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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经济学家们的关注点则并不限于经济总量“翻几番”，也不限于财政收入、进出口总额以及外汇储备的显著增加，甚至也不限于中国在世界经济竞争力排行榜上的位次上升，而是更加重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为人类贡献的极具特点的发展模式。不久前，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来皖公务，笔者与先生漏夜长谈，正好向先生请教了这一问题。
宋宏：非常荣幸又有机会向老师请教。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是世界经济学界都非常关注的研究课题，记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来华访问时曾提出，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一个有望得到诺贝尔奖的选题。您最近发表了《中国发展模式论纲》，我拜读后深受教益。这次是否就请您谈谈这个问题？
常修泽：见到朋友很高兴，我们一起来讨论吧。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很值得总结，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更值得研究，我觉得研究中国发展模式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前不久有个电视片《大国的崛起》，说明了人类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发展模式是可以多样化的，这是一种“历史的多样性”。有中国特点的发展模式是人类文明多样性中的一种。
所谓“中国发展模式”，是指从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点出发，立足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为目标，充分挖掘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巨大潜力，注重发挥人力资源丰富和市场广阔等优势，着力推进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四位一体”的发展，即以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为重点的经济发展，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发展，以降低能耗和保护环境为重点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以及以改善人的物质精神生活和参与政治生活为重点的人的自身发展，努力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而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中国的贡献。
宋宏：任何发展模式的形成总是由某种理念为指导的。中国发展到今天，显然不能再以“穷则思变”的冲动来指导未来发展，而应当有科学的先进的理念做为基础。
常修泽：是的。综观二战以后人类发展理念的演变，大体可以看出一个基本的脉络：一开始都强调经济总量的增长，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到了五六十年代随着社会矛盾的突出，人类发展增添了对“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的关注；继而到了七八十年代，随着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的增大，又增添了“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八十年代后，随着人权保障的兴起，人类发展又增添了更多的“人文关怀”，“幸福指数”、“人类发展指数”应运而生并受到普遍关注。60余年来，由“物”到“人”，由经济发展到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人自身的发展，这是当代世界人類文明发展的总体趋势。现在中国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发展理念，其基本内涵是在以人为本的宗旨之下，实现“四位一体”的发展，即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当代社会人类发展理念与科学发展观之间是“内在相通”的。科学发展观的贡献，并不在于超越人类共同发展理念，“原创”一套新的发展理论体系，而在于结合中国自己的国情，借鉴国外发展经验，为寻求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发展道路提供指针和战略思想。
宋宏：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下展开的，到本世纪中叶，这个国情基本的阶段性特征仍然存在，这构成了中国发展模式的历史背景。
常修泽：这正是中国发展模式的历史和逻辑起点。中国是在五个“起点特征”的基础上推进现代化事业的：第一，中国是一个经济不发达且发展不平衡，特别是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显著的国家。第二，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尤其是农村人口占很大比重，而且自然资源禀赋并不丰裕、环境承载能力也不够宽松的国家。第三，中国是一个经历过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又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充分洗礼，民主传统比较薄弱的国家。第四，中国曾经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现在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需要“攻坚”的国家。第五，中国曾经是一个长期闭关锁国，改革开放以后才“睁开眼睛看世界”，正在寻求与世界“亲和”的国家。同时具备以上五方面特征的国家，在当今世界比较罕见。
强调“初级阶段”，意义极其重要。主要有四点：其一，凝聚发展共识。科学发展，第一是发展。必须老老实实承认现阶段的根本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发展生产力，既是现在的当务之急，更是中国的长远大计。中国不仅有北京、上海的高楼大厦，还有西部的缺医少药、缺水缺电。解决中国的全部问题，根本还是要靠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之所以能在公共事业、社会发展方面多一些投入，根本还在于近年来每年30%左右的财税增长。其二，自觉融入科学的发展理念。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不是一个好看的GDP数字，而是增加百姓的福祉，即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注意发展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在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同时，逐步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其三，避免形成超越阶段的浮躁氛围，一方面要避免面对既有发展成绩沾沾自喜，在实际工作中急于求成，制定不切实际的发展规划；另一方面是在目前公共服务、公共品供给不充分的背景下，要切实把握科学的、合理的“度”，公共服务均等化“横向上范围要适中，纵向上标准要适度”，“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也还有一个“由低向高”逐步推开的过程。其四，让世界更了解中国，营造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对于世界了解中国、理解中国，从而营造一个良性的外部发展环境是十分重要的。
宋宏：我最近写了篇短文，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同于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因为当代经济全球化把许多已经实现现代化的时代矛盾和问题提前摆在中国面前，使我们解决矛盾和问题的难度与方式大大不同于当时处在现代化过程的先发国家，这是中国发展模式的特殊性所在。
常修泽：的确如此。比如中国面临的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成为未来发展的首要“瓶颈”。资源特别是能源短缺严重，这一点就是先发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没有遇到的。中国的资源远不如同为“金砖四国”中的俄罗斯，也不如其中的巴西，大体与印度相仿，特别是石油的问题是我们的一个瓶颈。环境问题成为中国下一阶段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潜在因素之一。以2007年几起环境事件为标志，环境问题已酿成让老百姓喝不上水、决策者睡不着觉的重大社会问题，并引发对一些地区“进入小康社会”的反思。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自然生态问题，而是一个集自然、经济、社会、制度等诸多问题于一体的复杂体系。再如全球化格局中的中国金融市场风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银行不良资产存在；二是资本项目进一步开放可能带来的风险；三是人民币升值背景下流动性过剩和资产价格膨胀，给宏观政策操作和外汇管理带来挑战。从长远看，要特别注意防止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一旦爆发，可能会引发经济、社会甚至政治方面的连锁反应。
除了当代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新的矛盾和问题外，还有自身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如何防止差距进一步扩大是重大的战略问题。这方面主要盯住三个问题：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问题。2002-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61%，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年累计增长只有33.2%，只相当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的54%。2006和2007年，虽然政府采取一些措施，但二者差距尚未收敛，反呈进一步扩大之势。二是贫困人口问题：按693元绝对贫困人口的标准，2006年末农村贫困人口2148万人。按958元的标准，农村低收入人口5700万人。可见解决贫困问题的任务仍十分艰巨。三是农村的公共服务资源严重不足问题。今后几年需着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防止农村发生“问题”。
再如，中国还面临严重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以2006年为例，东部10省市面积占全国的9.5%，人口占全国的35.68%，而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GDP的55.57%；中部6省面积占全国10.7%，人口占全国26.82%，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GDP的18.72%；西部12省、区、市，面积占全国71.5%，人口占全国27.51%，地区生产总值只占全国GDP的17.12%；东北3省面积占全国8.2%，人口占全国8.23%，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GDP的8.59%。从趋势看，要遏止这种区域不平衡状况进一步加剧的态势。从中国大格局考虑，要防止因地区发展不平衡而发生新的“板块碰撞”问题。
又如，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问题，是当前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未来10年能否打破“体制性瓶颈”，是一个考验。
宋宏：从内外因素考察，中国未来发展及其模式就不能不具有中国特色了，也即是在解决既包括普遍性又极具特殊性的各种问题的进程中形成中国模式。
常修泽：对于当代中国而言，要完成现代化目标，关键在于“发展方式的转变”，但发展方式的“转变”有三重涵义：第一是窄方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就是由“粗放型”转“集约型”。迄今为止，中国经济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要素价格扭曲下的低廉（主要是劳动、资本、土地、能源等）+政府导向、扶持（招商引资）——吸引外商投资，形成出口加工基地——粗放型的外向拉动。第二是中方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包括：（1）经济增长问题，不仅有增长速度，而且特别包含质量和效益；（2）经济结构问题，包括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内外结构等；（3）经济体制问题，包括企业、市场、宏观、分配、社保等体制；（4）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问题，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等。第三是宽方式：“总体发展方式转变”。由单一经济发展，向“四位一体”的发展拓展，即：（1）经济发展；（2）社会发展；（3）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4）人自身的全面发展。核心是由“物”转变为“人”，提高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这是一个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发展方式转变问题。
宋宏：您分析这三种方式很有意思，那么您认为应该如何选择呢？
常修泽：原来提出的“窄方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没有完成，新的“中方式”的经济发展方式和更大范围“宽方式”的总体发展方式转换又提出。不发达经济阶段的问题（如几千万贫困人口等）没有解决，发达阶段的问题（如老龄化等）又来临。中国的特殊问题（如人口问题、二元经济结构等）尚未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如环境可持续、“人类发展指数”等）又涌来。中国未来面临来自多方面的转换压力。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扎扎实实地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这应成为新阶段中国现代化的新内涵，也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五大支点。
首先，推进中国“后发优势”的新型工业化。工业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最重要的支点，它不仅表现为工业在国民收入和就业结构中比重的上升过程，还意味着工业生产方式和观念渗透到全部经济领域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抓紧工业化建设。30年经济的迅猛发展，主要依靠的动力是工业化。尤其是最近几年，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持续高于GDP增长速度。可以说，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加速期，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
中国工业化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经过积累，中国基本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发达国家用很长时间才完成的工业化过程。但中国巨大的人口压力和资源约束，以及丧失前工业化国家“危机转嫁”的条件，使中国的工业化必须探索新路。一方面，基于中国制造能力较强和劳动力丰沛的特点，着力推进制造业发展。另一方面，利用在世界“第二次现代化”亦即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化的历史机遇，将工业化和信息化结合起来，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最终推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
其次，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立体网络型”城镇化。城市化在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根据基本国情，中国城镇化走的是一条协调发展的道路，即以大城市为中心、中等城市为骨干、小城市及小城镇为基础，以大带小，协调并举，构筑一个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立体网络。
采取区域布局“差别化”的城镇化方略也是一个明显特点。中国的东部重点是丰富城镇内涵、提高城镇化质量，形成有生命力的城镇带、都市圈、大城市连绵区；中部重点是大力发展中等城市和大城市，结合能源基地、物流中心建设，每个省份扶持3～4个区域性中心城市，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西部则控制小城镇无序发展，优先发展大城市，有重点发展中等城市，将超出环境承载容量的人口向区内大中城市和东部沿海迁移。下一步为实现城镇化目标，应打破城乡分割，促使城镇化从政府推动型向市场引导型转化。首先，打破城乡人口管理二元体制，改革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其次，改革城乡管理体制，为简政放权、改进政府管理方式创造条件。
其三，推进中国全方位的市场化进程。目前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也遇到了如何继续深化的难题：国内方面，要素市场市场化程度还较低，企业、政府以及其他相关方面等适应市场化的程度还有距离，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各种体制性、机制性障礙依然存在，行业垄断、地区封锁、行政壁垒等仍在妨碍公平竞争和商品要素的自由流动，社会信用体系缺失，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仍有待建立；国际方面，进入全球市场遭遇到国际既得利益集团较大的阻碍。认识到中国在市场化的差距，需要加快经济市场化进程，大力消除影响经济活动的各种体制性和制度性障碍，尽快建立统一开放的国内市场，并实现国内市场与全球市场的对接。
其四，以全球思维推进国际化，并以独立自主的大国姿态参与全球化。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力提高，应成为今后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着力点。决策层和执行层应该比过去更具备全球视野，更具备全球思维，更加主动吸纳整合全球资源。在经济全球化潮流正在大规模深化之历史时刻，如果对外开放意识没有建立在全球思维基础上，不但有可能失去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的战略机遇，而且也可能变成一种“被动防御型”的对外开放局面，就谈不上主动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独立自主的大国“市场经济”，这种属性决定了中国既要“融入”全球化，又不能消极地对待游戏规则。中国有句古话：“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不能只被动地当“树”，也要主动地当“风”，用实力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
中国的发展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因此，要注意把握好“三外”（外贸、外资、外汇）与“三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关系，要特别注意两个系统之间的协调度。以近五年实际状况来分析，国内“三化”的进展滞后于“三外”的发展，在国际上达到的水平还比较低，特别是国内的体制改革尚未完全跟上对外开放的步伐，两条腿之间有不够平衡之处。
其五，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转轨仍是体制改革的“重头戏”。一是市场化改革从商品市场向要素市场推进，突出的是资本市场，其他如劳动力、科技、土地等其他要素市场，也应在更大的范围内推进；二是所有制改革从竞争性领域向垄断性行业延伸。三是积极推进相关领域的配套改革。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应防止出现改革决策和操作被利益集团主导的局面。注意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改革，增强改革的协调性和科学性。
中国的“四位一体”发展是在“体制转轨”的大背景下展开的，这种体制转轨不仅是经济转轨，而且包括政治、社会和文化体制转轨。发展转型与体制转轨，两个“转”字要结合。中国除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以外，还应推进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先进文化为目标的文化体制改革，以和谐社会为目标的社会体制改革。四个方面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在人的发展和民主价值上，“四位一体”的发展与“四位一体”的改革找到“最佳交叉点”。对于一个传统体制和文化根深蒂固的国家来说，这种“四位一体”的改革关系国之命脉。
现在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几个方面的改革并不协调。其中，尤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创新为难点。下一步改革要用“两只眼睛”看问题：“第一只眼睛”，瞄准已确定的改革目标，按照改革的基本目标来“改革旧体制”；“第二只眼睛”，瞄准中国社会已出现或即将出现的新情况，根据新情况“创造新体制”（如建立环境产权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民主参与等）；同时，留意改革进程，防止旧体制的某些东西在新形势下的可能回潮。
宋宏：中国发展模式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里实际包括两个问题，一是共享什么，二是如何共享？对此您是怎样看的？
常修泽：提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好的，但不能仅仅让人民“共享”单个方面的成果。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当前主要表现为人民群众对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求的迅速上升与政府供给不足、且配置失衡的矛盾。这几年在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领域上的改善速度与人民群众要求是不同步的，老百姓很不满意。需要加大公共服务，特别是加强这些领域的改革。但是不能简单地认为，解决公民“共享”问题，只要在事业发展就够了。
应提高全体人民“共享”四个方面的成果：第一，共享改革发展的物质成果，以适应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第二，共享改革发展的文化成果，以适应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要。第三，共享改革发展的社会成果，满足人民对于公共服务方面的需要。第四，共享改革发展的政治成果，特别是在四个权利，即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方面，让老百姓能够参与到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去。
宋宏：您提出可持续发展要注重环境产权，并提出建立环境产权制度，这在学界反响很大。我想，这也应该是您所说的“中国发展模式”的题中应有之义。
常修泽：是的。推进可持续发展要以资源环境为重点。中国GDP虽已超20萬亿元，但环境损失严重。2006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环境损失5118亿元（2004），占GDP的3.05%，应扣未扣；再如，资源成本低廉和过度耗费也很严重。资源企业成本严重缺陷,像矿业权有偿取得成本、矿区生态修复成本等未完全体现，仅矿产一项估计总额约3000——6000亿元，这部分成本不当地转化为GDP。这两方面的“应扣未扣”使得GDP存在一定失真成分。
在环境问题的复杂体系中，牵涉到深刻的产权关系。基于此，应从深层次建立完整的制度。我建议建立的“环境产权制度”，即是寻求的制度之一。
除建立“环境产权制度”外，同时需建立“环安健”机制。所谓“环安健”机制，即环境、安全、健康。这是当今世界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应对新挑战、强化社会责任的集中体现，是国际上正在强化的一种机制。面对这一新形势，中国自上到下需强化“环安健”机制。一方面，在宏观层面强化环保、安监、质检、药食监等机构的监管力度，另一方面，在企业层面，切实寻求企业竞争力与“环安健”机制的统一。
宋宏：您谈的内容非常丰富，见解也非常深刻，于我真是上了一堂课。最后请您展望一下“中国发展模式”，好吗？
常修泽：从1978年到2020年，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将会取得历史性的阶段成果。按照中共十七大部署，待目标实现之时，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的国家。”以上“五个成为”，既是全面小康社会的远景，也是中国特点发展模式成效的主要表现。届时，中国的发展就能立于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潮头，中国将会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及其多样性做出自己的贡献。
(责编：郑钊)
宋宏：非常荣幸又有机会向老师请教。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是世界经济学界都非常关注的研究课题，记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来华访问时曾提出，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一个有望得到诺贝尔奖的选题。您最近发表了《中国发展模式论纲》，我拜读后深受教益。这次是否就请您谈谈这个问题？
常修泽：见到朋友很高兴，我们一起来讨论吧。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很值得总结，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更值得研究，我觉得研究中国发展模式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前不久有个电视片《大国的崛起》，说明了人类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发展模式是可以多样化的，这是一种“历史的多样性”。有中国特点的发展模式是人类文明多样性中的一种。
所谓“中国发展模式”，是指从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点出发，立足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为目标，充分挖掘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巨大潜力，注重发挥人力资源丰富和市场广阔等优势，着力推进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四位一体”的发展，即以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为重点的经济发展，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发展，以降低能耗和保护环境为重点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以及以改善人的物质精神生活和参与政治生活为重点的人的自身发展，努力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而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中国的贡献。
宋宏：任何发展模式的形成总是由某种理念为指导的。中国发展到今天，显然不能再以“穷则思变”的冲动来指导未来发展，而应当有科学的先进的理念做为基础。
常修泽：是的。综观二战以后人类发展理念的演变，大体可以看出一个基本的脉络：一开始都强调经济总量的增长，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到了五六十年代随着社会矛盾的突出，人类发展增添了对“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的关注；继而到了七八十年代，随着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的增大，又增添了“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八十年代后，随着人权保障的兴起，人类发展又增添了更多的“人文关怀”，“幸福指数”、“人类发展指数”应运而生并受到普遍关注。60余年来，由“物”到“人”，由经济发展到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人自身的发展，这是当代世界人類文明发展的总体趋势。现在中国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发展理念，其基本内涵是在以人为本的宗旨之下，实现“四位一体”的发展，即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当代社会人类发展理念与科学发展观之间是“内在相通”的。科学发展观的贡献，并不在于超越人类共同发展理念，“原创”一套新的发展理论体系，而在于结合中国自己的国情，借鉴国外发展经验，为寻求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发展道路提供指针和战略思想。
宋宏：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下展开的，到本世纪中叶，这个国情基本的阶段性特征仍然存在，这构成了中国发展模式的历史背景。
常修泽：这正是中国发展模式的历史和逻辑起点。中国是在五个“起点特征”的基础上推进现代化事业的：第一，中国是一个经济不发达且发展不平衡，特别是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显著的国家。第二，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尤其是农村人口占很大比重，而且自然资源禀赋并不丰裕、环境承载能力也不够宽松的国家。第三，中国是一个经历过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又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充分洗礼，民主传统比较薄弱的国家。第四，中国曾经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现在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需要“攻坚”的国家。第五，中国曾经是一个长期闭关锁国，改革开放以后才“睁开眼睛看世界”，正在寻求与世界“亲和”的国家。同时具备以上五方面特征的国家，在当今世界比较罕见。
强调“初级阶段”，意义极其重要。主要有四点：其一，凝聚发展共识。科学发展，第一是发展。必须老老实实承认现阶段的根本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发展生产力，既是现在的当务之急，更是中国的长远大计。中国不仅有北京、上海的高楼大厦，还有西部的缺医少药、缺水缺电。解决中国的全部问题，根本还是要靠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之所以能在公共事业、社会发展方面多一些投入，根本还在于近年来每年30%左右的财税增长。其二，自觉融入科学的发展理念。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不是一个好看的GDP数字，而是增加百姓的福祉，即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注意发展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在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同时，逐步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其三，避免形成超越阶段的浮躁氛围，一方面要避免面对既有发展成绩沾沾自喜，在实际工作中急于求成，制定不切实际的发展规划；另一方面是在目前公共服务、公共品供给不充分的背景下，要切实把握科学的、合理的“度”，公共服务均等化“横向上范围要适中，纵向上标准要适度”，“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也还有一个“由低向高”逐步推开的过程。其四，让世界更了解中国，营造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对于世界了解中国、理解中国，从而营造一个良性的外部发展环境是十分重要的。
宋宏：我最近写了篇短文，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同于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因为当代经济全球化把许多已经实现现代化的时代矛盾和问题提前摆在中国面前，使我们解决矛盾和问题的难度与方式大大不同于当时处在现代化过程的先发国家，这是中国发展模式的特殊性所在。
常修泽：的确如此。比如中国面临的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成为未来发展的首要“瓶颈”。资源特别是能源短缺严重，这一点就是先发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没有遇到的。中国的资源远不如同为“金砖四国”中的俄罗斯，也不如其中的巴西，大体与印度相仿，特别是石油的问题是我们的一个瓶颈。环境问题成为中国下一阶段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潜在因素之一。以2007年几起环境事件为标志，环境问题已酿成让老百姓喝不上水、决策者睡不着觉的重大社会问题，并引发对一些地区“进入小康社会”的反思。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自然生态问题，而是一个集自然、经济、社会、制度等诸多问题于一体的复杂体系。再如全球化格局中的中国金融市场风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银行不良资产存在；二是资本项目进一步开放可能带来的风险；三是人民币升值背景下流动性过剩和资产价格膨胀，给宏观政策操作和外汇管理带来挑战。从长远看，要特别注意防止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一旦爆发，可能会引发经济、社会甚至政治方面的连锁反应。
除了当代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新的矛盾和问题外，还有自身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如何防止差距进一步扩大是重大的战略问题。这方面主要盯住三个问题：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问题。2002-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61%，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年累计增长只有33.2%，只相当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的54%。2006和2007年，虽然政府采取一些措施，但二者差距尚未收敛，反呈进一步扩大之势。二是贫困人口问题：按693元绝对贫困人口的标准，2006年末农村贫困人口2148万人。按958元的标准，农村低收入人口5700万人。可见解决贫困问题的任务仍十分艰巨。三是农村的公共服务资源严重不足问题。今后几年需着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防止农村发生“问题”。
再如，中国还面临严重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以2006年为例，东部10省市面积占全国的9.5%，人口占全国的35.68%，而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GDP的55.57%；中部6省面积占全国10.7%，人口占全国26.82%，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GDP的18.72%；西部12省、区、市，面积占全国71.5%，人口占全国27.51%，地区生产总值只占全国GDP的17.12%；东北3省面积占全国8.2%，人口占全国8.23%，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GDP的8.59%。从趋势看，要遏止这种区域不平衡状况进一步加剧的态势。从中国大格局考虑，要防止因地区发展不平衡而发生新的“板块碰撞”问题。
又如，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问题，是当前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未来10年能否打破“体制性瓶颈”，是一个考验。
宋宏：从内外因素考察，中国未来发展及其模式就不能不具有中国特色了，也即是在解决既包括普遍性又极具特殊性的各种问题的进程中形成中国模式。
常修泽：对于当代中国而言，要完成现代化目标，关键在于“发展方式的转变”，但发展方式的“转变”有三重涵义：第一是窄方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就是由“粗放型”转“集约型”。迄今为止，中国经济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要素价格扭曲下的低廉（主要是劳动、资本、土地、能源等）+政府导向、扶持（招商引资）——吸引外商投资，形成出口加工基地——粗放型的外向拉动。第二是中方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包括：（1）经济增长问题，不仅有增长速度，而且特别包含质量和效益；（2）经济结构问题，包括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内外结构等；（3）经济体制问题，包括企业、市场、宏观、分配、社保等体制；（4）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问题，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等。第三是宽方式：“总体发展方式转变”。由单一经济发展，向“四位一体”的发展拓展，即：（1）经济发展；（2）社会发展；（3）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4）人自身的全面发展。核心是由“物”转变为“人”，提高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这是一个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发展方式转变问题。
宋宏：您分析这三种方式很有意思，那么您认为应该如何选择呢？
常修泽：原来提出的“窄方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没有完成，新的“中方式”的经济发展方式和更大范围“宽方式”的总体发展方式转换又提出。不发达经济阶段的问题（如几千万贫困人口等）没有解决，发达阶段的问题（如老龄化等）又来临。中国的特殊问题（如人口问题、二元经济结构等）尚未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如环境可持续、“人类发展指数”等）又涌来。中国未来面临来自多方面的转换压力。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扎扎实实地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这应成为新阶段中国现代化的新内涵，也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五大支点。
首先，推进中国“后发优势”的新型工业化。工业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最重要的支点，它不仅表现为工业在国民收入和就业结构中比重的上升过程，还意味着工业生产方式和观念渗透到全部经济领域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抓紧工业化建设。30年经济的迅猛发展，主要依靠的动力是工业化。尤其是最近几年，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持续高于GDP增长速度。可以说，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加速期，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
中国工业化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经过积累，中国基本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发达国家用很长时间才完成的工业化过程。但中国巨大的人口压力和资源约束，以及丧失前工业化国家“危机转嫁”的条件，使中国的工业化必须探索新路。一方面，基于中国制造能力较强和劳动力丰沛的特点，着力推进制造业发展。另一方面，利用在世界“第二次现代化”亦即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化的历史机遇，将工业化和信息化结合起来，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最终推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
其次，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立体网络型”城镇化。城市化在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根据基本国情，中国城镇化走的是一条协调发展的道路，即以大城市为中心、中等城市为骨干、小城市及小城镇为基础，以大带小，协调并举，构筑一个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立体网络。
采取区域布局“差别化”的城镇化方略也是一个明显特点。中国的东部重点是丰富城镇内涵、提高城镇化质量，形成有生命力的城镇带、都市圈、大城市连绵区；中部重点是大力发展中等城市和大城市，结合能源基地、物流中心建设，每个省份扶持3～4个区域性中心城市，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西部则控制小城镇无序发展，优先发展大城市，有重点发展中等城市，将超出环境承载容量的人口向区内大中城市和东部沿海迁移。下一步为实现城镇化目标，应打破城乡分割，促使城镇化从政府推动型向市场引导型转化。首先，打破城乡人口管理二元体制，改革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其次，改革城乡管理体制，为简政放权、改进政府管理方式创造条件。
其三，推进中国全方位的市场化进程。目前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也遇到了如何继续深化的难题：国内方面，要素市场市场化程度还较低，企业、政府以及其他相关方面等适应市场化的程度还有距离，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各种体制性、机制性障礙依然存在，行业垄断、地区封锁、行政壁垒等仍在妨碍公平竞争和商品要素的自由流动，社会信用体系缺失，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仍有待建立；国际方面，进入全球市场遭遇到国际既得利益集团较大的阻碍。认识到中国在市场化的差距，需要加快经济市场化进程，大力消除影响经济活动的各种体制性和制度性障碍，尽快建立统一开放的国内市场，并实现国内市场与全球市场的对接。
其四，以全球思维推进国际化，并以独立自主的大国姿态参与全球化。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力提高，应成为今后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着力点。决策层和执行层应该比过去更具备全球视野，更具备全球思维，更加主动吸纳整合全球资源。在经济全球化潮流正在大规模深化之历史时刻，如果对外开放意识没有建立在全球思维基础上，不但有可能失去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的战略机遇，而且也可能变成一种“被动防御型”的对外开放局面，就谈不上主动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独立自主的大国“市场经济”，这种属性决定了中国既要“融入”全球化，又不能消极地对待游戏规则。中国有句古话：“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不能只被动地当“树”，也要主动地当“风”，用实力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
中国的发展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因此，要注意把握好“三外”（外贸、外资、外汇）与“三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关系，要特别注意两个系统之间的协调度。以近五年实际状况来分析，国内“三化”的进展滞后于“三外”的发展，在国际上达到的水平还比较低，特别是国内的体制改革尚未完全跟上对外开放的步伐，两条腿之间有不够平衡之处。
其五，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转轨仍是体制改革的“重头戏”。一是市场化改革从商品市场向要素市场推进，突出的是资本市场，其他如劳动力、科技、土地等其他要素市场，也应在更大的范围内推进；二是所有制改革从竞争性领域向垄断性行业延伸。三是积极推进相关领域的配套改革。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应防止出现改革决策和操作被利益集团主导的局面。注意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改革，增强改革的协调性和科学性。
中国的“四位一体”发展是在“体制转轨”的大背景下展开的，这种体制转轨不仅是经济转轨，而且包括政治、社会和文化体制转轨。发展转型与体制转轨，两个“转”字要结合。中国除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以外，还应推进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先进文化为目标的文化体制改革，以和谐社会为目标的社会体制改革。四个方面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在人的发展和民主价值上，“四位一体”的发展与“四位一体”的改革找到“最佳交叉点”。对于一个传统体制和文化根深蒂固的国家来说，这种“四位一体”的改革关系国之命脉。
现在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几个方面的改革并不协调。其中，尤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创新为难点。下一步改革要用“两只眼睛”看问题：“第一只眼睛”，瞄准已确定的改革目标，按照改革的基本目标来“改革旧体制”；“第二只眼睛”，瞄准中国社会已出现或即将出现的新情况，根据新情况“创造新体制”（如建立环境产权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民主参与等）；同时，留意改革进程，防止旧体制的某些东西在新形势下的可能回潮。
宋宏：中国发展模式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里实际包括两个问题，一是共享什么，二是如何共享？对此您是怎样看的？
常修泽：提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好的，但不能仅仅让人民“共享”单个方面的成果。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当前主要表现为人民群众对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求的迅速上升与政府供给不足、且配置失衡的矛盾。这几年在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领域上的改善速度与人民群众要求是不同步的，老百姓很不满意。需要加大公共服务，特别是加强这些领域的改革。但是不能简单地认为，解决公民“共享”问题，只要在事业发展就够了。
应提高全体人民“共享”四个方面的成果：第一，共享改革发展的物质成果，以适应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第二，共享改革发展的文化成果，以适应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要。第三，共享改革发展的社会成果，满足人民对于公共服务方面的需要。第四，共享改革发展的政治成果，特别是在四个权利，即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方面，让老百姓能够参与到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去。
宋宏：您提出可持续发展要注重环境产权，并提出建立环境产权制度，这在学界反响很大。我想，这也应该是您所说的“中国发展模式”的题中应有之义。
常修泽：是的。推进可持续发展要以资源环境为重点。中国GDP虽已超20萬亿元，但环境损失严重。2006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环境损失5118亿元（2004），占GDP的3.05%，应扣未扣；再如，资源成本低廉和过度耗费也很严重。资源企业成本严重缺陷,像矿业权有偿取得成本、矿区生态修复成本等未完全体现，仅矿产一项估计总额约3000——6000亿元，这部分成本不当地转化为GDP。这两方面的“应扣未扣”使得GDP存在一定失真成分。
在环境问题的复杂体系中，牵涉到深刻的产权关系。基于此，应从深层次建立完整的制度。我建议建立的“环境产权制度”，即是寻求的制度之一。
除建立“环境产权制度”外，同时需建立“环安健”机制。所谓“环安健”机制，即环境、安全、健康。这是当今世界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应对新挑战、强化社会责任的集中体现，是国际上正在强化的一种机制。面对这一新形势，中国自上到下需强化“环安健”机制。一方面，在宏观层面强化环保、安监、质检、药食监等机构的监管力度，另一方面，在企业层面，切实寻求企业竞争力与“环安健”机制的统一。
宋宏：您谈的内容非常丰富，见解也非常深刻，于我真是上了一堂课。最后请您展望一下“中国发展模式”，好吗？
常修泽：从1978年到2020年，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将会取得历史性的阶段成果。按照中共十七大部署，待目标实现之时，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的国家。”以上“五个成为”，既是全面小康社会的远景，也是中国特点发展模式成效的主要表现。届时，中国的发展就能立于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潮头，中国将会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及其多样性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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