肚子的故事
　　我在下关读明德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正好赶上了上世纪 60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整天饿得头昏眼花。
　　国家供应的粮食不够，小城内外能吃的东西几乎都被吃光了，树叶、树皮、草根乃至一种名叫观音土的白泥。我至今还记得观音土的滋味，微涩，粘口，吃了拉不出来，给你的肠胃一种万物皆备于我的饱胀感。许多人就在这种幸福的饱胀感中默默地死去。
　　死的人骨瘦如柴，肚皮胀得像个半透明的气球，看得见里边的绿肠子，无声无息地躺在灿烂的阳光下。那时候小，不懂事，只当心他的肚皮会被晒爆，而不知道他已经失去生命。
　　可是活着的肚子总得填补。青杨、绿柳、芳草地早已不复存在，观音土又有前车之鉴，不敢再吃。家里条件好的，父母给一砣盐巴腋着藏着，上课时偷偷拿出来舔几下。我等家里经济政治条件均不好的，就去拣垃圾。
　　垃圾堆早已被人刨得底朝天，孩子们常常为抢夺半个梨核、一点发霉的馒头什么的，打得头破血流。
　　头破血流也不哭，一哭，嘴一张，嘴里的东西就被人抠去，塞进别人贪婪的嘴里了。
　　高小的学生胆子大，约我去煤炭公司偷煤，说好不要柴煤，要亮煤（无烟煤）。本人又瘦又小，从柴栅栏缝缝里钻进去，抱一砣又黑又亮回头就跑。出来用石头砸开，一人分一小块亮煤就嚼，嘎嘣嘎嘣，嗑芝麻糖似的，大家兴高采烈，牙好胃口好，吃嘛嘛香。
　　不过不能多吃，亮煤的效果跟观音土一样，吃多了拉不出来，而且满嘴乌黑，回家要被大人打的。
　　一天，班主任李国治老师说，报纸上登了，印度科学家已经研究出来，喝喝水啊晒晒太阳啊，光合作用可以在体内合成淀粉。于是，课间休息一到，师生们便顺墙根一溜儿排开晒太阳，一心想着肚子里能晒出个大馒头，而且边晒边用手指头按小腿肌肉，一按一个凹，半天起不来，煞是好玩。
　　我们就比谁的凹按得深，而且凹得长久。
　　我常常得第一，得第二的班主任老师大惊失色，也许出于某种嫉妒心理，他立马把我送进政府专门设立的抢救院。
　　抢救院在原先居民委员会的公共食堂，食堂早已停办，剩下三大空院。院里早已躺了一批极度营养不良的浮肿病人，老年人居多，在下可能是年龄最小的一位。
　　堂屋楼板上打两排地铺，男左女右，中间留一过道，便于医务人员来往。父母送来一床小棉毯，把我安置在两个白胡子老头之间。
　　这是我第一次“离家出走”，感觉到很新鲜，瞪着一双大眼看瓦缝间漏下的月光渐渐爬上烟熏火燎的黑墙，然后沉沉睡去。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左边躺着的白胡子老头已悄然无声。人们默默地注视着医务人员将他抬出门外。
　　那时候也怪，不管发生多大的灾难，老百姓都悄然无声。电影院里正在上映发生在本地的、大人们能想到的最浪漫的彩色电影——《五朵金花》，美丽的金花在唱“大理三月好风光，蝴蝶泉边好梳妆……”那歌声扎实好听，可蝴蝶泉边早已一片荒凉。
　　理想和现实的差别就这么大。
　　进了抢救院，可以免费吃康乐丸，早晚各一丸。康乐丸由米糠加蜜糖捻成，其实就是糠皮丸子，小枣般大小，不甚扎嘴，比树皮好咽多了，而且有一股淡淡的甜味。我喜欢看老太太嚼康乐丸的表情，干瘪多皱的嘴角一抿一抿的，有一种全民总动员战饥斗饿的正能量，怪不得叫康乐丸。而我跟其他有牙的人一样，将整个丸子一口吞下。
　　现在看到一些文学作品描写人的饥饿状态——将半块饼干、一点窝头什么的轻咬一点，细细品味其中的幸福什么的，我不禁哑然失笑。那些个著名作家好像就没有真正饿过。饥饿并不是口欲的愿望得不到满足，而是胃里没有东西，手瘫脚软，头昏眼花，动弹不得。
　　饿得要命的人，无论吃什么都囫囵吞枣，让食物在胃里多滞留，这样，才经饱。
　　抢救院偶尔发一个白面馒头，体积大过喉管，男女老少就将那馒头捏瘪搓圆，硬邦邦地一口吞进去，然后喝一大碗开水，让馒头在肚子里撑开。昆明筇竹寺里有一副对联，“两手把大地山河捏瘪搓圆撒向空中毫无色相，一口将先天祖气咀来嚼去吞在肚里放出光明”，就深谙饿中之道。你不是得道的高僧，就算你是著名作家，也不会懂的。
　　抢救院里最幸福的事是一个月能吃一次回锅肉。一吃肉大家就说过年了，所以我们的年过得特别多。第二幸福的事是星期天可以加餐，除了康乐丸之外，每人发一小包小球藻。
　　小球藻像现在时尚人士为保健口服的螺旋藻，一小袋绿色粉沫，其大小如同现在方便面里的佐料袋，用温开水送服，疑似吃药。
　　据说小球藻富含多种维生素，可以医治营养极度不良的水肿病，于是大家都宝贝得不得了，甚至连包小球藻粉的草纸一起吃下去。
　　后来饥荒过去，本人才知道，尽管小球藻富含营养，但与螺旋藻有着天壤之别。螺旋藻不需破壁，而小球藻不经过破壁，人的肠胃就不能吸收其中的养分；螺旋藻在碱性湖里天然生成，而小球藻的养殖出自人的粪便。
　　小球藻的制作过程如下：砌错落有致的水泥池数个，将稀释的粪水倾入最高池，沉淀数日，使浅黄色的水流于下池，加清水沉淀，再流于下。静止数日，最底端的水池清清的水面上出现一层绿荫荫的藻类，取之晒干，即可获得上级提倡的营养食品小球藻。
　　那一排水泥池就安置在抢救院后门的斜坡下，土法上马，取食方便。
　　一天，省里来人视察抢救情况，大家正奄奄一息地躺在院子里烤太阳，掐虱子虮子。虱子有血，有人就将它放进口中大嚼。虮子太小，白芝麻似的，紧巴巴地粘在汗裤缝隙，拿不下来，只好挨一朝二，“啪啪”逐个掐破了事。
　　视察人员中，一位穿列宁装、留瓢机头的女干部指着本人大声惊呼：“咩咩嗓，那个娃娃太小了！太小了！”所有人都将目光转向我，炯炯有神。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领导干部讲话，感到很亲切。遗憾的是，领导干部的结论下得过早，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大饿不死，必定长高。
　　如今本人身高 1米 8，我想是吃了康乐丸和小球藻的结果。 　　伤疤的故事
　　我平生最羡慕的人，就是夏天皇城根儿的爷儿们：穿条裤衩，趿双拖鞋，摇把蒲扇，典着一身细皮嫩肉的啤酒肚，游弋于风情万种的北京妞儿之间，端的是人生最大快事。
　　本人从来不敢如此造次，天气再热也长裤遮腿、长衫裹胸。因为我浑身伤疤，呲牙咧嘴，触目惊心，只怕北京妞儿见着会尖叫一声作鸟兽散。
　　人老了，闲时暗自抚摸那些年少轻狂时留下的印记，一个个蒙太奇镜头便突兀眼前。左腹部圆圆的一圈乌黑，是文化大革命时被小口径步枪射中后遗下的疤痕，假若大人们武斗用的是三八大盖或者汉阳造，咱就挂了，就不能在这里跟你唠嗑伤疤的故事了。
　　我的大部分伤疤都是当知青时候留下的。
　　小腿肚左边暗黑的齿痕，众狗咬的，想来那些狗属于革命左派，专咬陌生人的左腿；而那像月球表面似的一大片阴霾，则是蚂蟥们的所为。
　　我还记得中缅边境上的那条小河，风景优美，碧绿平静。趟过去也没什么感觉，一上岸才发现两腿叮满了乌黑锃亮的蚂蟥，像套了双肥厚的足球袜，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紧一阵拍打兼吐唾沫挖取，血肉横飞，便留下两腿的暗痕浮动月黄昏。
　　前胸一道青癍，那是掰水牛角荣获的太和村印象。打谷场上，一瘦小的农民掰住大水牛的角，左右摇晃，“嘿哈”一声，那水牛竟然被他掀倒在地，令人瞠目结舌。于是我依法炮制，上前掰住水牛角，左右摇晃，“嘿哈”一声，水牛角便刺破了本人的胸膛，留下一道青癍。
　　事后生产队老队长跟我说：“你憨包呀！那条水牛是他养的，听他的话，一掰就倒。”
　　原来村里的人也会玩。
　　大腿侧面一条暗红色的凸起，为守瓜汉子的斧头所赐。
　　月黑风高，西瓜成熟，几个知青学着电影里的游击队匍匐前进，顺藤摸瓜，摸着个圆圆的东东就一拳头砸下去，开瓤大嚼，满脸蜜汁，不亦乐乎。
　　一哥们摸着个圆球一拳砸下去，那“西瓜”竟然滚出三丈开外破口大骂，才知道那是守瓜人的脑袋，大家只好抱头鼠窜。回到住处看看遍插茱萸少一人，我那时候讲义气，不像现在这样胆小如鼠，明哲保身，就去出头要人。
　　瓜田里早已严阵以待，斧头镰刀，如同电影里的赤卫队员。瞅瞅他们似乎没逮到什么俘虏，我等又拔腿开溜。说时迟那时快，一道白光闪来，斧头直奔要害，咱的大腿就挂了彩。
　　事后村里的农民说我笨，他要是去偷，决不会受伤。
　　最触目惊心的伤疤在左边小腿胫骨外侧髁，长约一拃，黝黑，微凹，极为丑陋。我给它取名为“篱笆墙的影子”。
　　那是生产队那匹名叫“花脚”的马留下的惨痛印记。
　　“花脚”是拉车的辕马，负责大车的转弯。驾车的农民大叔晚上做梦，依然行驶在山路上，于是叫道：“花脚，花脚！”隔壁的老太太耳背，听岔了，就数落起儿媳妇来：“小翠芳她妈，他叫你揸脚你就揸脚，不要使性子。”那媳妇分辩道：“妈，他说梦话！”老太太更为不满，骂道：“他说弄一下？弄一下就弄一下嘛，你有什么了不起！”
　　小翠芳说起这事的时候，哭得梨花带雨，说她妈生不了儿子，受苦一辈子，她将来一定要生儿子，但我年纪小，听不懂她说的话，也没法去安慰她。
　　那天，将花脚卸了马鞍厩里偷偷牵出，跃然背上，驰骋在芳草凄凄的田野上，颇有电影夏伯阳的风采。正得意忘形之时，那马突然前蹄一驻，本人就像包袱似地飞过马头，眼前一片篱笆桩。一个鲤鱼打挺从桩上掠过，身子是过去了，腿却被桩头拉将开来，皮肉翻转，白骨森森，血糊漓拉。
　　那马儿知道错了，用嘴将你拱醒，一双无辜的核桃大眼充满了同情，让你顿时感觉到人与动物之间的美好。
　　那时候缺医少药，所有的伤口只能由它自然结痂，其结果是本人浑身疤痕累累，匪气十足。
　　原本想，像文身大师一样给伤疤们取个震撼人心的名字，左青龙、右白虎、上玄武、下朱雀什么的，天下大大啦，但终于放弃。
　　因为疤痕本身比任何霸气的文身更具威慑力。
　　现在光着身子才进桑拿室，里面的人一看，就自觉回避，让咱独享包房。澡池里有两位文着青龙的大汉赖在进水口的水疗床上谈笑风生，咱晃荡着走过去往池边一站，两条青龙抬眼瞅瞅咱这浑身疤痕，便像两条墨鱼一样默默地游开了。
　　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不过，如今无论天阴天晴，伤疤时时瘙痒发痛。到处寻医问药，依然效果不佳，才知道年轻时候应该好好保护自己的细皮嫩肉。
　　孔子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经验之谈啊！
　　头脑的故事
　　不是所有的牛奶都叫特啥殊，不是所有的中学生都是红卫兵。初中的时候，人以家庭出身分为三六九等，我等黑崽子为最低等，形同印度的贱民。
　　当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们上街破四旧、入室打砸抢，胜利凯旋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时候，只能囹在学校里检讨为什么爹妈生下了反动的我。
　　我们曾对红卫兵烧打抢掠的行为义愤填膺，其实是狐狸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谁没有个年少轻狂的青春期骚动？谁没有个盲目崇拜偶像的时刻？当红卫兵扬言要烧学校图书馆的书的时候，我等就抢先一步：偷。
　　夜静更深，月黑风高，一干人将图书馆的玻璃窗撬开爬进去，抱起一大摞看似入眼的大部头著作，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左拉、曹雪芹、罗贯中……下面用双手托住，上面用下颏卡紧，抬头望月，蹒跚着踅回宿舍。
　　一晚上来回多趟，每个人的床底下、被窝里，都堆满了“反动”书籍。第二天红卫兵们洗劫了图书馆，只留下马列毛鲁，其余的统统堆在草地上付之一炬。老师们痛心疾首，我等却在暗中窃笑。
　　红卫兵们烧的不过是我等的剩余物资，精美的《苏联大百科全书》里，还有某哥们头晚上拉的大便。
　　从此我等走上博览群书武装头脑的道路。
　　多年之后，有人说我等有先见之明，其实我们是“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当红卫兵们满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时候，黑崽子们则满口《红楼梦》的“呆雁”、《海底两万里》的“尼摩船长”以及《侍卫官杂记》的“大令”等等。 　　“呆雁”是《红楼梦》里林黛玉戏谑宝玉的话，“大令”是《侍卫官杂记》里蒋介石、宋美龄之间的相互称呼。旁人听不懂，我等却受用。
　　“造反有理”了没几年，红卫兵、黑崽子都沦为知识青年，于是大家一起下乡。
　　当然，学校小半个图书馆都被我们搬到了乡下。
　　常看的书包张牛皮纸，一哥们竟然在《电工知识》上面包上《毛选》二字，唬人。那时候人生的最高意境是：下雨不出工，窗外“淅漓淅漓”下着小雨，留得残荷听雨声；土锅里“卟吐卟吐”煮着老腊肉，满屋馥香傍黄昏；一人抱一本大部头书躺在床上，拥被向火读杂书。
　　我等读书也“活学活用，立竿见影”。一哥们在“晚汇报”后居然开讲王少堂的评书《武松》，全村男女老少听得如醉如痴，他便趁机骗吃骗喝，说武松“嘴里淡出个鸟来了”，要吃牛肉。农民们心领神会，但村里没有牛肉，只好煮碗糖水鸡蛋给“武松”吃了再接着杀西门庆。
　　有知青到各地知青点“周游列国”，发现了本村的秘密，便要借书。书一旦借出就杳如黄鹤，我等当然不干，于是有位好学的高中生就在本村住下来日夜读书，结果弄得像只红眼睛的兔子。
　　也许出于对那位以死抗争的大翻译家的好奇，我等那时候特迷恋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其他人翻译的就没那味儿。于是《贝姨》、《夏倍上校》、《搅水女人》、《欧也妮·葛朗台》等等烂熟于胸，晒场、田间、地头充满傅雷的巴尔扎克句式。
　　当那位红眼睛兔子对某位村姑吟咏“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时候，我们就用巴尔扎克句式说：“她干脆就是个迷人的女子。”当村里的光棍汉斜睨着某个细皮嫩肉的女知青的时候，我们就用巴尔扎克句式说：“那神情仿佛在说，她是我的了！”
　　一当年的红卫兵首领也来借书，下地干活，腋下夹本巴尔扎克，你要跟她还书，她回你两个字：“费解！”
　　不知“费解”二字出自何典。
　　其实我村也有藏书。我曾拿茅盾的《子夜》跟农民换《子夜》里老爷子抱着的《太上感应篇》。打开一看，开头就是：“太上真人，所感应篇。日颂三遍，即可成仙。”但我至今没有成仙。
　　待知青返城的时候，我等从学校图书馆搬来的书都流离失所，不见踪影。本人手里只剩下一本翻得破烂不堪的《新华字典》。那不是偷的，是买的。
　　县城新华书店里除了红宝书之外，唯一的工具书只有《新华字典》。于是掏出三毛四分钱捧上一本，走三十里路回到村里。
　　《新华字典》的确是经典读物。所谓经典，不外乎思想睿智 ，行文典雅 ，《新华字典》的确具备这两大要素 ，不认识的字，有拼音，而且书本颇厚，一下子读不完。我从第一个字“阿”读到最后一个字“酢”，反复品味，满脑中国汉字。
　　知青返城之后，各奔前程，大多不尽如人意。然而，混得风生水起的，都是当年的黑崽子。我想，那是因为在乡下用闲杂书装备了头脑的缘故吧。
　　舌尖的故事
　　本人天赋颇高，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写诗——在家门上用刀子发表了第一首诗，两个字：“饭少”。父母打工回来，对我这“诗言志”的行为大为恼怒，父亲从门后抽出条帚棍正要痛下黑手，不料却长叹一声，扔了凶器，与母亲相对无言。
　　如今我喜欢写美食文章，那是舌尖上味觉饥恐而已。
　　那时候跟着外婆到居委会公共食堂打饭，每家一小锅米饭，杂以青菜萝卜。光滑透亮的鹅卵石小巷里，走着脚印两对半，有点儿澎湖湾的意境。
　　白发苍苍的外婆总是在拐角那儿停下，往饭锅里一抓，闪电般将一坨米饭填入口中，其速快如梅超风的“九阴白骨掌”。我立即大哭，外婆便弯下腰，将锅盖掀开，我立马止哭，伸手朝饭锅大大抓了一把米饭塞入自己的嘴里，颇有“一阳白嫩掌”之风范。
　　回到家，全家七口人，每人半小碗米饭，似乎还没进口就没了。外婆不吃，将她的那份拨给我，还是不够，嗷嗷大哭。
　　云南居民购粮证一斤粮能买一斤大米，或者一斤二两面粉。据说这是当时的省委书记阎红彦向中央要的政策，说云南人吃面吃不饱，面粉要多供20%。
　　于是家中常常吃面。
　　我面条能吃一排。排是双手摊开两手之间的距离，读上声，家乡土话。随着年龄的增长，两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一排面条约合八大碗。
　　那时候人们见面的问候语是“吃了吗”，尽显大气，不像现在问什么“你好”，不能彰显食物带来的舌尖上的幸福感。
　　那时候最好吃的饭是猪油酱油拌饭。猪油是汽油桶装的熟猪油，据说是战备油，舀一勺跟酱油、热米饭一拌，就有一种温暖的感觉。不过，跟真正的肉、特别是大肥肉比起来，幸福点极低。
　　饿过的人，怕饿。饿过不是坏事，因为长期的饥饿造成了行事方式的改变，那就有可能成为圣贤。孔子说：“民以食为天。”他“三月不知肉味”就惶惶不可终日，但他教导我们：“六十非肉不饱，七十非皮不暖。”就是说，人到了六十岁才能吃肉，七十岁才能穿皮夹克。
　　可见舌尖上的学问之高深。
　　到了农村，才知道自己吃的知识委实匮乏，根本不知道红薯藤、蚕豆杆、苞谷芯都是人间美味，很有必要接受再教育。于是，跟着农民放开肚皮吃遍天下万物。有脚的除了桌椅板凳，长翅膀的除了飞机，什么都吃。
　　不过村里常常没有吃的。炒菜没有油，锅底上用清水写个“油”字，也还凑合；收了稻谷和棉花，有油，就大吃特吃棉籽油炒饭。红米饭被棉籽油炒得乌青锃亮，宛如粒粒黑珍珠。黑珍珠滋润了众人生锈的胃。吃完饭，嘴唇染得乌黑锃亮，女知青看上去就像现在涂了黑唇膏的时髦女郎，一个字：酷。
　　不过那时我等觉得她们不酷而“毒”，因为棉花从成株起就要打杀虫剂，油里一股农药味。
　　有知识的农民不吃棉籽油。门背后挂一片腊肉皮，出门前擦擦嘴唇，看似不经意地在嘴角贴一点辣子皮，别人问“老表，今天吃什么”，他就自豪地大声回答：“回锅肉！”
　　馋死你。
　　我等也有肉吃，吃狗。因为猪鸡鸭鹅都被冠以“资本主义”的头衔，不准养，遑论吃；狗本来就“资本主义”了，还可以看门，严防阶级敌人破坏，贫下中农家里可以养。 　　1970年的夏天，我等谱写了“吃狗史”（吃狗肉的历史的简称）上最光辉的一页：深夜将某房东的大黄狗杀煮了大快朵颐。待其寻上门来，男女知青已然肚皮滚圆，且将狗皮狗骨埋于屋后美丽的荷花塘里，躺在床上鼾然入梦，其速率之快，令人乍舌。
　　然而，比起村里最瘦最懒的光棍汉“老棠梨”来，我等舌尖的速度就小巫见大巫了。
　　干农活需要力气，吃得多就力气大，于是最能吃的人地位最高。四囡她爹据说一顿饭能吃十斤大米，就理所当然的生产队长。当时社会上的潮流是“爬得快”，上海一位工厂的保卫干事短短数年竟然爬到中南海的副主席，令人羡慕。如此世风折射到乡下就变成“吃得快”。
　　“吃得快”应该比“吃得多”地位更高，老棠梨就声称他一锅烟的功夫，能连杀带做吃掉一只整鸡，向四囡她爹发起挑战。
　　一场舌尖上的“华山论剑”便在村头大青树下展开。
　　晒场上摆了锅碗瓢盆、油盐柴水，四囡她爹摔出自家养的“资本主义”报晓大公鸡，陶制的“瓦地特”烟锅装上烟，胸有成竹地等着看笑话。也不知老棠梨口袋里卖的什么药，他一口锅熬棉花籽油，一口锅煮太和井水，待油滚水涨，便清清嗓子说开始。四囡他爹在那厢刚点燃草烟，他这里一刀杀了鸡，扔进滚水锅里，连拔毛带开膛剖肚，割了腿肉扔进油锅，瞬间便熟，筷子挑了入口大嚼。
　　全村男女老少目瞪口呆地看着老棠梨矫健的身手拔、割、扔、挑，咔嚓咔嚓，那鸡肉成条成块流水线似的从这锅到那锅最后进了他从来不兴用牙膏漱口的大嘴，端的是干净利落，跌荡有致，风驰电掣，怎生了得！
　　待四囡她爹咂最后一口烟之时，他已然将油炸鸡头咂净，在那厢津津有味地亮出鸟黑的舌尖。
　　从此老棠梨名声大噪。上级拟“选举”他为生产队长，但他不懂农活，能猜着读报纸，就当政治队长。
　　私底下，我等也学着老棠梨的招数，弄两口锅，杀了鸡拔、割、扔、挑，咔嚓咔嚓，但终于没有达到老棠梨的速度和高度——
　　油炸鸡太烫，我等稚嫩的舌尖承受不起。
　　玩命的故事
　　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知青立马变得比贫下中农还贫下中农。
　　衣裳比贫下中农烂。农民的衣服破了，打个补丁，也算规规整整；我等不会打补丁，由它烂着，面如瓜菜，衣如飞鹄。
　　吃饭比贫下中农糙。一农户用敌敌畏给猪擦身灭虱，结果那猪中毒而亡。农民不敢吃死猪，怕中毒，就将那物埋进荷花塘里沤肥。我等将死猪从美丽的荷花塘里挖出来，剔去渗出斑斑血点的皮囊脂肪，将大块净肉用热水漂洗干净，然后支起大锅，添柴加火，煎炒烩闷，吃得鞋带散了都弯不下腰去系。
　　全村男女老少大眼瞪小眼，看着我几个玩命胡吃海喝，一心想着准备后事。不料我等并未中毒，只是拉了几泡稀。拉出的东东，油漉漉、黄生生的，恰似加料加量的糖鸡屎，看看就使人羡慕，便重新埋进荷花塘里沤肥。
　　修水利的时候吃大锅饭。“最高指示”说，别看农民脚上有牛粪，心比知识分子干净。但我等发现，农民不但心灵干净，就连耳根也干净许多。
　　开饭了，围着一大脸盆兼脚盆的肠花五肚，蹲成一圈端起大土碗，知青们就开始“两讲”，讲尿讲屎。农民们吃饭时听不得脏话，盛了包谷饭抱碗鼠窜，剩下我等大快朵颐。直到吃得肚滚腰圆离席而去，男男女女才蜂踊而上，抢吃我等的残汤剩菜。
　　那年月知青最玩命的事就是“骑马、游泳、打枪”，如同现在的“微信、整形、跨界”一样，画风由北京传来，你得积极响应才不至于落后反动不是？
　　于是骑马。
　　将生产队拉车的马牵到野外，一人一匹，跃上光屁股马背。那马儿闪躲腾挪，几下就将小鲜肉们摔得皮开肉绽、鼻青脸肿。
　　几经折腾，终于找到平衡，双腿夹紧马肚，虽然没有《花镜》古人慢慢骑着马，去听黄鹂唱歌的雅致，却有骑马挎枪走天下的豪情。然而刚靠近村子，那马就发疯似地越跑越快，眨眼间马厩顶棚下的木栅栏迎面扑来。大难临头，急忙将身体向前一趴躲过一劫，回头一看，后面马上的哥们却伸手挂在栅栏上哇哇大叫，马从他的胯下溜进院坝。
　　正得意之时，本人的马却箭一般向马车翘着的辕杆下钻去。马是过去了，本人却抱着辕杆撬起轮子后的整架马车，“砰”地一声砸在地上，黄灰四冒。幸亏辕杆头与地面有个夹角，胸口才没有被砸成鲜肉饼。
　　游泳不难，打小就会，收工之余，游遍村边的池塘水库，但我等属于“黑崽子”，没资格当民兵，摸不着汉阳造和三八大盖，遑论打枪？
　　于是放炮。
　　修水利，挖引水大沟。大年三十，农民们回家过年，知青们无家可归，留在工地点炮。
　　山腰上一溜儿十二个炮眼，三个知青，一人点四炮。于是按腿长腿短，分配了位置，每人嘴角上叼一支等外烟，就像现在“星光大道”一样倒数五个数，然后大叫：“开始！”猛吸一口凑上导火索，待火花“滋啦”一声窜出，再点另一根。
　　挨一朝二点完炮，撒腿就跑，霎时爆炸声声直冲云霄，飞沙走石，天昏地暗。
　　然而，爆炸声只响了十一下。尘埃落定，三个人凑在一起，都诅咒发誓自己点了四个炮眼，于是战战兢兢爬上山顶，数数山腰上一溜儿爆坑，不料也只有十一个。
　　这下完了！也许有个炮眼没爆。
　　刨哑炮可是个玩命活。工地上常见这样的情景，后爆的炮眼被先爆的掩埋，将乱石刨开，导火索遇上氧气，立马引燃雷管，炸药筒说炸就炸，人就成碎片飞上了天。
　　那时候人觉悟高，说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草席裹裹残肢断躯，拉回村里悄悄哭泣。门上贴副对联：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可现在怎么办？一位放羊老汉见我等像无头苍蝇一样转来转去，朗朗一笑，说：“娃娃，你们的炮炸完了。十二炮，有两炮是一起响的。那个坑大了一圈，是两炮并在一起。”仔细一看，果不其然。
　　三个人瘫倒在山顶上，从此后无比热爱阳光、空气和水。 　　如今说起知青岁月，许多人常用四个字：“青春无悔”，但我只有两个字：“后怕”。
　　眼睛的故事
　　提起“大爷”，在太和村插过队的知青都会心一笑。
　　我村民风彪悍。旧社会赶马帮走天下，足迹遍布缅越老；新社会瞒产私分，困难时期能吃个半饱；文革时悄悄包产到户，收成颇为可观；男人们见面都互称“大爷”，开口就霸气十足。
　　然而，“大爷”二字到了知青口中却变了味。
　　上县城赶集，农民挑担做买卖，我等却是沿街看美女。走着走着，一哥们就悄悄用手肘拐拐你，贼头贼脑地说：“大爷，快看，左边。”你像地下党一样朝他努嘴的方向一看，果然有一小芳，赏心悦目。走着走着，他又悄悄拐拐你：“大爷，右边。”你又往那方向一看，果然又有一小翠，如花似玉。
　　可惜本人眼睛近视加散光，看月亮并非一轮，而是一组；看人，三步之外模糊一片，不辨鼻子脸嘴。于是，看见疑似佳人就悄悄拐拐那哥们：“大爷，左边。”他一看，歪瓜劣枣，便嗤之以鼻：“嘁，这种模样也配叫大爷？”走着走着，又见一疑似美妇，又悄悄拐拐他：“大爷，右边。”他一看，蔫菜瘪豆，便一脸的不屑，大怒道：“嘁，什么眼神！”
　　如此画风传回村里，“大爷”就成了美女的代名词。一听叫“大爷”，众人就很亢奋，摇头晃脑，左盼右顾，东张西望，一心以为有窈窕淑女将至。
　　一老农说我等眼水浅，这“大爷”那“大爷”都不算“大爷”，真正的“大爷”就在知青中间，白花花、水灵灵的，他要是讨了她，就供在供桌上，绝不让她下地做农活。
　　这使人想起托尔斯泰形容安娜·卡列尼娜的话：“她的美使老人肃然起敬。”
　　原来我等是捧着金饭碗讨饭的睁眼瞎哟！
　　让老农肃然起敬的是我等上学时候的班花，生得面如傅粉，唇若涂朱，绝像当年的电影明星王晓棠。不过她穿硬胶底圆口布鞋，于是被称之为“硬胶底王晓棠”。
　　上学时候，其人曾与我同桌，本人就在课桌中间画一条“三八线”，只要她的胳膊肘稍稍越过界限，就一拳狠狠砸去，疼得她梨花带雨，但我却视为赏心乐事。
　　那时候受的教育是谈恋爱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要结了婚才能谈，叫做“先结婚后恋爱”，于是女同学在我等的眼中都成了洪水猛兽。
　　如今知道惜香怜玉了，天黑收工吃过晚饭洗过泥腿，月出东山，青蛙鸣叫，男知青就会聚集在“硬胶底王晓棠”的窗下，拉小提琴、弹三弦、吹口哨什么的。
　　油灯如豆，白棉纸糊的窗口映出“大爷”俏丽的黑色剪影，如同皮影戏似的，充耳不闻窗外的呱噪，有条不紊地洗脸，漱口，梳头。
　　委实想不通“大爷”晚上还要梳头。那齐耳短发走的是飒爽英姿的路线，何必梳来梳去？你只能感叹，“大爷”真是“大爷”啊！
　　月渡西山，蛙鸣噤声，三弦口哨们已然偃旗息鼓。本人就是那吹口哨之人，能吹《四小天鹅舞》，不过，吹口哨比起正二八经的乐器来，技术含量太低，不受“大爷”青睐。
　　然而，拉小提琴的哥们依然热情不减，从新疆之春拉到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红莓花儿开，又从西班牙小夜曲拉到怀念战友梁山伯与祝英台。直到那小小的窗口“呼”的一声吹了灯，这位本村第一小提琴手才“唉”地一声仰天喟然长叹，收起提琴，灰溜溜地走回自己住的马厩。
　　事后得知，“大爷”一门心思要回城，谁还跟你玩扎根农村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浪漫？
　　如今知青聚会，但我不参加，害怕见光死，只想在心目中留着小女生们年轻俏丽的容颜。偶尔参加了也不戴眼镜，眼前一片模糊，“大爷”依旧当年倩影。但不戴眼镜看不清桌上的菜，只好戴上。
　　假如有人叫“大爷”，我就会摇头晃脑，左盼右顾，东张西望，竭力不去看脸。尽管杜拉斯的《情人》说，“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但我真的不忍直视“大爷”们现在历尽沧桑、备受摧残的面容。
　　屁股的故事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农业“八字宪法”里面就有个粪字。
　　当年下地，见有人干着干着农活，突然扔下锄头梗着脖子风驰电掣地往家里跑，甚是奇怪，一问，才知道此君要将大便拉回自家的厕所。于是，农村里能拉的人都有善跑的天赋，有的到省里当上了中长跑选手。
　　农村的厕所，基本上都是在自家菜地围一圈土坯，粪池上搭两块木板，谓之“茅司”。不过入厕之前，就算你没有气管炎、肺气肿，也得先咳一声假嗽，免得里面蹲个大姑娘，你就叫人抓了流氓。
　　进了“茅司”，你就要当一回轰炸机驾驶员。“炸弹”甫一扔下，粪水立刻冲天，飞珠溅玉，直扑命门，你只好腾挪闪躲，用尽“凌波微步”之绝技，方保全身而退。
　　还没有练就“凌波微步”武功的孩子，就不用如此折腾，家里的大黄狗就充当了流动卫生间的角色。完事之后，大人路见不平一声吼，流动“厕所”便箭一般窜来，先舔屁股再舔地，干干净净过日子。
　　也有人家将猪圈、羊圈当厕所，不过，我等洁身自好的知青却不愿意入内，让畜牲们大眼瞪小眼，那显得有点儿不地道。怎么办？扛一把锄头信步走上红土高坡，一曲《小河淌水》唱得荡气回肠，端的是豪气干云，声遏四乡。知道的，说他内逼；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抒发远方的爱。
　　上得山来，挑个风景如画、一览众山小的地方一锄头挖个坑，办事之后再细心掩埋平整，倒也不留痕迹，像某种动物一样，颇有环保意识。
　　现在城市大了，宾馆豪华了，走进卫生间，一律的白瓷砖加抽水马桶，毫无色彩变化。生活就像白瓷砖似的呆滞刻板，激情就像抽水马桶似的，“哗啦”一声没了踪影，那种酣畅淋漓的野趣也消失殆尽。尽管人的身体越来越胖，精子的成活率却越来越低。穿得光鲜，怪病增多；食不厌精，拉却困难。
　　在宾馆开会吃饭。本人为人率真，是那种“直肠子”的人，肚子里藏不住东西，酒过三巡就要办事。星级宾馆有小姐引路，可从容而去。然而那卫生间实行微笑服务，门后有 boy垂手肃立，进门就喷香水，在格子里甫一蹲下，外头立即递上香喷喷的热毛巾。擦完脸，那人收了毛巾，垂手肃立一旁，恭敬谦和地看着他。 　　面对一双陌生人关切的眼睛，尽管高级音响里源源不断地飘出流行音乐，以助屁股的拉兴，可我的东东无论如何也无法流行出来。
　　那天之后，本人忽然觉得无论坐在哪儿都不舒服，一看电视，才明白自己已然成为“有痣之人，好福气啊”，便上街买药。
　　做贼似地回到酒店照说明书之所说，“专心治痣”地将药粉袋置于脸盆中，兑滚开水 1000毫升，趁热蹲于盆上薰蒸屁股。
　　然而才蹲了 3秒钟，蓦然发现“痣”者千虑，必有一失——从镜子里瞠然发现自己的行为委实猥亵无比，形同猪狗。如此傻乎乎地让炙热的蒸汽大薰特薰屁股之间的小鲜肉，莫不是药品厂家有意的恶作剧？假如他们看到本人如此狼狈，一定弹冠相庆，拍手大笑。
　　不管怎么说，本人还是严格按照程序薰了，待水温降至适宜之后坐浴 30分钟，心中不禁发出一阵感慨：郑板桥说，人生最大快事是“端汤于门后扪痣”，端的不差。
　　不料起得身来，才猛然发现自己原来坐在一滩黄泥滩上。那是药粉与热水的混合物。
　　恍惚间，本人似乎又回到童年，光着屁股与小伙伴们坐在小河边的泥滩上，看云淡风轻，美妇捣衣，大汉摇桨，小鱼钻沙。
　　但如今已无童趣，只好洗净童年记忆，然后取出药栓一枚，剪去塑料膜。
　　没想到无论取侧卧位也好，取蹲位也罢，那栓条无论如何也塞不进去。好不容易扪准部位塞将进去，却发现其滋味委实难受，如同排泄物又凉冰冰地回到大肠口一样。且一旦封住了出气孔，肚子就像过节的氢气球似地突然变大。
　　委实想不通人怎么会变成气球，只得摒声敛气趴在床上，前掌着地，后腚上翘，仿佛一只半裸的、等待捕食的非洲狮。然而，稍不留神咳了一声嗽，那栓条便“咳不容缓”地倏然滑脱，只好不顾一切地抓住小泥鳅再次塞将进去，然后撕一块橡皮膏，像清政府一般“闭关锁国”了事。
　　开会的同事回来，见我的造型如此艺术，便问怎么回事。我将本人的种种遭遇告诉他，他哈哈大笑，说：“你错了！这几天会议伙食太生猛，大家都上火了。刚才我问了医生，不是痣疮！”
　　哈！
　　头发的故事
　　一根头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毛球、毛根和毛干。
　　毛球和毛根都比较谦逊，属于埋头苦干型的干部，藏在皮下人不识。出头露面的叫毛干，天生的暴露狂，属于浮躁型人格，尽管结构与毛根相同，却飞扬跋扈，处处张扬，暴露出种种浅薄和无知。
　　所以，聪明的人都绝顶。他们的头上没有毛干，而毛球、毛根却谦逊地藏在其深邃的脑袋瓜里。
　　在下天生愚笨，顶着一头郁郁葱葱还有点自来卷的黑发在这个世界上晃来晃去，却不知道委实不妥。下乡的时候，有农民关心地问 ：“你头发这么浓还没结婚，耐得住么？”他以为头发浓就性欲强。后来当了记者做采访，常遇到一些走亲民路线的领导干部，半开玩笑半认真地一把揪住你的头发，一扯，却尴尬地甩甩手：“哦对不起，我还以为你是假发呢——原来是真的。”
　　尽管你知道领导秃了顶，戴了假发，而自己已然被揪得头皮发麻，疼痛难忍，也只得赔个笑脸：“不好意思，我的头发是真的。”
　　恨只恨自己的头发不识相，没能跟上级保持一致。
　　个别同事见领导揪你的“辫子”而不成，不免暗中放一冷箭：“张某人那蓬头发，颜色黑得不正，假的！”
　　为了和染发的广大革命群众打成一片，你只得作如此解释：“对对对，我染发。”
　　另外的同事不相信，你只好作进一步的解释：“我一个月染一次发，一个星期锔一次油。”
　　越抹越黑。
　　好想真的去染一次发，但每每揽镜，两条鱼尾巴就从眼角“吧啦”一声跳起来，才知道自己廉颇老矣，不能像现在美发店的小青年那样染它个前卫金黄、姹紫嫣红，只得怅然作罢。
　　于是乎，由头发们自由发展，不管户口在沿额地区还是在穷乡僻壤，不论家庭出身是根黑苗邪还是根红苗正，也不论政治地位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甚至不受道德和法律的约束，想怎么长就怎么长，黑压压、乌贼贼、乱蓬蓬，顶在头上，横在耳鬓，端的是快意人生。
　　不料，如此乱发却得到美女的青睐。一位90后美女幽幽地说：“老师，你这头黑发长在我头上就好了。你一个老男人，长在你头上未免可惜。”
　　“是啊，长在你头上就好了。”看看她头发枯黄，整个一黄毛丫头片子，不能像电视广告里那些模特儿那样飘逸撩人，你只能深表同情。
　　然而，她问你头发为什么这么黑，你却不能跟她实话实说，因为那种事对不谙世事的美女来说，太过于残忍——
　　本人小时候家里生活艰难，常常跟着大人到外贸仓库打工，敲“支援亚非拉革命”的核桃。敲出的核桃仁分三级，双瓣的一级，单瓣的二级，剩下的零碎为三级。
　　大板称称一大麻袋核桃，重约 100斤，敲完之后再称核桃仁和核桃皮算工钱，两者斤两不符，属于自然损耗。我敲的核桃自然损耗太大，常常拿不到工钱。
　　那时候没有饭吃，就偷吃核桃仁。监工甫一转身，我便将整理过的核桃仁碎片飞快扔进自己的口中，其速快如小李飞刀，无人得见，待见之时，已然肚胀如鼓，万物皆备于我。
　　中医理论认为，核桃仁养发，于是本人发黑如染，望之如泼墨丹青，十分写意。
　　你能教美女抛弃比萨、烧烤等等美味佳肴，整天拿核桃仁当饭吃么？当然不能。更何况，恋爱心理学专家有云：当一个男人向女人讲述他苦难的童年的时候，就证明他爱上了这个女人。所以，你不能向美女讲述你苦难的童年。
　　于是，我如此这般回答美女：“我每天洗一次头。”
　　美女急问：“用哪家的厂品？潘婷海飞丝力士黑芝麻？”
　　我顾左右而言它，说，日本人喝自己的小便，强身健体，还用自己的小便洗头。
　　冰雪聪明的美女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不禁花容失色，瞳孔放大，问：“真的？”
　　我歉然道：“不好意思，是真的。” 　　不知道听我传颂“养发真谛”的美女是否真的用自己的小便洗头。反正，从此她们黑的黄的红的紫的美发，个个柔顺亮泽，令人不敢逼视，早早退避三舍。
　　牙齿的故事
　　我抽烟的历史从下乡时候开始。
　　村里连天烟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田间小憇时节 ，婆娘们纳鞋底，汉子们最惬意的事就是抽烟。
　　从烟袋里掏出二指宽的烟叶，将碎烟丝裹于其中，二拇指伸进嘴里，飞快地从左到右，刮出牙垢，涂在烟卷边，粘好，插入烟锅。用火镰打燃火草，按在烟头上，边抽烟边眯着眼看婆娘们飞针走线，听田地头驴叫牛哞。
　　我等知青不会抽烟，农民就说：男人不抽烟，白来世上颠。于是都学抽烟。水烟筒太粗，无法上口，就学着农民裹纸烟。撕一张巴掌大的报纸，弄一撮碎草烟裹成喇叭状，刮不出牙垢，报纸边缘用口水粘好，就可以吞云吐雾了。
　　然而一口下去，天旋地转，农民们哈哈大笑，都说烟晕比酒醉更厉害。只见一男知青面如白纸，一头倒在田埂上。人们蜂拥上前拍额头掐人中 ，媳妇们趁机捏一捏那厮白嫩的小胳膊小腿。有人说人奶可以解烟，于是一胖大农妇扔掉奶着的孩子，轻舒玉臂，将他揽入怀中，甩出个白面口袋，挤得他一头一脸的奶水。
　　农民们大呼小叫，天地间一片欢乐。
　　刚学抽烟那阵子，我等都有个木制的烟锅，铜皮镶边，叼于嘴角，极像切·格瓦拉 ，一心想着走遍世界闹革命。不过时间一长，烟锅就散发出一股烟屎味，只好弃之不用。
　　有地位的人不抽草烟，抽供销社卖的“白杆杆”。下来“搞运动”的人都叼着“白杆杆”，大队一级的领导叼 8分钱一包没有商标的等外烟，公社一级的领导叼 1毛 3一包的“春耕”，县里的大领导叼 2毛 7的“金沙江”。上级指示随着“白杆杆”云里雾里喷到农民的头上，唬得农民唯唯喏喏。如果有谁叼着“云烟”背着手来到村里，那人肯定就是中央首长了。
　　不过这事从未发生。
　　一天，村里来了个叼着“春城”的省级领导，讲话的时候，“白杆杆”像有灵性似的 ，从嘴角的一边裹向另一边，将省城昆明的指示玩弄于嘴皮子之间，吓得农民们一惊一诧，都说他官大政策水平高。视察完毕，来人将烟壳很潇洒地一扔，一群光屁股孩子扑腾而上，抢烟壳叠三角。而他一路随手扔下的烟屁股，早就被一只只穿草鞋的大脚暗暗捺住，悄悄收进烟袋。
　　天上飘着草烟的缕缕青烟，地上趴着灰头土脸拍烟壳的小孩，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白杆杆”比草烟香，怪不得叫香烟。知青们总是端着个“臭老九”的架子，再穷也要抽“春耕”不抽草烟。所以，本人的烟龄历史悠久。
　　然而，这么没完没了地抽下去，只会弄得自己浑身烟味，且牙齿焦黄，影响市容。
　　我决心戒烟。
　　外国影片里，无论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长着一口洁白整齐的好牙，而国产片中无论好人坏人都齿面焦黄、口腔龌龊、狗窦大开。因此，我特厌恶国产片里的接吻镜头，不说演技拙劣，单凭男演员的那口惨不忍睹的坏牙，我就为中国所有美丽和不美丽的女演员大抱不平。
　　为了颜值高，坚决去洗牙。
　　在牙科医院的治疗椅上坐定之后，不禁心惊胆颤起来——那不锈钢治疗椅简直就是一部高科技的刑具，扶手处竟然套着两根皮带扣，好像用来铐犯罪嫌疑人似的。脚踏板与椅子的距离也略嫌其短，于是乎，只好将两腿弯曲作骑马罗圈状。
　　年轻的牙医像刑讯人员一样，揿动椅侧的电钮将我放倒，与地面呈 45度夹角，然后打开椅子上方的探照灯，让我把嘴张开。
　　甫一开口，一左一右伸来两柄不锈钢勾将嘴角勾住。我见事不妙，立即问了一句，因为嘴唇被固定，词语含糊不清。不过他听懂了，便笑笑回答：“你放心，消过毒的。”
　　随后他将我动物标本似地撂在椅子上，打开玻璃橱柜从里面拿出一小瓶绿色的药水，仿佛法国地窟里的品酒大师发现珍贵的 X·O似的，高高举过头顶，炫耀般地说了句英语。
　　听不懂他的川味英语，但我动弹不得，只好不置可否。
　　那厮将洁口素倾入操作台上一件莫明其妙的仪器里，戴上口罩，从操作台上拉出一根电缆，电缆上端连着一把手术刀不像手术刀、注射器不像注射器的条状物件，开了开关，嗡嗡作响，慢慢向我靠近。
　　幸亏他口罩上方的眼神是和善的，不像职业杀手，否则我真要从椅子上跳起来给他一记老拳。
　　他走到我眼前，竭力睁大眼睛：“啊？”我明白他的意思，竭力把嘴张大：“啊！”
　　牙医打开戴在头顶上的灯，直射我的嘴巴，伸直脖子在我口腔前探头探脑往里观看，神情肃穆，仿佛一个即将投井自尽的怨妇。
　　然后，他将嗡嗡作响的物件探入我的口腔里，如同采煤工似地在上颚上作业。整个牙床随着嗡嗡的响声一阵阵地颤抖，虽说没有疼痛感，但满口的碎石煤屑味，委实不太好受。
　　嗡嗡作响数分钟后，那物件居然像蛇一样，喷出某种滑滑腻腻的液体。我终于忍不住抗议起来。随即，物件退出，嘴巴两边的金属勾亦自动弹开。旋转臂上，一个圆形的不锈钢托盘忽地自动向我靠近，在离下颚 5厘米的地方绅士般地停住，守望着等待着。
　　我侧脸向盘里吐出一滩颜色晦暗、恶臭难当的唾液。牙医泰然处之，不为所动，冷静地递给我一张纸巾。
　　接下来的操作颇为顺当。上颚牙完了是下颚牙，下颚牙完了整体再行清理一遍，口腔适应了器械的震动和噪声也就不感到不适，似乎还有些莫明其妙的快感。
　　这其间我吐了 10次唾液，虽然颜色变淡，依然龌龊不堪，臭不可闻。
　　洗完牙，嗽了口，对镜看看牙齿，却似乎没什么变化。
　　尽管如此，本人还是有所收获。我立马认清了自己——本人尽管西装革履，吹牛拍马时亦是口抹蜜糖、舌吐莲花、吹气如兰，其实是一肚子粪水，拿将出来，也龌龊不堪、臭不可闻。
　　身高的故事
　　本人最喜欢看的电影是被评论家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为什么？因为里面的演员都是高个子。蒂姆·罗宾斯饰演的安迪，身高 1米 93，摩根·弗里曼饰演的瑞德，身高 1米89，都是大长腿。 　　翻开斯蒂芬·金的原著，那“杀妻”的银行家安迪生得矮小猥亵，颜值为负，因而才会被看脸的陪审团一致认定有罪，也才会用 20年的时间挖个地道逃出监狱。但电影是视角艺术，既然挑了 1米 93的蒂姆·罗宾斯演男主，于是只能挑一系列高个子演男配，这样才能显示出男主的“矮”来。现实中，能救赎蒂姆的地道，恐怕得挖 40年。
　　所以说，高个子蹲监狱是逃不出来的，尽管俗话说你“瘦高瘦高，好偷腰包”。
　　身为高个子，虽说令人羡慕，但本人总的感觉是三个字：然并卵。
　　上学的时候经常被老师叫去擦黑板，下乡的时候又被农民当壮劳力使。打谷子，四个人扛棺材板似的大海簸，你被压得要死，矮个的农民却吊在海簸一角跳芭蕾。你骂那矮个子不地道，却被他戗得一口气上不来：“高有什么好？活着费布，死了费棺材！”
　　好不容易从农村出来到中学教书，却常常被教研组长叫去搬东搬西。
　　一学生问：“张老师，你给是吃着大象屎了？一个大问号。”看看她傻得天真无邪，说话将标点符号也说出来，你只能悻悻地答道：“我吃着大象屎，你吃着老鼠屎！一个惊叹号。”
　　据说中国男性平均身高排世界第 93位，于是你成为独孤求败一族。身为高个子，只能穿出口转内销的衣服，永远赶不上中国时尚的潮流。最困难的是买鞋，翻遍鞋店，最大的也就 43码，打死也找不到你的所需。好不容易在大码店找着一双，无论它怎么傻大黑粗不入法眼，你一次就得买俩，以备后患。
　　因为身高，在许多武大郎开店的领导眼里，你就不是一只好鸟。职场规则是“枪打出头鸟”，不挨枪子就算造化，遑论加薪晋职？照相的时候你永远站最后一排，跟人说话你得低下高贵的头，走路常常被广告牌什么的打头，乘公交又被手环打脸。最悲催的是双层公交，无论下层还是上层，你都得作油焖大虾状，让善良的爱心卡老太太疑心你刚做完痣疮手术。
　　乘电梯时，下颏的高度刚好跟其他人的头顶平行，男男女女的头皮屑就在你的尊鼻之下，探头探脑，如同撒了芥末的凉拌发菜。头皮屑就沾附于头发之间或躲藏于头皮之上，探头探脑，呈不规则鳞片状，宛如某种低等类单细胞动物，又像劣质味精。只要你尚能呼吸，头皮屑就能自动进入你的鼻孔。
　　你问我味道怎么样，我只能干巴巴地说，那是 Pm10+，比 Pm2.5添堵。怪不得许多广告将小小的头皮屑视为与他人交往的大敌，其敌对情绪远远超过狐臭口臭、牙齿不洁、举止粗俗、面目可憎、语言无味、为人猥琐、吹牛拍马、贪污受贿等等教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毛病。
　　所以本人常常鼻炎，说话瓮声瓮气。又因为海拔太高，空气稀薄，你吸进去的氧气比其他植物男女都少，大脑短路在所难免，于是被人称为“傻大个”。
　　最要命的是开车。
　　学车的时候，怎么着都钻不进矮小的教练车，于是被教练破口大骂：“你给是吃着扁担了？”我擦，被骂了你都不敢回嘴。好不容易像长颈鹿一样钻进车里，却发现自己头顶车棚，脚踏油门，那车不由分说说走就走，直到你手忙脚乱踩住刹车，方才逃过一劫。
　　拿到驾照要买车，可所有的轿车都严重高度不足，买 suv越野吧，工薪阶层银子又严重不足。我对老婆说，咱们买个面包车吧，空间高、视野好、安全。老婆瞪了我一眼，骂道：“把后面的座椅拆了，还可以拉货跑单班？你敢！”
　　天就这么塌下来，你还得顶着。
　　唉！
　　手掌的故事
　　尽管我的手掌粗大，青筋暴露，老茧叠生。但比起母亲的手来，算是小鲜肉。
　　我指头的纹路有一个箩，母亲有两个箩。俗话说，一箩穷，二箩富，但母亲没有一天富过。
　　母亲老了，常常絮絮叨叨地抱怨她年轻时候的错误选择。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父亲被打成右派，而且因为家庭出身地主而变成了“混进干部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于是被专员公署开除公职，遣送回原籍“劳动改造”。母亲不离不弃，自己选择辞去公职，带着四个孩子随父亲一起回到大理。一家六口人靠父母四处打零工度日，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母亲说：“我那时候咋个那个憨？我就没想到跟他离婚，划清界线！四个娃娃，就算我全部
　　带着，国家也不会不管，你们也不会那么苦了。我憨憨地跟着那个‘老背时的’干什么嘛？！”
　　我反驳她道：“我妈，听我说，那不是憨。那就是爱情。”
　　母亲一下子显得局促不安，年老多皱的脸颊上居然像少女一样飞起一阵绯红，如同傍晚的霞晖掠过黧黑嶙峋的山岫。
　　因为在外地工作的关系，做不到常回家看看，偶尔回家，母子俩就在院子里像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过去的事。檐间麻雀鸣啁啾，半阶青苔半白头。等闲看得斜阳静，一树梨花依小楼。
　　叽叽喳喳的麻雀跟我们家，算是有点儿缘分。
　　全国人民总动员“除四害”打麻雀的时期，我是母亲打工的小跟班。
　　“抬头婆娘低头汉。”在家乡，人们这么形容性格倔强的人。母亲走路时总是昂首阔步，大步流星，不怕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右派家属啦，地主婆啦等等。我那时刚上小学，常常腰上系一根布带，别上两把菜刀，被腰上同样插着两把菜刀的母亲牵着小手，连跑带撵地走过大街小巷。
　　母亲的手掌厚重硬朗，牵着我，如同老鹰抓小鸡一般，有一种不由分说的固执和坚强。那情景，如今想想，颇有菜刀丐帮走天下的意味。
　　过了黑龙桥，到了咸菜厂，领出一筐大白萝卜，拖到西洱河边。穿着草鞋的脚在筐里踩洗完萝卜，就在河岸上铺开砧板，将萝卜揪将出来，切成萝卜条，然后摊在草席上晾干，最后由咸菜厂去腌制成地方特产“皮萝卜”。
　　切一大筐萝卜，可得人民币五分。
　　晚上回到家，小胳膊酸软肿胀得根本摊不开作业本，母亲绞了冷水毛巾帮我捂住，然后到院里准备第二天的营生。月黑风高，磨刀霍霍，四把菜刀磨得锋利锃亮，抹布一揩，一顺儿立于墙脚，只待明日花好月圆。 　　如今我厨房的刀功依然了得，土豆能切得细如发丝，白菜帮子能片得薄如蝉翼，这全拜小时候牵着母亲的手到咸菜厂打工练出的手艺。
　　但，母亲已经老去。
　　在父母眼里，子女无论多大，永远都是年少无知的模样；而在子女心中，父母无论多老，永远都是年轻俊朗的印象。
　　如今，牵着母亲的手上街买菜，蹒跚着走过当年的打工路，走过黑龙桥，走过西洱河边，满眼熟悉的青瓦小屋，突然变得矮小破旧，仿佛儿时“过家家”搭的房屋蓦然重现，不由得让人感到一阵悲凉。
　　我发现母亲也变矮了。岁月在她的鬓角抹上霜雪，皱纹也从额头爬下脸颊。不敢看她的脸，侧耳听她用纯正的乡音一路上指指点点：谁谁的家就在这点啦，那边是谁谁开的铺子啦……娓娓絮絮，潺潺流水。
　　一位老汉坐在路旁卖兰花，抬头看见我，便微笑着去问母亲：“是老大回来了？”母亲笑着抢先答道：“是呢，他来开会，住在家首。”周围买花卖花的人全都看着我，张张陌生的笑脸满是赞赏。
　　小镇民风淳朴，谁家有事，全城关注，似乎我回家住宿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好事。而我因为工作的原故，很少回家，想起来不觉心中愕然。
　　母亲竭力挺着胸、抬着头，但身子已然佝偻，像一棵公园里盆栽的老树。那手掌，那拳头，瘦小僵硬，老茧纵横，像一只瘦骨嶙峋的麻雀，温驯的身子时不时在你手中轻轻蠕动，指尖像鸟喙，琢着你的掌心，传感上来，让你感到一阵阵的心悸。那滋味，虽说有三分温暖，却更有七分酸楚。
　　母亲有意无意地往人多的地方走，见着个熟人，也不管人家有事没事，就热情地上前打招呼，一条一眼见底的小街能唠唠嗑嗑地走上个把钟头。
　　就这样，牵着母亲的手，徜徉在小镇的街道上，听别人用浓郁的家乡话称赞你：“啊嬷嬷！大儿子回来了？咋个长得这种高？”你只好向长辈们报上详细数据：“身高一米八，高大英俊潇洒。”逗得老太太们眉开眼笑。
　　我成了母亲最得意的展览品。
　　母亲一生要强，万事不求人，活得硬气。她常说，她晚年最幸福的事，就是牵着我的手上街买菜。她不厌其烦、絮絮叨叨地进一步加以说明：能上街买菜，说明她身子骨硬朗，生活质量高；能做吃的，自己想吃什么就做什么，不消求人，多好！
　　但，她常常买了大肉，切煮烙蒸，做我小时候最爱吃的千张肉。她以为我年纪还小，还那么饿痨。
　　真想常回家看看，牵着母亲的手，上街买菜。时常感到那瘦骨嶙峋的麻雀，在手中轻轻蠕动，余温尚存。但，子欲养而亲不待，母亲已经走了。
　　母亲走在苍穹之上，天街小雨，踯躅蹒跚，还是提篮小买那个模样。然而，阴阳两隔，永远不能执子之手了。
　　脊背的故事
　　我相貌普通，全身上下最入眼的地方是脊背。
　　我的背影长得比较性感，有一种忧郁。这种忧郁，恐怕遗传自我的父亲。
　　小时候看到父亲的脊背是一道流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那时，他是国家公务员，整天忙于公务。
　　懂事后看到父亲的脊背是一面墙壁，沉默寡言，忧郁佝偻。那时，他是“右派分子”，一家人随着他被开除公职，遣送回乡，劳动改造。
　　只有到了晚上给母亲读《西游记》的时候，父亲脸上的表情才生动起来。他捧着厚厚的《西游记》，那本书花去母亲一个月的菜钱，在煤油灯下津津有味地轻轻朗读着：“那呆子急了，闻得那香喷喷供养要吃……”母亲不解地问：“那呆子是谁？”父亲说：“猪八戒呀！”母亲不失时机地幽了他一默：“哦，我还以为是你呢！”
　　母亲的幽默和父亲的认真永远都在时空交织。无论母亲怎么揶揄父亲，父亲只会回一句“啊嬷嬷”，表示不满，然后继续认真念书。直到母亲在《西游记》的朗读声中打起了小鼾，吹气如蟋，父亲才消消地折了书页，准备第二天晚上从折页处接着念，然后放下书本，吹灯睡去。
　　租的屋子逼仄狭小，四弟跟着父母睡大床，二弟和三弟睡小床，我睡大床下的地板。床底下铺一条棉毯，一床棉被，一半在床下，一半在床外，攀枝花枕头从大床脚下伸铺出来。
　　睡这样的床下小铺，每天晚上，将下半截身子钻进床底，上半截露在大床外。于是，梦醒时分睁开眼睛，就能看见父母的大脚丫横亘在宇宙的天际，雄伟巍峨，高山仰止。
　　床底下的下铺伴随我度过整个小学时代。因为垫的棉毯太薄，楼板凸凹不平，我的脊背不可逆转地受到损伤。从此本人不会跟风驶舵、见利转头，无论站和坐都腰板笔直，给人一种刚直不阿、疾恶如仇的形象。
　　如今，我只要翻开《西游记》，眼前就会出现父母的四只大脚丫横亘天际，我想，那就是《西游记》描写的西天极乐世界。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牛鬼蛇神们接受批斗之后戴着白袖套上街扫地，父亲的白袖套上用墨汁在“右派分子”后面添上“历史反革命 ××”，并且打上大大的红叉，以示“红色恐怖”。
　　父亲无论做什么事都极为认真。从前在地区专署办公务的时候很认真，现在当牛鬼蛇神扫地也很认真。偶尔上街，远远的，看见父亲佝偻着身子一帚一帚“刷刷刷”地扫大街。于是，那触目惊心的白袖套就在我眼前无限放大，变成一堵无比巨大的白墙，上面写满血糊漓拉的黑字，颇为魔幻。
　　没有批斗会的时候，父亲在建筑工地劳动改造。一天，母亲说：“去找找你爹，晚饭没米下锅了。”走 10里路到了建筑工地，只见一个带红袖套的瘦小男人在旁边叉着腰，颐指气使地监督着父亲捏着锄头拌沙灰，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
　　看见我，“红袖套”警惕地问：“什么人？”父亲说：“报告小组长，这是我儿子，上初中了。”不知父亲的话触着“红袖套”的哪根神经，也可能要显示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红袖套”突然直呼父亲的名字破口大骂：“李钟
　　秀！你给我跳！！你给我跳！！！”跳起来一拳
　　将父亲打倒在地，那姿势，那动作，熟练之极。
　　我嚎啕大哭，说：“不准打我爹！”
　　“红袖套”飞扬跋扈、面带讥讽地逼向我，父亲灰头土脸地爬起来拦在他跟前，宽阔的脊背，像一堵高大的墙壁。他文绉绉地说：“不能打祖国的花朵，要打，打我！”
　　“红袖套”冷笑一声，又一次跳将起来狠狠一拳打去。那堵高墙再一次轰然倒地，碧血染黄沙。
　　我抱着血流满面、默不作声的父亲嚎啕大哭。
　　那天，我没要到一分钱。
　　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是捏着你身体和人性里最柔软的部分狠狠蹂躏，细思极恐。
　　幸亏，浩劫终于过去。
　　父亲平了反，恢复了公职，解放前抛弃家产参加革命的经历也得到了确认，因为过了 60岁，他立马从地区专署办了离休手续。
　　边疆地区落实政策总是慢半拍，父亲没有补发工资，也没有得到什么赔偿。他说：“国家也困难，我们就莫折腾了。”母亲不满地说：“难道说你背一辈子的黑锅就算白背了？一家人为你背的黑锅也算白背了？”
　　父亲没有反驳，默不作声。母亲又对我说：“你爹就是个书呆子。你跟他说什么，他红黑不理，就像跟一堵墙说话一样。”父亲没有反应，面无表情。
　　父亲的一生，就像一堵墙，任由别人在墙上写满侮辱性的词语。他穷尽毕生精力，似乎就是在不停地洗刷自己的政治罪名。他从未伤害过任何人，却无端被人伤害。他不能保护你，也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我不抱怨他。
　　父亲去世后，母亲在客厅的墙上挂上他年轻时穿着干部服的照片。那是解放初期，父亲骑着马，在解放军战士护送下到临沧专署开发工作的照片。我这才发现，原来父亲也会笑，也曾风流倜傥、意气风发，有过激情燃烧的岁月。
　　那是一面戴着微笑和黑框照片的墙壁。
　　责任编辑 张庆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