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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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至1947年间，加拿大基督教新教长老宗在卫辉一带借医传教。根据不同时期政局、民情状况及传教士自身特点，他们先后经历了用药品“裹挟”其福音的谨慎发展阶段，边行医边传教、“疗灵”与“疗身”互为手段、互为目的、交叉渗透的“黄金”发展阶段，以及行医与传教貌离神合的深入推进阶段。“疗灵”与“疗身”始终既存冲突又相互渗透。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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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医学院社科部,河南新乡45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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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至1947年间，加拿大基督教新教长老宗在卫辉一带借医传教。根据不同时期政局、民情状况及传教士自身特点，他们先后经历了用药品“裹挟”其福音的谨慎发展阶段，边行医边传教、“疗灵”与“疗身”互为手段、互为目的、交叉渗透的“黄金”发展阶段，以及行医与传教貌离神合的深入推进阶段。“疗灵”与“疗身”始终既存冲突又相互渗透。
其他文献
如果打开汉语因特网，输入“概念”二字检索，一定会蹦出数以万计关于“概念”的信息。“概念”一词如此普及，乃至不管人们是否了解其在逻辑学中的含义，都以为对概念有了“概念”（理解）。如果继之输入“概念史”一词检索，则会发现“概念史”是近几年才比较多地被使用的词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的著述之中：
1913年发生在美国佐治亚州的“弗兰克案件”，其典型性长期以来受到美国公众和学者的关注。它的发生正值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时代”工业化社会转型和工业化社会深刻变革的时期。“弗兰克案件”的发生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和社会历史根源：首先，美国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移民潮与“镀金时代”、“进步主义时代”工业化的时代风云激发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反犹主义浪潮；其次，事件的发生地美国南方工业化的阵痛引发了激烈的社会矛盾；第三，弗兰克成为新旧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筹码；第四，美国南方传统的暴力私刑文化
灯下，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以下简称《通史》）首卷封面的克丽奥女神像映人我的眼帘：身穿红色外衣的克丽奥楚楚动人，正仰望高空，放眼寰宇，指点人们通向远方……我凝视女神，她似乎不理会我此刻在想些什么，也不问一下在《通史》出版之后，关于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发展，我最想要说些什么？
半个世纪前，我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耿淡如先生曾撰文阐释“什么是史学史”，当时他特别指出，“史学史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耿淡如：《什么是史学史？》，《学术月刊》1961年第10期）。如果说，在耿先生撰文的1961年，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尚处在筚路蓝缕、垦荒开拓的初创时代，那么时隔五十年之后，经过许多学界前辈和同行的不懈努力，随着张广智教授主编的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问世，西方史学史这一学科的建设已可以说是略有小成、渐成规模了。
长期以来，人们主要以马尔萨斯一李嘉图经济理论为基础，依据历史和经济发展规律解释和阐述俄国革命，认为民众生活贫困。农业人口过剩是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如果从俄国粮食消费水平的变化、地区和群体的消费差异以及人口等角度出发，那么就可以发现，俄国革命实际上是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彼得一世参照西欧制度创立正规军，实行征兵制后，一个特殊群体——“士兵妻子”一开始迅速扩大。她们绝大部分来自农村，甚至曾是农奴，然而一旦成为“士兵妻子”，就跟丈夫一起晋升为免税免劳役的军人阶层。从此，“士兵妻子”的身份将纠缠她的一生及其子女。她们的身上集中展现出在转型社会下改革所引入的西方文明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性，她们既无法回归传统的生活方式，也几乎享受不到“自由身份”带来的益处，反而成为农村妇女中命运最为悲惨的一群人。她们是生硬套用外来制度于俄国传统社会后的牺牲品。她们的不幸命运预示出即使俄国的农奴制被
1801-1914年俄国的居民生活水平总体上保持积极的发展态势。其根本原因是人均主要食物产量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实际税赋减少，粮价上涨，人口中心南移的经济效果显著以及政府采取的合理经济政策。
所谓元弼“夺爵事件”，是指北魏济阴王元郁子元弼王爵为其叔父元丽所夺，横授丽同母兄元偃子元诞之事。这一事件发生在孝文帝改革之后，在北魏中后期一系列夺爵事件中具有典型性，对于探讨北魏爵位继承制度沿革多有助益。但略为遗憾的是，在以往相关研究中，元弼“夺爵事件”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也时有误解。近年来，元弼“夺爵事件”相关人物的墓志碑刻多有发现，为探讨这一事件的本原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有鉴于此，笔者拟以传世文献结合碑志史料，对北魏元弼“夺爵事件”进行深入的考证，以期于北魏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新中国诞生50周年之际，悉尼科技大学国际学院和汉堡亚洲研究院联合择定1999年9月23-25日于汉堡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之回顾与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为“中国革命真的需要吗”？国内尚未见到对这次会议的报道。这里，根据我的点滴记忆写出来，可以看看那时国际学界对新中国历史的认识。
《史》、《汉》之际史学的发展表现有二：一是思想上正统化观念不断加强，前人已多有论述；二是史学自身的发展更多体现在史家对史书编撰形式的探索上。纪传体体例逐渐“整齐”，起居注著录渐成常例，地方史的撰述得到提倡，学术史、人物专史、杂史、制度史等都以专书的形式出现，“史氏流别，殊途并骛”，史书编撰出现多途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