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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列夫·托尔斯泰穷尽一生艰难地探索在时代巨大变化的背景下俄罗斯贵族阶级的出路，虽然在这一长久的过程中，托尔斯泰经历过怀疑、迷茫，但是他始终坚持不懈地探索和研究，最终在宗教中找到出路，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纵观托尔斯泰作品中的男主人公，他们是托尔斯泰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代表。作品中主人公们在不断而反复的探索中认识到贵族阶级的腐朽罪恶以及农民的淳朴赤贫，开始探索社会的出路。
关健词：列夫·托尔斯泰 人文思想 托尔斯泰男主人公
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以自己一系列文学杰作反映了俄国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历史进程和社会思潮，对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托尔斯泰善于进行深刻细腻的心理描写，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之为“心灵的辩证法”[1]，他长于表现连续的、充满复杂矛盾的心理过程本身。在托氏的作品中有一系列进行精神探索，主张“道德上自我完善”的主人公，即所谓“托尔斯泰男主人公”。这些主人公都带有作家本人的思想和政治活动的痕迹，好像作家的影子，这些身世各异的主人公都有一个基本相同的世界观——基督教人道主义，而且他们构成了一根思想的链条，连续且较为完整地反映了作家本人进行思想探探索的全过程。因此，分析这些主人公的思想内涵有助于我们了解托尔斯泰人文思想的逐渐形成的过程，并从中看到作家那种“追根究底”探索贵族阶级出路的良苦用心。反之，亦可从这些人物的精神境界中，摸索托尔斯泰创作思想的全部力量和全部实质。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发表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通过贵族子弟尼科林卡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过程，反映了贵族地主家庭的生活和作者早期的思想探索。尼科林卡是一个典型的贵族子弟。他从孩提时便具有贵族阶级的心理特点。但是他善于思考，注意观察周围的人们极其生活，经常进行自我分析。随着个性的成长，他开始了艰苦的伦理和哲学方面的探索，他发现了人生的新使命，即不断地在道德上进行自我完善，以“”癌症全人类个，根绝人间的一切罪恶和不幸”。[2]一方面沾染了崇尚虚荣的恶习，接受了贵族老爷的偏见，另一方面也看到这个阶级的虚伪与自私，已经开始意识到贵族和劳动人民之间的隔阂与对立。他“一方面渴望做一个‘体面的’人，即一个上流社会人物，保持着贵族阶级的偏见和傲慢，同时又常對自己不满，为自己的一些行为感到懊悔，希望在道德上得到更新”。[3]这部作品一方面从道德角度揭露了贵族社会，另一方面又美化了地主庄园中的宗法关系；既同情农民，却又认为农民愚昧，开始就显示其思想中的矛盾因素。作品的自传因素，也明显地透露出作者本人道德上的纯净和内省精神。
如果说作家在“三部曲”中已开始意识到农民和地主之间的隔阂和对立，那么在1856年发表的《一个地主的早展》中，这种意识就更深刻而清晰。作品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大学退学回乡后，切身感受到农民的赤贫状况，从博爱的角度出发，他实行减役减租，并为农民盖房子。但是他要帮助农民的“善心”，农民根本就不理睬，他们理所当然地怀疑老爷的“好意”。历史以来贵族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巨大隔阂让农民相信，在老爷们提出建议的背后，一定有什么险恶的用心。那令人啼笑皆非的老婆子滚到聂赫留朵夫脚下哭叫的误会粉碎了聂赫留朵夫想以“改良”一类的方法拯救农民的幻想，也粉碎了他想使地主贵族在慈悲心十足的施舍中达到思想净化的企图。贵族和农民处于社会的两个极端，这两个阶级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沟通、无法理解的。1863年作家发表了中篇小说《哥萨克》，小说描写了贵族青年奥列宁对上流社会十分厌倦，于是抛弃了都市的安乐去高加索从军，决心同哥萨克一起过自然朴素的山民生活。到了哥萨克不久，奥列宁与一个哥萨克姑娘恋爱了，从而一步步暴露出他作为贵族阶级的偏见和无知，最终为哥萨克山民所鄙弃，只好重返城市。在这里，作家把山民的宗法生活理想化，希望贵族青年能脱离上层社会，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返朴归真”。作品体现出托尔斯泰对贵族阶级的强烈不满和深深优虑，这部作品第一次提出了“平民化”的口号，表明作家的人文思想进一步发展，但是此时的作家还看不到出路，因此只得诉诸一种脱离现实的理想境界。此时的托尔斯泰也和他作品中的男主人公一样陷入了矛盾之中。
六十年代宏篇巨著《战争与和平》问世。作家着意塑造了两个理想的贵族青年形象——皮埃尔和安德列。皮埃尔是一个富豪的私生子，早年也同其他贵族纹垮一样混迹上流社会，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妻子爱伦的堕落和上流社会的腐朽罪恶使他对这个社会痛心疾首。为了洗涤自己身上的污垢，也为了恢复自己庄园贵族的本色，他接受了博爱主义思想影响，从事慈善事业，并在自己的基辅庄园推行农事改革。然而改革并未减轻农民的负担。战争期间他同情人民苦难，要刺杀拿破仑而未遂被俘，在囚禁生活中历尽艰辛，终于从一个笃信上帝，力主博爱，一切听天由命的宗法农民普拉东身上看到“灵魂的和谐”[4]和“永恒的美德”[4]，形成了屈从忍受“爱一切人”的世界观，走上了“道德自我完善”的道路。安德列也是出身庄园贵族之家，门弟显赫却接近人民。这使他同样厌弃上流社会空虚奢侈的虚伪生活，遂报着一种贵族荣誉感投身军界，当了库图佐夫的副官。他作战英勇，体恤部下，在战争的洗礼及与普通士兵的接触中，逐步克服了贵族的虚荣和傲慢，深感个人之渺小。在一次战争中他负了重伤，临死前他读着《福音书》，开始领悟人生的意义在于“博爱”，要无目的、无原因、无条件地爱一切人。这些托尔斯泰的男主人公们都属于精神探索型的贵族青年，作者的基督教博爱主义思想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877年《安娜·卡列尼娜》出版，它是托尔斯泰批判现实主义新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他的世界观处于激变前夜的一种透视，可以说它进一步体现出托氏学说的矛盾性。青年地主列文拥有三千俄亩土地，他生活在“一切都乱了”的七十年代的俄国。急剧发展的资本主义，猛烈冲击着各个阶级各个领域。俄式封建宗法农村经济被破坏，这就造成整个社会的大动荡。列文此时象贵族中的不少有识之士一样，痛感地主经济的没落，却又不承认任何新制度的可行，梦想一种能绕过资本主义怪物，借助俄国自身的力量来解决阶级矛盾的改良方案。列文对与资本主义有关的一切都深恶痛绝，诸如城市文明、西欧经营田庄的方式等，甚至也否认农村需要的现代文明的医疗、卫生、学校、教育等一类的东西。他顽固地认为一切资本主义的产物，象是“插在地上的桦树枝”，他既“不能给这些桦树枝浇水，也不能相信这些桦树枝”，而他希望的则是在保证贵族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之上来调整和改善农民和地主的关系，他极力想探寻出一种“对于我自己对于劳动者都有利的劳动方法”[5]，一种“不流血的革命”[5]来。为此他把自己的庄园当作使俄国避免资本主义的试验场，让地主参加部分劳动，农民参加部分管理，并亲自参加劳动，锄地、刈麦，俨然一个完全“平民化”了的老爷。他还想以合股经营农业合作小组，与农民对分股成的办法来缓和农民与地主的矛盾。然而老爷毕竟还是老爷，与皮埃尔比较，列文尽管对自己的阶级谴贵更为激烈、探索接近人民的道路也走得更远、寻求改革的态度更为虔诚积极，但是阶级之间的巨大隔阂仅仅靠一个人是无法改变的，列文的探索和改革理所当然地碰了壁。这时感到绝望的列文只好在家庭与宗教“博爱”中寻求慰籍。托尔斯泰男主人公发展到这里，平民化的程度大大加强，并且最后皈依了宗教，成为一个为上帝为灵魂而活着的虚无生义者。此时托尔斯泰的人文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托尔斯泰的宗法制农民观念正在开始形成。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大的改变。他在忏悔录中这样写着：“1881年这个时期对我来说，乃是从内心上改变整个人生观的一段最为紧张炽热的时期，我弃绝了我那个阶级的生活。”[6]1899年《复活》的出版充分且集中地体现了托尔斯泰的宗法制农民世界观。托尔斯泰作为一名俄国上层贵族，为了给时代巨变中的俄罗斯贵族寻找出路他经历了艰难而痛苦的探索。最终在社会现实的教育下、在农民思想情绪影响下、在宗教思想的熏染下，作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这是俄国乃至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峰。托尔斯泰男主人公的思想和“复活”历程，在《复活》的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身上得到了最突出的体现。聂赫留朵夫是托氏男主人公系列的最后的总结性人物。他是一个“贵族忏悔”的典型。为了请求玛丝洛娃的宽恕，他进行“灵魂的扫除”，辗转于社会的两个截然不同的阶层之间，往来穿梭于城市、乡村之间。聂赫留朵夫所到之处、所历之事为我们打开了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阶层，使各种俄罗斯社会现实中的尖锐矛盾都暴露无遗。聂赫留朵夫看到国家机器的黑暗、大小官吏们的昏庸和糜烂，看到了官办教会的“伪善”，也看到了农民生活的赤贫，贵族官员和农民阶层之间的巨大差异让他开始思考，他意识到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农民赤贫生活的根源。他还进一步认识到，农民和劳动群众是“真正的上等人”，“他们构成了真正的上流社会”。在同囚犯、流放犯、农民群众接触的过程中，他的眼界开阔了，对现实的认识越来越清醒，最终聂赫留朵夫否定了俄罗斯的的社会制度，作为一名拥有庄园、土地和财产的贵族，他放弃了自己的一切，从根本上否定了贵族地主阶级的生活，站到宗法制农民立场上来。聂赫留朵夫雖然实行了和本阶级的彻底决裂，但他毕竟出身于贵族阶级，所以还是和贵族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贵族的习气最终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脱掉。比如，为了维持生活他还保留两个庄园之一的一小部分租金。当玛丝洛娃最终也没有接受他的牺性而和政治犯西蒙松结婚时，他马上觉得自己的作为是不是贬值了。面对可怕的社会局面，他认为“务必要想出办法来改变”[7]，但究竟用什么办法呢？最终他在“人类爱”和“不以暴力抗恶”中寻得答案。在此，小说中聂赫留朵夫的“人性”战胜“兽性”，托尔斯泰的“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和“爱的宗教”的思想在他身上得到了最深刻的体现，聂赫留朵夫的落脚点最充分最完整地体现了托尔斯泰思想。“托尔斯泰男主人公”作为托尔斯精神发展的几个不同阶段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作家的影子，而每部作品中主人公的变化和发展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作家人文思想的发展轨迹。而在《复活》的聂赫留朵夫身上，表现出作家思想的异常深沉，极其丰富，有血有肉的全部意义.他是个高度完美的艺术典型。在聂赫留朵夫身上，我们既可以看到艺术家托尔斯泰思想成长过程的最后阶段，也可以看到思想家托尔斯泰不断探索后的终极归宿。聂赫留朵夫集中了作家的痛苦和幸福、失败和希望，集中了他一身的精力和全身的心血。
纵观这些形形色色托尔斯泰男主人公，他们痛苦探索，反复思考。“从尼古连卡到聂赫留朵夫中间还有若干自传性人物……他们连成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世界观转变的道路，每个人都是一座里程碑，她们都在缓慢地离开贵族阶级的传统道路，到《复活》产生一次飞跃”。[8]正如高尔基所说“托尔斯泰文艺创作的基本主题是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混乱的俄罗斯生活中替这个善良的贵族少爷聂赫留朵夫找打一个合适的地位……托尔斯泰伯爵要在生活中替托尔斯泰伯爵找个地位，因为聂赫留朵夫、列文、伊尔捷涅夫、奥列宁——所有这些任务都是做着自己的肖像，所有这些人物都是他精神发展的几个阶段罢了。”[9]纵观托尔斯泰的作品中的男主人公们，托尔斯泰思想的形成过程和全部意义体现得淋漓尽致，随着作家人文思想的逐渐形成，作家毅然弃绝了自己的阶级地位和优越的生活方式，成了宗法农民的代言人。作家纯洁的道德精神值得我们赞叹。同时，作为一名艺术家的社会意义，托尔斯泰创作的真正价值，总是和他反映时代的深度、广度成正比的。正因为托尔斯泰如此真实、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俄国革命的本质特卓，他才无愧于“十九世纪俄国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和“艺术大师”的称号，而他的作品才能经世不朽。
参考文献
[1]倪蕊琴：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2][俄]列夫·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一卷）[M]，谢素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3]曹靖华：俄国文学史（上卷）[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M]，草婴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5][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M]，草婴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
[6][俄]列夫·托尔斯泰：忏悔录[M]，冯增义译，华文出版社，2003。
[7][俄]列夫·托尔斯泰：复活[M]，汝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8]刘亚丁：列·托尔斯泰的自传性形象系列[J]，外国文学，1988年2期。
[9][俄]高尔基：俄国文学史[M]，缪灵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作者介绍：汪盼，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
关健词：列夫·托尔斯泰 人文思想 托尔斯泰男主人公
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以自己一系列文学杰作反映了俄国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历史进程和社会思潮，对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托尔斯泰善于进行深刻细腻的心理描写，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之为“心灵的辩证法”[1]，他长于表现连续的、充满复杂矛盾的心理过程本身。在托氏的作品中有一系列进行精神探索，主张“道德上自我完善”的主人公，即所谓“托尔斯泰男主人公”。这些主人公都带有作家本人的思想和政治活动的痕迹，好像作家的影子，这些身世各异的主人公都有一个基本相同的世界观——基督教人道主义，而且他们构成了一根思想的链条，连续且较为完整地反映了作家本人进行思想探探索的全过程。因此，分析这些主人公的思想内涵有助于我们了解托尔斯泰人文思想的逐渐形成的过程，并从中看到作家那种“追根究底”探索贵族阶级出路的良苦用心。反之，亦可从这些人物的精神境界中，摸索托尔斯泰创作思想的全部力量和全部实质。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发表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通过贵族子弟尼科林卡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过程，反映了贵族地主家庭的生活和作者早期的思想探索。尼科林卡是一个典型的贵族子弟。他从孩提时便具有贵族阶级的心理特点。但是他善于思考，注意观察周围的人们极其生活，经常进行自我分析。随着个性的成长，他开始了艰苦的伦理和哲学方面的探索，他发现了人生的新使命，即不断地在道德上进行自我完善，以“”癌症全人类个，根绝人间的一切罪恶和不幸”。[2]一方面沾染了崇尚虚荣的恶习，接受了贵族老爷的偏见，另一方面也看到这个阶级的虚伪与自私，已经开始意识到贵族和劳动人民之间的隔阂与对立。他“一方面渴望做一个‘体面的’人，即一个上流社会人物，保持着贵族阶级的偏见和傲慢，同时又常對自己不满，为自己的一些行为感到懊悔，希望在道德上得到更新”。[3]这部作品一方面从道德角度揭露了贵族社会，另一方面又美化了地主庄园中的宗法关系；既同情农民，却又认为农民愚昧，开始就显示其思想中的矛盾因素。作品的自传因素，也明显地透露出作者本人道德上的纯净和内省精神。
如果说作家在“三部曲”中已开始意识到农民和地主之间的隔阂和对立，那么在1856年发表的《一个地主的早展》中，这种意识就更深刻而清晰。作品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大学退学回乡后，切身感受到农民的赤贫状况，从博爱的角度出发，他实行减役减租，并为农民盖房子。但是他要帮助农民的“善心”，农民根本就不理睬，他们理所当然地怀疑老爷的“好意”。历史以来贵族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巨大隔阂让农民相信，在老爷们提出建议的背后，一定有什么险恶的用心。那令人啼笑皆非的老婆子滚到聂赫留朵夫脚下哭叫的误会粉碎了聂赫留朵夫想以“改良”一类的方法拯救农民的幻想，也粉碎了他想使地主贵族在慈悲心十足的施舍中达到思想净化的企图。贵族和农民处于社会的两个极端，这两个阶级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沟通、无法理解的。1863年作家发表了中篇小说《哥萨克》，小说描写了贵族青年奥列宁对上流社会十分厌倦，于是抛弃了都市的安乐去高加索从军，决心同哥萨克一起过自然朴素的山民生活。到了哥萨克不久，奥列宁与一个哥萨克姑娘恋爱了，从而一步步暴露出他作为贵族阶级的偏见和无知，最终为哥萨克山民所鄙弃，只好重返城市。在这里，作家把山民的宗法生活理想化，希望贵族青年能脱离上层社会，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返朴归真”。作品体现出托尔斯泰对贵族阶级的强烈不满和深深优虑，这部作品第一次提出了“平民化”的口号，表明作家的人文思想进一步发展，但是此时的作家还看不到出路，因此只得诉诸一种脱离现实的理想境界。此时的托尔斯泰也和他作品中的男主人公一样陷入了矛盾之中。
六十年代宏篇巨著《战争与和平》问世。作家着意塑造了两个理想的贵族青年形象——皮埃尔和安德列。皮埃尔是一个富豪的私生子，早年也同其他贵族纹垮一样混迹上流社会，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妻子爱伦的堕落和上流社会的腐朽罪恶使他对这个社会痛心疾首。为了洗涤自己身上的污垢，也为了恢复自己庄园贵族的本色，他接受了博爱主义思想影响，从事慈善事业，并在自己的基辅庄园推行农事改革。然而改革并未减轻农民的负担。战争期间他同情人民苦难，要刺杀拿破仑而未遂被俘，在囚禁生活中历尽艰辛，终于从一个笃信上帝，力主博爱，一切听天由命的宗法农民普拉东身上看到“灵魂的和谐”[4]和“永恒的美德”[4]，形成了屈从忍受“爱一切人”的世界观，走上了“道德自我完善”的道路。安德列也是出身庄园贵族之家，门弟显赫却接近人民。这使他同样厌弃上流社会空虚奢侈的虚伪生活，遂报着一种贵族荣誉感投身军界，当了库图佐夫的副官。他作战英勇，体恤部下，在战争的洗礼及与普通士兵的接触中，逐步克服了贵族的虚荣和傲慢，深感个人之渺小。在一次战争中他负了重伤，临死前他读着《福音书》，开始领悟人生的意义在于“博爱”，要无目的、无原因、无条件地爱一切人。这些托尔斯泰的男主人公们都属于精神探索型的贵族青年，作者的基督教博爱主义思想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877年《安娜·卡列尼娜》出版，它是托尔斯泰批判现实主义新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他的世界观处于激变前夜的一种透视，可以说它进一步体现出托氏学说的矛盾性。青年地主列文拥有三千俄亩土地，他生活在“一切都乱了”的七十年代的俄国。急剧发展的资本主义，猛烈冲击着各个阶级各个领域。俄式封建宗法农村经济被破坏，这就造成整个社会的大动荡。列文此时象贵族中的不少有识之士一样，痛感地主经济的没落，却又不承认任何新制度的可行，梦想一种能绕过资本主义怪物，借助俄国自身的力量来解决阶级矛盾的改良方案。列文对与资本主义有关的一切都深恶痛绝，诸如城市文明、西欧经营田庄的方式等，甚至也否认农村需要的现代文明的医疗、卫生、学校、教育等一类的东西。他顽固地认为一切资本主义的产物，象是“插在地上的桦树枝”，他既“不能给这些桦树枝浇水，也不能相信这些桦树枝”，而他希望的则是在保证贵族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之上来调整和改善农民和地主的关系，他极力想探寻出一种“对于我自己对于劳动者都有利的劳动方法”[5]，一种“不流血的革命”[5]来。为此他把自己的庄园当作使俄国避免资本主义的试验场，让地主参加部分劳动，农民参加部分管理，并亲自参加劳动，锄地、刈麦，俨然一个完全“平民化”了的老爷。他还想以合股经营农业合作小组，与农民对分股成的办法来缓和农民与地主的矛盾。然而老爷毕竟还是老爷，与皮埃尔比较，列文尽管对自己的阶级谴贵更为激烈、探索接近人民的道路也走得更远、寻求改革的态度更为虔诚积极，但是阶级之间的巨大隔阂仅仅靠一个人是无法改变的，列文的探索和改革理所当然地碰了壁。这时感到绝望的列文只好在家庭与宗教“博爱”中寻求慰籍。托尔斯泰男主人公发展到这里，平民化的程度大大加强，并且最后皈依了宗教，成为一个为上帝为灵魂而活着的虚无生义者。此时托尔斯泰的人文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托尔斯泰的宗法制农民观念正在开始形成。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大的改变。他在忏悔录中这样写着：“1881年这个时期对我来说，乃是从内心上改变整个人生观的一段最为紧张炽热的时期，我弃绝了我那个阶级的生活。”[6]1899年《复活》的出版充分且集中地体现了托尔斯泰的宗法制农民世界观。托尔斯泰作为一名俄国上层贵族，为了给时代巨变中的俄罗斯贵族寻找出路他经历了艰难而痛苦的探索。最终在社会现实的教育下、在农民思想情绪影响下、在宗教思想的熏染下，作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这是俄国乃至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峰。托尔斯泰男主人公的思想和“复活”历程，在《复活》的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身上得到了最突出的体现。聂赫留朵夫是托氏男主人公系列的最后的总结性人物。他是一个“贵族忏悔”的典型。为了请求玛丝洛娃的宽恕，他进行“灵魂的扫除”，辗转于社会的两个截然不同的阶层之间，往来穿梭于城市、乡村之间。聂赫留朵夫所到之处、所历之事为我们打开了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阶层，使各种俄罗斯社会现实中的尖锐矛盾都暴露无遗。聂赫留朵夫看到国家机器的黑暗、大小官吏们的昏庸和糜烂，看到了官办教会的“伪善”，也看到了农民生活的赤贫，贵族官员和农民阶层之间的巨大差异让他开始思考，他意识到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农民赤贫生活的根源。他还进一步认识到，农民和劳动群众是“真正的上等人”，“他们构成了真正的上流社会”。在同囚犯、流放犯、农民群众接触的过程中，他的眼界开阔了，对现实的认识越来越清醒，最终聂赫留朵夫否定了俄罗斯的的社会制度，作为一名拥有庄园、土地和财产的贵族，他放弃了自己的一切，从根本上否定了贵族地主阶级的生活，站到宗法制农民立场上来。聂赫留朵夫雖然实行了和本阶级的彻底决裂，但他毕竟出身于贵族阶级，所以还是和贵族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贵族的习气最终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脱掉。比如，为了维持生活他还保留两个庄园之一的一小部分租金。当玛丝洛娃最终也没有接受他的牺性而和政治犯西蒙松结婚时，他马上觉得自己的作为是不是贬值了。面对可怕的社会局面，他认为“务必要想出办法来改变”[7]，但究竟用什么办法呢？最终他在“人类爱”和“不以暴力抗恶”中寻得答案。在此，小说中聂赫留朵夫的“人性”战胜“兽性”，托尔斯泰的“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和“爱的宗教”的思想在他身上得到了最深刻的体现，聂赫留朵夫的落脚点最充分最完整地体现了托尔斯泰思想。“托尔斯泰男主人公”作为托尔斯精神发展的几个不同阶段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作家的影子，而每部作品中主人公的变化和发展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作家人文思想的发展轨迹。而在《复活》的聂赫留朵夫身上，表现出作家思想的异常深沉，极其丰富，有血有肉的全部意义.他是个高度完美的艺术典型。在聂赫留朵夫身上，我们既可以看到艺术家托尔斯泰思想成长过程的最后阶段，也可以看到思想家托尔斯泰不断探索后的终极归宿。聂赫留朵夫集中了作家的痛苦和幸福、失败和希望，集中了他一身的精力和全身的心血。
纵观这些形形色色托尔斯泰男主人公，他们痛苦探索，反复思考。“从尼古连卡到聂赫留朵夫中间还有若干自传性人物……他们连成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世界观转变的道路，每个人都是一座里程碑，她们都在缓慢地离开贵族阶级的传统道路，到《复活》产生一次飞跃”。[8]正如高尔基所说“托尔斯泰文艺创作的基本主题是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混乱的俄罗斯生活中替这个善良的贵族少爷聂赫留朵夫找打一个合适的地位……托尔斯泰伯爵要在生活中替托尔斯泰伯爵找个地位，因为聂赫留朵夫、列文、伊尔捷涅夫、奥列宁——所有这些任务都是做着自己的肖像，所有这些人物都是他精神发展的几个阶段罢了。”[9]纵观托尔斯泰的作品中的男主人公们，托尔斯泰思想的形成过程和全部意义体现得淋漓尽致，随着作家人文思想的逐渐形成，作家毅然弃绝了自己的阶级地位和优越的生活方式，成了宗法农民的代言人。作家纯洁的道德精神值得我们赞叹。同时，作为一名艺术家的社会意义，托尔斯泰创作的真正价值，总是和他反映时代的深度、广度成正比的。正因为托尔斯泰如此真实、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俄国革命的本质特卓，他才无愧于“十九世纪俄国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和“艺术大师”的称号，而他的作品才能经世不朽。
参考文献
[1]倪蕊琴：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2][俄]列夫·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一卷）[M]，谢素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3]曹靖华：俄国文学史（上卷）[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M]，草婴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5][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M]，草婴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
[6][俄]列夫·托尔斯泰：忏悔录[M]，冯增义译，华文出版社，2003。
[7][俄]列夫·托尔斯泰：复活[M]，汝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8]刘亚丁：列·托尔斯泰的自传性形象系列[J]，外国文学，1988年2期。
[9][俄]高尔基：俄国文学史[M]，缪灵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作者介绍：汪盼，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