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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美国一贯的方式,病人有绝对的知情权。医生并不是冷冰冰地处理问题,而是对病人充满感情……
我是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去美国学习,除了专业上的进修,还带着另一个问题。我们国内的医生实践能力很强,可是医患矛盾还是时有发生,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中国医生真的做得不够好吗,还是沟通模式上的问题?我很想到美国看看,取取经。
麻省总医院的医生几乎都不穿工作服,他们穿着便装接待病人,而接待的方式完全是朋友式的。他们和病人交谈,一般都能保持二三十分钟,即使是一位慢性病病人,只是定期来拿药,医生也会和他聊上很久,说一说对前期治疗的评估,再预估一下后续的治疗。医生和病人采用的是商谈的方式,完全是平等的,医生说完,还会问:你还有问题要问我吗?这种交谈是为了让病人对于自己的病情以及治疗有全面的了解。
美国也有医患矛盾,不过概率很小,从观察到的情况来看,我觉得,作为医生,我们可以做得更多。
有一次,我跟着一位医生去查房。病房里有一位白血病患者,五十多岁的男性。他在接受化疗,由于免疫力下降引发感染,还出现感染性休克,活动能力下降了,在床上只能保持一个体位,不能翻身,眼神也无法朝上看。医生走到他旁边,为了和他有目光交流,很自然地跪在他面前和他进行交流。我当时看到这个动作非常震惊,而对那个医生来说,好像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他们交流了二十多分钟,然后他站起来,走向另一个病人。
还有一次,一名四十多岁的男性被确诊查出携带HIV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即艾滋病病毒,是造成人类免疫系统缺陷的一种病毒)。这名男子因为莫名发烧而住院检查,当医生告诉他这个结果的时候,这个健壮得像棒球运动员一样的男人一下子哭得像个孩子一样。两名女医生见状,马上自然地握住他的手,不住地安慰着他,甚至还把脆弱的他搂在怀里。这名男子大概哭了二十分钟,美国医生就一直那样让他倚靠着,等到他心情稍微缓和一点的时候,她们才离开。可刚走开两步,病人又一下子哭了起来,女医生马上再转回去安抚他。
女医生情感细腻,男医生同样如此。一天,一个病人的病理结果出来了,是淋巴瘤。我看到医生在病房门口走来走去,踌躇不定,一脸吃不准的样子。我有点好奇,问他:结果不是明确出来了吗?他说,是啊,就是因为明确了,我不知道如何对病人说。后来,他把患者的家人叫出来,征询他们的意见,他说:“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要宣布,谁来听这个消息?”家人们说:我们没有决定权,只有病人才有资格听。其实,这就是美国一贯的方式,病人有绝对的知情权。只是在这个一切以制度为先的国度,医生还是会有一些困惑和踌躇,医生并不是冷冰冰地处理问题,而是对病人充满感情。
三个月的培訓很快就会结束,回国之后,我的改变应该从把看病的节奏放得更慢一点开始。这是我能控制的,我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细小的改变让病人更满意。
我是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去美国学习,除了专业上的进修,还带着另一个问题。我们国内的医生实践能力很强,可是医患矛盾还是时有发生,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中国医生真的做得不够好吗,还是沟通模式上的问题?我很想到美国看看,取取经。
麻省总医院的医生几乎都不穿工作服,他们穿着便装接待病人,而接待的方式完全是朋友式的。他们和病人交谈,一般都能保持二三十分钟,即使是一位慢性病病人,只是定期来拿药,医生也会和他聊上很久,说一说对前期治疗的评估,再预估一下后续的治疗。医生和病人采用的是商谈的方式,完全是平等的,医生说完,还会问:你还有问题要问我吗?这种交谈是为了让病人对于自己的病情以及治疗有全面的了解。
美国也有医患矛盾,不过概率很小,从观察到的情况来看,我觉得,作为医生,我们可以做得更多。
有一次,我跟着一位医生去查房。病房里有一位白血病患者,五十多岁的男性。他在接受化疗,由于免疫力下降引发感染,还出现感染性休克,活动能力下降了,在床上只能保持一个体位,不能翻身,眼神也无法朝上看。医生走到他旁边,为了和他有目光交流,很自然地跪在他面前和他进行交流。我当时看到这个动作非常震惊,而对那个医生来说,好像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他们交流了二十多分钟,然后他站起来,走向另一个病人。
还有一次,一名四十多岁的男性被确诊查出携带HIV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即艾滋病病毒,是造成人类免疫系统缺陷的一种病毒)。这名男子因为莫名发烧而住院检查,当医生告诉他这个结果的时候,这个健壮得像棒球运动员一样的男人一下子哭得像个孩子一样。两名女医生见状,马上自然地握住他的手,不住地安慰着他,甚至还把脆弱的他搂在怀里。这名男子大概哭了二十分钟,美国医生就一直那样让他倚靠着,等到他心情稍微缓和一点的时候,她们才离开。可刚走开两步,病人又一下子哭了起来,女医生马上再转回去安抚他。
女医生情感细腻,男医生同样如此。一天,一个病人的病理结果出来了,是淋巴瘤。我看到医生在病房门口走来走去,踌躇不定,一脸吃不准的样子。我有点好奇,问他:结果不是明确出来了吗?他说,是啊,就是因为明确了,我不知道如何对病人说。后来,他把患者的家人叫出来,征询他们的意见,他说:“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要宣布,谁来听这个消息?”家人们说:我们没有决定权,只有病人才有资格听。其实,这就是美国一贯的方式,病人有绝对的知情权。只是在这个一切以制度为先的国度,医生还是会有一些困惑和踌躇,医生并不是冷冰冰地处理问题,而是对病人充满感情。
三个月的培訓很快就会结束,回国之后,我的改变应该从把看病的节奏放得更慢一点开始。这是我能控制的,我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细小的改变让病人更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