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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教学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与规律。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教学不仅要注重对学生“史的教育”,更要注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对整个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作用的研究与探索。本文着重论述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的两个基本特征:即“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具有的文化学持征和心理学特征。其目的在于使这门课的教学生动而具体,使“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不仅能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更能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特征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意义不仅是对史的贡献,更在于它所具有的文化学特征、心理学特征。只有把这门课的教学放到更广阔的视野下进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门课的教学才能收到奇效。
1.“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文学特征
中国近现代历史不仅仅是一场政治革命,政治斗争,而且也是一场文化变革运动,因此,中国近现代历史具有文化学特征。
关于文化概念,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有一点是公认的,那就是文化结构基本上包括这么几个层次。余英时说“文化变迁可以分成很多层:首先是物质层次,其次是制度层次,再其次是风俗习惯层次,最后是思想与价值层次。”近现代中国历史,从广义上而言,正是沿着这些层次不断辗转递进的文化变革历程。自从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之后,最早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就开始谋求物质层次上的文化变革,他们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他们从事洋务运动,创建资本主义工业的实践,都是如此。随着甲午战争失败,努力几十年的洋务事业宣告破产,于是一批从资本主义事业中产生出来的改革家、思想家如康有为、梁启超等开始进一步谋求制度层次上的文化变革。这一制度层次上的变革从康梁的戊戌改良进而走上政治革命。然而,最终虽然在形式上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而实质上仍然是封建势力横行。中国的政治与封建专制并无两样。于是一批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新型知识分子开始觉晤到,中国政治之所以如此,正在于国民劣根性,国民素质不行,必须要行“伦理上的自觉”,如此,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了。可见,近代中国八十年历史显然是沿着文化的几个层次发展的。由此可见,对近代中国革命历史,必须从文化学角度理解,才能认识到历史的真谛。
2.“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心理学特征
中国近现代革命时代,作为一个文化大变动的时代,使身处其间的中国人的心理发生一次次的变迁,因此,中国近现代史课又具有着心理学特征。
自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以其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后,中国人就踏上了一片充满痛苦与屈辱的历史沼泽地。从那时起,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就严峻地摆在了中国人面前。在此历史大变动中,中国人尤其是精英分子的心理变化是极其微妙的。
近代先进中国人的心理困境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他们既看到西方的强大和先进,为了强国富民,抵抗侵略,被迫学习西方,然又放不下几千年的祖国历史文化。这就出现了价值判断标准的双重性、混乱性,进而导致沉重的心理困扰,即使在最为要求改革的变法维新人士梁启超、康有为、严复等人的心中也时时地受到文明价值与历史情感这对矛盾的冲击和困扰。其结果就是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一受到保守势力的抵制,就退缩,回归到传统中。或者就像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部分人,干脆走向全盘西化,民族虚无主义方向,认为非如此不足以变革传统。第二,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外力作用下出现了学习西方的极度清醒的意识,然现实中的国民却是极其冷漠、昏睡,由此导致了严重的心理矛盾。正如鲁迅说:“随着几声震动,一个人醒了。”这“一个人”就代表着近代最先觉醒的知识分子,他们为了摆脱列强侵略,寻求国富民强,到处呼号改革,宣传新思想。然而现实中“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都在“旁观”(梁启超语),国民“卑劣无耻,圆滑诡异”(陈独秀语)。由于以上两方面原因,使得近代先进人士处于一种“十字街头与塔”(周作人语)的处境,他们中的许多人从传统的“塔”中走出来,站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十字街头”,呼唤改革;但一感到历史与现实的困惑后,又回到传统文化的“塔”中去,如此循环往复。这就是近代中国人在中西文化冲突下,在对现实的疑惧面前,出现的心理状况。
唯有中国共产党通过广泛地发动群众,教育和依靠群众,对传统文化吸取精华,剔除糟粕,才解决了近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困惑。因此,在分析历史人物上,我们不能简单地用现代的眼光和标准去衡量,而要根据具体的历史情境。这样,心理学方法就极其重要。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特征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意义不仅是对史的贡献,更在于它所具有的文化学特征、心理学特征。只有把这门课的教学放到更广阔的视野下进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门课的教学才能收到奇效。
1.“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文学特征
中国近现代历史不仅仅是一场政治革命,政治斗争,而且也是一场文化变革运动,因此,中国近现代历史具有文化学特征。
关于文化概念,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有一点是公认的,那就是文化结构基本上包括这么几个层次。余英时说“文化变迁可以分成很多层:首先是物质层次,其次是制度层次,再其次是风俗习惯层次,最后是思想与价值层次。”近现代中国历史,从广义上而言,正是沿着这些层次不断辗转递进的文化变革历程。自从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之后,最早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就开始谋求物质层次上的文化变革,他们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他们从事洋务运动,创建资本主义工业的实践,都是如此。随着甲午战争失败,努力几十年的洋务事业宣告破产,于是一批从资本主义事业中产生出来的改革家、思想家如康有为、梁启超等开始进一步谋求制度层次上的文化变革。这一制度层次上的变革从康梁的戊戌改良进而走上政治革命。然而,最终虽然在形式上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而实质上仍然是封建势力横行。中国的政治与封建专制并无两样。于是一批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新型知识分子开始觉晤到,中国政治之所以如此,正在于国民劣根性,国民素质不行,必须要行“伦理上的自觉”,如此,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了。可见,近代中国八十年历史显然是沿着文化的几个层次发展的。由此可见,对近代中国革命历史,必须从文化学角度理解,才能认识到历史的真谛。
2.“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心理学特征
中国近现代革命时代,作为一个文化大变动的时代,使身处其间的中国人的心理发生一次次的变迁,因此,中国近现代史课又具有着心理学特征。
自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以其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后,中国人就踏上了一片充满痛苦与屈辱的历史沼泽地。从那时起,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就严峻地摆在了中国人面前。在此历史大变动中,中国人尤其是精英分子的心理变化是极其微妙的。
近代先进中国人的心理困境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他们既看到西方的强大和先进,为了强国富民,抵抗侵略,被迫学习西方,然又放不下几千年的祖国历史文化。这就出现了价值判断标准的双重性、混乱性,进而导致沉重的心理困扰,即使在最为要求改革的变法维新人士梁启超、康有为、严复等人的心中也时时地受到文明价值与历史情感这对矛盾的冲击和困扰。其结果就是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一受到保守势力的抵制,就退缩,回归到传统中。或者就像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部分人,干脆走向全盘西化,民族虚无主义方向,认为非如此不足以变革传统。第二,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外力作用下出现了学习西方的极度清醒的意识,然现实中的国民却是极其冷漠、昏睡,由此导致了严重的心理矛盾。正如鲁迅说:“随着几声震动,一个人醒了。”这“一个人”就代表着近代最先觉醒的知识分子,他们为了摆脱列强侵略,寻求国富民强,到处呼号改革,宣传新思想。然而现实中“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都在“旁观”(梁启超语),国民“卑劣无耻,圆滑诡异”(陈独秀语)。由于以上两方面原因,使得近代先进人士处于一种“十字街头与塔”(周作人语)的处境,他们中的许多人从传统的“塔”中走出来,站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十字街头”,呼唤改革;但一感到历史与现实的困惑后,又回到传统文化的“塔”中去,如此循环往复。这就是近代中国人在中西文化冲突下,在对现实的疑惧面前,出现的心理状况。
唯有中国共产党通过广泛地发动群众,教育和依靠群众,对传统文化吸取精华,剔除糟粕,才解决了近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困惑。因此,在分析历史人物上,我们不能简单地用现代的眼光和标准去衡量,而要根据具体的历史情境。这样,心理学方法就极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