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林告诉记者，“这几年我们和小型超市合作是提心吊胆，而和有实力的大型超市合作是忍气吞声。”大型超市虽然稳当，但经常出现‘扣秤’现象，比如我们给成都家乐福超市送去100公斤的货，他们验秤的过程是不公开的，送货单上的数量最后是由他们说了算，有时候100公斤的货就变成了80公斤，如果你不服，就走人。”
　　记者了解到，由于超市不合理扣秤现象严重，2003年曾在武汉发生过供应商集体罢工的事件，该事件导致当地大型超市因货物短缺而不得不关门停业。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现在很多供应商都是得过且过，能忍就忍了，要么就是恶性竞争，相互杀价，造成不良的负面后果。供应商除了要不断提高自身的实力来参与市场竞争之外，还应该拧成一股绳，共同抵制不公平的待遇。
　　“我现在是满肚子苦水不知往哪儿吐!”海南一位资深供应商廖晖(化名)对记者说，他在海南已经经营了8年的日化产品，采访到最后，他和苏林一样，考虑再三还是不同意记者透露他的真实姓名。
　　“没办法，尽管几次都下决心不干这一行了，但还是舍不得经营多年的关系和市场，”廖晖对记者说，他担心一旦暴露了自己，他的下家也就是零售商从架子上撤了他的货。
　　“在海南，零售商和供应商的矛盾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们(供应商)肯定会暴发了。”廖先生肯定地对记者说。其实，海南的供应商早就小范围暴发过。
　　老家四川的刘先生见过市场上风风雨雨，对零售商和供应商之间的事儿是了如指掌，早已对“零…‘供”之争见怪不怪了。“什么进场费啊、过节费啊、返点啊，到哪里都是这样，普通消费者可能是不太知道，大多数供应商对他们(大超市等供应商)都像孙子一样!”
　　在刘先生的眼里，海南的零售业就像房地产业一样，经历过一番波折。“只要能让我们的东西上货柜，交点钱、忍气吞声也就算了，最怕的是一夜之间卷了你的钱‘人间蒸发’啊!”刘先生说起以前的遭遇至今仍不寒而栗。
　　在海南仅有的两个大城市海口和三亚，几十家大大小小的超市、卖场等零售商在短短几年间从开张到关门走人。“太多了，他们(零售卖场)开不下去走人了，哪里会提前告诉你啊!”刘先生说，“把供应商逼急了，那我们只能反抗了。”
　　让刘先生印象最深的两次“维权”来的是那么的悲壮。海南一家叫“赛格”的卖场，倒闭以后欠下几百家供应商货款。刘先生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奔走于这几百家供应商之间，与他们一一沟通，终于联合起来向卖场讨要说法。最后，卖场老板迫于压力，只能变卖了自己的凌志轿车还了38万货款。
　　“真的像乞丐一样去讨说法啊，打死我也不愿意做零售商的债主了，”刘先生对记者说。
　　另外一次经历更让刘先生感到无助。海南一家名叫“佳佳百货”的卖场，开业刚一个星期就被迫关门。许多供应商手里的货单还没有被捂热就得追着卖场要钱。后来尽管超市把欠供应商的400多万货款在一个月内如数还清，但早已人去楼空的卖场外，几个小供应商望着身旁围观的群众和警察的无助眼神，刘先生现在回忆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海南省供应商联合会副秘书长赵艳女士向记者介绍，“在以前商品并不丰富的年代，很难看到零供之间今天这样的矛盾，”赵艳说，“也就是近五六年的时间里，海南岛上零供之间的各种矛盾凸现了出来，没办法，现在是‘渠道为王’啊。”
　　
　　面对“潜规测”，《办法》是鸡毛还是令箭?
　　
　　赵艳女士说：“我们联合会就是这样的组织，引导供应商合法经营，受理他们的投诉，协调供需关系，调解纠纷。但我们是中立组织，并不是一味护着谁。”在赵艳看来，供应商联合会并不是没有作为，而是有些供应商实在“不争气”。
　　据赵艳介绍，海南省供应商联合会早就关注零供之间的问题，光她本人就多次走访遭遇不公平对待的供应商，组织他们联合起来“维权”，但之前在争取供应商权利的“维权斗争”中缺乏武器。国家五部委《办法》出台以后的这段时间，联合会更是加快了工作节奏，但赵艳并没有把《办法》看作是一把尚方宝剑，更没有盲目乐观。
　　《办法》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规定，要数对于容易导致恶性卷款事件的“账期”问题做出的相应规定，最长不超过收货后60天。零售商不得以“个别商品未能及时供货”、“退换货手续尚未办结”等原因延迟付款。此前，2004年普尔斯马特高管卷款出逃，2005年盛兴占用供货商货款资金断裂而倒闭等事件，全部因零售商拖欠供货商货款而起。
　　“我们在走访和调查过程中发现，海 南众多的供应商之间差别很大，素质参差不齐，很难团结到一起做什么事，”赵艳说，“就拿零售商拖欠货款来说吧，我跟许多供应商都说过，只要团结一致应对零售商，就不会没有结果。你们都不发货，他超市还卖什么东西?能像刘先生那样，为了别的供应商而争取权利的人实在是太少了。”然而，现实却没那么简单。规模实力小的供应商不敢公然对抗零售商的种种“潜规测”，只是采取观望的态度；而一些供应商巨头们则表现出极端的自私自利和缺乏整体意识。“有一个大供应商竟然对我说：‘只要超市不欠我的货款，我拿到钱就行了，别人我不管!’”赵艳说道。
　　不团结也好，自私自利、人人自危也好，许多中小供应商之所以墨守“潜规则”，主要还是迫于零售商手中销售渠道的要挟。毕竟，收不到货款问题还小，如果连货柜都上不了就是大麻烦了。而一些大零售商正好利用了供应商各有各的算盘这一点，采取各自单独订立合同的办法，各个击破。
　　“新的《办法》至少提出了零供双方订立统一的示范文本合同，这一点上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赵艳说。
　　但对于进场费和返点的“潜规测”问题，赵艳则表示出谨慎的乐观，因为这些“潜规则”并不是某个人或者部门创造出来的，而是市场竞争的产物。
　　事实上，在海南，不论是几个供应商巨头还是绝对畅销货的供应商，虽然零售商保证优先结清他们的货款，但进场费却一分都没得照顾和优惠，并且往往做得越大，欠得越多。
　　“一个城市就这么几个大超市和卖场，一个超市也就这么大的场地，容纳的货架是有限的，”赵艳给记者分析，“可供应商却是不断增多的，一个货架好几家争，你不出进场费可以，下了柜马上就有别人的货填上去。”
　　“更有不争气的供应商非但不联合起来，反而私底下和零售商的采购大搞商业贿赂，只求自己的货能上架或者少收费用；零售业的商业贿赂不铲除，也将极大地影响《办法》的有效执行，”赵艳说，“只要这种供应商相对‘供大于求’的大环境不改变，潜规测就有存在的土壤。”
　　“现在很多进场费的名目花样实在繁多，什么进店费、促销费、条码费、DM费、通道费，还有各种过节费、店庆费……现在用行政的方法禁止这些费，难保零售商‘下有对策’巧立别的名目照收不误，我听说有的省市某些反应极快的超市最近已经开始改收‘选位费’了。”副秘书长不无忧虑地说。
　　而在四川省攀枝花市，由于几年前该市零供矛盾突出，当地自发组织成立了攀枝花市代理商联合会。该会会长胡义全说，新出台的《办法》有助于改变商业流通领域市场规范缺位的局面，有助于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但从办法规定的具体内容和执行力度上看，对大部分上市公司和零售龙头企业影响有限。
　　一些业内人士表示，零售商的违法成本较低。《办法》规定，对零售商违法行为，最多处以不超出3万元罚款，因此，在惩治力度上，并不能对零售商构成足够的威胁。
　　
　　“零”“供”本是鱼水，新规如何破题?
　　
　　面对这样的现实和历史，海南省供应商联合会的赵艳非常担忧，因为她实在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让普通人误以为零售商和供应商之间本来就是水火不容的关系。
　　“没有供应商，零售商门都开不了；少了零售商，谁还能买到东西?两方本是鱼水关系啊!”赵艳说，“再这样斗下去，’供应商只能把增加的费用分摊到每一件商品当中，让最终的消费者买单。超市搞再多的促销、让利，最后都要变本加厉的转嫁到消费者头上。”
　　“所以说，新《办法》实施以后，我们不能把它仅仅当作是约束零售商一方的绳子，而是要统筹零供双方，把零供看作一个整体来进行规范。”她说。
　　四川省商务厅市建处处长刘祥超说，总的来看，《办法》对供应商倾向性较强，不但从服务费用的收取上提出了限制性条件，对账期长短也做出明确规定，从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零售商资金链断裂对中小供应商带来的连锁反应，从而避免了“普尔斯马特超市”事件的重演。
　　海南省商务厅市场运行管理处李龙生处长向记者介绍，《办法》出台以后，省厅已经开始着手联合其他几个相关部门酝酿具体的落实计划，目前正在进一步研究之中。“可以明确的是，《办法》实施以后，各方肯定要按照上面的要求来做。”
　　省供应商联合会向记者透露了将来的一些极有希望的方案。
　　据介绍，海南省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将现在的“海南省供应商联合会”改名为“海南省零售与供应商联合会”，将“零”、“供”纳入到该组织进行统一协调和管理。为此，赵艳既感到压力更大，同时又感到十分欣慰；因为联合会不但手里有《办法》，还将有行政部门在后面“撑腰做主”，协调管理的力度将大大加强。
　　“此外，我们联合会还在酝酿会同工商、税务等其他当地六个相关部门，建立一种零售商预警机制，这也是《办法》中明确鼓励地方上所采取的具体行动(《办法》第十九条)。”赵艳说，“这种机制将在不泄漏零售商商业秘密的情况下，了解他们实时的盈亏状况和运行情况，并将真实情况告知相关的供应商，起到监督的作用，防止出现在供应商不知情的情况下零售商一夜间‘蒸发’。”
　　“当然，这些都还只是设想和规划，具体怎么样操作还真的需要时间来研究制定，我想新《办法》应该起码能对目前的状况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新《办法》会不会重走一些行政法规的老路、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的矛盾，在一段时间内还得不到真正的答案。但是，此次五部委联合出台的这一《办法》，至少为‘零’、‘供’双方打破僵局提供了一个可以坐下来平等协商的机会。毕竟，维护好这个市场的秩序要比单纯处罚谁更加有实际意义。
　　编辑：卢劲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