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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然而囿于以集中化经营方式、化石能源机制和城市内循环机制为动力支撑的城市极化发展模式，城乡不平衡发展矛盾日渐突出。城乡融合代表了空间正义的实现方式，它既非一种空想，也不能一蹴而就，而是根植于整个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实际发展状况，并以城乡产业发展为物质基础、以城乡劳动分工演变为内在动力、以城乡劳动者的全面发展为根本依托、以城乡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和谐统一为实现目标。本文基于馬克思空间正义视角对乡村振兴问题进行了解读，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抛砖引玉，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有所贡献。
关键词：马克思理论;空间正义;乡村振兴
一、引言
马克思的空间正义思想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空间资本化为中心，以生产空间正义、分配空间正义、权力空间正义和价值空间正义为四个基本维度，分析了寻求空间正义的变革路径。在当代现实语境中重温马克思空间正义思想，对构建体现全球性、差异性、开放性和以人为本的空间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空间，塑造全新的空间意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所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开启了一个新思路。不同于以往提出的“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以更加高屋建瓴式的提法，对新时代下城乡融合发展提出了新的期许。在这一发展框架下，乡村发展不应只是城市发展的附属品，更不应在发展路径上与城市发展亦步亦趋，而应走更具自我竞争力、极富地方特色的振兴之路。城乡融合代表了空间正义的实现方式，它既非一种空想，也不能一蹴而就，而是根植于整个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实际发展状况，并以城乡产业发展为物质基础，以城乡劳动分工演变为内在动力，以城乡劳动者的全面发展为根本依托，以城乡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和谐统一为实现目标。因此，城乡融合需要历经城乡分配正义、城乡生产正义和城乡发展正义三个历史发展阶段。
二、马克思空间正义思想
（一）乡村空间从属于城市空间
马克思认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阐明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城乡空间关系问题。城市变成了为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提供条件的空间集合体，成为劳动力空间、市场空间、生产力空间、生产关系空间、上层建筑空间的聚集体。相比于乡村，城市拥有极大的聚集功能，这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快速增长和生产方式急速传播提供了条件。
城市对乡村进行的空间剥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重要切入点，他认为城市空间与乡村空间的断裂是伴随着人类发展产生的，这种空间断裂是具体的、历史的，因此不同时期的城乡空间对立形态都不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工业空间对乡村农业空间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在这个过程中乡村成为了城市的附庸空间，成为城市的“边缘空间”.马克思说：城市成为了人口、生产等聚集的地方“而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因此，城市和乡村空间不仅仅是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分工模式的不同，也是文明和愚昧的代表。乡村的人们保守刻板，他们的生活空间相对闭塞，思想上墨守成规、固执僵化，很难接受到现代教育和现代文明的熏陶。相反城市社会空间革新较快，现代文明和教育体系较为成熟，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拓展，思想、文化的交流也随之变得频繁，精神文化生活丰富。乡村精神文化空间相比于城市来说相差悬殊，因此形成了精神文化空间断裂。
（二）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
民族各民族之间的问题和冲突主要是因为各民族之间的生产力和经济水平空间失衡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经历了工业革命、工业化大生产后，科技和生产力水平快速发展，本民族的生产空间和市场空间已经不能满足其需求。封建民族的生产力水平较低，生产资料空间和市场空间十分丰富。在这种经济失衡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民族将目光投向了农民的民族。资产家在全球开拓殖民地，对殖民地空间进行掠夺和剥削，而农民的民族正是殖民地的主要组成部分。资本渗透到封建农民民族的内部，将其所有的生产方式、生产空间、生产资料都纳入到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资本的破坏力是非常大的，它可以冲破一切的空间限制、地区限制、民族限制直到自己的“目的地”，落后的封建农民民族便成了它的“目标空间”.资本可以“在一定的民族社会内部，把任何劳动都变成雇佣劳动，”②它使封建农民中的一部分人直接成为了工人，剩下的农民为资本提供生产资料。所有被资产阶级和资本侵略的民族，如果它们不想让本民族被资产阶级吞没，就必须接受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使自己完全从属于资产阶级，成为资本的“奴隶”，成为资本家创造财富的“工具”.
三、马克思空间正义视角下乡村振兴问题
（一）城乡融合
城乡融合的第一步是实现城乡产业的联合发展，也就是在马克思设想的“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紧密的联系”的基础上，带动以大农业为源头的三次产业联合发展。正如《意见》提出的：“大力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通过保底分红、股份合作、利润返还等多种形式，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城乡产业联合并非要破坏城乡产业各自的运行规律，而是在推进工业智能化和大农业现代化的同时，着力建设二者之间关联密切的共生领域——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链，并通过工业化的生产流程、生产线、工艺技术等，改变传统农产品的物理形态，将更多工业劳动活动嵌入农产品，使之具备新的价值维度。
原本依托不同商品参与市场交易的工业生产者、农业生产者以及相关服务业者，在联合生产契约主导下，以劳动过程为媒介，融入一个统一的生产运作流程，成为同一种核心商品价值链条的上下游节点组织;他们服从核心企业的劳动决策，参与最终商品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
（二）建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城乡融合的第二步是建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实现城乡生产者在城乡产业联合领域拥有同等的劳动决策权力，即农业生产者能够组织、支配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链，承担产业链的组织协调、战略规划与经营管理等各项劳动决策职责，直接决定和影响最终商品的价值创造和创新体系。 在资本依赖关系下的市场经济阶段，劳动决策融合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农业生产者拥有城乡产业链的营运资本;二是农业生产者具备运作资本的劳动决策才能。马克思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还可以看做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看做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只有农业生产者实现地产与资本的结合，拥有与工业生产者相抗衡的农业资本力量，才能参与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链内部权力竞争。虽然工业生产者凭借先发优势，依靠资本积累基础率先控制产业联合领域的准入制度、经营规则和竞争秩序等，压制与蚕食着农业生产者的资本积累体系，但是，商业化资本市场与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的日益成熟，为农业生产者借助外部融资渠道解决资本需求问题提供了保障，资本约束将不再是掣肘劳动决策融合的主因。
相比之下，农业生产者能否具备组织吸纳与管理营运资本的劳动决策才能，才是影响产业联合领域劳动决策融合的最大阻力。“随着许多雇佣工人的协作，资本的指挥发展成为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现在，在生产场所不能缺少资本家的命令，就像在战场上不能缺少将军的命令一样。”劳动决策才能是企业家才能的核心要素，是劳动决策精神与劳动决策能力的辩证统一。前者包含强烈的事业心和成就欲、顽强进取精神、竞争意识、创新精神、坚决果断、敢冒风险以及超前决策意识等诸多涵义。后者既包括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链的组织构建、战略联盟规划、品牌战略定位等战略层面的劳动决策能力，也包括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链运行过程中的市场分析、产品研发、信息管理、生产规划、财务管理、营销管理、物流管理、客户关系管理等策略层面的劳动决策能力。
（三）消除城乡产业之间的价值差异
城乡融合的第三步是消除城乡产业之间的劳动价值差异，使得城乡生产者在城乡不同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之间自由地选择、转换与组合，实现以城乡和谐统一为内涵的城乡发展正义。
首先，人类社会“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瑏瑢，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自由独立的劳动者，劳动者的商品属性被剥离出去，享有同等的经济、交通、通讯、居住、教育、医疗、文化等社会生活条件，具备自我组织、决策、管理等各种劳动能力，既不存在市场竞争、供求失衡、雇佣关系，也不存在任何抑制劳动者自由发展，进而导致劳动者压抑需求或者被迫改变需求满足方式的因素。
其次，整个社会的劳动要素十分充裕且自由流动，全体劳动者拥有同等的获取、使用、支配和控制土地、建筑、机器、设备、资本、技术、信息、工具、原料、环境等劳动客观条件，以及劳动复杂程度、劳动熟练程度、劳动强度等劳动主观条件，不存在制约劳动者的主动性、创造性等方面的因素。在劳动者自身的内在特质，以及地域性宗教信仰和风俗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劳动者完全根据自己及其联合体的需求自由地选择劳动内容和劳动方式。
再次，新劳动产品不再局限于劳动结果的狭隘界定，而是发展为包含劳动构想、劳动行为和劳动成果的整个劳动过程的广义概念，用于满足劳动者的消费性需求、生产性需求和全面发展性需求。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完全渗透并融入其生活过程，使得生活本身成为新劳动产品，从而决定了每一个新劳动产品的价值都是独一无二的，即新劳动产品的价值具有“质”的差异性。
最后，新劳动产品必须依靠“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才能创造。在同一个劳动计划周期内，新劳动产品的生产过程也是劳动者实现自身生活目标和劳动价值的过程;新劳动产品的价值体现了劳动价值的全部，并由劳动价值决定;新劳动产品的价值与劳动价值具有等量性。也就是说，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各种新劳动产品之间不存在价值“量”的比较和差异，不同劳动者的劳动价值具有“量”的一致性。
劳动价值的融合使得以劳动方式的专门化、独立性为核心的劳动者群体分工，转变为以劳动方式的复合化、统一性为核心的劳动者个体自我分工，即人的分工自由化，从而消除了以交换为前提的分工的强制性、固定性，以及“给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劳动者作为独立的劳动主体，其自觉、自主的劳动完全出于内在需求，摆脱了对人与对物的依赖，成为全面自由发展的个人，“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从而全面地发展了不以货币权力占有为主旨的劳动者自己的社会关系，实现了城乡发展正义基础上的城乡高度融合统一。
参考文献
[1]朱泽.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7（12）：32-36.
[2]韩长赋.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J].紫光阁，2018（1）：11-12.
[3]叶兴庆.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论纲[J].改革，2018（1）：65-73.
[4]蒋和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及可借鉴发展模式[J].农业经济与管理，2017（6）：17-24.
[5]張红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J].农村经营管理，2017（11）：1-1.
作者简介：
王淑君（1991—），女，汉族，籍贯：江西浮梁，学历：研究生，单位：景德镇陶瓷大学研究生院，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作者单位：景德镇陶瓷大学研究生院）
关键词：马克思理论;空间正义;乡村振兴
一、引言
马克思的空间正义思想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空间资本化为中心，以生产空间正义、分配空间正义、权力空间正义和价值空间正义为四个基本维度，分析了寻求空间正义的变革路径。在当代现实语境中重温马克思空间正义思想，对构建体现全球性、差异性、开放性和以人为本的空间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空间，塑造全新的空间意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所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开启了一个新思路。不同于以往提出的“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以更加高屋建瓴式的提法，对新时代下城乡融合发展提出了新的期许。在这一发展框架下，乡村发展不应只是城市发展的附属品，更不应在发展路径上与城市发展亦步亦趋，而应走更具自我竞争力、极富地方特色的振兴之路。城乡融合代表了空间正义的实现方式，它既非一种空想，也不能一蹴而就，而是根植于整个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实际发展状况，并以城乡产业发展为物质基础，以城乡劳动分工演变为内在动力，以城乡劳动者的全面发展为根本依托，以城乡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和谐统一为实现目标。因此，城乡融合需要历经城乡分配正义、城乡生产正义和城乡发展正义三个历史发展阶段。
二、马克思空间正义思想
（一）乡村空间从属于城市空间
马克思认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阐明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城乡空间关系问题。城市变成了为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提供条件的空间集合体，成为劳动力空间、市场空间、生产力空间、生产关系空间、上层建筑空间的聚集体。相比于乡村，城市拥有极大的聚集功能，这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快速增长和生产方式急速传播提供了条件。
城市对乡村进行的空间剥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重要切入点，他认为城市空间与乡村空间的断裂是伴随着人类发展产生的，这种空间断裂是具体的、历史的，因此不同时期的城乡空间对立形态都不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工业空间对乡村农业空间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在这个过程中乡村成为了城市的附庸空间，成为城市的“边缘空间”.马克思说：城市成为了人口、生产等聚集的地方“而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因此，城市和乡村空间不仅仅是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分工模式的不同，也是文明和愚昧的代表。乡村的人们保守刻板，他们的生活空间相对闭塞，思想上墨守成规、固执僵化，很难接受到现代教育和现代文明的熏陶。相反城市社会空间革新较快，现代文明和教育体系较为成熟，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拓展，思想、文化的交流也随之变得频繁，精神文化生活丰富。乡村精神文化空间相比于城市来说相差悬殊，因此形成了精神文化空间断裂。
（二）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
民族各民族之间的问题和冲突主要是因为各民族之间的生产力和经济水平空间失衡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经历了工业革命、工业化大生产后，科技和生产力水平快速发展，本民族的生产空间和市场空间已经不能满足其需求。封建民族的生产力水平较低，生产资料空间和市场空间十分丰富。在这种经济失衡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民族将目光投向了农民的民族。资产家在全球开拓殖民地，对殖民地空间进行掠夺和剥削，而农民的民族正是殖民地的主要组成部分。资本渗透到封建农民民族的内部，将其所有的生产方式、生产空间、生产资料都纳入到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资本的破坏力是非常大的，它可以冲破一切的空间限制、地区限制、民族限制直到自己的“目的地”，落后的封建农民民族便成了它的“目标空间”.资本可以“在一定的民族社会内部，把任何劳动都变成雇佣劳动，”②它使封建农民中的一部分人直接成为了工人，剩下的农民为资本提供生产资料。所有被资产阶级和资本侵略的民族，如果它们不想让本民族被资产阶级吞没，就必须接受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使自己完全从属于资产阶级，成为资本的“奴隶”，成为资本家创造财富的“工具”.
三、马克思空间正义视角下乡村振兴问题
（一）城乡融合
城乡融合的第一步是实现城乡产业的联合发展，也就是在马克思设想的“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紧密的联系”的基础上，带动以大农业为源头的三次产业联合发展。正如《意见》提出的：“大力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通过保底分红、股份合作、利润返还等多种形式，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城乡产业联合并非要破坏城乡产业各自的运行规律，而是在推进工业智能化和大农业现代化的同时，着力建设二者之间关联密切的共生领域——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链，并通过工业化的生产流程、生产线、工艺技术等，改变传统农产品的物理形态，将更多工业劳动活动嵌入农产品，使之具备新的价值维度。
原本依托不同商品参与市场交易的工业生产者、农业生产者以及相关服务业者，在联合生产契约主导下，以劳动过程为媒介，融入一个统一的生产运作流程，成为同一种核心商品价值链条的上下游节点组织;他们服从核心企业的劳动决策，参与最终商品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
（二）建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城乡融合的第二步是建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实现城乡生产者在城乡产业联合领域拥有同等的劳动决策权力，即农业生产者能够组织、支配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链，承担产业链的组织协调、战略规划与经营管理等各项劳动决策职责，直接决定和影响最终商品的价值创造和创新体系。 在资本依赖关系下的市场经济阶段，劳动决策融合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农业生产者拥有城乡产业链的营运资本;二是农业生产者具备运作资本的劳动决策才能。马克思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还可以看做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看做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只有农业生产者实现地产与资本的结合，拥有与工业生产者相抗衡的农业资本力量，才能参与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链内部权力竞争。虽然工业生产者凭借先发优势，依靠资本积累基础率先控制产业联合领域的准入制度、经营规则和竞争秩序等，压制与蚕食着农业生产者的资本积累体系，但是，商业化资本市场与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的日益成熟，为农业生产者借助外部融资渠道解决资本需求问题提供了保障，资本约束将不再是掣肘劳动决策融合的主因。
相比之下，农业生产者能否具备组织吸纳与管理营运资本的劳动决策才能，才是影响产业联合领域劳动决策融合的最大阻力。“随着许多雇佣工人的协作，资本的指挥发展成为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现在，在生产场所不能缺少资本家的命令，就像在战场上不能缺少将军的命令一样。”劳动决策才能是企业家才能的核心要素，是劳动决策精神与劳动决策能力的辩证统一。前者包含强烈的事业心和成就欲、顽强进取精神、竞争意识、创新精神、坚决果断、敢冒风险以及超前决策意识等诸多涵义。后者既包括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链的组织构建、战略联盟规划、品牌战略定位等战略层面的劳动决策能力，也包括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链运行过程中的市场分析、产品研发、信息管理、生产规划、财务管理、营销管理、物流管理、客户关系管理等策略层面的劳动决策能力。
（三）消除城乡产业之间的价值差异
城乡融合的第三步是消除城乡产业之间的劳动价值差异，使得城乡生产者在城乡不同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之间自由地选择、转换与组合，实现以城乡和谐统一为内涵的城乡发展正义。
首先，人类社会“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瑏瑢，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自由独立的劳动者，劳动者的商品属性被剥离出去，享有同等的经济、交通、通讯、居住、教育、医疗、文化等社会生活条件，具备自我组织、决策、管理等各种劳动能力，既不存在市场竞争、供求失衡、雇佣关系，也不存在任何抑制劳动者自由发展，进而导致劳动者压抑需求或者被迫改变需求满足方式的因素。
其次，整个社会的劳动要素十分充裕且自由流动，全体劳动者拥有同等的获取、使用、支配和控制土地、建筑、机器、设备、资本、技术、信息、工具、原料、环境等劳动客观条件，以及劳动复杂程度、劳动熟练程度、劳动强度等劳动主观条件，不存在制约劳动者的主动性、创造性等方面的因素。在劳动者自身的内在特质，以及地域性宗教信仰和风俗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劳动者完全根据自己及其联合体的需求自由地选择劳动内容和劳动方式。
再次，新劳动产品不再局限于劳动结果的狭隘界定，而是发展为包含劳动构想、劳动行为和劳动成果的整个劳动过程的广义概念，用于满足劳动者的消费性需求、生产性需求和全面发展性需求。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完全渗透并融入其生活过程，使得生活本身成为新劳动产品，从而决定了每一个新劳动产品的价值都是独一无二的，即新劳动产品的价值具有“质”的差异性。
最后，新劳动产品必须依靠“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才能创造。在同一个劳动计划周期内，新劳动产品的生产过程也是劳动者实现自身生活目标和劳动价值的过程;新劳动产品的价值体现了劳动价值的全部，并由劳动价值决定;新劳动产品的价值与劳动价值具有等量性。也就是说，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各种新劳动产品之间不存在价值“量”的比较和差异，不同劳动者的劳动价值具有“量”的一致性。
劳动价值的融合使得以劳动方式的专门化、独立性为核心的劳动者群体分工，转变为以劳动方式的复合化、统一性为核心的劳动者个体自我分工，即人的分工自由化，从而消除了以交换为前提的分工的强制性、固定性，以及“给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劳动者作为独立的劳动主体，其自觉、自主的劳动完全出于内在需求，摆脱了对人与对物的依赖，成为全面自由发展的个人，“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从而全面地发展了不以货币权力占有为主旨的劳动者自己的社会关系，实现了城乡发展正义基础上的城乡高度融合统一。
参考文献
[1]朱泽.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7（12）：32-36.
[2]韩长赋.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J].紫光阁，2018（1）：11-12.
[3]叶兴庆.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论纲[J].改革，2018（1）：65-73.
[4]蒋和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及可借鉴发展模式[J].农业经济与管理，2017（6）：17-24.
[5]張红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J].农村经营管理，2017（11）：1-1.
作者简介：
王淑君（1991—），女，汉族，籍贯：江西浮梁，学历：研究生，单位：景德镇陶瓷大学研究生院，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作者单位：景德镇陶瓷大学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