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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研究对象为两次由科学家主导的对新兴生物技术风险的“共识会议”。通过对这两次会议的历史、意义与相关争议的讨论，尝试探索专家预警在新兴生物技术治理中的角色及局限性。在1975年阿西洛马会议上，科学家针对如何应对新发现的重组DNA技术及其风险问题进行了讨论，标志着预警性技术治理的开始。但是由于会议制定的风险范围过于狭窄，限制了生物技术治理的范围。2015年的华盛顿峰会讨论了与人类基因编辑有关的科学、伦理与治理问题，最大范围地听取了国际社会的意见，但仍将复杂的全球治理难题的责任与权力分配到不同的国家与地区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