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化身体:病毒与补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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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数字技术而言,“人肉”是低效、倒退和反技术的,但是当前却存在着人肉搜索、人肉评论、肉身翻墙和人肉代购等具身传播实践.除了从政策的角度来分析这些现象外,身体与传播技术的视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消除人与技术二元对立的契机.身体将人与网络连接在一起,中介了人与网络的关系.从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视角出发,可以将具有物质性与文化特征的身体视为行动者,用“网络化身体”(networked body)这一概念讨论作为中介和非人的身体如何将人与互联网连接在一起.在此逻辑下,媒介不是人体的延伸,反过来人体成为媒介的延伸.通过经验研究发现,人的身体能够生产数据、成为网络的义体,因此可以作为技术系统的“补丁”存在.与此同时,物质性的身体又能够切断与网络的连接,作为破坏网络秩序的“病毒”存在.从身体这一混杂物的角度,可以发现人与网络技术的复杂关系,同时“网络化身体”也为如何从身体角度研究传播现象提供了新视角和方法.
其他文献
一rn1893年,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应邀在牛津大学讲演,这份讲稿后来以《进化论与伦理学》为名出版,严复将其节译为《天演论》传入中国,其中有一句,“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物竞者,物争自存也.”“有生之类”这一说法在中国古代并不少见,“有生之类,无物不然”(朱熹),“水陆之物,有生之类,莫不高罗而卑网,山贡而海供”(方孝孺),“《西铭》谓以乾为父,坤为母,有生之类,无不皆然,所谓理一也”(张南轩).胡学文从《天演论》中取“有生”二字为其小说名①,大概也是想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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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胡学文的长篇小说《有生》在《钟山》杂志发表(刊于《钟山》长篇小说A卷).这是一部在时间上跨越百年,在空间上“既有历史叙述,又有当下呈现”的鸿篇巨制.驾驭和完成这种跨越百年时空的文学叙事,不仅需要作家深厚的生活积累、深邃的思想洞见,还需要成熟的结构和叙事艺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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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鱼的长篇小说《荣辱》生动再现了宏东省府大院的正邪博弈,地方各派的权力角逐,聚焦政商关系和干群关系,描画了改革“深水区”的权力运作及各色人物角力、搏斗的真实图像,让读者读后感觉很鲜活、很真实,是一部生活基础扎实深厚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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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译研究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关于“翻译”的定义不胜枚举,但无论怎样界定,它都是“人”实施的活动(即使机器翻译,也必须借助“人”建立的语料和植入的程序),“人”是翻译活动的主体,是任何翻译研究的起始点.正如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所言的“翻译不是一个人完成的,是多方的合作”①那样,一部小说原作从离开作家怀抱到走进接受地读者视野这一过程的完成需要多位行动主体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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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胡学文都被视为现实主义作家、底层叙事的代表,他极擅长将坝上草原的风光、乡间泥土的气息、无名之辈的血泪移至纸上,以至于人们常常忽略了他小说中的现代主义色彩.尽管《从正午开始的黄昏》《隐匿者》《风止步》《龙门》等作品已转向更广阔的对人性隐秘角落和存在困境的揭露,写作技法上也有了多视角叙事、意识流等尝试,但在读者的刻板印象中胡学文依然是老实巴交的乡土小说作家.直到新作长篇小说《有生》的出现,才将另一个全面转型的胡学文推进我们的研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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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作品的英语译介涵盖小说、散文约四十余篇/部(包括节译),小说主要以中短篇为主.贾平凹作品的英语译介主要有三种方式:以英文版的《中国文学》和“熊猫丛书”为媒介,面向海外译介;由海外汉学家或国内译者编译成册,国外出版社出版;以单行本的中长篇小说为主,由域外出版社翻译出版.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贾平凹作品的英语译介经历了高峰、低谷甚至停滞以及近几年的可喜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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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底的河南,一场特大暴雨让国人格外揪心.rn伴随着暴雨灾害的蔓延,既有的关于灾害的记忆被一再唤醒,成为危机处置现场教科书.此次与郑州“7·20”水灾关联在一起的既有灾难事件就有驻马店“75·8”洪灾、北京“7·21”水灾、上海“11·15”大火等.按照常识,既有灾害中的教训和经验会成为解决同类灾害的智慧坐标,以降低社会运行的试错成本.例如,郑州水灾事件中,在京广北路隧道口喊话救人的侯文超,就因为经历过北京“7·21”水灾而对隧道风险有了特别的认知,并救出了很多人.关于灾害的记忆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作用,善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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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政治公共关系的概念、历史和议题为研究视角,对2000-2020年西方学术期刊发表的265篇相关论文进行内容分析,聚焦政治公共关系史、政治公共关系话语分析、政府公共关系、政治竞选、政府与媒体关系、总统政治公共关系等核心议题,勾勒出西方政治公共关系的主要知识图谱,提供有关政治公共关系研究的全面理解.本文作为国内学界了解西方政治公共关系的窗口,期望推动更多学者走进政治公共关系研究领域,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研究,以逐渐改变“西强我弱”的国际政治舆论格局.
一rn1986年,孙甘露在《上海文学》第9期发表他的成名作《访问梦境》.小说的题记,引用了卡塔菲卢斯的一句话:“到了结束的地方,没有了回忆的形象,只剩下语言.”这个“卡塔菲卢斯”应该出自博尔赫斯的小说《不死的人》.孙甘露的小说有许多不可考的人和书,这些人和书可能都出自孙甘露的伪造和杜撰,此种招数博尔赫斯经常在小说使用.孙甘露在开始写作的同时,很大可能阅读过博尔赫斯和法国的新小说,包括《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的那些诗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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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同时也伴随着他们传播思想的传入.以往我们对这方面的研究有所忽略,藉此纪念中国共产党百年,本文以《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最早在中国的传播作为起点,着重研究这两部著作中包含哪些他们的传播观,他们的传播观如何影响到中国共产党人,进而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影响.这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学术价值.作者认为,研究马新观的前提,是要知道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如何走过来的.如果连“来时的路”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不忘初心”便无从谈起.本文做的工作,便是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