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谁都不会忘记收音机给人带来的快乐,在文化生活相对贫乏的那个年代尤其如此。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第一批上海产的美多牌收音机问世,其价格不菲,一般的家庭不敢问鼎。我生长在一个文化家庭,父亲是磁器口(重庆一古镇)红星电影院的经理,家里拥有一台上海美多牌66B-1型收音机,这也是我家唯一值钱的物件。
记得有一天,父亲兴冲冲抱回一台收音机,它包装简陋,仅用一般的纸壳子包住。父亲一边拆卸纸壳,一边介绍这物件的作用,说是能够连接外界信息的一种新式“武器”。父亲是一个极其严肃的人,说话办事都讲究分寸,对人对己一样严谨。他制订了一些严格的家规,其中第一条就是不容许任何人乱碰收音机,就连妈妈使用时也要打“报告”。父亲拆卸完收音机的外壳,为了避免小孩们好奇乱动,他小心翼翼地将它放置在家里很高的五斗橱上面,然后哼着小曲去了单位。父亲走后,我垫着脚跟也够不着这玩意儿,每天晚上只好等父亲回家才能收听一会儿。每次父亲关上收音机后就会对我说:“儿子不能够乱碰它,这东西弄坏了小心我敲破你的脑壳。”
1965年,我报名上了磁器口小学,班里的同学都比我高。有一天放学较早,我把同班同学叫到家里,让他抱着我的腿,使劲伸展胳臂,总算触碰到了那“神秘”的玩意儿。我用小手扭开收音机的旋钮,听着机器里面阿姨用纯真的北京话讲故事。从此以后,我喜欢上了家里的那台收音机,每天不等放学就心痒痒的,听见下课铃声就冲出教室,用钥匙捅开房门,用收音机听歌,听故事,听北京的声音和苏州评弹,一次次感受收音机给人带来的快感。有一首歌是刘淑芳演唱的,她用银铃般的歌声唱出“今天是你的生日,亲爱的妈妈,我献给你美丽洁白的鲜花……”歌声激越,乐声飘荡,整个房间都充满阳光!突然,父亲从门外听见房间里有动静,他急冲冲地跨入房间,气急败坏地拿起条子就在我屁股上打起来。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触碰家里那玩意儿,生怕再被“家暴”一顿。
1966年,中国“文革”的枪炮声震撼着大地,古老的磁器口失去了昔日的宁静,红卫兵小将手提冲锋枪占领了磁器口的文化阵地——红星电影院,父亲就此失业了。回到家的父亲精神抑郁,不是家里那台收音机,他恐怕过不了人生那一关。晚上,一家人围着收音机听播音员讲故事,我最喜欢收音机里面传出的歌声和音乐。有一次,父亲抱着收音机,跟着电台播放的一支叫《二郎山》的歌曲节奏哼哼唧唧起来。这首歌我很熟悉,这不是磁器口红星电影院的单位职工在开早会时唱的那首歌曲吗?每次唱歌都是父亲拐着嗓音起头,职工们走腔晃板地跟着唱,仿佛只有唱完这首歌才能够集中精力说正事。“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古树那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刚……”
單调的精神生活夹杂着浓浓的枪炮声,使得古色古香的磁器口充满了火药味。磁器口原来是重庆的水码头,分上街和下街,下街的端头就是嘉陵江,对岸是嘉陵兵工厂,过去专门生产枪炮的地方。“文革”时期,古镇街道每天晚上家家关门闭户,都怕挨冷枪和飞弹。我们家里一共三个孩子,每当恐惧的夜幕降临,一家五口就围成一团,收听音乐和听时事新闻成为了家庭的一种文化。当年,中国的收音机质量不怎么好,除了国家规定的几个频道外,国外的频道很少收听到。一次,收音机里面突然传出一支旋律轻快的歌曲,这首歌使用小调谱写而成,描写的是一个年轻的战士走向战场时与姑娘别离的伤感情调。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苏联的一支名为《小路》的歌曲,它带着异域文化的情调,洋溢着革命般的思想内涵,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于物质贫乏,文化生活单调乏味,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与渴望显得极其迫切。收音机便成了这种情绪宣泄的通道,它仿佛带给我们梦想和希望,引领大家飞越苦难的现实。收音机还是我们打开脑洞,读解外部世界的一种途径。“When I was young, I’d listen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s……”相信这首名为《昨日重现》(Yesterday Once More)的美国乡村歌曲大家都知晓,卡朋特在歌中演唱的“当我年轻时,我喜欢听收音机,等待自己最爱的歌出现”的意境与我小时候的情景如出一辙。
“文革”十年,我都是借着家里的这台收音机度过。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将收音机抱到自己的小房间,收听广播。当年国家明文禁止不允许任何人收听“敌台”,如果被发现是要坐牢房的。因此,每次我偷偷收听外台时心都砰砰直跳。也就是在这种慌乱与“胆大妄为”中,我学会了苏联歌曲《山楂树》《灯光》,爱尔兰民歌《夏日里的最后一朵玫瑰》,印尼歌曲《星星索》《美丽的梭罗河》等,知道了刘淑芳、周璇这些早年的歌唱巨星,她们的演唱令人回味,经久难忘。
在那个荒芜的岁月里,我不但借助家里的收音机记录下了许多国外的民歌,还能够以歌补文,学会了很多语言上的精华与修辞,弥补了“文革”给我造成的文化缺陷。早年对音乐的酷爱还帮助我成为一名高校的音乐教授,出版了音乐专著。而所有这些成就,都与我儿时家里的那台美多牌收音机有关……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第一批上海产的美多牌收音机问世,其价格不菲,一般的家庭不敢问鼎。我生长在一个文化家庭,父亲是磁器口(重庆一古镇)红星电影院的经理,家里拥有一台上海美多牌66B-1型收音机,这也是我家唯一值钱的物件。
记得有一天,父亲兴冲冲抱回一台收音机,它包装简陋,仅用一般的纸壳子包住。父亲一边拆卸纸壳,一边介绍这物件的作用,说是能够连接外界信息的一种新式“武器”。父亲是一个极其严肃的人,说话办事都讲究分寸,对人对己一样严谨。他制订了一些严格的家规,其中第一条就是不容许任何人乱碰收音机,就连妈妈使用时也要打“报告”。父亲拆卸完收音机的外壳,为了避免小孩们好奇乱动,他小心翼翼地将它放置在家里很高的五斗橱上面,然后哼着小曲去了单位。父亲走后,我垫着脚跟也够不着这玩意儿,每天晚上只好等父亲回家才能收听一会儿。每次父亲关上收音机后就会对我说:“儿子不能够乱碰它,这东西弄坏了小心我敲破你的脑壳。”
1965年,我报名上了磁器口小学,班里的同学都比我高。有一天放学较早,我把同班同学叫到家里,让他抱着我的腿,使劲伸展胳臂,总算触碰到了那“神秘”的玩意儿。我用小手扭开收音机的旋钮,听着机器里面阿姨用纯真的北京话讲故事。从此以后,我喜欢上了家里的那台收音机,每天不等放学就心痒痒的,听见下课铃声就冲出教室,用钥匙捅开房门,用收音机听歌,听故事,听北京的声音和苏州评弹,一次次感受收音机给人带来的快感。有一首歌是刘淑芳演唱的,她用银铃般的歌声唱出“今天是你的生日,亲爱的妈妈,我献给你美丽洁白的鲜花……”歌声激越,乐声飘荡,整个房间都充满阳光!突然,父亲从门外听见房间里有动静,他急冲冲地跨入房间,气急败坏地拿起条子就在我屁股上打起来。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触碰家里那玩意儿,生怕再被“家暴”一顿。
1966年,中国“文革”的枪炮声震撼着大地,古老的磁器口失去了昔日的宁静,红卫兵小将手提冲锋枪占领了磁器口的文化阵地——红星电影院,父亲就此失业了。回到家的父亲精神抑郁,不是家里那台收音机,他恐怕过不了人生那一关。晚上,一家人围着收音机听播音员讲故事,我最喜欢收音机里面传出的歌声和音乐。有一次,父亲抱着收音机,跟着电台播放的一支叫《二郎山》的歌曲节奏哼哼唧唧起来。这首歌我很熟悉,这不是磁器口红星电影院的单位职工在开早会时唱的那首歌曲吗?每次唱歌都是父亲拐着嗓音起头,职工们走腔晃板地跟着唱,仿佛只有唱完这首歌才能够集中精力说正事。“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古树那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刚……”
單调的精神生活夹杂着浓浓的枪炮声,使得古色古香的磁器口充满了火药味。磁器口原来是重庆的水码头,分上街和下街,下街的端头就是嘉陵江,对岸是嘉陵兵工厂,过去专门生产枪炮的地方。“文革”时期,古镇街道每天晚上家家关门闭户,都怕挨冷枪和飞弹。我们家里一共三个孩子,每当恐惧的夜幕降临,一家五口就围成一团,收听音乐和听时事新闻成为了家庭的一种文化。当年,中国的收音机质量不怎么好,除了国家规定的几个频道外,国外的频道很少收听到。一次,收音机里面突然传出一支旋律轻快的歌曲,这首歌使用小调谱写而成,描写的是一个年轻的战士走向战场时与姑娘别离的伤感情调。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苏联的一支名为《小路》的歌曲,它带着异域文化的情调,洋溢着革命般的思想内涵,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于物质贫乏,文化生活单调乏味,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与渴望显得极其迫切。收音机便成了这种情绪宣泄的通道,它仿佛带给我们梦想和希望,引领大家飞越苦难的现实。收音机还是我们打开脑洞,读解外部世界的一种途径。“When I was young, I’d listen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s……”相信这首名为《昨日重现》(Yesterday Once More)的美国乡村歌曲大家都知晓,卡朋特在歌中演唱的“当我年轻时,我喜欢听收音机,等待自己最爱的歌出现”的意境与我小时候的情景如出一辙。
“文革”十年,我都是借着家里的这台收音机度过。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将收音机抱到自己的小房间,收听广播。当年国家明文禁止不允许任何人收听“敌台”,如果被发现是要坐牢房的。因此,每次我偷偷收听外台时心都砰砰直跳。也就是在这种慌乱与“胆大妄为”中,我学会了苏联歌曲《山楂树》《灯光》,爱尔兰民歌《夏日里的最后一朵玫瑰》,印尼歌曲《星星索》《美丽的梭罗河》等,知道了刘淑芳、周璇这些早年的歌唱巨星,她们的演唱令人回味,经久难忘。
在那个荒芜的岁月里,我不但借助家里的收音机记录下了许多国外的民歌,还能够以歌补文,学会了很多语言上的精华与修辞,弥补了“文革”给我造成的文化缺陷。早年对音乐的酷爱还帮助我成为一名高校的音乐教授,出版了音乐专著。而所有这些成就,都与我儿时家里的那台美多牌收音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