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五十年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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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创刊于1960年国家三年经济困难、学校合校之初诸事纷繁的特殊年代。其一诞生就应和着学校“着重向提高方面发展”的办学目标,确立了明确的工作任务和很高的办刊追求。创刊号《发刊词》中指出:“我校学报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刊物。它的任务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反映我校在尖端科学技术、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基本理论和教育科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交流科学研究工作经验,组织学术讨论,百家争鸣,活跃学术空气;培养、提高我校科学技术队伍与理论队伍,使我校科学研究工作能更好地为提高教学质量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阐明了学报创刊之初的办刊宗旨。创刊号发表的著名心理学家、教育家、校长兼党委书记刘泽如教授的《存在决定意识和刺激决定神经活动》等7篇论文,从实践上对这一宗旨作了具体的诠释。由于种种原因,创刊后的学报出版一期即告停刊,但她的诞生作为一件大事毕竟在我校发展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1973年,毛泽东做出关于出版大学学报的指示,我校作为“文革”后期第一批高校首先恢复出版了哲学社会科学版学报,刊名仍沿用创刊时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4年,学报正式出版季刊,经由陕西省新华书店销售发行;1979年,经教育部批准公开发行,两年后正式交由中国国际书店向国外征订,至此,我校学报步入了正规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的轨道。
   五十年来,在学校党政及上级部门的关心和正确领导下,在历届编委会专家、校内外广大作者的热情帮助、鼎力支持以及编辑部几代编辑工作者的辛勤耕耘下,学报历经创刊、复刊、发展和名刊建设几个阶段,而今已经从一个普通的高校学术期刊跻身国家重点支持建设的教育部名刊工程、陕西省重点支持建设的陕西大报名刊培育工程行列,成了一个学术界认可的具有较大学术影响的重要学术园地。
  (一)
  在半个世纪的办刊实践中,学报牢牢把握办刊的方向与宗旨,确立并践行了学术为本、坚持两个面向,发挥优势、坚持特色化办刊,关注前沿、坚持学术创新,开放办刊、广纳名家名作等办刊理念,办刊工作成效显著,刊物水平不断提升。
  学报是学术性刊物,它以研究、探讨学科问题为主要对象,以促进学科建设与发展为主要任务。办刊中,学报始终强调以学术为本、坚持两个面向(即面向学科建设、面向现代化建设)。一方面,自觉坚持学术期刊的性质与特点,坚持以发表各学科具有创新价值的论文为主,在审稿、编辑工作中严格区分学术与非学术,强调学术论文的原创性,以能否为学科建设提供新观点、新理论、新材料、新方法为衡文、选文的标准。组发的论文大多有新见、有价值,不少发表后产生了学术反响。另一方面,面向现代化建设,立足当代,努力组发了一大批直接或间接研究、服务两个文明建设的有影响的论作。在直接服务方面,一直重视组发科学、准确地研究、阐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以及深入探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论文,仅新世纪以来,发文已达百余篇,其中《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从〈共产党宣言〉论文化艺术的全球化与民族性问题》、《马克思所有制理论中国化的几个问题》、《马克思“三论”与制度变迁》、《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与当前中国的农地流转》、《论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思想与实践》、《论周恩来精神的当代价值》、《中国共产党执政体系的基本状貌及其价值评估》、《论先进价值观的教育与传播》、《社会主义文明结构的人学意蕴》、《论“东突”分裂主义势力的形成与演变》、《中国西部农村“教育反贫困”论》、《我国师范院校改革发展当前面临的问题》、《公平教育、竞争市场与收入增长的城乡分享》、《中国义务教育百年历程的反思》、《我国弱势群体诱发的危机类型与政府治理》等论作,均能从理论的深层次上分析问题,具有很强的学理性和说服力,一些论文发表后还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学科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或摘要,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在从各学科研究角度间接服务方面,“历史地理研究”专栏显示了独特的学术魅力。该栏目突出我国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的史念海教授“以古鉴今,为世所用”的治学思想,先后刊发过《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论西安周围诸河流量的变化》、《论西北地区开发建设中的大环境保护问题》、《论华北平原二年三熟轮作制形成时间及其作物组合》、《历史时期我国沙尘天气时空分布特点及成因研究》等一大批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有机统一的重要论文,它们或为国防课题成果,或为省政府决策提供依据,或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参考,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已有成果基础上,学报还深化、细化该专栏的研究,策划组织了“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影响”等专题研讨,刊发了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等多位专家质疑全球变暖成因、农耕活动与湖泊的消亡、西北干旱区河流水量的古今变化、人类活动与毛乌素沙漠南扩、人类社会需求与动物的减少和灭绝等问题的多篇论文,对这一全球性热门话题展开了深入广泛的讨论。与此同时,组发的《隋唐长安商业市场的繁荣及其原因》、《明清时期西北地区环境变化与农业结构调整》、《汉长安城的市场布局与管理》、《论毛乌素沙漠形成与唐代六胡州土地利用的关系》、《古都西安的发展变迁与历史文化之嬗变》、《清代河南集镇的发展特征》等多篇论文,在将历史研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机结合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和推进。
  在我国学术期刊如林、竞争激烈的形势下,办好学报,必须打破以往综合性学术刊物在内容上各学科面面俱到、平分秋色的格局,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走特色化办刊之路。实行特色化办刊,一是学报自觉坚持从本校、本地的学科优势及学报传统出发,突出我校已在国内学界产生较大影响的国家重点学科历史地理、中国古代文学(含唐诗研究)、中国古代史(含唐史研究)以及周秦汉唐文化、中国古代哲学、西部研究等几个文史重点领域的研究,加大组稿的力度和发稿比重,以求形成“拳头产品”。据初步统计,上述特色栏目的发稿量占到总发文量的2/3以上,不少论文发表后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反响,如“西部研究”专栏刊发的《论中国西部开发的历史经验》、《五千年来中国西部水环境的变迁》、《中国历史上的天府之国》。“哲学研究”专栏刊发的《哲学的知识和哲学的责任》、《〈红楼梦〉哲学论纲》等文,都以突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被《新华文摘》上封面要目全文转载,或被两个以上文摘期刊同时转载,引起广泛关注。“周秦汉唐文化研究”专栏刊发的《论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运动》以3万余字的篇幅对问题做了系统、深入的论述,发表后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另有《唐代“河曲”地域农牧经济活动影响环境的力度及原因探析》等3篇论文被教育部委办的英文学术期刊《中国历史学前沿》译成英文全文转载,作为重要成果推向海外。二是积极探索、创新栏目,在已有研究重点的基础上不断地深化、拓展研究论域。如适应西部大开发研究的需要,学报适时将1996年策划开设的“西北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扩展更名为“西部研究”专栏,并将其由一个栏目细分为“西部经济”、“西部社会”、“西部民族”、“西部文学”、“西部教育”、“西部文化”、“西部宗教”研究等若干子专栏,推出了一批论作,促进了这一当代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研究的深入,扩大了学术、社会影响。另外,“历史地理”、“古代史研究”、“古代文学研究”等专栏也都根据稿件的内容适时地对栏目作了细分,强化了研究的专题性。
  创刊五十年来,学报始终自觉坚持学术性、创新性和科学性,坚持以研究学术问题为主;选发论文,既注重观点的创新,更强调论证的深入、扎实和严谨,资料的翔实、准确与可靠,形成了良好的学风文风传统。尤其在名刊建设中,进一步认识到:学术研究的本质在于创新,而要创新就必须站到学术研究的前沿,关注、研究前沿问题。自2000年以来,学报积极策划开设了面向所有学科开放的“学术前沿”专栏,对“文学经典的承传与重构”、“世界视野下的中国原创文化”、“当代视野下的教育与幸福”、“当代中国文艺学的反思与重建”、“儒家思想的现代阐释”、“价值哲学的哲学反思”、“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危机的治理与防范”等当下诸多焦点、热点话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一直重视对学科发展中的新领域、新课题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对关学、经济哲学、哲学体系、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等问题的较早介入,90年代对中国国情、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生态美学研究的倡导以及世纪之交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趋势的总结、梳理,到新世纪以来对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地震预测系统等的探讨,均产生了较大学术影响,体现出较强的前瞻性与开创性。
  开放办刊是时任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2002年在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工作研讨会的报告中提出的,它直接针对我国高校学报突出存在的选题重复、内容陈旧、学术影响不大、发行量过小等问题。我校真正确立开放办刊的理念是在名刊建设之初。为摆脱西部高校自身学术资源的局限,以及我国现行学术评价体制的影响,学报冲破长时期以来形成的所谓只发内稿的内向性框框,立足本校、本地,放眼海内外,广开稿源渠道,广纳名家名文,以开放的胸襟办刊。首先,以学科为类别,建立了刊物所涉重点学科和特色栏目的专业骨干作者库,首批选出入库学者100多人,涉及50多个高校、科研单位;其次,支持编辑人员积极参加专业学术研讨活动,掌握学术研究动态,加强与作者面对面的约稿;第三,改变以往编委会成员均由校内专家担任的常规,在充分听取各方面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由学校领导出面聘请了国内著名学者张岂之、李学勤、霍松林、钱中文、邓绍基、童庆炳、杨义、林崇德、王宁、何炼成、陈俊民、周伟洲等担任编委会顾问。这些顾问或提出办刊建议,指导编辑部工作,或积极推荐稿件,帮助审稿,或拿出自己有分量的论文支持办刊工作。以上重要举措有效保证了高质量的稿源,明显提高了学报的学术水平和社会影响。
  (二)
  五十年来,学报在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推动教学科研、服务学科建设、发现培养人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为增强我校学术实力、繁荣祖国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现代传播媒介,学报不仅是反映学术研究成果的载体,而且也积极参与学术成果生产的过程,通过选题策划、栏目设计、组约稿件、审稿编辑等工作环节以及在其他工作环节中与作者的交流互动,发挥了引导、组织作者,完善、提高科研成果质量的独特功能。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研究特别强调问题意识,几乎与此同时,学术期刊也开始了从传统的以学科专栏为主向以问题专栏为主的转向。这是学术期刊办刊思想上的一次重大转折。而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我校学报就曾组织开展了诸如“农民战争作用”、“哲学体系”重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等学术话题的讨论与争鸣,组发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论文。新世纪以来,依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需要,由编辑部设计、组织开展了相关十几个学术前沿问题的探讨,这些对引导作者深入开展研究、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效果明显。
  在服务教学科研的同时,学报还以其特有的方式参与、推动学科建设,尤其是配合我校省以及国家重点学科与相关博士、硕士点的申报,积极主动地组发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如围绕我校第一个国家重点学科——历史地理学科的建设,组发论文达205篇;围绕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建设,分别组发论文375篇、478篇;配合我校重点特色学科教育学科的建设,组发论文197篇;围绕我校特色学术领域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组发论文102篇;配合我校重点建设学科关学及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组发论文127篇;围绕我校重点支持发展的西部问题的研究,组发论文77篇。配合学科建设,学报还积极主动地向海内外宣传、推介我校有关学院、系所、学科及师大学人,评介重点研究成果,及时报道在我校召开的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总之,学报以其学术媒体的特殊优势,为促进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应有贡献。
  大学学报的职责一方面在于推出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同时还承担着发现培养学术新人的重任。自创刊始,我校学报就一直把发现、扶植、培养学术新人当作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在作者队伍建设上坚持实行“珍重老年,依靠中年,扶植青年”的方针,不把眼睛仅仅盯在少数名人权威上,而是十分重视且积极组发了大量青年学者的优秀论作;不仅开办过“学生、研究生论文选登”专栏,而且还成功举办过为期一年、影响广泛的“青年优秀论文征文”活动,并受学校委托编辑出版过《大学生、研究生挑战杯获奖论文专辑》。学报以其特有的方式为学校和国家发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1960年在学报发表论文的作者当时大多二三十岁,上世纪80年代后他们都相继成长为有关学科领域里的专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在学报发表论文的青年作者,如今大多成了高校、科研单位的学术带头人或学术骨干,有的已成为国内某一领域里的知名专家。文艺学、美学专家尤西林教授曾多次在有关文章中提到,他在上本科时发表在我校学报上的处女作,对他坚定走学术道路产生的重要影响。古代文论专家梁道礼教授从发表第一篇论文至今大多数学术成果都发表在学报上,他曾在其学术专著《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一书的后记里特别说道:他的这些文章如果没有学报编辑“不知厌倦的时时督促和充满内行眼光的出色编辑,就不可能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学者们体会深切的话是对学报促进科研和人才成长重要作用的生动说明。在学报创刊30周年之时,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王巨才曾题词“学术园地,人才摇篮”,对我校学报坚持出成果、出人才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中肯评价。
  面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我国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是高等学校的重要任务,也是大学学报应当承担的重要职责。在办刊实践中,学报立足当代,关注现实,十分注重研究解决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现实理论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围绕学术、理论研究上的拨乱反正,学报先后就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济体制改革、一国两制、生产力标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国情等重大现实理论问题开展研究,组发了数十篇论文,其中霍松林《重谈形象思维——与郑季翘同志商榷》、《诗的直说及其它——我对〈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的理解》、成一丰《客观性是真理的唯一特性》、《假象与极左路线》、祝大征《理论在实践中发展——批判“顶峰论”》、陈俊民《唯心主义平议》、朱本源《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吗?——马克思恩格斯的暴力革命论与和平过渡论初探》等论文,都以直接介入重大现实理论问题,见解新颖,论述深入,受到学术理论界的关注,对于推动上世纪80年代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尤其需要提到的是,1996年,在党中央刚刚做出加快中西部建设步伐的战略部署之初,学报即以敏锐的眼光,精心策划并组织实施了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体改委和我校联合举办的历时一年的“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征文活动,先后征得各地专家学者及党政干部的应征论文100多篇,学报开辟专栏选发优秀论文27篇;而由时任陕西省省长程安东作序、选收了77篇应征论文的《中国西北经济社会发展研究》(1998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则集中展示了此次活动的成果,曾荣获北方十五省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一等奖。作为国内从理论上第一个研究西部大开发的学术期刊,征文活动的成功举办受到了陕西省委宣传部领导的高度评价与赞扬,有关报刊媒体也发表刊评文章称赞其为“西部大开发研究的先声”。进入新世纪以来,学报更加重视对关涉国计民生问题的理论研究。尤其是汶川地震之后,及时约请旅游与环境学院延军平教授撰写了《关于地震预测体系构建的可能性及特征》一文,对建构地震预测体系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反响。2009年,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学报还组发了一组深入研究、探讨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危机治理与防范问题的论文,有关文章亦引起学术界关注。
  学术研究服务社会、服务现实,大多是通过对学科专业问题的研究、解决实现的。在长期的办刊实践中,学报一直提倡各学科专业的研究努力站在时代思想的高度,把研究、解决学术问题与服务当代社会有机结合起来,努力为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提供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持,积极组发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与现实价值的论文。发表于1975年第3期的《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系史念海教授承担的兰州军区国防建设重大课题的成果,既具很高的学术价值,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发表于1979年第4期、1980年第1、3期的《以陕西省为例探索古今县的命名的某些规律》(上、中、下)、1981年第1期的《论地名和地名的整理工作》等,则是对国务院当时开展的全国地名普查工作中有关重要问题深入研究后做出的学术回应。发表于1981年第4期的《由历史上西安城的供水探讨今后解决水源的根本途径》,是马正林教授面对当今西安城市供水紧张而撰著的极具价值的研究成果,发表后曾被陕西省科委作为参阅件上报省委、省政府等上级领导部门参考。西安建都的朝代问题,一直为学术界争论。发表于1994年第1期牛致功教授的《关于西安建都的朝代问题》,经过对大量历史文献的分析、考证,提出西安建都十三朝说,被省市地方志等有关部门认可采纳,从而结束了长期流行的十七朝说、十一朝说、八朝说等多种说法并存的混乱,使陕西省及西安市的对外宣传有了一个科学一致的结论性意见。从古到今,西安素有“八水绕长安”之说,发表于1992年第3期的《论西安周围诸河流量的变化》一文,从历史地理学科角度考论了历史时期西安周围八水流量的变化,分析探讨了历史时期诸河水量充沛而今水量大减的根本原因,提出了从根本上解决西安水源问题的途径,对政府有关决策提供了理论参考。时任陕西省省长白清才曾批示省市有关部门成立专门机构落实该文的建议,国家有关部委也每年拨款支持改善秦岭北麓森林植被状况。其他如发表的《论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的建设》、《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辉煌的历史规律》等文,作为哲学、政治学研究的理论成果,曾获陕西省“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新时期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也都很好地体现了学术研究服务现实的价值与方向。
  历经50年的辛勤建设,我校学报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影响日益扩大。仅1990年以来,一直连续被国内各大核心期刊库及有影响的美国《剑桥科学文摘》(社会科学)收录。在陕西省和全国高校期刊历次评奖中,连续荣获“陕西省一级期刊”、“陕西省十佳学报”、“陕西省优质产品”、“陕西省五佳社科学报”、“全国双十佳社科学报”、“全国社科学报名刊”等多种奖项,并首批入选教育部名刊工程和陕西大报名刊培育工程,被新闻出版署评选为“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教育部有关领导题词“学苑明珠”予以鼓励,《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陕西日报》《报刊之友》等报刊发表了题为《以古鉴今》《学报也“风流”》《博采古今,延揽中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而立”之年小记》、《学苑明珠——〈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品格透析》、《西部大开发研究的先声》等多篇刊评文章,予以充分肯定。在政府及有关学术评价机构重视、肯定的同时,学报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厚爱。50年间学报通过西安市报刊发行局(原名西安市邮政局)发行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海外通过中国国际图书贸易发行总公司(原名中国国际书店)发行到亚、欧、美、澳10多个国家和地区。据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提供的报告, 2008年学报的机构用户达3 565个,分布在22个国家和地区,个人读者分布在41个国家和地区;2005—2008年的访问量(含下载频次和浏览数)总计达841 482人次,排名全国高校文、理学报前列。
  (三)
  办好学报,编辑部是关键。五十年来我校学报所取得的成绩,是在学校党政及上级领导的重视和正确领导下,历届编委会专家和广大作者关心、支持和帮助下,历届编辑部同志共同拼搏、辛勤耕耘,尤其是坚持不懈地探索、开拓,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结果。
  首先,坚持学术为本,质量第一,不断创新办刊理念,曾先后不断地结合学术的发展和学报的进步,与时俱进,完善、调整、创新办刊理念。办刊理念是编辑主体办刊指导思想的集中体现,是贯穿编辑全过程中的思想灵魂。从创刊时的“着重向提高方面发展”、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复刊时的配合政治形势、重点发表大批判文章,改革开放以后的要把学报真正当作学术期刊来办,形成“一个优势”、“两个特色”的办刊方针,上世纪90年代学术结合时代,坚持两个面向办刊,到名刊建设以来,以创办国内一流、国际著名的精品学术期刊为目标,明确提出了坚持学术为本,关注前沿、特色化办刊,开放办刊的办刊理念以及“三精”办刊精神,我校学报对办刊理念的认识经过了一个不断探索、不断提高、不断明确的过程,从而达到了今天的高度。
  其次,以提高学报学术水平为中心,不断创新办刊举措。1983年为进一步明确学报工作的性质、定位,曾由我校编辑部主持召开了全国“文革”后最早的一次学报编辑研讨会,在全国同行中产生了反响;1988年,为加强对前沿问题、新学科、交叉学科问题的研究,编辑部精心策划筹办了面向校内外为时一年的“青年优秀论文征文”活动,在刊物周围团结了一批国内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队伍,改善了刊物作者的“年龄”结构。1996年1月,由编辑部策划、组织,陕西省委宣传部、省体改委和我校联合主办了“西北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征文活动。此次征文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一起提出作为研究的重点,强调从理论层次、各学科角度研究、探索重大问题,在许多理论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对推动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的深入以及国家和地方政府更好地贯彻中央决策、加快中西部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999年,随着学校创办一流师范大学办学目标的确立,以及学报办刊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入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连续荣获陕西省一级期刊、陕西省优秀期刊一等奖等,编辑部决定从1999年1月起实施名牌学报建设工程,提出“经过5~7年时间的努力,使文、理学报先后跨入陕西省名牌期刊行列,成为国内有一定知名度、在国际有一定学术影响的全国名牌学报”。经过3年扎实工作,尤其是切实加强现实理论问题的研究,努力提高论文质量,突显内容特色,广开稿源渠道,讲究学术规范,改进审稿编辑工作等等,使学报面貌发生了明显改观,为本刊2003年首批顺利入选教育部名刊工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再次,以提高编辑素质为重点,不断创新编辑部建设。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不仅精心研制了从编委会、编辑部工作条例到编辑岗位职责、考核办法,编、审、校工作细则、廉洁自律办法,行政工作规则等20多项规章制度,建立了比较完善、系统的管理工作规范,保证了工作的井然有序。而且着重以提高编辑的思想、业务素质为重点加强队伍建设。一方面先后选留或调入了多名高学历的专业编辑,并支持四人近年在职读完博士学位,另一方面组织政治理论学习,通过党的组织生活,教育他们正确处理思想政治素养提高与提高专业学术水平的关系,个人科研进修与本职工作的关系,形成了一支有3名正高、2名博导、 7名硕导、6名博士、思想素质与业务能力都过硬的精干的编辑工作骨干队伍。近20多年来,从编辑部走出校级领导1人,为学校有关院系、单位培养输送处级干部3人,业务、学术骨干多人。编辑部先后5次荣获陕西省及全国优秀学报编辑部称号,编辑中先后10余人次获“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陕西省优秀编辑”、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称号,被评为省及全国高校优秀编辑、优秀主编、学报事业突出贡献奖。编辑部党支部先后4次获校党委先进党支部,并获陕西省委高校工委授予的“陕西省高校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党支部书记曾先后5次被学校党委评为优秀党支部书记,并获陕西省高校系统优秀党支部书记称号,曾在全省高校党建会上介绍支部工作经验。
  当前,在我国出版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和数字化出版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下,在教育部名刊建设、陕西省大报名刊工程顺利开展的关键时刻,办好我校文、理、教三版学报,我们面临着尖锐的挑战,任重而道远。我们有信心、有决心继承发扬我校学报五十年办刊中已经积累形成的经验和优良传统,坚持正确的学术导向,不断创新办刊理念,齐心协力,开拓进取,不断把学报的办刊水平推向新的高度,努力为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本文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委会副主任委员、主编,校新闻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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