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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国新闻周刊》曾报道，中国十大骗子产业，每年非法获利3000亿元以上。更可怕的是，他们并不是孤军奋战，临沂因被骗学费猝死的女孩徐玉玉的个人消息被曝光，其背后是更为隐蔽的诈骗产业链。
数据商的校园生意
从最初的中奖、房租汇款，到网银升级、邮包藏毒，再到冒充公检法等公职人员、伪造网上通缉令、助学金领取，通信信息诈骗类型已扩展到数十种，更从过去的“撒网式”诈骗变成了“精准化”锁定。这种靶向性更强的行骗手段，成功概率更高。
个人信息售卖产业链之成熟，正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分行业“定点投放”：学生、股民、金融理财客户、产妇、家长应有尽有，不同群体售价不同。社交平台被“充分应用”：建数十个QQ群不断推送广告，最终指向同一个数据商。
徐玉玉事件再度将信息泄露问题推上风口浪尖，尤其是作为信息泄露高发区的校园。
尽管学校从主观上对信息泄漏有积极的保护手段，但“高校与政府的系统漏洞相比其他机构还是相对偏高的，主要是SQL漏洞，这个会直接造成信息泄露。”邓焕告诉记者，校园的学生数据主要是通过统一的学籍管理系统运营，数据量大而集中，容易成为黑客的目标。
“国内学校，有一半数据我都有。即使手头没有的，只要你告诉我名字，我也都能拿到。”此前有数据贩卖商向某媒体透露，“新鲜出炉”、“没有卖过”的一手学生数据，售价约1-2元/条，大量采购还有优惠。而二手的数据，基本低于1毛，如果批量购买，1万条二手数据约300- 500元，这个价格远低于电商、银行等其他平台数据。
记者随意在QQ群里加了一个名为“营销数据商”的电话表明想购买的来意后，他立刻发来了一个湖北省利川市第五中学的100个学生信息列表，其中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父母亲姓名及电话。
面对记者购买时的犹豫，信息中介说：“农村的钱少，大城市不容易被骗，你买三线城市的吧。800元可以买到一万条学生及家长信息，也可以用其他数据来换，例如3万母婴信息换1万条学生信息等。”而对于信息来源却讳莫如深，“有专门的渠道，告诉你了，我还能吃啥？”
据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二支队副支队长韦健介绍，每一起通信信息诈骗中，产业链上下游往往附着至少5个专业团伙：专司策划骗术、拨打电话的直接诈骗团伙；盗卖个人信息团伙；收集办理非实名电话卡、银行卡卖给诈骗分子的团伙；在互联网上搭建诈骗网络平台并与传统通信网对接及提供任意改号、群呼服务和线路维护的技术支撑团伙；专门负责替若干个诈骗窝点转取赃款的洗钱团伙。
网络诈骗：4大环节15大工种，形成完整地下产业链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渗透和应用的普及，传统的电信诈骗、金融诈骗和传销活动也都已经在广泛的采用互联网的技术方法，并与网络诈骗结合的越来越紧密，网络诈骗犯罪近年来呈现持续高发的状态，成为互联网上的公害之一。
根据猎网平台的数据统计，中国网络诈骗产业规模已经高达1152亿元，成为继赌博和色情产业之后的中国第三大黑色产业。每一笔网络诈骗的背后都有一支地下团伙，他们分工明确、合作紧密。
通过对大量网络诈骗犯罪活动及网络诈骗犯罪团伙的追踪研究发现，网络诈骗犯罪往往是有组织、成规模的。即便是那些手法最简单、最传统的网络诈骗，也不是一两个人能够独立完成的，而是由10人或10人以上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共同完成。极端情况下，还会出现几十人、上百人甚至全村参与的犯罪团伙。这些犯罪团伙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协同作案，已经形成了一条非常完整的犯罪产业链。
网络诈骗产业链通常可以分为4个主要环节和15种具体不同的分工。这4大环节包括：开发制作、批发零售、诈骗实施和分赃销赃。而15个具体的分工工种为：钓鱼编辑、木马开发、盗库黑客、钓鱼零售商、域名贩子、个信批发商、银行卡贩子、电话卡贩子、身份证贩子、电话诈骗经理、短信群发代理、在线推广技师、财务会计师、ATM小马仔、分赃中间人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还有有其他的“专业人士”参与到网络诈骗活动中来。
据猎网平台数据显示，各类网络诈骗中，受骗人数最多的诈骗为刷单兼职诈骗，雇主假冒淘宝店主，让兼职人员帮忙刷单，然后让兼职发回买到的点卡等可立即消费的虚拟商品，但拿到手后“雇主”马上充值并随即消失。
除此之外，消费者受害程度最严重，人均受骗金额最大的是网络金融诈骗。以境外理财诈骗网站为例，调查发现，受骗人数高达数万人，累计被骗资金在百亿元规模。而这些诈骗背后，往往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在操作，而是涉及到不同团队、不同地域、分工严密、有组织有预谋有应急措施的网络金融诈骗黑色产业链。
据了解，网络金融诈骗产业链主要分为五层：诈骗源、信息贩卖者、诈骗实施者、资金转移者和跑腿分赃者。上述各层级的任务都由各自独立的团队完成，层级之间只存在买卖关系，并不一定相识，这也为警方侦破案件提高了难度。
猎网平台首席反诈骗专家裴智表示，在诈骗实施者背后，可能还存在一只善于捕捉银行、网站、警方执勤漏洞，实时改进诈骗措施的诈骗教练团队。他们每天大量阅读最新文章，从中找取漏洞；对互联网金融等专业性平台，他们会在短时间内阅读大量专业书籍，恶补相应知识。
地域歧视与骗子之乡
徐玉玉案发生后，公安部通报的嫌犯信息显示，6名涉案嫌犯中，有5名来自福建。唯一的非福建人是19岁的熊超。公安部公布的信息显示，他的户籍地在重庆丰都。但媒体实地探访后发现，熊超两岁时便跟随父亲到了福建，并一直生活到现在。5名福建人中有3名来自安溪县，另两人来自相邻的永春县。
安溪位于福建的东南沿海，隶属泉州市管辖，境内山多地少，由于特产“铁观音”，安溪人更愿意称自己为“中国茶都”。
徐玉玉案发，安溪过往的灰暗历史被挖出。至少在十多年前，该县便被媒体曝为电信诈骗高发地。据2004年《瞭望周刊》报道：安溪是我国手机短信诈骗的“大本营”，设在魁斗镇的移动电话通信基站曾经是“全亚洲最繁忙的基站”，在短信诈骗高峰期间，安溪境内一天发出的手机短信达上百万条之多。
在泉州市公安局系统工作超过15年的警官李青全（化名）认为，安溪当地电信诈骗屡禁不绝，甚至转移到外地作案，根本原因就是犯罪的土壤还在，是人们的价值观出了问题。
李青全说，一些诈骗者把诈骗当作一种职业，谋生的出路。一家人甚至一个村都在骗。他们的圈子里有一种说法，“以诈骗不到钱为耻”。
在中国，当某种特定类型的犯罪发生时，有经验的侦查员几乎第一时间就能判断出嫌疑人来自何方。假如电动车及电线电缆被窃，多半是本地窃贼所为；而疯狂盗窃沿街店铺的往往是东北籍嫌犯，高档轿车则要考虑河北献县方向，徒手爬楼入室盗窃的几乎可以肯定是四川凉山人，技术性开锁入室的盗窃团伙一般来自江西宜春，而青海化隆则是造枪基地。
在外人看来，这种分析归类或许带有地域歧视之嫌，但它确实符合统计数据和警方内部办案经验。通常所说的犯罪高危人群，基本以盗窃、诈骗、抢劫等侵财类犯罪为主，作案踪迹遍布全中国。近几年来这三类犯罪已占到全部刑事案件的70%以上。
根据公安部统计，犯罪高危人群分布几乎涵盖了每个省份，其中又以河南、安徽、湖南、江西、贵州、广西、海南等地最为集中。这些地方不仅犯罪高危人群规模较大，而且犯罪类型多，并能推陈出新。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在这些犯罪高危地区，为贼为盗不仅没有道德负担，反而是乡民艳羡的对象。在贵州黄平，年轻姑娘青睐的是靠外出撬保险柜发财的男性，遵纪守法在家务农的往往被人瞧不起。
犯罪高危人群和犯罪地域化的现象，其实是刑事犯罪类型化、专业化的逻辑延伸。如果将这类犯罪视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则不难理解犯罪之乡的形成——犯罪技术的学习和传授，不像正常的技术可以公开获得，它高度依赖熟人、亲戚之间的信任；越是技术门槛高，需要配套系统支撑的犯罪手段，其地域性垄断特征就越强烈。
数据商的校园生意
从最初的中奖、房租汇款，到网银升级、邮包藏毒，再到冒充公检法等公职人员、伪造网上通缉令、助学金领取，通信信息诈骗类型已扩展到数十种，更从过去的“撒网式”诈骗变成了“精准化”锁定。这种靶向性更强的行骗手段，成功概率更高。
个人信息售卖产业链之成熟，正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分行业“定点投放”：学生、股民、金融理财客户、产妇、家长应有尽有，不同群体售价不同。社交平台被“充分应用”：建数十个QQ群不断推送广告，最终指向同一个数据商。
徐玉玉事件再度将信息泄露问题推上风口浪尖，尤其是作为信息泄露高发区的校园。
尽管学校从主观上对信息泄漏有积极的保护手段，但“高校与政府的系统漏洞相比其他机构还是相对偏高的，主要是SQL漏洞，这个会直接造成信息泄露。”邓焕告诉记者，校园的学生数据主要是通过统一的学籍管理系统运营，数据量大而集中，容易成为黑客的目标。
“国内学校，有一半数据我都有。即使手头没有的，只要你告诉我名字，我也都能拿到。”此前有数据贩卖商向某媒体透露，“新鲜出炉”、“没有卖过”的一手学生数据，售价约1-2元/条，大量采购还有优惠。而二手的数据，基本低于1毛，如果批量购买，1万条二手数据约300- 500元，这个价格远低于电商、银行等其他平台数据。
记者随意在QQ群里加了一个名为“营销数据商”的电话表明想购买的来意后，他立刻发来了一个湖北省利川市第五中学的100个学生信息列表，其中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父母亲姓名及电话。
面对记者购买时的犹豫，信息中介说：“农村的钱少，大城市不容易被骗，你买三线城市的吧。800元可以买到一万条学生及家长信息，也可以用其他数据来换，例如3万母婴信息换1万条学生信息等。”而对于信息来源却讳莫如深，“有专门的渠道，告诉你了，我还能吃啥？”
据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二支队副支队长韦健介绍，每一起通信信息诈骗中，产业链上下游往往附着至少5个专业团伙：专司策划骗术、拨打电话的直接诈骗团伙；盗卖个人信息团伙；收集办理非实名电话卡、银行卡卖给诈骗分子的团伙；在互联网上搭建诈骗网络平台并与传统通信网对接及提供任意改号、群呼服务和线路维护的技术支撑团伙；专门负责替若干个诈骗窝点转取赃款的洗钱团伙。
网络诈骗：4大环节15大工种，形成完整地下产业链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渗透和应用的普及，传统的电信诈骗、金融诈骗和传销活动也都已经在广泛的采用互联网的技术方法，并与网络诈骗结合的越来越紧密，网络诈骗犯罪近年来呈现持续高发的状态，成为互联网上的公害之一。
根据猎网平台的数据统计，中国网络诈骗产业规模已经高达1152亿元，成为继赌博和色情产业之后的中国第三大黑色产业。每一笔网络诈骗的背后都有一支地下团伙，他们分工明确、合作紧密。
通过对大量网络诈骗犯罪活动及网络诈骗犯罪团伙的追踪研究发现，网络诈骗犯罪往往是有组织、成规模的。即便是那些手法最简单、最传统的网络诈骗，也不是一两个人能够独立完成的，而是由10人或10人以上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共同完成。极端情况下，还会出现几十人、上百人甚至全村参与的犯罪团伙。这些犯罪团伙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协同作案，已经形成了一条非常完整的犯罪产业链。
网络诈骗产业链通常可以分为4个主要环节和15种具体不同的分工。这4大环节包括：开发制作、批发零售、诈骗实施和分赃销赃。而15个具体的分工工种为：钓鱼编辑、木马开发、盗库黑客、钓鱼零售商、域名贩子、个信批发商、银行卡贩子、电话卡贩子、身份证贩子、电话诈骗经理、短信群发代理、在线推广技师、财务会计师、ATM小马仔、分赃中间人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还有有其他的“专业人士”参与到网络诈骗活动中来。
据猎网平台数据显示，各类网络诈骗中，受骗人数最多的诈骗为刷单兼职诈骗，雇主假冒淘宝店主，让兼职人员帮忙刷单，然后让兼职发回买到的点卡等可立即消费的虚拟商品，但拿到手后“雇主”马上充值并随即消失。
除此之外，消费者受害程度最严重，人均受骗金额最大的是网络金融诈骗。以境外理财诈骗网站为例，调查发现，受骗人数高达数万人，累计被骗资金在百亿元规模。而这些诈骗背后，往往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在操作，而是涉及到不同团队、不同地域、分工严密、有组织有预谋有应急措施的网络金融诈骗黑色产业链。
据了解，网络金融诈骗产业链主要分为五层：诈骗源、信息贩卖者、诈骗实施者、资金转移者和跑腿分赃者。上述各层级的任务都由各自独立的团队完成，层级之间只存在买卖关系，并不一定相识，这也为警方侦破案件提高了难度。
猎网平台首席反诈骗专家裴智表示，在诈骗实施者背后，可能还存在一只善于捕捉银行、网站、警方执勤漏洞，实时改进诈骗措施的诈骗教练团队。他们每天大量阅读最新文章，从中找取漏洞；对互联网金融等专业性平台，他们会在短时间内阅读大量专业书籍，恶补相应知识。
地域歧视与骗子之乡
徐玉玉案发生后，公安部通报的嫌犯信息显示，6名涉案嫌犯中，有5名来自福建。唯一的非福建人是19岁的熊超。公安部公布的信息显示，他的户籍地在重庆丰都。但媒体实地探访后发现，熊超两岁时便跟随父亲到了福建，并一直生活到现在。5名福建人中有3名来自安溪县，另两人来自相邻的永春县。
安溪位于福建的东南沿海，隶属泉州市管辖，境内山多地少，由于特产“铁观音”，安溪人更愿意称自己为“中国茶都”。
徐玉玉案发，安溪过往的灰暗历史被挖出。至少在十多年前，该县便被媒体曝为电信诈骗高发地。据2004年《瞭望周刊》报道：安溪是我国手机短信诈骗的“大本营”，设在魁斗镇的移动电话通信基站曾经是“全亚洲最繁忙的基站”，在短信诈骗高峰期间，安溪境内一天发出的手机短信达上百万条之多。
在泉州市公安局系统工作超过15年的警官李青全（化名）认为，安溪当地电信诈骗屡禁不绝，甚至转移到外地作案，根本原因就是犯罪的土壤还在，是人们的价值观出了问题。
李青全说，一些诈骗者把诈骗当作一种职业，谋生的出路。一家人甚至一个村都在骗。他们的圈子里有一种说法，“以诈骗不到钱为耻”。
在中国，当某种特定类型的犯罪发生时，有经验的侦查员几乎第一时间就能判断出嫌疑人来自何方。假如电动车及电线电缆被窃，多半是本地窃贼所为；而疯狂盗窃沿街店铺的往往是东北籍嫌犯，高档轿车则要考虑河北献县方向，徒手爬楼入室盗窃的几乎可以肯定是四川凉山人，技术性开锁入室的盗窃团伙一般来自江西宜春，而青海化隆则是造枪基地。
在外人看来，这种分析归类或许带有地域歧视之嫌，但它确实符合统计数据和警方内部办案经验。通常所说的犯罪高危人群，基本以盗窃、诈骗、抢劫等侵财类犯罪为主，作案踪迹遍布全中国。近几年来这三类犯罪已占到全部刑事案件的70%以上。
根据公安部统计，犯罪高危人群分布几乎涵盖了每个省份，其中又以河南、安徽、湖南、江西、贵州、广西、海南等地最为集中。这些地方不仅犯罪高危人群规模较大，而且犯罪类型多，并能推陈出新。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在这些犯罪高危地区，为贼为盗不仅没有道德负担，反而是乡民艳羡的对象。在贵州黄平，年轻姑娘青睐的是靠外出撬保险柜发财的男性，遵纪守法在家务农的往往被人瞧不起。
犯罪高危人群和犯罪地域化的现象，其实是刑事犯罪类型化、专业化的逻辑延伸。如果将这类犯罪视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则不难理解犯罪之乡的形成——犯罪技术的学习和传授，不像正常的技术可以公开获得，它高度依赖熟人、亲戚之间的信任；越是技术门槛高，需要配套系统支撑的犯罪手段，其地域性垄断特征就越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