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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特殊性在于，它结束了一个旧的王朝，
从此之后，中华民族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文明由此正式开启。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在历史的每一个节点，总会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
正是这些人物的出现，
中华民族的历史才变得有血有肉，可歌可泣。
正是他们挺起了中国的脊梁，串联起了中华千年不屈的灵魂。
辛亥革命百年之际，
回首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仰望那些隽刻在历史之柱上的光辉形象，
仍不免叫人心生感慨，热血沸腾。
然而，辛亥革命的初衷，
在推翻了清帝国，破坏了传统礼法之后，
民主、民权、民生的理想，
仍未实现。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辛亥前奏：思想的力量
从旨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洋务运动
到学习西方先进制度的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
都没有挽救清政府摇摇欲坠的帝国大厦，
反而播下了覆灭帝国的火种：
洋务运动培养了中国第一代资产阶级和最早的、土生土长的，
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工人阶级；
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让新思潮在中国大地遍地开花，
《革命军》、《天演论》等一系列爆炸性、
颠覆性的思想迅速流行开来。
谁都不能否认，思想的力量在辛亥革命发生的整个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得这场革命从发生之始就独具特色，使他与历史上曾经无数次发生的农民起义区别开来。来自于西方的现代思想为革命打上了独特的烙印。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坚船利炮敲开了帝国腐朽的大门，让天朝上国见识到了他们曾经鄙夷的“奇技淫巧“的厉害，也让头顶凤眼花翎的官员们及知识分子开始明白，不变革便不足以应对中国所面临的千载未逢的挑战。洋务运动首先拉开了轰轰烈烈的学习与改造、建设的大幕。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帝国试图以兴办工商业来加强国力。然而1894年黄海上的隆隆炮声彻底击碎了帝国的美梦，也让人明白只限于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帝国积弱积贫的现状。不过思想解放已经拉开了序幕。
洋务运动失败后，一场更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拉开了序幕。1895年的公车上书代表了知识分子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希望能够以新思想改造帝国的愿望。当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物成为维新派，主张在体制内的改良，提倡效法日本及俄国，在皇权之下大幅改变政治及社会制度。这在“朕即国家”的大一统思想盛行的时代无疑是一颗精神原子弹。
维新派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而得以在1898年开展戊成变法。但是进行103天以后，因清室内保守势力发动政变而告流产。但是他的影响力已经显现出来，皇族内部在这次变法之后也变得不再是铁板一块，变革的声音从内部产生。部分维新人物流亡海外后，一些皇族仍主张继续维持皇室，实行类似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将政治实权逐渐交出至民选政府。主张这种变革方法的当时被称为“保皇党”。
不过，从旨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洋务运动到学习西方先进制度的公车上书和戊成变法都没有挽救清政府摇摇欲坠的帝国大厦，反而播下了覆灭帝国的火种：洋务运动培养了中国第一代的资产阶级和最早的、土生土长的，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工人阶级；公车上书和戊成变法让新思潮在中国大地遍地开花，《革命军》、《天演论》等一系列爆炸性、颠覆性的思想迅速流行开来。
在经过风平浪静的改良运动之后，革命派终于开始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在那个思想相对匮乏的年代，充满着炽烈的革命热情，气势磅礴，振聋发聩的《革命军》有如一声震撼大地的惊雷，把皇冠震落于地。它的巨大作用和影响，正如鲁迅所评价的：“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从此之后，现代性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西方的现代思想终于敲响了帝国的丧钟。
革命时代：一个帝国的崩塌
帝国也曾拥有荣耀和辉煌，
康乾盛世距离鸦片战争也不过百余年的时间。
问题在于，当我们依然循环于帝国内部的盛衰，
西方却早已脱离封建的轨道，走向现代化的康庄大道。
在此过程中，两个时代的差距产生了。
悲剧注定不可避免，差别只是在于，
帝国的大厦是在西方的坚船利炮声中慢慢坍塌，
还是在风起云涌的国内革命浪潮中轰然倒塌。
19世纪末的清帝国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决定国家未来和方向的重担全部压在了一个脑中满是三从四德、封建道德礼仪女人身上，这已经决定了帝国的命运。
帝国也曾拥有荣耀和辉煌，康乾盛世距离鸦片战争也不过百余年的时间。问题在于，当我们依然循环于帝国内部的盛衰，西方却早已脱离封建的轨道，走向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在此过程中，两个时代的差距产生了。悲剧注定不可避免，差别只是在于，帝国的大厦是在西方的坚船利炮声中慢慢坍塌，还是在风起云涌的国内革命浪潮中轰然倒塌。
太平天国运动假借西方宗教思想，大行农民起义之道，让早已是千疮百孔的帝国更加风雨飘摇。在90年代之后，已经踏入成年的中国资产阶级开始以全新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虽然还是暴动和起义，但是它们的指导思想和主体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性“革命”开始了。
革命思想来自于海外，因此最早主张革命的人也大多集中在海外，以留学生、华侨青年为主，连早期的革命团体亦是在海外成立。由杨衢云、谢缵泰等为骨干的辅仁文社在1890年左右成立于英属香港。而孙中山亦于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首次组织兴中会。二者后来在1895年1月在香港合并，继续称为兴中会，并且于同年10月26日首次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事(史称“第一次广州起义”)，拉开了武装推翻清政府的序幕。
从1895年至1911年间，兴中会以及后来的同盟会先后发动了十次起义，而其他革命组织自立军、光复会等亦发动多次起义，zz虽都以失败告终，但却在全中国种下了革命的种子。革命的时代正式来临。
1910年11月，孙中山在马来亚槟榔屿召开秘密会议，商量卷土重来的计划。参加会议的有同盟会的重要骨干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人。会议决定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广州起义。他们计划以广州新军为主干，另选革命党人500(后增至800)组成“选锋”(敢死队)，首先占领广州，然后由黄兴率领一军入湖南，赵声率领一军出江西，谭人凤、焦达峰在长江流域举兵响应，然后会师南京，举行北伐，直捣北京。
1911年4月27日，赵声、黄兴等人在广州领导起义。起义队伍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但最终因力量不敌而失败。后收殓到72具烈士遗骸，合葬于黄花岗，由此建成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而此次起义中牺牲的起义军则不止此数。牺牲者多为同盟会精英。这次起义与前几次一 样以失败告终，但是黄花岗起义却为随后的辛亥革命的到来扫清了道路。
占人数最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在黄花岗起义中自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作为近代知识分子的他们，怀着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之路的美好愿望而留学海外，并成为起义的主要策划者、组织者和领导者，并在随后的辛亥革命过程中成为未来中国的政治支柱。
参与黄花岗起义殉难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工人占到10人。工人作为一个比中国资产阶级产生早了30年的阶级，与逐渐壮大的资产阶级以及农民阶级相比，力量还仍然弱小，但已经开始以自己的方式登上政治舞台。
辛亥革命：华侨的力量
当中国大地的革命风起云涌，
世界各地都听到了华侨摔破钱罐的声音，
大笔的资金迅速流向国内。可以说，
革命军的每一枪、每一弹都跟心系国家命运与前途的华侨们
有着莫大的联系。
正是他们的慷慨解囊和无私援助才使得中华大地革命的火种越烧越旺。
是以孙先生满怀感激慨叹：
“华侨为革命之母，没有华侨，就没有中国革命。”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倾销政策，中国农民和手工业纷纷破产闽、粤一带百姓纷纷出洋谋生，开始了新的一波下南洋征程。同时西方殖民主义者大量招募和掠卖华工，加之国内一些在政治上受迫害的人逃出国外等原因，在南洋、美洲、非洲等地的华侨人数急剧地增加。据不完全统计，一九0二年至一九0八年，在海外侨居的华人达到七百万以上。
辛亥革命时期，华侨参加和支持革命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参加革命团体和组织，联络与发展会员，开展宣传，为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提供基地和后勤、经费支持。
爱国爱乡是所有华侨的光荣传统。1894年，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最初会员仅20余人，其身份全部是华侨。后来兴中会的会员增加到300人，其中有华侨219人。在这些华侨中，资产阶级分子占48％，其余有工人、职员、知识分子等。一九0五年八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在西贡、新加波、河内、仰光、曼谷、菲律滨、美国、加拿大、欧洲陆续建立分会。“凡有华侨所到之地，几莫不有同盟会之足迹。”在这些地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华侨的帮助和赞助下，创办了多种报刊和书报社，据不完全统计，辛亥革命前，由华侨出资创办的刊物有三十多种，仅荷属东印度阅书报社就有四十多个，通过这些报刊和书报社，广泛地宣传了革命思想，驳斥了保皇派的谬论。促使更多的人投入民主革命运动。
武昌起义前，孙中山等人先后组织、实施了十余次武装起义，其经费多为华侨捐助。孙山说：在革命过程中，“其慷慨助饷，多为华侨”。革命历次起义购买枪支弹药的购买费、创办报刊的宣传费，以致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奔走各地的旅费和生活费，绝大部分是华侨提供的。许多侨胞捐款助饷，表现出可贵的爱国热情。檀香山侨商邓荫南，将其商店、农场全部出卖，充当起义军费。新加波华侨巨富为革命用尽全部家产，致子女不得不去当雇工。西贡华侨李卓锋为革命捐出了巨款，个人经济非常困难。孙中山给他十万元的国债券，可是他把这些债券全部烧掉，表示绝不希图任何报酬。越南堤岸卖豆芽菜的黄景南，将所有积蓄捐做革命经费，然后又将所卖豆芽菜的钱积蓄起来，以供革命所须。越南华人挑水工人关唐，挑一担水只得一分钱，但也把他半生的积蓄三千元全部捐献给革命事业。辛亥革命时期，华侨各阶层究竟捐了多少革命经费，无精确的统计。但仅一九0七年至一九0八年的几次起义，就得到华侨捐助的二十万元；黄花岗之役捐助十五万七千二百多元；在辛亥这一年中，南洋华侨捐达到五、六百万元。在经济上，华侨有力的支持了革命斗争。
当年香山华侨、鲍鱼大王孙眉为支持孙中山及辛亥革命最后沦落到破产他的儿子只能以卖凉茶度日。像孙眉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广大华侨华人为支持革命不仅慷慨助饷，甚至牺牲就义。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中，华侨就有29人。
董必武在辛亥革命纪念大会上曾说：“海外华侨是辛亥革命的有力支持者。这些革命的华侨，有工商业资本家，也有工人和小商业者，他们在海外受尽了帝国主义反动派肮脏气，迫切希望有一个繁荣富强的祖国。他们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不断从经济上给予帮助，而且积极参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差不多三分之一是华侨。他们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是全体爱国华侨的光荣。”
辛亥革命的灵魂孙中山
他是这样一种人：他本人的想象力和他改造中国的雄心，
大大地超越了他所生活的社会和他所能集中起来的力量的具体现实。
在他的主观愿望和屡次挫败他的客观形势之间的矛盾，
产生了有关一个人的个性构造问题，
而这种个性构造，
驱使着孙中山去追求一种难于实现的目标。
为理想而执着，因理想而无所畏惧，这是对孙中山的真实写照。在国破山河碎，外敌凌辱中国的年代，最早受西方自由、独立、自主思想熏陶的年轻人扛起了反抗的大旗。在经济改良和政治改良都没有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情况下，彻底的革命成为最终的选择。
在革命的过程中，一个神一样的人像黑暗中的明灯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他就是孙中山。在他的亲力亲为下，1911年前的十年间，几乎每年都有一次让清政府心惊胆颤的暴动或者起义。最终，辛亥年的武昌起义成为压垮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一个新的时代向还依然混沌的中华大地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孙中山名文，字德明，号日新，改号逸仙，1897年在日本化名中山樵，遂以中山名世。中山先生早年先后求学于檀香山、广州、香港，行医于澳门、广州，目睹中华之不幸，心生改造世界之愿望。1894年5月，中山先生上书李鸿章，主张变法自强，遭冷遇，遂赴檀香山创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试图以革命之力重建美好未来。
1895年，中山先生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策划广州起义，事败，流亡海外，宣传革命。1896年在伦敦被清朝驻英公使馆诱捕，脱险后曾留居英伦，研究西方政治经济理论，寻求救国真理。1900年发动惠州起义，因粮饷不济而遭失败。失败后奔走海外。同保皇派作斗争，并在旅欧学界中发展革命组织。
1905年8月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领导成立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制订“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在此期间，中山先生创办《民报》，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同改良派围绕革命与保皇问题展开激烈论战，同时积极在国内外发展同盟会组织，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在两广云南等地发动一系列武装反清起义。
从思想到行动，中山先生以血肉之躯挺起了中华百年的复兴之路。
孙中山在香港时期的老师、1896年在伦敦援救过他的人、尔后又是他挚友的詹姆士·康德黎博士把孙中山看作是“一个真正高尚的人物”。在25年友谊的基础上，他作出了如下的描述：“和 字面真实意义相符的博爱，这就是孙中山突出的品格。口是心非，为非作歹对于孙中山的品格来说，确实是冰炭不容的……他的成功的秘密在于无私：他只是为了祖国的富强而不断追求探索，并非为了一己的飞黄腾达……当祖国的利益将有所保障的时候，他准备和渴求引退……”
孙中山的秘书李禄超回忆他时说：“……公开场合，他总是一个口才敏捷、能言善辩的演说家。他有着鼓励听众的才具，而且能够一口气不停顿地讲上几个小时……他的演词是益人心智，启人灵感，振奋人心的……孙博士是个梦想家。他梦想乌托邦，梦想建立一个健全的、秩序井然的政府，一个对人民施行仁政的政府。由于他有着这样崇高的理想而又极难变为现实的梦，所以他被广东人取了一个‘孙大炮’的绰号，即空想的和不现实的人。”
朱德这样评价孙中山：“孙中山先生在四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充分地表现了坚决和勇敢的革命精神。他不怕困难和失败，他在遭受失败后，又整顿好革命队伍，重新走上战场。孙中山先生能够随着历史的变化不断地进步，由早期的主张推翻皇帝、建立民国而进到晚年的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由倡导民主革命而进到主张实现世界大同。在孙中山的一生中，他的革命精神永远是在前进的。”
辛亥三杰：英雄的传说
历史的真实性在于它是由无数的血肉之躯写就的。
在历史的每一个转折点，总会有无数的英雄涌现。
他们满怀理想，为世人指明方向；
他们充满激情，慷慨激昂指点江山：
他们无谓牺牲，甘为世人的福祉抛头颅洒热血。
1907年7月15日，绍兴城内古轩亭口，辛亥三杰之一秋瑾毅然就义，一代巾帼香消玉损。1912年12月9日孙中山致祭秋瑾墓，撰挽联：“江户矢丹忱，重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1916年8月16日至20日，孙中山、宋庆龄游杭州，赴秋瑾墓凭吊，孙中山称：“光复以前，浙人之首先入同盟会者秋女士也。今秋女士不再生，而‘秋风秋雨愁煞人’之句，则传诵不忘。”
秋瑾原名闺瑾，自称鉴湖女侠、汉侠女儿，年轻时即好舞枪弄棒，蔑视封建礼法，提倡男女平等，常以花木兰，秦良玉自喻。1904年夏，秋瑾自费东渡日本留学。1905年，秋瑾归国。春夏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徐锡麟、秋瑾先后加入光复会后，国内革命形势有了迅速的发展。
1905年秋，陶成章和徐锡麟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借以召集江南各府会党成员到校，进行军事训练。后来，秋瑾在该校发展了600多名会员。1907年2月，秋瑾接任大通学堂督办。不久与徐锡麟分头准备在浙江、安徽两省同时举事。联络浙江、上海军队和会党，组织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领，自任协领，拟于7月6日在浙江、安徽同时起义。因事泄，于7月13日在大通学堂被捕。面对严刑拷打，秋瑾只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诗句，从容就义。
与秋瑾相比，徐锡麟则要显得“悲惨”许多。徐锡麟1873年生于绍兴。1901年任绍兴府学堂教师，后升副监督。1903年应乡试，名列副榜。同年以参观大阪博览会名义赴日本，于东京结识陶成章等人积极参加营救因反清入狱的章炳麟的活动。回国后先在绍兴创设书局，传播新译书报，宣传反清革命。1904年在上海加入光夏会。1905年在绍兴创立体育会，后又创立大通师范学堂，规定入校学生均为光复会会员，参加兵操训练。1906年赴安徽任武备学校副总办、警察处会办；1907年任巡警学堂堂长、陆军小学监督。
1907年7月6日，光复会领导的首次安庆起义爆发。徐锡麟以安庆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的身份，暗中联络会党，约定在本年7月8日乘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时进行突然袭击，杀掉省文武大官，占领安庆，然后与秋瑾的浙东起义军共同攻打南京。一因叛徒出卖，安徽巡抚恩铭已掌握党人名单，毕业典礼突然提前于6日举行，会中徐锡麟用短枪击毙安徽巡抚恩铭，会场哗然。徐锡麟等人与巡警学生百余人很快占领了军械所，后被前来镇压的清军包围，激战四小时失败，徐锡麟被捕。
当晚，徐锡麟被杀。临刑前他神色自若地说：“功名富贵，非所快意，今日得此，死且不悔矣!”徐锡麟就义之后，其心肝被恩铭的卫队挖出炒食，身体被剁为肉酱。
在东京与徐麒麟相识的陶成章是光复会创立者之一。少有志向，以排满反清为己任，曾两次赴京刺杀慈禧太后未果。1904年10月，陶成章与蔡元培、龚宝铨等在上海创立光复会，推蔡元培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并担负联络苏、浙、闽、皖、赣5省会党之重任。光复会以入会誓词“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16字为宗旨。1904年底，陶成章前往日本，在东京成立了光复会分部，许寿裳和鲁迅就是在这时加入光复会的。
1907年7月，安庆起义失败，徐锡麟、秋瑾相继殉难，陶成章悲痛欲绝，因遭清廷通辑，国内无法立足，再度亡命日本，1908年转赴南洋，几遍南洋群岛。
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后，陶成章因功勋被推举为浙江都督。在浙江期间陶成章积极准备北伐，设北伐筹饷局、光复军司令部，任总司令。由此，亦招致与之结怨、欲插手浙江的陈其美的嫉恨。1912年1月14日凌晨，陶成章被受陈其美指使的蒋介石、王竹卿(帮凶、光复会叛徒)暗杀于上海广慈医院，
辛亥革命：意义大于过程
鉴于国内外形势，
清政府在被推翻前做了最后一次挽救帝国的努力。
1911年5月8日，清政府废除军机处，
发布内阁官制，任命总理、诸大臣。
成员名单中过半数为清宗室(皇族)与满人，被讥嘲为“皇族内阁”。
立宪派、舆论对此多感失望，乃逐渐同情、倾向革命。
帝国的皇族内阁破产后，这个各地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帝国的军队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扑火队。1911年6月，四川保路运动引发民变，帝国迫不得已调动湖北新军进入四川弹压，武昌周边地区防备顿时空虚。而留守在湖北的新军是张之洞所练的“江南自强军”，中下层军官不少曾官费派日留学，因而遍布革命党人。当中以共进会及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渗透最广。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召开由双方负责人和新军代表60余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组建了起义的领导机构一起义总指挥部。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被推举为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推举为参谋长。共进会负责人刘公被推举为政治筹备处总理。
10月9日共进会会员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秘密制造炸弹时发生事故，孙武被炸伤。俄国巡捕前来搜查，受伤的孙武和其他人脱逃，但起义的文件，旗帜等被搜走。湖广总督瑞澄闻得此事后下令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闻讯后，决定当夜发动起义，并派人给各营送信。当日晚彭楚藩、刘复基在起义总指挥部被捕、杨宏胜在运送弹药的路上被捕，10月10日晨三人被斩首。 新军工程营后队正目《相当于班长》熊秉坤等人决定提早起义，并拉来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作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参谋长。1911年10月10日起义士兵首先发难攻占楚望台军械库，继而深受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影响的大部分新军共同响应。吴兆麟、熊秉坤率起义部队攻打湖广总督府，在南湖炮队的炮击下，起义军在次日黎明前，占领总督衙门，湖广总督瑞澄逃走。
10月11日黎明，起义军聚集在湖北谘议局大楼会议厅，新军八镇十五协二十九标二营司务长蔡济民召集会议，商讨组建军政府和推举都督人选。除革命党人吴醒汉，徐达明等十余人外，还邀请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国溶以及议员，旧军官吴兆麟参加。会议请汤化龙主持。吴兆麟提议由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担任都督，立宪派一致拥戴，部分革命党人也因为黄兴、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害，孙武被炸伤，蒋翊武被迫逃跑，没有更好的人选表示同意，因此会议通过了以黎元洪为都督的提议。
11日上午，武昌全部光复，晚上成立谋略处。在谋略处的主持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即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公布军政府檄文和《安民布告》，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用黄帝纪元，宣统三年改为黄帝纪元4609年。军政府建立参谋部、军务部、政事部、外交部。以谘议局大楼为办公地，以十八星旗为军旗。谋略处以军政府名义发布《布告全国电》，《通告各省文》等文告通电全国。10月12日，革命党人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赵承武等在汉阳发动起义，光复汉阳；随后赵承武率起义军攻占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全部掌握在革命军手中。
随后，长沙、西安、九江、太原、昆明、南昌相继起义，广西、安徽、广东、山东等各省也宣布独立，武昌起义的星星之火终于以燎原之势席卷大江南北。1911年12月2日各省代表会正式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2月3日各省代表会议决临时政府设于南京。12月25日各省代表会在南京开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至此，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在辛亥之前，
历史上从没有任何一场革命如此曲折，跌宕起伏。
革命、“革命与复辟”、“革命与革命的革命”在1911年前后集中爆发，
各派人物轮番登场，
中华的命运并没有因为辛亥的胜利而显得前途光明，
反而越发让人迷惑。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试图依靠这位掌握帝国大半新式军队的实权人物与起义军对抗，挽回败局。此时在南方将革命搞得有声有色的革命派实力还不足以与袁世凯的北洋军一较高低，迫不得已，只能与袁世凯讲和。袁世凯手握重兵，周旋于帝国和革命党之间，捞足政治资本。
1911年12月底，位于长江南北两岸的袁世凯和革命派达成停战协议。从18日起，南方军政府所派代表伍廷芳与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开始进行谈判。伍代表革命派提出清帝退位、选举总统、建立共和政府等条件；唐则代表袁世凯进行武力要挟，试图取得更多政治利益。在此期间，英、美、德、日、法、俄等帝国主义列强对议和施加压力，无耻声称“中国的战争若持续下去，将有危于外人的利益与安全”，敦促革命派尽快向袁世凯妥协，并采取政治上拒不承认、经济上封锁扼杀、军事上武力恫吓、舆论上恶毒攻击革命政府的手段，极力迫使革命派作出让步。与此同时，混入革命阵营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乘机搞拆墙脚活动，竭力把革命引向拥袁的道路，革命派内部的妥协势力也抬头。在内外交困和重重压力之下，孙中山被迫发表声明：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造成共和，即举袁作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下诏退位。次日，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这就是改变了辛亥革命走向的“南北议和”。
在辛亥之前，历史上从没有任何一场革命如此曲折，跌宕起伏。革命、“革命与复辟”、“革命与革命的革命”在1911年前后集中爆发，各派人物轮番登场，中华的命运并没有因为辛亥的胜利而显得前途光明，反而越发让人迷惑。
尽管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推翻了统治中国近代长达270多年的腐败屈辱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但是最终还是功亏一篑。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之后，就立刻走向了革命的反面，随后不久便复辟称帝。
袁世凯的复辟在一定程度上将革命向更深的层面推进，同时也将人们对于革命的思考导向了一个更高的层次。随后的革命和共产党的诞生、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最终成为了可能。
从此之后，中华民族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文明由此正式开启。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在历史的每一个节点，总会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
正是这些人物的出现，
中华民族的历史才变得有血有肉，可歌可泣。
正是他们挺起了中国的脊梁，串联起了中华千年不屈的灵魂。
辛亥革命百年之际，
回首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仰望那些隽刻在历史之柱上的光辉形象，
仍不免叫人心生感慨，热血沸腾。
然而，辛亥革命的初衷，
在推翻了清帝国，破坏了传统礼法之后，
民主、民权、民生的理想，
仍未实现。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辛亥前奏：思想的力量
从旨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洋务运动
到学习西方先进制度的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
都没有挽救清政府摇摇欲坠的帝国大厦，
反而播下了覆灭帝国的火种：
洋务运动培养了中国第一代资产阶级和最早的、土生土长的，
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工人阶级；
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让新思潮在中国大地遍地开花，
《革命军》、《天演论》等一系列爆炸性、
颠覆性的思想迅速流行开来。
谁都不能否认，思想的力量在辛亥革命发生的整个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得这场革命从发生之始就独具特色，使他与历史上曾经无数次发生的农民起义区别开来。来自于西方的现代思想为革命打上了独特的烙印。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坚船利炮敲开了帝国腐朽的大门，让天朝上国见识到了他们曾经鄙夷的“奇技淫巧“的厉害，也让头顶凤眼花翎的官员们及知识分子开始明白，不变革便不足以应对中国所面临的千载未逢的挑战。洋务运动首先拉开了轰轰烈烈的学习与改造、建设的大幕。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帝国试图以兴办工商业来加强国力。然而1894年黄海上的隆隆炮声彻底击碎了帝国的美梦，也让人明白只限于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帝国积弱积贫的现状。不过思想解放已经拉开了序幕。
洋务运动失败后，一场更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拉开了序幕。1895年的公车上书代表了知识分子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希望能够以新思想改造帝国的愿望。当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物成为维新派，主张在体制内的改良，提倡效法日本及俄国，在皇权之下大幅改变政治及社会制度。这在“朕即国家”的大一统思想盛行的时代无疑是一颗精神原子弹。
维新派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而得以在1898年开展戊成变法。但是进行103天以后，因清室内保守势力发动政变而告流产。但是他的影响力已经显现出来，皇族内部在这次变法之后也变得不再是铁板一块，变革的声音从内部产生。部分维新人物流亡海外后，一些皇族仍主张继续维持皇室，实行类似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将政治实权逐渐交出至民选政府。主张这种变革方法的当时被称为“保皇党”。
不过，从旨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洋务运动到学习西方先进制度的公车上书和戊成变法都没有挽救清政府摇摇欲坠的帝国大厦，反而播下了覆灭帝国的火种：洋务运动培养了中国第一代的资产阶级和最早的、土生土长的，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工人阶级；公车上书和戊成变法让新思潮在中国大地遍地开花，《革命军》、《天演论》等一系列爆炸性、颠覆性的思想迅速流行开来。
在经过风平浪静的改良运动之后，革命派终于开始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在那个思想相对匮乏的年代，充满着炽烈的革命热情，气势磅礴，振聋发聩的《革命军》有如一声震撼大地的惊雷，把皇冠震落于地。它的巨大作用和影响，正如鲁迅所评价的：“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从此之后，现代性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西方的现代思想终于敲响了帝国的丧钟。
革命时代：一个帝国的崩塌
帝国也曾拥有荣耀和辉煌，
康乾盛世距离鸦片战争也不过百余年的时间。
问题在于，当我们依然循环于帝国内部的盛衰，
西方却早已脱离封建的轨道，走向现代化的康庄大道。
在此过程中，两个时代的差距产生了。
悲剧注定不可避免，差别只是在于，
帝国的大厦是在西方的坚船利炮声中慢慢坍塌，
还是在风起云涌的国内革命浪潮中轰然倒塌。
19世纪末的清帝国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决定国家未来和方向的重担全部压在了一个脑中满是三从四德、封建道德礼仪女人身上，这已经决定了帝国的命运。
帝国也曾拥有荣耀和辉煌，康乾盛世距离鸦片战争也不过百余年的时间。问题在于，当我们依然循环于帝国内部的盛衰，西方却早已脱离封建的轨道，走向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在此过程中，两个时代的差距产生了。悲剧注定不可避免，差别只是在于，帝国的大厦是在西方的坚船利炮声中慢慢坍塌，还是在风起云涌的国内革命浪潮中轰然倒塌。
太平天国运动假借西方宗教思想，大行农民起义之道，让早已是千疮百孔的帝国更加风雨飘摇。在90年代之后，已经踏入成年的中国资产阶级开始以全新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虽然还是暴动和起义，但是它们的指导思想和主体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性“革命”开始了。
革命思想来自于海外，因此最早主张革命的人也大多集中在海外，以留学生、华侨青年为主，连早期的革命团体亦是在海外成立。由杨衢云、谢缵泰等为骨干的辅仁文社在1890年左右成立于英属香港。而孙中山亦于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首次组织兴中会。二者后来在1895年1月在香港合并，继续称为兴中会，并且于同年10月26日首次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事(史称“第一次广州起义”)，拉开了武装推翻清政府的序幕。
从1895年至1911年间，兴中会以及后来的同盟会先后发动了十次起义，而其他革命组织自立军、光复会等亦发动多次起义，zz虽都以失败告终，但却在全中国种下了革命的种子。革命的时代正式来临。
1910年11月，孙中山在马来亚槟榔屿召开秘密会议，商量卷土重来的计划。参加会议的有同盟会的重要骨干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人。会议决定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广州起义。他们计划以广州新军为主干，另选革命党人500(后增至800)组成“选锋”(敢死队)，首先占领广州，然后由黄兴率领一军入湖南，赵声率领一军出江西，谭人凤、焦达峰在长江流域举兵响应，然后会师南京，举行北伐，直捣北京。
1911年4月27日，赵声、黄兴等人在广州领导起义。起义队伍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但最终因力量不敌而失败。后收殓到72具烈士遗骸，合葬于黄花岗，由此建成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而此次起义中牺牲的起义军则不止此数。牺牲者多为同盟会精英。这次起义与前几次一 样以失败告终，但是黄花岗起义却为随后的辛亥革命的到来扫清了道路。
占人数最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在黄花岗起义中自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作为近代知识分子的他们，怀着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之路的美好愿望而留学海外，并成为起义的主要策划者、组织者和领导者，并在随后的辛亥革命过程中成为未来中国的政治支柱。
参与黄花岗起义殉难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工人占到10人。工人作为一个比中国资产阶级产生早了30年的阶级，与逐渐壮大的资产阶级以及农民阶级相比，力量还仍然弱小，但已经开始以自己的方式登上政治舞台。
辛亥革命：华侨的力量
当中国大地的革命风起云涌，
世界各地都听到了华侨摔破钱罐的声音，
大笔的资金迅速流向国内。可以说，
革命军的每一枪、每一弹都跟心系国家命运与前途的华侨们
有着莫大的联系。
正是他们的慷慨解囊和无私援助才使得中华大地革命的火种越烧越旺。
是以孙先生满怀感激慨叹：
“华侨为革命之母，没有华侨，就没有中国革命。”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倾销政策，中国农民和手工业纷纷破产闽、粤一带百姓纷纷出洋谋生，开始了新的一波下南洋征程。同时西方殖民主义者大量招募和掠卖华工，加之国内一些在政治上受迫害的人逃出国外等原因，在南洋、美洲、非洲等地的华侨人数急剧地增加。据不完全统计，一九0二年至一九0八年，在海外侨居的华人达到七百万以上。
辛亥革命时期，华侨参加和支持革命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参加革命团体和组织，联络与发展会员，开展宣传，为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提供基地和后勤、经费支持。
爱国爱乡是所有华侨的光荣传统。1894年，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最初会员仅20余人，其身份全部是华侨。后来兴中会的会员增加到300人，其中有华侨219人。在这些华侨中，资产阶级分子占48％，其余有工人、职员、知识分子等。一九0五年八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在西贡、新加波、河内、仰光、曼谷、菲律滨、美国、加拿大、欧洲陆续建立分会。“凡有华侨所到之地，几莫不有同盟会之足迹。”在这些地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华侨的帮助和赞助下，创办了多种报刊和书报社，据不完全统计，辛亥革命前，由华侨出资创办的刊物有三十多种，仅荷属东印度阅书报社就有四十多个，通过这些报刊和书报社，广泛地宣传了革命思想，驳斥了保皇派的谬论。促使更多的人投入民主革命运动。
武昌起义前，孙中山等人先后组织、实施了十余次武装起义，其经费多为华侨捐助。孙山说：在革命过程中，“其慷慨助饷，多为华侨”。革命历次起义购买枪支弹药的购买费、创办报刊的宣传费，以致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奔走各地的旅费和生活费，绝大部分是华侨提供的。许多侨胞捐款助饷，表现出可贵的爱国热情。檀香山侨商邓荫南，将其商店、农场全部出卖，充当起义军费。新加波华侨巨富为革命用尽全部家产，致子女不得不去当雇工。西贡华侨李卓锋为革命捐出了巨款，个人经济非常困难。孙中山给他十万元的国债券，可是他把这些债券全部烧掉，表示绝不希图任何报酬。越南堤岸卖豆芽菜的黄景南，将所有积蓄捐做革命经费，然后又将所卖豆芽菜的钱积蓄起来，以供革命所须。越南华人挑水工人关唐，挑一担水只得一分钱，但也把他半生的积蓄三千元全部捐献给革命事业。辛亥革命时期，华侨各阶层究竟捐了多少革命经费，无精确的统计。但仅一九0七年至一九0八年的几次起义，就得到华侨捐助的二十万元；黄花岗之役捐助十五万七千二百多元；在辛亥这一年中，南洋华侨捐达到五、六百万元。在经济上，华侨有力的支持了革命斗争。
当年香山华侨、鲍鱼大王孙眉为支持孙中山及辛亥革命最后沦落到破产他的儿子只能以卖凉茶度日。像孙眉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广大华侨华人为支持革命不仅慷慨助饷，甚至牺牲就义。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中，华侨就有29人。
董必武在辛亥革命纪念大会上曾说：“海外华侨是辛亥革命的有力支持者。这些革命的华侨，有工商业资本家，也有工人和小商业者，他们在海外受尽了帝国主义反动派肮脏气，迫切希望有一个繁荣富强的祖国。他们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不断从经济上给予帮助，而且积极参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差不多三分之一是华侨。他们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是全体爱国华侨的光荣。”
辛亥革命的灵魂孙中山
他是这样一种人：他本人的想象力和他改造中国的雄心，
大大地超越了他所生活的社会和他所能集中起来的力量的具体现实。
在他的主观愿望和屡次挫败他的客观形势之间的矛盾，
产生了有关一个人的个性构造问题，
而这种个性构造，
驱使着孙中山去追求一种难于实现的目标。
为理想而执着，因理想而无所畏惧，这是对孙中山的真实写照。在国破山河碎，外敌凌辱中国的年代，最早受西方自由、独立、自主思想熏陶的年轻人扛起了反抗的大旗。在经济改良和政治改良都没有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情况下，彻底的革命成为最终的选择。
在革命的过程中，一个神一样的人像黑暗中的明灯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他就是孙中山。在他的亲力亲为下，1911年前的十年间，几乎每年都有一次让清政府心惊胆颤的暴动或者起义。最终，辛亥年的武昌起义成为压垮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一个新的时代向还依然混沌的中华大地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孙中山名文，字德明，号日新，改号逸仙，1897年在日本化名中山樵，遂以中山名世。中山先生早年先后求学于檀香山、广州、香港，行医于澳门、广州，目睹中华之不幸，心生改造世界之愿望。1894年5月，中山先生上书李鸿章，主张变法自强，遭冷遇，遂赴檀香山创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试图以革命之力重建美好未来。
1895年，中山先生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策划广州起义，事败，流亡海外，宣传革命。1896年在伦敦被清朝驻英公使馆诱捕，脱险后曾留居英伦，研究西方政治经济理论，寻求救国真理。1900年发动惠州起义，因粮饷不济而遭失败。失败后奔走海外。同保皇派作斗争，并在旅欧学界中发展革命组织。
1905年8月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领导成立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制订“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在此期间，中山先生创办《民报》，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同改良派围绕革命与保皇问题展开激烈论战，同时积极在国内外发展同盟会组织，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在两广云南等地发动一系列武装反清起义。
从思想到行动，中山先生以血肉之躯挺起了中华百年的复兴之路。
孙中山在香港时期的老师、1896年在伦敦援救过他的人、尔后又是他挚友的詹姆士·康德黎博士把孙中山看作是“一个真正高尚的人物”。在25年友谊的基础上，他作出了如下的描述：“和 字面真实意义相符的博爱，这就是孙中山突出的品格。口是心非，为非作歹对于孙中山的品格来说，确实是冰炭不容的……他的成功的秘密在于无私：他只是为了祖国的富强而不断追求探索，并非为了一己的飞黄腾达……当祖国的利益将有所保障的时候，他准备和渴求引退……”
孙中山的秘书李禄超回忆他时说：“……公开场合，他总是一个口才敏捷、能言善辩的演说家。他有着鼓励听众的才具，而且能够一口气不停顿地讲上几个小时……他的演词是益人心智，启人灵感，振奋人心的……孙博士是个梦想家。他梦想乌托邦，梦想建立一个健全的、秩序井然的政府，一个对人民施行仁政的政府。由于他有着这样崇高的理想而又极难变为现实的梦，所以他被广东人取了一个‘孙大炮’的绰号，即空想的和不现实的人。”
朱德这样评价孙中山：“孙中山先生在四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充分地表现了坚决和勇敢的革命精神。他不怕困难和失败，他在遭受失败后，又整顿好革命队伍，重新走上战场。孙中山先生能够随着历史的变化不断地进步，由早期的主张推翻皇帝、建立民国而进到晚年的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由倡导民主革命而进到主张实现世界大同。在孙中山的一生中，他的革命精神永远是在前进的。”
辛亥三杰：英雄的传说
历史的真实性在于它是由无数的血肉之躯写就的。
在历史的每一个转折点，总会有无数的英雄涌现。
他们满怀理想，为世人指明方向；
他们充满激情，慷慨激昂指点江山：
他们无谓牺牲，甘为世人的福祉抛头颅洒热血。
1907年7月15日，绍兴城内古轩亭口，辛亥三杰之一秋瑾毅然就义，一代巾帼香消玉损。1912年12月9日孙中山致祭秋瑾墓，撰挽联：“江户矢丹忱，重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1916年8月16日至20日，孙中山、宋庆龄游杭州，赴秋瑾墓凭吊，孙中山称：“光复以前，浙人之首先入同盟会者秋女士也。今秋女士不再生，而‘秋风秋雨愁煞人’之句，则传诵不忘。”
秋瑾原名闺瑾，自称鉴湖女侠、汉侠女儿，年轻时即好舞枪弄棒，蔑视封建礼法，提倡男女平等，常以花木兰，秦良玉自喻。1904年夏，秋瑾自费东渡日本留学。1905年，秋瑾归国。春夏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徐锡麟、秋瑾先后加入光复会后，国内革命形势有了迅速的发展。
1905年秋，陶成章和徐锡麟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借以召集江南各府会党成员到校，进行军事训练。后来，秋瑾在该校发展了600多名会员。1907年2月，秋瑾接任大通学堂督办。不久与徐锡麟分头准备在浙江、安徽两省同时举事。联络浙江、上海军队和会党，组织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领，自任协领，拟于7月6日在浙江、安徽同时起义。因事泄，于7月13日在大通学堂被捕。面对严刑拷打，秋瑾只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诗句，从容就义。
与秋瑾相比，徐锡麟则要显得“悲惨”许多。徐锡麟1873年生于绍兴。1901年任绍兴府学堂教师，后升副监督。1903年应乡试，名列副榜。同年以参观大阪博览会名义赴日本，于东京结识陶成章等人积极参加营救因反清入狱的章炳麟的活动。回国后先在绍兴创设书局，传播新译书报，宣传反清革命。1904年在上海加入光夏会。1905年在绍兴创立体育会，后又创立大通师范学堂，规定入校学生均为光复会会员，参加兵操训练。1906年赴安徽任武备学校副总办、警察处会办；1907年任巡警学堂堂长、陆军小学监督。
1907年7月6日，光复会领导的首次安庆起义爆发。徐锡麟以安庆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的身份，暗中联络会党，约定在本年7月8日乘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时进行突然袭击，杀掉省文武大官，占领安庆，然后与秋瑾的浙东起义军共同攻打南京。一因叛徒出卖，安徽巡抚恩铭已掌握党人名单，毕业典礼突然提前于6日举行，会中徐锡麟用短枪击毙安徽巡抚恩铭，会场哗然。徐锡麟等人与巡警学生百余人很快占领了军械所，后被前来镇压的清军包围，激战四小时失败，徐锡麟被捕。
当晚，徐锡麟被杀。临刑前他神色自若地说：“功名富贵，非所快意，今日得此，死且不悔矣!”徐锡麟就义之后，其心肝被恩铭的卫队挖出炒食，身体被剁为肉酱。
在东京与徐麒麟相识的陶成章是光复会创立者之一。少有志向，以排满反清为己任，曾两次赴京刺杀慈禧太后未果。1904年10月，陶成章与蔡元培、龚宝铨等在上海创立光复会，推蔡元培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并担负联络苏、浙、闽、皖、赣5省会党之重任。光复会以入会誓词“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16字为宗旨。1904年底，陶成章前往日本，在东京成立了光复会分部，许寿裳和鲁迅就是在这时加入光复会的。
1907年7月，安庆起义失败，徐锡麟、秋瑾相继殉难，陶成章悲痛欲绝，因遭清廷通辑，国内无法立足，再度亡命日本，1908年转赴南洋，几遍南洋群岛。
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后，陶成章因功勋被推举为浙江都督。在浙江期间陶成章积极准备北伐，设北伐筹饷局、光复军司令部，任总司令。由此，亦招致与之结怨、欲插手浙江的陈其美的嫉恨。1912年1月14日凌晨，陶成章被受陈其美指使的蒋介石、王竹卿(帮凶、光复会叛徒)暗杀于上海广慈医院，
辛亥革命：意义大于过程
鉴于国内外形势，
清政府在被推翻前做了最后一次挽救帝国的努力。
1911年5月8日，清政府废除军机处，
发布内阁官制，任命总理、诸大臣。
成员名单中过半数为清宗室(皇族)与满人，被讥嘲为“皇族内阁”。
立宪派、舆论对此多感失望，乃逐渐同情、倾向革命。
帝国的皇族内阁破产后，这个各地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帝国的军队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扑火队。1911年6月，四川保路运动引发民变，帝国迫不得已调动湖北新军进入四川弹压，武昌周边地区防备顿时空虚。而留守在湖北的新军是张之洞所练的“江南自强军”，中下层军官不少曾官费派日留学，因而遍布革命党人。当中以共进会及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渗透最广。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召开由双方负责人和新军代表60余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组建了起义的领导机构一起义总指挥部。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被推举为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推举为参谋长。共进会负责人刘公被推举为政治筹备处总理。
10月9日共进会会员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秘密制造炸弹时发生事故，孙武被炸伤。俄国巡捕前来搜查，受伤的孙武和其他人脱逃，但起义的文件，旗帜等被搜走。湖广总督瑞澄闻得此事后下令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闻讯后，决定当夜发动起义，并派人给各营送信。当日晚彭楚藩、刘复基在起义总指挥部被捕、杨宏胜在运送弹药的路上被捕，10月10日晨三人被斩首。 新军工程营后队正目《相当于班长》熊秉坤等人决定提早起义，并拉来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作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参谋长。1911年10月10日起义士兵首先发难攻占楚望台军械库，继而深受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影响的大部分新军共同响应。吴兆麟、熊秉坤率起义部队攻打湖广总督府，在南湖炮队的炮击下，起义军在次日黎明前，占领总督衙门，湖广总督瑞澄逃走。
10月11日黎明，起义军聚集在湖北谘议局大楼会议厅，新军八镇十五协二十九标二营司务长蔡济民召集会议，商讨组建军政府和推举都督人选。除革命党人吴醒汉，徐达明等十余人外，还邀请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国溶以及议员，旧军官吴兆麟参加。会议请汤化龙主持。吴兆麟提议由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担任都督，立宪派一致拥戴，部分革命党人也因为黄兴、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害，孙武被炸伤，蒋翊武被迫逃跑，没有更好的人选表示同意，因此会议通过了以黎元洪为都督的提议。
11日上午，武昌全部光复，晚上成立谋略处。在谋略处的主持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即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公布军政府檄文和《安民布告》，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用黄帝纪元，宣统三年改为黄帝纪元4609年。军政府建立参谋部、军务部、政事部、外交部。以谘议局大楼为办公地，以十八星旗为军旗。谋略处以军政府名义发布《布告全国电》，《通告各省文》等文告通电全国。10月12日，革命党人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赵承武等在汉阳发动起义，光复汉阳；随后赵承武率起义军攻占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全部掌握在革命军手中。
随后，长沙、西安、九江、太原、昆明、南昌相继起义，广西、安徽、广东、山东等各省也宣布独立，武昌起义的星星之火终于以燎原之势席卷大江南北。1911年12月2日各省代表会正式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2月3日各省代表会议决临时政府设于南京。12月25日各省代表会在南京开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至此，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在辛亥之前，
历史上从没有任何一场革命如此曲折，跌宕起伏。
革命、“革命与复辟”、“革命与革命的革命”在1911年前后集中爆发，
各派人物轮番登场，
中华的命运并没有因为辛亥的胜利而显得前途光明，
反而越发让人迷惑。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试图依靠这位掌握帝国大半新式军队的实权人物与起义军对抗，挽回败局。此时在南方将革命搞得有声有色的革命派实力还不足以与袁世凯的北洋军一较高低，迫不得已，只能与袁世凯讲和。袁世凯手握重兵，周旋于帝国和革命党之间，捞足政治资本。
1911年12月底，位于长江南北两岸的袁世凯和革命派达成停战协议。从18日起，南方军政府所派代表伍廷芳与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开始进行谈判。伍代表革命派提出清帝退位、选举总统、建立共和政府等条件；唐则代表袁世凯进行武力要挟，试图取得更多政治利益。在此期间，英、美、德、日、法、俄等帝国主义列强对议和施加压力，无耻声称“中国的战争若持续下去，将有危于外人的利益与安全”，敦促革命派尽快向袁世凯妥协，并采取政治上拒不承认、经济上封锁扼杀、军事上武力恫吓、舆论上恶毒攻击革命政府的手段，极力迫使革命派作出让步。与此同时，混入革命阵营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乘机搞拆墙脚活动，竭力把革命引向拥袁的道路，革命派内部的妥协势力也抬头。在内外交困和重重压力之下，孙中山被迫发表声明：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造成共和，即举袁作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下诏退位。次日，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这就是改变了辛亥革命走向的“南北议和”。
在辛亥之前，历史上从没有任何一场革命如此曲折，跌宕起伏。革命、“革命与复辟”、“革命与革命的革命”在1911年前后集中爆发，各派人物轮番登场，中华的命运并没有因为辛亥的胜利而显得前途光明，反而越发让人迷惑。
尽管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推翻了统治中国近代长达270多年的腐败屈辱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但是最终还是功亏一篑。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之后，就立刻走向了革命的反面，随后不久便复辟称帝。
袁世凯的复辟在一定程度上将革命向更深的层面推进，同时也将人们对于革命的思考导向了一个更高的层次。随后的革命和共产党的诞生、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最终成为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