作个委员。2月10日，重庆各人民团体在校场口举行庆祝政协胜利闭幕大会，近万名群众踊跃参加。就是这么一个人民欢庆的活动，国民党特务竟然大打出手，殴伤大会主席台成员李公仆、郭沫若、施复亮，打伤群众六十多人，还有不少人被捕。
原来，国民党反悔了。
3月1日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议以一党意志修改政协决议。3月20日，国民党召集共产党拒绝参加的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公然否定政协议案。
周恩来严正警告：“政协的一切决议不能动摇或修改，这是由五方代表起立通过的，应成为中国的民主契约。谁要破坏，谁就是破坏今天中国的民主和平团结统一。”
可是，国民党已经决心撕毁民主契约。
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马叙伦、胡厥文、雷洁琼等11人赴南京请愿，列车抵达南京下关车站，却遭到国民党组织的暴徒的殴打。
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共产党中原解放区，发动内战。
7月11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刺杀民盟李公仆，四天后，又刺杀闻一多。
那时的国民党，挟抗战胜利之声威，依美国支持之实力，怀独霸天下之雄心，真是不可一世。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突飞猛进，共产党解放区数十座城池纷纷陷落。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开进共产党控制的最大城市张家口，当天，蒋介石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
当初，政协会议商定：国民大会应由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负责召开。现在，国民党一党包办国民大会，就彻底撕毁了政协决议。
尽管共产党、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拒绝参加这个国民大会，但是，国民党拉拢青年党、民社党和少数无党派人士，还是于11月15日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大会。
“国民大会”通过“宪法”，蒋介石自称完成“还政于民”，立即改组政府，肆无忌惮地大打出手……
撤离延安前夜部署新行动
内战爆发，谈判破裂，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于1946年11月19日返回延安。
这时，延安城已是一片战争气氛。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其中两路重点进攻：东路进攻山东解放区，西路直扑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
处于守势的共产党，又得钻山沟了。南京、上海、重庆、北平、长春五城市的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将全部撤出，必须重新部署城市工作。12月16日，中共中央改组城市工作部，由周恩来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
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
第二天，国民党军队开进延安城，南京那边欣喜若狂地开庆祝会，然而哪里想到，中共中央正在部署决定性的新行动！
国民党不再需要中间派充门面
占领共产党首府延安，国民党自以为军政全胜。
蒋介石估计，半年至一年即可消灭老对手共产党！
这样，充民主门面的中间力量就没有必要再保留下去。
民盟与共产党配合，发表声明，否认“国大”、否认“宪法”。掌握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气急败坏，即施报复。
1947年5月，中央社公布伪造的《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发表观察家谈话称：“民主同盟及其化身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组织，已被中共所控制，其行动也完全遵照中共的意志，已成为中共暴乱的工具。”
1947年6月，“最高法院”以“内乱犯”罪名通缉毛泽东。7月，“国民政府”通过蒋介石提出的《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方案》，共产党被正式宣判为非法的“逆党”。
国民党同时也向民主党派下手。
国民党中央密令：对民主党派上层“暂时容忍敷衍”，对中下层分子则“一律格杀勿论”。各城市的民盟成员大批被捕。8～9月，民盟主席张澜三次致函行政院院长张群，要求释放被捕盟员。国民党却通过政府系统更下狠招。
10月1日，“国民政府新闻局”局长称民盟是“中共附庸”，民盟分子“破坏动员，参加叛乱，反对政府”。
7日，西安警备司令部枪杀民盟中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
27日，“国民政府内政部”发言人称：“查民主同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政府已将该民主同盟宣布为非法团体……严加取缔，以遏乱萌，而维治安。”
全国各地军警全面迫害民盟。11月6日，民盟总部被迫宣布解散……
老对手共产党被围剿，中间派民盟被解散，中华大地国民党独步天下！
独角戏遭遇对台戏
其实，共产党哪能消失！
就在胡宗南数十万大军游走陕北搜寻毛泽东，并在中央社发表消息称毛泽东逃往国外的时候，毛泽东正在陕西米脂的杨家沟召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
1947年，国共战事开始逆转，解放军转入反攻。在杨家沟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主题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认为：中国历史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既是蒋介石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也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中共中央号召：“联合工农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民主党派也没有消失。
1948年1月，在香港，中国政坛又出现了两个重要党派。
李济深等国民党反蒋派人士于1947年2月到达香港，公开发布对时局的意见，反对蒋介石反共打内战，要求重开政协，重开国大，改造国民党，与民主党派合作建国。国民党内民主派别纷纷响应，蒋介石却宣布开除李济深党籍，还派特务去香港行刺。李济深、何香凝在香港联络国民党内部各方反蒋力量，邀请谭平山、柳亚子、朱蕴山等赴港，还委托朱学范到美国联系冯玉祥，并取得上海的宋庆龄的支持。年底，海内外代表一百多人在香港召开“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李济深当选为主席。民革宣言：“吾人当前紧迫的革命任务，为推翻反对民主，破坏和平，媚外卖国的蒋介石之反动独裁统治。”
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等民盟领导人于1947年底秘密到达香港，1948年1月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民盟领导机构，沈钧儒、章伯钧当选代主席。民盟新总部号召：“必须用革命手段，为彻底推翻整个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统治而斗争。”
这样，中国政坛就形成民主党派与共产党联合对敌的局面。
国民党把政治演成西楚霸王的独角戏。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合演的对台戏，却是民主联合的群英会。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前委机关东渡黄河。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渡河的六天之后，南京召开“国民大会”。
“国大”开幕，特意选择1911年孙中山发动广州黄花岗起义的纪念日3月29日。比毛泽东大6岁的蒋介石，在热烈的掌声中，跨入国民政府大礼堂。
61岁的蒋介石步伐有些沉重，却能使行进的缓慢变成仪态的威重。蒋介石面含喜色，环顾全场，惟求当选政府总统，便是功德圆满。
“国民大会”鼓乐喧天，哪里料到毛泽东已经是猛虎出山！
知易行难，“国大”的“民主选举”令蒋介石十分恼火。
先是美国示意无党派“自由知识分子”胡适竞选总统，弄得老蒋还须欲进先退，表示辞让。待到众人鼓噪，“国大”又通过“动员戡乱临时条款”，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权”，老蒋方声言：“我不做总统，谁做总统？”
4月19日，蒋介石以高票当选“总统”。尽管别人评论这个“总统”是变相独裁，但“总统”毕竟经过选举。“总统”上台就宣布：“三至六个月消灭黄河以南共军。”
两天后，也就是4月21日，共产党的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
毛泽东一年前离开延安时曾声言：“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此预言十分准确，刚过一年，延安就收回到毛泽东掌中。
眼看对方夺得失地，“总统”的位子不免有虚空之虞，只有在政府里抓些实权。
“国民大会”的“副总统”竞选，也得走民主程序。可是，蒋介石并不欣赏自行出来竞选的李宗仁。几班人马相劝，李宗仁硬是不退。万般无奈，蒋介石只得亲自约谈。
老蒋自负地说：“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
李宗仁不服：“这倒很难说。”
老蒋动气：“你一定选不到！”
李宗仁反驳：“你看吧，我可能选得到！”
老蒋坐不住了：“你一定选不到！一定选不到！”
李宗仁也跳起来：“我一定选得到！一定选得到！”
老蒋的干预激起代表的反感，4月23日，“国大”投票选举“副总统”，6名候选人无一过半数。
第二天，南京举行第二轮选举，三名候选人中李宗仁领先。蒋介石顾不得民主门面，亲自出马助选孙科，激怒另两位候选人，程潜、李宗仁先后宣布退出选举。25日，南京“国大”停摆。
这天，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提出六项议题，开首就是：“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问题。”
就在国民党忙于窝里斗的时候，毛泽东把成立临时中央政府摆上首要日程！
27日，毛泽东致电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委托他转告北平的民主人士张东荪、符定一，邀请他们及许德珩、吴晗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毛泽东写道：“会议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时间在今年冬季。”
这是中共中央首次明确部署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此前，1947年的一份文件也曾提到召开政协的设想，但尚未实施。
一边“国大”，一边政协，对台戏开演了！
28日，南京“国大”复会，第三轮投票选举“副总统”，程潜被淘汰。
29日第四轮投票，李宗仁票数过半，蒋介石一脚踢翻收音机，气喘如牛。
民主，留给南京的滋味实在不好受。
就在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河北城南庄召开。
毛泽东在唱“三堂会审”。
文戏要靠武戏开场。发出“五一口号”之后，毛泽东的注意力立即集中在中原战局。
为了把战争引入敌占区，导致攻守的转换，毛泽东已派刘伯承、邓小平大军挺进大别山。现在，毛泽东又要部署粟裕率三个纵队南下江南，与刘邓配合，在敌军腹地搅海翻江。可是，粟裕却提出反对意见。毛泽东听取了粟裕意见，同意粟裕部暂不渡江，在中原地区打几个大仗。
对于粟裕的“抗上”，毛泽东非但不恼，还把司令员陈毅调走，把华东野战军的指挥权都交给粟裕。
后来的战果证明：粟裕的见解相当科学。
同时也证明：毛泽东的决策堪称民主。
南京就职典礼，长袍马褂的蒋介石身边，肃立身着军便服的“副总统”李宗仁。
蒋介石得意，李宗仁看来像自己的副官。
二十世纪中期，中国的政治舞台，最受欢迎的剧目是民主。
“五一口号”，对于中国的政治格局是一次关键的转折。历史表明：凡是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民主党派，大都参与政治协商，成为新中国的参政党。
毛泽东发出密信
1948年5月，中国各党派无不费心琢磨中共的“五一口号”。
“……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内战炮火之中，中共七大提出的“民主联合政府”主张，始终是人民心头的希望。然而，国民党大军肆虐，实现这“五一口号”谈何容易！
4月30日发出“五一口号”，5月1日晚，毛泽东又亲笔写了一封信，具体阐明“五一口号”的设想。
关于目前的形势与任务，毛泽东判断：“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业已成熟。”
如何实现这一步骤，毛泽东认为：“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开一个政治协商会议。”
政协——人大——政府。关于建立新中国的民主程序，毛泽东已有系统设想。
关于政协会议的组成，毛泽东认为：“此项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
一向主张多团结人的毛泽东，在政协问题上也打算尽量扩大民主范围。
关于政协会议的决定原则，毛泽东提出：“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
强调求得一致，是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民主作风，不仅对党内如此，对党外也如此；不仅对军事如此，政治决策也往往如此。
关于会议的召集，毛泽东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拟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
此时，作为中共领导人的毛泽东，并未提出由中共领导其他民主党派，表现出党派间的极大尊重。
这封信显示：中共召集政协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全国政权，中共召集政协的作法严守民主程序。
看来，中共“五一口号”关于召开政协会议的提议，非但不是虚晃一枪，反而是政治斗争的致命出击。
友党交往无小事。周恩来专门指示上海的吴克坚与香港的潘汉年：对于民主党派头面人物，不能像对待党内同志一样，把人家叫来开会，而是要一家一家地登门拜访。
民主始于对他人的尊重。
毛泽东十分尊重地致信李济深、沈钧儒，在政治运作规则中，意味着建立最高领导直接对话渠道。
“五一口号”不只是宣传，扎扎实实的协商已经开始。
香港成了左派大本营
中共“五一口号”随着新华社的电波传向世界，可是，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却没有声息。刚刚闭幕的“国民大会”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这个条款“临时”了44年，1992年才在台湾宣布取消），蒋“总统”严令戡平“共匪”，连中间派民盟都因为与共产党的关系被解散，谁还敢公开响应中共？
可是，蒋介石也有管不到的地方——香港。
香港是个自由港，香港也是个政治舞台。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香港的统战工作。 周恩来特调潘汉年到香港工作。
潘汉年长期在中共高层核心部门工作，是统战工作与情报工作的行家里手，时任中共上海局委员。上海局兼管香港分局，潘汉年从上海到香港后，与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密切合作，还成立了以连贯为书记的统战委员会。
各党派政治人物聚集香港，香港很快出现许多报纸。这些报纸都有说不出道不明的政治背景，圈内人知情：《香港时报》是国民党办的，《华商报》是共产党办的，《光明报》是民盟办的，《文汇报》是民革办的，还有些不左不右的《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等。
中共香港分局统战委员会向各民主党派驻港机构倡议举办“双周座谈会”，大家一起讨论内地政局。双周座谈会由各党派轮流操持。
由于中共发出“五一口号”，双周座谈变成连日座谈，5月1日、5月2日，连续两天讨论，各党派领袖积极发言。
“‘五一口号’最重要的是第五条！”戴眼镜的郭沫若激动地说，“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啊！新中国摆在我们面前了！”
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的郭沫若却是中国政坛不可缺少的人物。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硬把他列入代表名单，郭沫若却与中共同步拒绝与会。无党派人士郭沫若声望显著，常常在各党派之间穿针引线，被黄炎培戏称为“第三方面的第三方面的第三者”。
“伪国大，伪总统，蒋介石是三民主义的叛徒！我们现在要挖蒋根！”三缕胡须的谭平山一发言就激动。
谭平山是中国政坛宿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作为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是宣传部长，他是组织部长。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后，谭平山被中共中央的“左”倾领导开除党籍，后加入国民党，曾受宋庆龄、邓演达委托组织反蒋团体。1945年谭平山又在重庆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联合国民党内部的民主派反蒋。
蔡廷锴挺着职业军人的身板，坚决地说：“八年浴血抗战刚刚胜利，蒋介石就把全国拖进内战的火海。我早就提议召开新政协，共产党和我想到一处了！”
外号“高佬蔡”的蔡廷锴曾经违反蒋介石军令坚持淞沪抗战，后来又发动福建事变，始终是老蒋的眼中钉。1946年，蔡廷锴与国民党内反蒋派在广州组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被蒋介石查禁，就迁到香港活动。他还出资支持香港民主党派的一些活动。
还有另一个“民主促进会”，1945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民主促进会，成员多是上海文化教育出版界知识分子。民进领导人马叙伦曾率领上海和平请愿团，在下关事件中首当其冲。1947年冬，中共地下组织帮助民进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徐伯听等到达香港。
戴黑框眼镜的马叙伦庄重地说：“我们的想法老蒋不听。现在的中国，还是靠共产党把舵。”
民进的另一位领导人王绍鏊提醒：“我们现在召开的政协不是过去那个旧政协，新政协不准反动分子参加！”
当年，多少民主人士怀着对和平民主的期望，热诚参加国民党提议的政治协商会议。不承想，国民党连自己举起的民主招牌都要丢弃，没多久就发动全国内战。绝大多数民主人士从此得到教训：再也不受国民党假民主的愚弄！
与会者还有一个特殊人物——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他出言豪爽：“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救国，海外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不能容忍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蒋朝！”
致公党是历史最久的政党之一，1925年成立于美国旧金山。致公党组织不乏武林中人，在间谍横行的香港，主动充任民主党派活动的护卫工作。
中国人民救国会负责人李章达发言出口成章：“封建独裁势力，纵使改头换面，必须拒绝！帝国主义侵略，无论日本美国，必须铲除！中华民族该翻身了！”
中国农工民主党是中国最早成立的民主党派之一。1927年蒋介石违背孙中山遗愿发动清共，遭到国民党左派的强烈反对。1928年，在宋庆龄、陈友仁的支持下，邓演达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在莫斯科发布《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反对假托国民党旗号的新军阀，号召建立以工农为中心的平民政权。从此，国民党内部的爱国民主人士先后组织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等党派，1947年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消瘦的彭泽民是国民党左派元老，他动情地说：“中国的农工平民大众陷于死亡线上，蒋政权已经面临全面崩溃，解救民族危亡，此其时矣！”
发言态度一致，与会人士把目光转向在座的一位老者。
个子不高的沈钧儒，高额头、长胡须，活脱脱一个寿星老！
沈钧儒在晚清时代就请愿召开国会，中华民国成立时是浙江省议员，又加入同盟会。他反对袁世凯、反对曹琨、反对孙传芳，积极参加北伐、参加中华民权保障同盟、发起救国会、参加国民参政会、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沈钧儒堪称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帜！
沈钧儒认为：“中共‘五一口号’一呼而天下应，足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解决国是，非一党一派之主张，而是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乃至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章伯钧随即建议：“应该在海内外立即发动新政协运动，号召人民起来拥护新政协。”
这时，在座的共产党人潘汉年发言了。
潘汉年谦恭地说：“本党主席毛泽东先生提议：政协会议地点设在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会议时间以今年秋天为宜，不知各位有何意见？”
在座的惟一女性何香凝十分爽快：“政协会议及早召开为好！我们要高举义旗，不给蒋介石喘息之机！”
何香凝与夫君廖仲恺，自创立兴中会起，就是孙中山倚重的肱骨同志。孙中山逝世、廖仲恺遇刺之后，何香凝与孙夫人宋庆龄一起，始终坚持联合共产党，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反动政策，是国民党内著名的左派。内战爆发后，何香凝又支持李济深在香港创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何香凝的政见，在民革内部极受尊重。
现在就看李济深的态度了。
民革主席李济深是个深沉稳重的人。
李济深原本军人出身。黄埔军校创立时，孙中山本来选中粤军名将李济深负责，后来又改由蒋介石担任校长，李济深则任教育长。北伐军中，蒋介石任总司令，李济深任总参谋长。从北伐到抗战，李济深数次担任蒋介石的副手，也数次举旗反蒋。国民党内，公认李济深是屈指可数的谋略家。可是，在政界，李济深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反蒋派的色彩似乎比民主派的色彩更重。
李济深十分重视吸取国民党压制民主的教训，他说：“中共‘五一口号’坚持党派协商、联合政府，足见共产党不搞一党专政之诚意。本党同志应深刻反省，站到民主阵营中来。”
与会12人当即商定，立即联名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1948年5月5日，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李济深等12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毛泽东电与向全国的通电，同时发表。
一呼百应！
一时间，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纷纷通电响应。
北来南往，“五一口号”在海内外引起轰动。
5月2日，中共中央电示上海局，明确指出：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商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同时还强调：必须由参加会议的每一个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周恩来开出29人名单：“拟邀请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史良、邓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沈雁冰）、马叙伦、章乃器、张炯伯、陈嘉庚、简玉阶、施复亮、黄炎培、张澜、罗隆基、张东荪、许德珩、吴晗、曾昭抡、符定一、雷洁琼及其他民主人士前来解放区参加协商。”
5月7日，中共中央又电示华南分局，布置筹备政协会议。
在国际上，美苏在中国问题上出现合作迹象，还给士气不振的国民党带来希望。担忧蒋介石的独裁无能领导会使国民党亡党亡国的张治中说：“运用美苏关系解决国共问题，无疑于漫漫长夜中透出一线曙光！”
反对国民党的民主人士看到世界两强如此倾向，不禁又担心中共的前途。国民党走向衰亡，共产党难以兴盛，那么，就只有找第三条路了……
香港有些人酝酿：给美国总统上书，要杜鲁门支持中国的“第三势力”！
有了这些幻想，还会积极投入共产党倡议的新政协吗？
潘汉年和香港的民主党派朋友，此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论战上。
马叙伦、邓初民、侯外庐、曾昭抡、翦伯赞等人在报纸上笔谈：“假如说中间路线在1946年还只是错误的幻想，而1947年已破产的话，那么1948年的今天，它简直变成反动阴谋的护符了。”
各民主党派也纷纷表态：在反民主的独裁统治与民主统一战线之间，没有第三道路。凡是希望新政协成功者，不独不应有第三条道路的幻想，而且应该起来揭露这种第三条道路的阴谋。
一次次政治事件、一场场政治运动，使中国各地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走到一起，共同走向新政协之路……
1948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复电香港李济深等12人并转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电文提出，为了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有共同协商的必要，电文还就政协会议的组织事项征求意见。
同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上海局、香港分局并告吴克坚、潘汉年电：中央将于新华社广播各民主党派来电及毛主席复电，要求这次应正式向民主党派征询意见，并将征询推广到上海、南洋的民主人士中，欢迎他们来解放区商谈和进行准备工作。
身居西柏坡的周恩来，似乎摸到远方人们的心绪，电文指示：“与李济深、冯玉祥、章伯钧、谭平山及其他中间派反蒋分子保持密切联系，尊重他们，多对他们做诚恳的解释工作；争取他们，不使他们跑入美帝国主义圈套里去，是为至要。”
周恩来当即着手新政协的准备工作。
毛泽东的时间表
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西柏坡召开。这是中共领导人自延安分别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相聚，史称“九月会议”。
九月会议，是撤出延安以来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是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中央全会选出的13名政治局委员中，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真、董必武七人出席，列席的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有邓小平、陈毅、贺龙、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薄一波、曾山、邓颖超、滕代远、饶漱石、廖承志、陈伯达、刘澜涛14人，以及李维汉、杨尚昆等重要工作人员10人，除了西北的彭德怀等、东北的林彪等，各大战略区的领导人会聚中央。一个决策性会议，在西柏坡中央机关的小食堂召开。
金秋9月是个收获的季节，半年前毛泽东的预言正在落下果实。
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中共已经“上坡”、“到顶”。解放军总兵力已从127万上升到280万，与国军的比例从1：3.37上升到1：1.3；解放区面积占国土的25％，城市占全国的29％，人口占全国的35.3％，三分天下有其一。再加上解放军攻势正猛，毛泽东五年胜利的预期，已从可能性变成确定性。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以前是宣传口号，现在是议事日程。
毛泽东重申五年胜利目标：
军事上，部署长江以北的秋季攻势，准备战略决战。
政治上，第一次提出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取代原来的“工农民主专政”；将新政权的阶级性解释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要打倒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个思想，后来被形象地概括为“四个阶级联合”，“推翻三座大山”。
九月会议决定：“准备在1949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爱国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将建立中央政权摆上日程，九月会议，就是夺取全国胜利的准备会议。
中共高层在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都取得一致，实施着毛泽东的时间表……
新政协增添建国使命
协商！进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立即开始关于新政协筹备的协商讨论。
到达华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越来越多。东北那边，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也捧着丈夫的骨灰，穿越苏联大地来到哈尔滨。
组织他们协商讨论的是中共中央统战部。1948年9月，中共中央城工部改为中共中央统战部，由李维汉任部长。统战部与到达李家庄的民主人士符定一、周建人等协商，提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中共中央把这份文件转到东北局，请已在哈尔滨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朱学范会谈讨论。同时还把这份草案转给香港分局，请民革李济深、何香凝，民盟周新民，民进马叙伦，致公党陈其尤，救国会李章达、沈志远，农工民主党彭泽民，民建章乃器、孙起孟，无党派人士郭沫若11人讨论。
关于参加新政协的范围，大家认为，新政协同旧政协根本不同，就此商定：“即在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派及反动分子必须除外，而由反美、反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的民主人士组成，也要邀请少数右派而不是公开反动的分子参加。”
这样，参加国大的民社党、青年党等就被排除在外。但是，对于中华职业教育社、民社党革新派等党派组织能否参加，就有争论。
吸取新的意见，中共中央于11月3日提出：新政协“应多邀请一些尚能与我们合作的中间人士，甚至个别中间偏右者，乃至本来与反动统治阶级有瓜葛，而现在仍可能拥护联合政府的人，以扩大统一战线”。
经过多次电报往返，三地民主党派人士与中共达成共识：新政协筹备会由中共与赞同“五一口号”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等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新政协筹备会的任务为负责邀请各方代表、起草文件、召集正式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由中共起草，经各方同意后，俟开会时正式通过；筹备会会址设在哈尔滨。
其中有一条重要补充：“此外再有增加单位的提议，可随时协商，在筹备会中正式决定。”
这就为后来者留了门。
哈尔滨的民主人士还提出：出席团体应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平津教授”应改为“全国教授”，目前主要由平津教授参加，待南方解放后邀请南方教授参加；“南洋华侨民主人士”应改为“海外华侨民主人士”，其代表可以响应“五一口号”最早的南洋华侨为主……
各方人士达成协议：新政协参加单位由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区域、人民解放军各单位等共计38个单位组成，拟在1949年召开。
最后，大家还赋予新政协一个新的使命：制定共同纲领与建立中央人民政府。
原来，“五一口号”为新政协规定的任务是：“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就是说，新政协召集人大会议后，即完成自己的使命，而后再由人大建立政府。
目前的方案，则把建立政府的任务，由人大转交政协。
按照中共原来设计的民主进程，建国任务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完成。但是，召开全国人大的前提是全民普选。显然，这是在战争状态中无法进行的工作。
国内战局正处于决战阶段，急需建立中央政权以打掉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出于现实考虑，东北的一些民主人士建议：由政协代行人大职责。
11月3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高岗、李富春电：“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径由新政协会议产生。”
这样，新政协就要代行人大职责，协商建国。
（摘编自《协商共和：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