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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不仅是新时期国家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关键。本文通过查阅湖北省农调队调查数据，以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对影响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因素进行一般分析，并采用AHP法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后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就业的影响程度由大到小排布分别为个人主观意愿、人力资本水平、家庭状况、企业福利、性别、社会保障制度，最后给出相应对策建议。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 就业 人力资本
就业作为民生之本，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十二五”将就业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彰显中国政府对就业民生之本的思量和对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考究。2010年统计资料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约占整个进城务工人员的七成，是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新生代农民工不仅面临户籍、社会保障等市民化问题下的就业歧视，也难融入城镇文化生活。“民工荒”现象衍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难与城镇企业面临用工难问题并存，一度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政府关注的热点。笔者认为，探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影响因素将是破解“双难”的钥匙，也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就业的关键，既有利于其市民化，也有利于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一、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一般分析
学界惯常将新生代农民工界定为具有农村户籍工作生活在城镇的“80，90”后，他们大多不懂农业也不愿意务农，对农村认同感低于城镇，但难以真正融入城镇，边缘化问题突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特征与第一代农民工截然不同，主要表现在：第一，在就业期望值方面，主要追求工作的体面性和舒适性，往往对薪资福利的要求并不是很高；第二，在就业结构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较第一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高，往往规避“脏、累、苦”的体力工作，多选择第三产业就业；第三，在就业动机方面，更加关注自身价值的实现，追求个性化工作生活，自愿性失业较非自愿性失业多。此外，受新生代农民工输出地历史文化等影响，以及输入地政策制度等影响，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异质性特征。
影响就业的因素按不同来源、类别等划分分别包括不同内容，既有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构建等宏观因素影响，也包括产业结构、教育结构等中观因素，还涵盖劳动者自身及家庭等微观影响因素。鉴于本研究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就业群体，根据调研取证兼顾实证研究需要，拟将影响就业的因素划分为三大类：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外部因素。
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外部因素三大因素共同作用于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就业，其机理较为复杂。就个人因素而言，在城镇性别为男性、身体素质较好、人力资本存量水平较高、社会资本较丰富等，这类个体将具有一定就业比较优势，并获得较高工资水平；就家庭因素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整体所拥有的物质财富、家庭整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两项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就业的关键性影响因素，家庭成员的身体素质状况与文化构成、家庭成员的职业构成与技能水平两项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就业的重要影响因素；就外部因素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所在地社会保障制度越完善、企业薪资福利水平越高、公共服务设施越完善、户籍制度改革越深、地区经济越发达等，越是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
二、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实证分析
对于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因素实证分析本文拟采用AHP层次分析法。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法）是美国运筹学家T.L.Santy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创立的一种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有机结合的系统分析和决策的新方法。它是一种以递阶层次结构模型求得每一个具体目标的权重，进而解决多目标决策的非数学模型优化方法。该方法把一个复杂的问题表示成递阶层次结构模型，利用预选方案的优劣程度进行判断排序，从而得出最优方案，为设计提供依据。
数据来源于湖北省农调队2009年调查数据，以及2010年对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统计整理数据。
其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步骤一：建立阶梯式层次结构。
目标层。本决策系统的目标即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就业。
准则层（见表1）。
方案层。采用列举法和德尔菲法，对影响决策因素的诸多因子进行评价，本文分析和讨论的影响方案共选取了六种，将上述六种方案依次排号，形成决策模型中的方案层（见表2）。
步骤二：构造判断矩阵并计算权重。
一级指标权重的确立。首先，确定目标A和评估因素B：A=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就业；B=（B1,B2,B3,B4,B5），即评价因素集合。其次，构造A-Bi判断矩阵（i=1,2,3,4,5）并进行两两比较，最后计算重要排序（见表3）。
由于Wi=（0.4657，0.3169，0.1065，0.0686，0.0423），则
<0.1，表明AB矩阵具有满意一致性。
二级指标权重的确立。二级指标权重的确立过程和一级指标权重的确立类似，只是在两两比较中，由于方案层有六个因子，故最终形成6×6阶矩阵：
其计算结果分别为：?姿1=6.52，RI=1.26，CI=0.104，CR=0.083
<0.1，一致性通过；?姿2=6.607，RI=1.26，CI=0.121，CR=0.096<0.1，一致性通过；?姿3=6.274，RI=1.26，CI=0.055，CR=0.043<0.1，一致性通过；?姿4=6.362，RI=1.26，CI=0.072，CR=0.057<0.1，一致性通过；?姿5=6.306，RI=1.26，CI=0.061，CR=0.048<0.1，一致性通过。
六种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顺序见表4。结果表明，对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就业的影响程度分别为个人主观意愿>人力资本水平>社会保障制度>企业薪资福利> 户籍制度>个人社会资本。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性别、个人就业偏好、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家庭社会资本、企业福利状况、就业所在地社会保障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就业影响最大，而预期的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状况、家庭状况、新生代农民工性别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就业影响并不显著。
三、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就业的对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新生代农民工、企业、社会中介等多方积极参与、共同努力。在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大关口，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军的中坚力量、创新主体，事关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转变重要战略的实现。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就业方面，制度是基，教育是源，技术是力，人力是本，主观方面表现为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城市化、工业化建设的积极性，客观方面则体现在制度完善与否、教育质量高低、技术存量多寡、人本状况的优劣。具体而言，需从以下几点着力：首先，进一步赋权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合法地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因户籍制度遭受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就业等方面的歧视已是不争的事实，逐步剥离户籍制度蕴含的各种福利待遇，逐步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状况，进一步给予新生代农民工人文关爱、子女教育等权利，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重要举措。其次，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重点是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力度。人力资本投资对于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同样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政府应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九年义务教育与职业教育，为新生代农民工埋单职业技能培训不仅能缓解企业整体就业结构矛盾，也能改善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和质量，推进和谐社会建设进程。最后，完善劳动合同法律法规，督促企业履行各项义务的同时，要求企业实时实地为新生代农民工着想，通过促进企业创新管理实现企业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双向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 朱宇：新生代农民工：特征、问题与对策[J].人口研究，2010（3）.
[2] 刘俊彦、胡献忠：新一代农民工发展状况研究报告[J].中国青年研究，2009（1）.
[3] 董延芳、刘传江、胡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城镇化发展[J].人口研究，2011（1）.
[4] 杨晓锋：基于农村精英视阈湖北省农村贫困地区发展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10.
[5] 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商务印书馆，2010.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 就业 人力资本
就业作为民生之本，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十二五”将就业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彰显中国政府对就业民生之本的思量和对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考究。2010年统计资料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约占整个进城务工人员的七成，是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新生代农民工不仅面临户籍、社会保障等市民化问题下的就业歧视，也难融入城镇文化生活。“民工荒”现象衍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难与城镇企业面临用工难问题并存，一度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政府关注的热点。笔者认为，探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影响因素将是破解“双难”的钥匙，也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就业的关键，既有利于其市民化，也有利于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一、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一般分析
学界惯常将新生代农民工界定为具有农村户籍工作生活在城镇的“80，90”后，他们大多不懂农业也不愿意务农，对农村认同感低于城镇，但难以真正融入城镇，边缘化问题突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特征与第一代农民工截然不同，主要表现在：第一，在就业期望值方面，主要追求工作的体面性和舒适性，往往对薪资福利的要求并不是很高；第二，在就业结构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较第一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高，往往规避“脏、累、苦”的体力工作，多选择第三产业就业；第三，在就业动机方面，更加关注自身价值的实现，追求个性化工作生活，自愿性失业较非自愿性失业多。此外，受新生代农民工输出地历史文化等影响，以及输入地政策制度等影响，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异质性特征。
影响就业的因素按不同来源、类别等划分分别包括不同内容，既有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构建等宏观因素影响，也包括产业结构、教育结构等中观因素，还涵盖劳动者自身及家庭等微观影响因素。鉴于本研究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就业群体，根据调研取证兼顾实证研究需要，拟将影响就业的因素划分为三大类：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外部因素。
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外部因素三大因素共同作用于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就业，其机理较为复杂。就个人因素而言，在城镇性别为男性、身体素质较好、人力资本存量水平较高、社会资本较丰富等，这类个体将具有一定就业比较优势，并获得较高工资水平；就家庭因素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整体所拥有的物质财富、家庭整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两项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就业的关键性影响因素，家庭成员的身体素质状况与文化构成、家庭成员的职业构成与技能水平两项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就业的重要影响因素；就外部因素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所在地社会保障制度越完善、企业薪资福利水平越高、公共服务设施越完善、户籍制度改革越深、地区经济越发达等，越是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
二、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实证分析
对于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因素实证分析本文拟采用AHP层次分析法。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法）是美国运筹学家T.L.Santy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创立的一种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有机结合的系统分析和决策的新方法。它是一种以递阶层次结构模型求得每一个具体目标的权重，进而解决多目标决策的非数学模型优化方法。该方法把一个复杂的问题表示成递阶层次结构模型，利用预选方案的优劣程度进行判断排序，从而得出最优方案，为设计提供依据。
数据来源于湖北省农调队2009年调查数据，以及2010年对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统计整理数据。
其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步骤一：建立阶梯式层次结构。
目标层。本决策系统的目标即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就业。
准则层（见表1）。
方案层。采用列举法和德尔菲法，对影响决策因素的诸多因子进行评价，本文分析和讨论的影响方案共选取了六种，将上述六种方案依次排号，形成决策模型中的方案层（见表2）。
步骤二：构造判断矩阵并计算权重。
一级指标权重的确立。首先，确定目标A和评估因素B：A=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就业；B=（B1,B2,B3,B4,B5），即评价因素集合。其次，构造A-Bi判断矩阵（i=1,2,3,4,5）并进行两两比较，最后计算重要排序（见表3）。
由于Wi=（0.4657，0.3169，0.1065，0.0686，0.0423），则
<0.1，表明AB矩阵具有满意一致性。
二级指标权重的确立。二级指标权重的确立过程和一级指标权重的确立类似，只是在两两比较中，由于方案层有六个因子，故最终形成6×6阶矩阵：
其计算结果分别为：?姿1=6.52，RI=1.26，CI=0.104，CR=0.083
<0.1，一致性通过；?姿2=6.607，RI=1.26，CI=0.121，CR=0.096<0.1，一致性通过；?姿3=6.274，RI=1.26，CI=0.055，CR=0.043<0.1，一致性通过；?姿4=6.362，RI=1.26，CI=0.072，CR=0.057<0.1，一致性通过；?姿5=6.306，RI=1.26，CI=0.061，CR=0.048<0.1，一致性通过。
六种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顺序见表4。结果表明，对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就业的影响程度分别为个人主观意愿>人力资本水平>社会保障制度>企业薪资福利> 户籍制度>个人社会资本。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性别、个人就业偏好、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家庭社会资本、企业福利状况、就业所在地社会保障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就业影响最大，而预期的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状况、家庭状况、新生代农民工性别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就业影响并不显著。
三、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就业的对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新生代农民工、企业、社会中介等多方积极参与、共同努力。在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大关口，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军的中坚力量、创新主体，事关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转变重要战略的实现。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就业方面，制度是基，教育是源，技术是力，人力是本，主观方面表现为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城市化、工业化建设的积极性，客观方面则体现在制度完善与否、教育质量高低、技术存量多寡、人本状况的优劣。具体而言，需从以下几点着力：首先，进一步赋权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合法地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因户籍制度遭受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就业等方面的歧视已是不争的事实，逐步剥离户籍制度蕴含的各种福利待遇，逐步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状况，进一步给予新生代农民工人文关爱、子女教育等权利，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重要举措。其次，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重点是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力度。人力资本投资对于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同样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政府应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九年义务教育与职业教育，为新生代农民工埋单职业技能培训不仅能缓解企业整体就业结构矛盾，也能改善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和质量，推进和谐社会建设进程。最后，完善劳动合同法律法规，督促企业履行各项义务的同时，要求企业实时实地为新生代农民工着想，通过促进企业创新管理实现企业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双向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 朱宇：新生代农民工：特征、问题与对策[J].人口研究，2010（3）.
[2] 刘俊彦、胡献忠：新一代农民工发展状况研究报告[J].中国青年研究，2009（1）.
[3] 董延芳、刘传江、胡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城镇化发展[J].人口研究，2011（1）.
[4] 杨晓锋：基于农村精英视阈湖北省农村贫困地区发展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10.
[5] 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商务印书馆，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