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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转折点上的蜿蜒曲折、峰回路转，总是令人回味感叹。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中国进入“两年徘徊期”。1977年至1978年，复出后的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实行“内外布局”，推动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1979年1月1日，邓小平的头像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他被这家媒体评为1978年年度人物。在序言里，杂志撰稿人写道，“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能够来个180度大转弯，如同让航空母舰在一角钱硬币上转圈？”《时代》周刊说，“西方人可能会觉得非常费解”。如今，当我们重新检索1978年发生的点点滴滴时，180度大转弯的脉络却清晰可见。
谷牧出访，为转型作准备
复出工作后不久，邓小平便郑重地提出：要派人出去看看，特别要看看发达国家是怎样搞的，“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并表示，“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
在他的推动下，仅在1978年，前后共12位副总理及副委员长以上的中央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0多个国家。邓小平先后4次出访，到过8个国家。
在这所有出国考察中，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影响最大的当属谷牧所率的考察团对西欧的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首次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的国家级政府经济代表团。该代表团的20名成员中，至少有6名部级干部，包括农业部和水利部副部长，还有广东省省委书记。之所以选定这些官员，是希望他们回国后领导不同的经济部门。
6月底，邓小平约谷牧谈话，在听了关于出访欧洲五国的汇报后，指示：“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
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的“三把火”
事实上，邓小平对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的思考，在他第三次复出时即已开始。他后来回忆说，“我是到处点火。”
第一把火点在广州。1977年11月11日，刚刚复出的邓小平秘密抵达广州，与他同一天抵达的还有叶剑英。这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的首次外出视察。在广州的短短9天时间里，邓小平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邓小平此行所提出的观点，为一年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国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也正是这次视察，点燃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把火”。
第二把火点在他的家乡四川。1978年2月初，邓小平在出访缅甸、尼泊尔途中返回四川成都短暂休整。当时，四川一些农村采取“文革”前“包产到组”的做法，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遭到来自上层的一些非议。2月1日，邓小平在听取四川省委负责人汇报后指出：“有些问题是共同的，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他提出要清理一下现行政策，“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邓小平的这番话，使深感有思想压力的四川省委领导如释重负，倍感鼓舞。不久，四川省委就制定《關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强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开始进行农村改革的探索。
半年后他在东北又点起了一把熊熊大火。1978年9月，邓小平应金甘成的邀请到朝鲜进行一次短暂的访问。访问归来，他并没有马上回京，而是到东北三省以及河北的唐山、天津等地视察，沿途同各地党政军负责同志谈话，中心内容之一就是要解放思想，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在广州、成都的前“两把火”中，邓小平提出经济政策问题时，人们思想上还有所顾虑。但经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之后，整个社会的思想氛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邓小平抓住时机、趁热打铁，适时点燃“第三把大火”，集中谈思想解放、实事求是，集中谈改革、谈发展，在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时任吉林省委书记的王恩茂回忆说：小平同志的讲话，促进了我们思想的大解放，过去有些不敢想的问题，现在敢想了；过去不敢讲的问题，开始敢讲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小平同志做了很多思想发动工作，为召开三中全会打下了一个很好的思想基础。
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变化
1978年11月10日，北京京西宾馆，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会议开始两天后，掀起了更广泛的关于解放思想的政治讨论。11月11日，陈再道、李昌和吕正操在他们的小组中发言，要求为更多的人平反。
这一天结束时，气氛变得十分紧张。当天，叶剑英和数位高级官员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小型会议，会议内容甚至没有向工作会议的其他与会者公开。
到12月2日，邓小平把胡耀邦和于光远叫来，让他们负责准备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当时，邓小平自己写了一个讲话稿的提纲，一共有七个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是为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在提纲的最前边，邓小平还加了‘对会议的评价’这个问题。所以加起来是八个问题。”于光远回忆道，“从邓小平那里回来，胡耀邦和我找了我们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等人赶紧起草稿子，大约两三天就起草好了。”
后来几经修改，“当邓小平听执笔的同志对改定的稿子通读一遍之后，说‘行了，就这样拿出去吧’，我们的起草工作就完成了。”
12月13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称赞这次工作会议是1957年以来党内最好、最开放的一次讨论会。接着，邓小平发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号召，谈了四个重要观点：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三、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会上，邓小平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为这场大讨论作了总结。他既批判了“两个凡是”，又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12月15日，中共中央会议结束，这一原本计划开20天的会议整整开了36天。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大多还是住在北京的京西宾馆，迎接“新面孔”的进入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历史转折点上的蜿蜒曲折、峰回路转，总是令人回味感叹。通过回顾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内外布局”，可以看出，人们思想上的束缚开始解脱，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呼之欲出。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引导中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胜利进入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的高速列车启动了！
（水云间荐自《沿海时报·经典旧闻》2018.4.10）
1979年1月1日，邓小平的头像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他被这家媒体评为1978年年度人物。在序言里，杂志撰稿人写道，“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能够来个180度大转弯，如同让航空母舰在一角钱硬币上转圈？”《时代》周刊说，“西方人可能会觉得非常费解”。如今，当我们重新检索1978年发生的点点滴滴时，180度大转弯的脉络却清晰可见。
谷牧出访，为转型作准备
复出工作后不久，邓小平便郑重地提出：要派人出去看看，特别要看看发达国家是怎样搞的，“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并表示，“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
在他的推动下，仅在1978年，前后共12位副总理及副委员长以上的中央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0多个国家。邓小平先后4次出访，到过8个国家。
在这所有出国考察中，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影响最大的当属谷牧所率的考察团对西欧的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首次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的国家级政府经济代表团。该代表团的20名成员中，至少有6名部级干部，包括农业部和水利部副部长，还有广东省省委书记。之所以选定这些官员，是希望他们回国后领导不同的经济部门。
6月底，邓小平约谷牧谈话，在听了关于出访欧洲五国的汇报后，指示：“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
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的“三把火”
事实上，邓小平对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的思考，在他第三次复出时即已开始。他后来回忆说，“我是到处点火。”
第一把火点在广州。1977年11月11日，刚刚复出的邓小平秘密抵达广州，与他同一天抵达的还有叶剑英。这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的首次外出视察。在广州的短短9天时间里，邓小平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邓小平此行所提出的观点，为一年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国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也正是这次视察，点燃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把火”。
第二把火点在他的家乡四川。1978年2月初，邓小平在出访缅甸、尼泊尔途中返回四川成都短暂休整。当时，四川一些农村采取“文革”前“包产到组”的做法，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遭到来自上层的一些非议。2月1日，邓小平在听取四川省委负责人汇报后指出：“有些问题是共同的，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他提出要清理一下现行政策，“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邓小平的这番话，使深感有思想压力的四川省委领导如释重负，倍感鼓舞。不久，四川省委就制定《關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强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开始进行农村改革的探索。
半年后他在东北又点起了一把熊熊大火。1978年9月，邓小平应金甘成的邀请到朝鲜进行一次短暂的访问。访问归来，他并没有马上回京，而是到东北三省以及河北的唐山、天津等地视察，沿途同各地党政军负责同志谈话，中心内容之一就是要解放思想，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在广州、成都的前“两把火”中，邓小平提出经济政策问题时，人们思想上还有所顾虑。但经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之后，整个社会的思想氛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邓小平抓住时机、趁热打铁，适时点燃“第三把大火”，集中谈思想解放、实事求是，集中谈改革、谈发展，在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时任吉林省委书记的王恩茂回忆说：小平同志的讲话，促进了我们思想的大解放，过去有些不敢想的问题，现在敢想了；过去不敢讲的问题，开始敢讲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小平同志做了很多思想发动工作，为召开三中全会打下了一个很好的思想基础。
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变化
1978年11月10日，北京京西宾馆，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会议开始两天后，掀起了更广泛的关于解放思想的政治讨论。11月11日，陈再道、李昌和吕正操在他们的小组中发言，要求为更多的人平反。
这一天结束时，气氛变得十分紧张。当天，叶剑英和数位高级官员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小型会议，会议内容甚至没有向工作会议的其他与会者公开。
到12月2日，邓小平把胡耀邦和于光远叫来，让他们负责准备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当时，邓小平自己写了一个讲话稿的提纲，一共有七个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是为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在提纲的最前边，邓小平还加了‘对会议的评价’这个问题。所以加起来是八个问题。”于光远回忆道，“从邓小平那里回来，胡耀邦和我找了我们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等人赶紧起草稿子，大约两三天就起草好了。”
后来几经修改，“当邓小平听执笔的同志对改定的稿子通读一遍之后，说‘行了，就这样拿出去吧’，我们的起草工作就完成了。”
12月13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称赞这次工作会议是1957年以来党内最好、最开放的一次讨论会。接着，邓小平发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号召，谈了四个重要观点：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三、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会上，邓小平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为这场大讨论作了总结。他既批判了“两个凡是”，又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12月15日，中共中央会议结束，这一原本计划开20天的会议整整开了36天。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大多还是住在北京的京西宾馆，迎接“新面孔”的进入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历史转折点上的蜿蜒曲折、峰回路转，总是令人回味感叹。通过回顾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内外布局”，可以看出，人们思想上的束缚开始解脱，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呼之欲出。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引导中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胜利进入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的高速列车启动了！
（水云间荐自《沿海时报·经典旧闻》2018.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