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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祖上都是没进过学堂的地地道道的农民，到了父亲这一代，也仅断断续续读过两年私塾，可谓世世代代受够了没有文化的苦。1950年我来到这个世上后，家里就把文化翻身的梦想寄托在我的身上。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寒门子弟求学敞开了大门。1958年7月，爷爷牵着我的手，将我送进了本村小学，渴望长子长孙能够学有所成、改换门庭。
然而，我的求学之路却一波三折、命运多舛。刚踏进校门不久，就赶上了“大跃进”运动，本村小学在“一大二公”的狂潮中被卷到了邻村，大字还没识得一篓，我们就被赶到农田里无休无止地参加劳动，不少同学因不堪劳累之苦和焦虑读书无望而选择了自动退学。我问母亲怎么办，母亲坚定地说：“只要有学，咱就上。”于是，我咬着牙坚持了下来。第二年，在乡亲们的强烈要求下，本村小学得以复立，学子们终于得到了弥足珍贵的读书机会。我一路顺风，1965年以优异成绩考进肥城县第七中学。从踏进中学门槛那一刻起，我就有了一个大学梦。除了课堂，学校图书室成了我的驻足之地，我如饥似渴地阅览文学、历史、哲学等方面的书籍，不断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不料，初中一年级刚刚学完，“文化大革命”又骤然而至，学校被迫停课，我的文化梦也随之破灭。在回原籍劳动期间，我的情绪一度跌到了谷底。母亲安慰我说：“国家早晚有需要文化人的时候，你只要不泄气，不丢书，总会有机会的。”我听从母亲的劝告，一边参加集体劳动，一边读书学习，间或练习写作，一直苦熬了3年有余。1970年初学校复课时，正值“读书无用论”盛行。我在父母的鼓励下没有受到干扰，一天不落地念完了两年高中，知识得到积累。高中毕业了，我再次回乡劳动，人生又折回原点。那一刻，我仿佛是荒漠中迷路的一只羔羊，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好在乡亲们十分重视我这个高中毕业生，推举我先后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林业队长和民办教师，还培养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让我从低迷中振作起来，重归文化向往之路。1973年，部分城市在招收工农兵学员时增加了文化考试，加重了文化课考察分量。文化底蕴较为厚实的我看到了希望，抓住这次难得的机遇，一举考入肥城师范学校，从此改变命运。尽管其间遭遇了“白卷英雄”事件的袭扰，但择优录取的招生原则没有被颠覆，一大批品学兼優的学子获得了深造机会。
捧上铁饭碗后，我在文化进取的道路上没有止步。一位资深教师告诉我，要想成为文化人，至少得读一地排车的书。我就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业余时间卷不离手、笔耕不辍。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我的家乡所在的仪阳公社党委成立大批判办公室。由于我在师范读书期间写过一篇历史故事《君子死，冠不免》，刊登在油印小册子《批儒评法故事集》头条位置，受到全县教育界广大师生的好评，由此得到明眼人的推荐，被选调到大批判办公室当“码字匠”。后因文字水平渐长，我又被调入仪阳公社机关专职文秘工作。那是一个拨乱反正、文化繁荣发展的时期。闲暇时光，我除了如饥似渴地阅读新版文史哲著作外，又开始了新闻稿件的采写和文学作品的创作，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其中1979年采写的报告文学《开不败的月季花》，刊登在地方文学刊物《肥城文艺》显要位置，受到上级领导的重视。1982年，我被调到中共肥城县委宣传部工作，迈上一个更大的文化发展平台。期间，我忙里偷闲，勤于读书写作，1984年春在《牡丹》文学杂志发表短篇小说《新柳》。同年，宣传部为弘扬改革开放先模人物事迹，编印《开拓前进的人们》宣传册12000本，在头条和二条位置刊出我采写的两篇报告文学《轻舟已过万重山》和《目标，在前面……》。其中的《轻舟已过万重山》由于切中时弊、文笔犀利，在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被收入《泰安市文学作品选》。1984年，我先被提拔为乡镇副职，翌年春又调整为肥城县党史县志办公室副主任，主管党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工作，从而对地方历史文化产生浓厚兴趣，并有研究成果面世。1986年，创刊不久的泰安日报社的领导看中了我的文笔，报请中共泰安市委，将我调入报社工作，主持一个部室的采编业务。至此，我从一名公办教师到公社文秘干部，再到县委宣传部干事，最后跻身地市级新闻单位，实现了文化征途的三级跳。老实说，是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赐给我一根文学撑杆，助力了我的人生跃迁。
虽然跻身人才荟萃的报社，享有编辑记者的名头，但我没有满足于此。为了适应新的工作岗位，我先后参加了山东省自学考试，获得大专文凭;参加了北京大学成人教育学院的中文函授学习，拥有了本科学历;还被组织选调中共泰安市委党校脱产学习一年，补上了理论修养的短板。如果没有国家开辟的这些求学渠道，圆我的大学梦是不可能的。
由于自己在求知的道路上不断进取，学识水平得到渐次提升，我终成报社的业务骨干之一，先后担任编辑室副主任、主任等职，1993年被提拔为副总编辑。在领导岗位上，我也没有停止创作，仍然辛勤耕耘，圆满完成了大量采编任务，共有22篇新闻作品获省级以上奖励，专业技术职务也一路晋升到高级编辑。同时，还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出版长篇小说一部，发表报告文学、短篇小说、散文、诗词、随笔、杂文等443篇（首），共有7部文学作品问世，其中有3部分别获泰山文艺奖和精品工程奖，我也于1993年被吸收为山东作家协会会员。
2010年退休后，我没有过那种闲散生活，而是打起背包再出发，重新踏上起跑线，先是采写、出版长篇纪实文学一部，后将注意力倾注到地方文史研究领域，涉足学术探索园地，除领衔主编三部史志著作外，还出版两部文史专著，并在《炎黄春秋》《党史纵览》等期刊发表30多篇有所见地的文稿，为泰安的文化建设尽到了绵薄之力，自己也于2018年1月被中国先秦史学会吸收为会员，这标志着我在学术跋涉的道路上取得了可喜进步。
回顾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岁月，我最深刻的感受是，只有个人志向与国家大业捆绑在一起时，才能最大限度地释放个体能量，为民族振兴做出有益贡献，而提供这一契机的，正是曲折前行的新中国。
（责任编辑：吴玫）
然而，我的求学之路却一波三折、命运多舛。刚踏进校门不久，就赶上了“大跃进”运动，本村小学在“一大二公”的狂潮中被卷到了邻村，大字还没识得一篓，我们就被赶到农田里无休无止地参加劳动，不少同学因不堪劳累之苦和焦虑读书无望而选择了自动退学。我问母亲怎么办，母亲坚定地说：“只要有学，咱就上。”于是，我咬着牙坚持了下来。第二年，在乡亲们的强烈要求下，本村小学得以复立，学子们终于得到了弥足珍贵的读书机会。我一路顺风，1965年以优异成绩考进肥城县第七中学。从踏进中学门槛那一刻起，我就有了一个大学梦。除了课堂，学校图书室成了我的驻足之地，我如饥似渴地阅览文学、历史、哲学等方面的书籍，不断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不料，初中一年级刚刚学完，“文化大革命”又骤然而至，学校被迫停课，我的文化梦也随之破灭。在回原籍劳动期间，我的情绪一度跌到了谷底。母亲安慰我说：“国家早晚有需要文化人的时候，你只要不泄气，不丢书，总会有机会的。”我听从母亲的劝告，一边参加集体劳动，一边读书学习，间或练习写作，一直苦熬了3年有余。1970年初学校复课时，正值“读书无用论”盛行。我在父母的鼓励下没有受到干扰，一天不落地念完了两年高中，知识得到积累。高中毕业了，我再次回乡劳动，人生又折回原点。那一刻，我仿佛是荒漠中迷路的一只羔羊，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好在乡亲们十分重视我这个高中毕业生，推举我先后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林业队长和民办教师，还培养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让我从低迷中振作起来，重归文化向往之路。1973年，部分城市在招收工农兵学员时增加了文化考试，加重了文化课考察分量。文化底蕴较为厚实的我看到了希望，抓住这次难得的机遇，一举考入肥城师范学校，从此改变命运。尽管其间遭遇了“白卷英雄”事件的袭扰，但择优录取的招生原则没有被颠覆，一大批品学兼優的学子获得了深造机会。
捧上铁饭碗后，我在文化进取的道路上没有止步。一位资深教师告诉我，要想成为文化人，至少得读一地排车的书。我就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业余时间卷不离手、笔耕不辍。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我的家乡所在的仪阳公社党委成立大批判办公室。由于我在师范读书期间写过一篇历史故事《君子死，冠不免》，刊登在油印小册子《批儒评法故事集》头条位置，受到全县教育界广大师生的好评，由此得到明眼人的推荐，被选调到大批判办公室当“码字匠”。后因文字水平渐长，我又被调入仪阳公社机关专职文秘工作。那是一个拨乱反正、文化繁荣发展的时期。闲暇时光，我除了如饥似渴地阅读新版文史哲著作外，又开始了新闻稿件的采写和文学作品的创作，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其中1979年采写的报告文学《开不败的月季花》，刊登在地方文学刊物《肥城文艺》显要位置，受到上级领导的重视。1982年，我被调到中共肥城县委宣传部工作，迈上一个更大的文化发展平台。期间，我忙里偷闲，勤于读书写作，1984年春在《牡丹》文学杂志发表短篇小说《新柳》。同年，宣传部为弘扬改革开放先模人物事迹，编印《开拓前进的人们》宣传册12000本，在头条和二条位置刊出我采写的两篇报告文学《轻舟已过万重山》和《目标，在前面……》。其中的《轻舟已过万重山》由于切中时弊、文笔犀利，在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被收入《泰安市文学作品选》。1984年，我先被提拔为乡镇副职，翌年春又调整为肥城县党史县志办公室副主任，主管党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工作，从而对地方历史文化产生浓厚兴趣，并有研究成果面世。1986年，创刊不久的泰安日报社的领导看中了我的文笔，报请中共泰安市委，将我调入报社工作，主持一个部室的采编业务。至此，我从一名公办教师到公社文秘干部，再到县委宣传部干事，最后跻身地市级新闻单位，实现了文化征途的三级跳。老实说，是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赐给我一根文学撑杆，助力了我的人生跃迁。
虽然跻身人才荟萃的报社，享有编辑记者的名头，但我没有满足于此。为了适应新的工作岗位，我先后参加了山东省自学考试，获得大专文凭;参加了北京大学成人教育学院的中文函授学习，拥有了本科学历;还被组织选调中共泰安市委党校脱产学习一年，补上了理论修养的短板。如果没有国家开辟的这些求学渠道，圆我的大学梦是不可能的。
由于自己在求知的道路上不断进取，学识水平得到渐次提升，我终成报社的业务骨干之一，先后担任编辑室副主任、主任等职，1993年被提拔为副总编辑。在领导岗位上，我也没有停止创作，仍然辛勤耕耘，圆满完成了大量采编任务，共有22篇新闻作品获省级以上奖励，专业技术职务也一路晋升到高级编辑。同时，还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出版长篇小说一部，发表报告文学、短篇小说、散文、诗词、随笔、杂文等443篇（首），共有7部文学作品问世，其中有3部分别获泰山文艺奖和精品工程奖，我也于1993年被吸收为山东作家协会会员。
2010年退休后，我没有过那种闲散生活，而是打起背包再出发，重新踏上起跑线，先是采写、出版长篇纪实文学一部，后将注意力倾注到地方文史研究领域，涉足学术探索园地，除领衔主编三部史志著作外，还出版两部文史专著，并在《炎黄春秋》《党史纵览》等期刊发表30多篇有所见地的文稿，为泰安的文化建设尽到了绵薄之力，自己也于2018年1月被中国先秦史学会吸收为会员，这标志着我在学术跋涉的道路上取得了可喜进步。
回顾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岁月，我最深刻的感受是，只有个人志向与国家大业捆绑在一起时，才能最大限度地释放个体能量，为民族振兴做出有益贡献，而提供这一契机的，正是曲折前行的新中国。
（责任编辑：吴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