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刚刚拿到哈佛大学助理教授职位的科学家，目睹群众示威游行、耳闻诺贝尔奖得主严厉声讨他正投身的新兴科学技术，面对地方政府“不准做”的禁令，只好望风而逃。
　　这是1976年发生在美国的真事，被吓跑的科学家叫Maniatis。他是1970年代基因工程所需要的系列技术中几个重要技术的发明者之一，42岁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1985年任哈佛大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系主任，2009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系主任。他在1982年主编《分子克隆》一书，是全世界学习基因技术的教科书。
　　美国在1970到1980年代初，曾经出现一批人围剿正在起步的基因克隆和操纵技术。虽然从1950到1970年代美国的科学飞速发展，还是有人怀疑重组基因技术的安全。有些怀疑是因为不理解刚刚兴起的基因技术所导致，但有些是超越自己知识范围越界扮演权威的蛮横所造成。比如哈佛的George Wald教授，因为研究眼睛中光化学获得1967年诺贝尔医学奖。但是，Wald并不懂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曾犯过非常初级的错误。在1970年代，他公开出面反对基因工程，有些用词听上去很吓人。那时还有人说基因工程用的细菌会特别危害妇女，吓的一些女性不敢在实验室附近工作。
　　Maniatis于1976年获得哈佛大学助理教授职位，但鉴于当时的形势，他无法去哈佛上任，而是先逃到纽约的冷泉港，发明了一些迄今仍然常用的基因克隆技术。几年后，他发现哈佛还不能做基因克隆，就跑到加州理工学院。直到麻省松绑以后，才到哈佛任教。
　　三十多年来，转基因技术并没有带来最初危言耸听者所预言的可怕后果；对于此技术进一步的应用，导致转基因食物的产生。
　　近年中国反转基因的声音不少，甚至出现了科学家在作学术报告时有人闹事的非正常现象。
　　大众对转基因动植物持谨慎的态度，对新技术和新产品要求高、要求严，很自然、合理。但是，目前有些人过激批判转基因动植物，甚至以无依据的说法和谣言压制我国研究转基因动植物，甚至妖魔化相关科研人员，却是令人担忧的问题。
　　我认为，需要注意公司为了利益而垄断技术。一些农业公司为了盈利，设置关节使其他人非得每年向他们购买种子。我国需要用政策对付这种垄断，也更需要科学家以自主技术打破垄断。但是，如果对于不是主要问题的安全性过度批判而阻碍我国研究新技术，反而有利于技术领先的国外大公司继续垄断，阻碍我国转基因技术的产业应用。国外大公司不可能因为我国的反对而不做转基因产品，在我国激烈反对转基因的结果，只能是减慢我国新兴的技术开发。在我们本来不领先的情况下，减慢技术发展无异于产业自杀。
　　还有一种貌似公允、实为谬误的说法：转基因食物现在没有危害，但是不能保证几百年后、几代人以后没有危害。按照这种逻辑，计算机、手机之类新产品应该禁用。事实上，我们生活中的许多常用物品，并没有人去证明——也根本无法证明——它们“几百年以后无害”。
　　我自己和转基因商业化无关。但是，和近三十年很多做生物研究的一样，多年来我用过很多转基因动物做实验，制造过用于科学实验的转基因动物，而且经常接触转基因动植物。以前也有人说用转基因做研究很危险，但我们上万人证明没有问题。现在有人说转基因食物有问题，并无证据，而是像三十年前的危言耸听一样。实际上美国93%的大豆都是转基因、玉米86%是转基因。美国人直接食用转基因食物，也吃食用转基因食物饲料的动物，这两个群体加起来数量很大。一般懂得现代分子生物学的人，绝大多数不拒绝食用转基因食物。
　　对转基因不理解的人本无恶意，要求“谨慎”也无可厚非。但是，一些过分的反基因人士却以无知和偏见来煽动大众。有些虽在学术机构工作但并不懂现代分子生物学的人，正在重演三十多年前美国反转基因教授George Wald的角色。他们危言耸听，极力全面批判和反对转基因动植物。这些声音对公众有很大的欺骗性，对我国的农业和科技发展有相当的危害性。现代生物科学和转基因技术都有扎实基础，愿意关心的人们可以通过一些书和可靠的文章获知实情。在生物技术产业还从来没有在中国起飞的情况下，幼稚地打击中国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会损害中国生物产业、阻碍经济发展、也不利于人民健康。如果中国不自主研发转基因的经济作物，最后必将完全依赖西方。
　　在经济发展但人民生活还有待改善的时候，对于亟需应用的新技术，人们应该理性对待，防止极端倾向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