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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关注百年中国言论史，一方面关注那些优秀政论文本所透露的“认识论”，即如何认识这个时代，一方面关注那些政论家撰写这些文本的“方法论”，即如何表达这些认识。简言之，就是尝试从发生学的角度，重新打量言论背后政论素养的产生机制。正因为此，笔者将这些“认识论”“方法论”产生的机制向前推移，结合教育体制，撰写了《言论史上的“评论课”——以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为例（1924—1952年）》（《青年记者》，2016年10月下）。其间，笔者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评论课教师马少华有些交流，他认为这种评论教学史角度的研究，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