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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过去的20年里，一种独特的乡村旅游形式在中国蓬勃发展起来。这一中国式的乡村旅游形式有一个时兴的称呼，叫作“农家乐”。它是指农民在自己的农家院里招待都市客人，为他们提供具有典型的乡土、家庭、真实、环保、健康和传统等象征意义的乡野食物和居住环境。农家乐农家院的空间为城乡之间的遭遇、社会边界的制造和农民主人与都市客人之间的身份认同政治提供了鲜明可观的场域。通过关注农家乐农家院的空间，探讨了都市客人和农民主人如何想象和体验中国乡村，以及在改革开放之后意义场域与城乡权力关系均处于快速变动的状态下，这一空间是如何将多样的社会进程、散乱的体系和物质与象征力量联系起来的。
关键词：农家乐旅游;竞争空间;现代性;场所制造;城乡身份认同政治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9）05-0130-14
在当代中国，城乡关系具有一种持续的结构不平等特征。城市人口享有以农民牺牲为代价的显而易见的社会、文化与经济特权。在改革开放之前，这种结构不平等与一种矛盾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它既认为中国农民和乡村地区被封建落后所困扰，又将其理想化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锋队。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城乡不平等与对待农村的矛盾态度 [1-3]。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关系的文化场域由于激烈的社会变革而经历了重大的变化。中国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对田园风光与乡土性的乡愁式向往和观光客式的凝视，对于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文化景观来说是全新的。本文将农家乐旅游视为当今中国社会城乡关系一种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接合点的文化表现。
46岁的徐亮是一名金融分析师，在北京市中心的一家外资公司工作，是农家乐常客。像大多数农家乐游客一样，她热情地解释为什么喜欢与家人和朋友来到乡村。
我们为什么喜欢来这里（乡村）？我们来这里是因为我们就像回到家的感觉那么舒适。无论什么时候来到这里我都感觉回到了老家……这里环境好，而且健康。这里的空气多么新鲜！呼吸这里的新鲜空气，吃着这里的绿色食品（比如农家饭），在农家院使我感到舒适自然……城市里的生活太繁杂太累了，有时候我们需要放松。这里多宁静啊！……看看他们（指着在厨房的农家主人）！每天生活在绿色环境中，吃着绿色食品，多健康啊！……这里的村民都很原始、实实在在。他们的生活才是一种非常真实的生活。他们一点也不装腔作势。在城市里，一切都是伪装的，到处都是伪装的人和事。在这里，你仍然可以感受到“人的气”，不像在城市里。
徐在农家院中所想象和体验的乡村是一个家庭亲密、真实、朴素、乡愁、具有绿色健康生活方式和“人的气”的所在地，①①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我研究了这些文化价值是如何渗透到作为农家乐旅游的核心体验之一的农家饭这一社会美食当中。具体参见Park， Choong-Hwan. Delights in Farm Guesthouses： Nongjiale Tourism， R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Regime of Leisure-Pleasure in Post-Mao China. PhD diss. Univ.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2008.在不同的背景下，也可以在珍妮的获奖人类学影片《农家乐—农民家庭的幸福》中找到相似的中国乡土性的文化表征。具体参见Chio， Jenny. 农家乐 Peasant Family Happiness. Documentary ethnographic film. Berkeley Media， 2012。这些文化价值在农家院的建筑中进行空间编码。从这个角度来看，徐的陈述是一个关于空间塑造的微妙的过程，通过这种方式，特殊意义上的农家院空间和普遍意义上的中国乡村变成了一个吸引人的旅游胜地，一个充满新的文化意义与价值的目的地，这些意义与价值构成了当代中国的乡土性。
将人们与地点有意义地联系在一起，“场所制造的进程总是充满竞争与不稳定性的”，并且“场所之间的关系因空间的政治和经济重组而持续变化”[4]17[5-7]。现代旅游一直是场所制造的重要舞台，通过这个舞台，身份、权力和意义在不同的社会行动者之间生成、竞争和协商 [8-11]。在这一概念框架下，探讨农家乐农家院的建筑方案及其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多层面的影响，以此来阐明在将中国农村制造成为一种具有文化意义、经济利益和政治参与的空间的过程中所牵涉的社会进程和话语力量。
本文建立在2005年到2011年之间对中国乡村进行的一系列长期和短期的民族志实地考察的基础之上。其讨论的重点是一个著名的农家乐旅游景点，即位于北京以北70公里处的福乐谷。②②为了保护我的报道人，我依据需要将地名和人名做了化名处理。 福乐谷位于中国首都城郊的福乐镇，是其23个行政乡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该镇共有6个农家乐旅游村从事乡村旅游业。虽然主要在福乐谷进行研究和资料的收集，但本文的民族志分析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不仅包括泛北京地区，而且包括其他省份的众多的农家乐旅游村和特殊旅游区，如四川、山东、浙江、湖北、云南和贵州。
一、空间与象征意义
农家乐并不是在中国乡村出现的唯一一种乡村旅游形式。20年的发展使得它与其他形式的休闲旅游活动交织在一起，导致了中国乡村各种各样的住宿设施的激增 [12-15]。正因为如此，很难将农家乐农家院和其他形式的休闲旅游进行清晰的区分。然而，农家乐农家院大致可以定义为一种规模较小的餐饮住宿设施，通常由當地农户拥有并经营，其投资资本有限。正如我后边要讨论的，农家乐农家院面临着来自大中型设施（度假村或者宾馆）的竞争，这些竞争既包括物质资源，也包括象征资源。
农家院一词的字面意思是“农民的庭院”或“农民的院子”，农家乐的主题构成作为中国式的乡村旅游，其建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乡村民居的本质特征。福乐谷典型的农家乐农家院基本上都保留了该地区典型民居的四合院布局：坐北朝南，面对着一个有围墙或围栏的庭院，一间带有两个卧室和一个厨房/堂间的矩形平房（或者是更晚近时期重建的农家院里的客厅）构成了这座建筑的北侧。在许多其他省份和地区观察到的乡村民居也具有此类相同的布局，但有一些细微的差异 [1][16-18]。 根据这一布局，可以依据家庭的实际需要，在院子的东、西、南翼建造各种农用和/或配套的住宅设施，如猪圈、家禽围栏、牲棚、厕所等。单个民居的具体布局和坐落看起来可能相当不同，这反映了民居建造处的物理地形、家庭经济状况和房屋规模大小的差异，当然还有家庭的不同需要和品味。例如，如果家庭比较大，可以在庭院的东、西两翼增加一些卧室，从而呈现出L型或U型结构。然而，福乐谷大多数民居的基本布局还是封闭的复合结构，大多数村民认为这才是民居的理想结构。那些没有一个完整的复合结构房屋的家庭多数比较贫困，当他们攒够了钱，大多数村民都想翻新自己的房子，或者重建一个相对封闭的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大门的复式住宅。就此类构造而言，福乐谷的民居与农家院之间有着显著的共性。
如果一个村民准备开办农家院，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将旧院翻新或重建成一个可供食宿的设施。根据家庭可承载的投资资本总量来建造，结果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资金最少的家户只能最低限度地翻新，因而不得不保留民居原有的结构和设施;而那些拥有足够资本的人则倾向于将北翼完全重建成现代风格的单层或多层建筑，同时将民居设施中的猪舍与谷仓替换成带有众多客房和现代淋浴/厕所的全新结构的设施;大多数农家乐主人介于这两个端点之间。由于一开始资金有限，大部分建筑工程都向前一个端点倾斜。那些从一开始就接近后者的极为罕见，大部分都是第二次或者第三次翻修后的结果。因此，新旧农家院的建筑风格和空间配置看起来可能会有很大差异。当然，大多数至少保留了农村民居的一般布局。
一个叫可乐家（见图1）的农家乐的平面图体现了民居与农家院之间的连续性。①①可乐家是福乐谷一家典型的农家乐农家院，在我的田野调查期间，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这里，主人夫妇是我的关键报道人之一。 图片显示出房屋和设施的基本构造与普通民居明显不同，但它的一般风格——带有庭院的四合院——却几乎完好无损。这种连续性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农家院的建筑在一定程度上主要通过保持农村民居的基本布局来编码其文化意义和价值。尽管如此，这一观点却并不能解释农家乐农家院在后改革时代的中国成为一个承载文化意义、政治和经济目的的复杂场所。
正如徐的上述言论所表明，农家乐旅游中经常存在对家庭关系和家庭价值的怀旧。因此，家庭和家庭价值的话语成为农家乐体验和主客互动的组成部分。大多数都市客人通过家庭和家的空间隐喻来描述他们在农家乐的体验，比如“回家的感觉”和“就像回到了老家”。在都市客人当中，农家乐的哪些具体空间引发了家庭亲密感和居家舒适感？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深入探究农家院的空间象征意义与中国社会更广泛的建筑传统之间的联系。
农家院空间引发的家庭亲密感和居家舒适感的“乡愁”，首先是由于大多数都市客人都有丰富的农村背景。对这些人来说，农家院的空间布局让他们回忆起自己在乡村生活中的经历。尤其是对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来说，当他们因为升学和就业而从乡村或小城镇迁移到城市，可能就会在农家院里体验到“回家”的感觉。正如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所言：“在集体记忆中空间想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130农家院的空间格局可以唤起迁居至城市的人们在其农村家乡留下的乡愁记忆。②②在“城市移民”这一背景下，我并不是说那些在中国城市数以亿计的农村移民工人都称之为农民工。虽然这些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占据着中国社会阶层的最底层，大多数城市移民可以在度假之时负担得起参观农家乐农家院的费用，这些人要么是（1）那些在城市里毕业后获得了城市户口并且有了稳定工作的人，或者（2）那些即便没有获得城市户口但是他们已经在城市的工作或商业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的人，他们已经达到了中产阶级或者中间阶层的地位。
然而，没有任何农村生活经验或背景的都市人对农家院的空间布局也表现出了类似的乡愁感。出于分析的目的，我把这类人称之为“本土都市人”（the native urbanite）。③③在北京，他们将这类人称之为老北京，与之相对的则是外地人。后者属于我所说的“城市移民”。但在很多情况下，这两类人之间的划分是相当随意的，这取决于说话者所依据的标准。 如果一个人经历过农村生活，尤其是在童年时期，那么他对于农家院建筑的乡土性和田园情结就会自然而然地生发出一种乡愁感。但是本土都市人对于乡村生活的怀旧则需要进一步阐释。
当然，正如大多数欧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一个多世纪以来所经历的一样，人们倾向于怀念他们自己破坏的东西 [20-21]。就此而言，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后经历的迅速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已经引起了他们的怀旧情绪。研究人员发现，怀旧已经渗透到当今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22-25]。然而，这种怀旧潮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某些人群表现出某种特定形式的怀旧，为什么某些特殊的事物、事件、符号和人物成为人们怀旧的对象。因此，本土都市人对乡村生活，尤其是被农家乐农家院的建筑激起的怀旧之情，应该从中国构筑的（即人造的）环境这一广泛的社会历史背景来探讨。
在一项有关后革命时代中国单位的社会空间生产与权力关系的有趣研究中，戴维·布雷（David Bray）认为，“四合院”，或者如他所译——“有庭院的房子”[16]，是中国古代建筑类型的缩影，至今仍保存在北京和上海等中国主要城市的住宅社区中。四合院的主要建筑特征体现了中国建筑的四大基本原则：围墙、轴心、南北向和庭院[26]。几千年来，四合院的基本空间布局、宇宙观和象征意义已经影响了各式各样的建筑环境，包括民居、庙宇、皇宫甚至城市[16][26][27]52-53[28]。四合院是對围绕着一个或多个庭院建造的四边形房子的总称，体现出中国家庭和住宅空间的蓝本。①①四合院的一些图形案例在达顿（Dutton）和布雷（Bray）这提供。参见Dutton， Michael. Streetlife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8; Bray， David. Social Space and Governance in Urban China： The Danwei System from Origins to Refor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 Press， 2005。 在晚清中国的性别与技术研究中，白馥兰（Francesca Bray）指出：“修建房屋并不是一件简单的用最适当的材料和设计提供住所的事情。一所房子是一种文化模板;生活在其中，你会学到与这个文化相关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它是一种学习装置，一种可以将仪式、政治和宇宙观的关系转化为日常经历并视其为理所当然的空间术语的机制。” [27]51-52布雷将家庭空间概念化为传统中国中的家庭关系和社会象征秩序的“文化模板”（cultural template），在当代中国也同样如此。阎云翔（Yunxiang Yan）关于中国东北农村家庭关系的转型研究揭示出，20世纪80、90年代间农村居住空间格局的改变与家庭内外的夫妻关系和日益重要的私密概念有着密切联系 [17]112-139。
四合院体现出的家庭空间原型也是农家院建筑的基础。农家院的基本构造和平面布置与四合院基本相同，这种延续性可能与本土都市人在农家院体验到的家庭亲密感和居家舒适感的怀旧情绪有关。然而，四合院并不是后革命时代中国的主要住宅形式。尽管许多四合院式的传统住宅仍然存在于城市之中，但是从1949年社会主义革命到20世纪90年代，新的集体工作—住宅形式（单位）主导了城市人口的居住空间[16][29]。
戴维·布雷（David Bray）指出了单位的特点，认为“单位是中国城市的基础。它是大多数城市居民就业和获得物质支持的源泉;它组织、调节、监管、培训、教育和保护城市居民，为他們提供了身份和面子;在不同的空间单元内，它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社区，城市居民通过这些社区获得了地方感和社会归属感”[16]5。就其空间构造而言，单位住宅由一个封闭的房屋组成，通常包括多层公寓楼以及日常生活所需的所有设施，如杂货店、小商店、诊所和学校等。单位小区里的住宅公寓通常都能容纳数百甚至数千户人家，且处于明确的空间界限之中。
乍一看，单位住宅的空间布局与四合院有着根本的区别。然而在戴维·布雷看来，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进程中，虽然单位提供了一种全新形式的居住空间，但是其空间与四合院之间仍然存在着至少两个方面的潜在联系。一方面，单位住宅的总体空间方案显著地说明了四合院是中国长期以来的建筑原型。与四合院的一般构造一样，单位住宅的空间也总是采用高墙环绕的封闭式建筑形式。布雷认为：“这种封闭的形式使人们想起占据中国传统的空间形式，即有围墙的家庭庭院。”[16]124另一方面，正如四合院的空间为居民提供了归属感、家庭亲密性和认同感，单位空间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前由于社会流动的限制，形成了一种整合社区的社会空间，居民通过与邻居们紧密和长期的关系，发展了社区生活、亲密感和认同感。
如果一个居住空间对社会关系和道德进行编码并形塑了居住于其中的人们的日常世界，那么它将产生某种“感知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30]，这会对他们生命后期的价值观取向和情感倾向产生持久的影响。这种感知结构会在遇到相同或相似的空间结构（spatial constellation）之时促成动作和情绪的反应。这样一来，农家院的四合院式空间将会在那些诞生和成长于单位里的农家乐客人中引发出一定的怀旧情绪。换句话说，城里人可以将农家乐的空间与曾经居住过的单位住宅的结构和功能相联系，作为感知和体验家庭亲密、共同生活和家庭舒适的一个场所。这意味着中国住宅建筑的原型在不同人群中产生了某种共同的集体记忆。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空间的彻底改造，无论是城市胡同还是单位中的四合院住宅社区都在迅速消失[31][32]。张鹂（Zhang）关于云南昆明城市景观空间改造的文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在人道主义标准“人气”的角度下说明快速消失的旧居住区和商业街如何被理解和评价。张观察到昆明的人们对于“人气”以及古老而熟悉的城市景观的消失感到惋惜。同样，在消失的过程中，四合院的空间一定是怀旧的重要场所，人们在工作—居住空间中仍然能感受到“人气”的回忆 [31]。农家院的空间格局通过与四合院和单位的结构和象征的延续，在都市人的心目中唤起了对家庭—社区亲密、家庭舒适、真实性、传统和人性温暖的记忆。
除了体现出怀旧、家庭亲密感、田园风光和传统之外，农家院的空间还蕴含着另外一种文化价值，它不能简单地用农舍或四合院的建筑风格和象征手法来解释。徐亮提到了“绿色环境”与个人健康问题之间的联系，绿色话语与自我健康保健的联系构成了当今中国社会乡村生活的一个重要话语层面。我发现自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广泛的绿色话语同激增的环保意识、中国人对于健康的高度关注、环境的急剧退化和破坏以及社会主义医疗体系的迅速私有化相关[33-36][37]320[38]56，70。农家院建筑将绿色和健康生活方式的文化价值纳入其空间格局之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庭院中的菜园和客房中的炕。①①炕是中国北方常见的一种凸起的平面暖床。参见Flitsch， Mareile. Knowledge， embodiment， skill and risk：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women’s everyday technologies in rural northern China.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2， 2008（2）： 265-288。虽然在乡村地区仍然被广泛使用，但是大多数中国城市居民将它与乡土性与过去联系在一起。因为它通常是用泥和泥砖砌垒而成，故又称土炕。一些农家乐主人有意保留或者新建几间炕房，以吸引那些通常认为炕比床更健康的都市客人。参见Park， Choong-Hwan. Symbolic appropriation of the internet： modernity， peasant bodies， and the image of familial intimacy in China’s nongjiale tourism online advertisements.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2， 2008（2）： 244， f18。 值得注意的是，绿色环境和健康生活方式的话语将农家院的空间与一种新的城市居住空间形式联系起来，即豪华高层公寓建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些建筑呈现出爆炸式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城市面貌。戴维·弗雷泽（David Frazer）在对上海豪华住宅广告的分析中阐明了普遍意义上的乡土性和特殊意义上的绿色话语在城市空间中的渗透。基于对广告传单的内容分析，他认为广告的主题元素，如接近自然或和平的生活方式，是“浪漫化的乡村主义”的标志，它带来了“城市骚动中的安寧感”[39]46。
住宅广告中绿色、宁静的环境形象及其在高层公寓综合设施中的物化并不是乡村空间渗透到城市空间的唯一标志。浪漫化的乡村风格也充斥着城市的公共餐厅。在众多城市的田野旅行中，我经常遇见专门经营农家饭美食的餐馆，其中大部分的奢华景象是以乡村图案作为装饰的。
最后，正如传统家庭的空间体现出前现代中国社会父权家庭内外的权力关系 [27]，农家院的空间也是如此，在主人和客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权力关系。正如文章开头所指出的，当代中国的城乡之间存在一种持续不平等结构，农村人口已经被视为城市居民的附属品并且次于城市。这种城乡关系肯定在农民主人和都市客人之间再现出来。城市居民在与农民的关系中掌握了权力，这不仅在于他们自身的相对财富，而且还通过在城乡认同政治中对素质（人或文化品质）的编码过程积累了文化资本[40][41]。此外，他们作为服务的消费者对提供服务的农民使用权力。中国社会将城市人视为现代性、文化、文明和素质的代理人，因此他们通过文化资本发挥了自身的象征权力。
在这一城乡文化等级中，我访谈的大多数人认为城市人通过简单地出席乡村将他们的文化资本转移到农民身上。他们认为，通过在农家院发生的主客体互动，城市的象征价值正渗透到农民身上。有趣的是，不仅是都市客人，就连农民自身也通过比喻表达了惊人的类似观点，例如下面两段评论：
农家乐对农民和城市人都有好处。城市人大都有较高的“文化”（文化、教育）……城市人可以教育农民，农民可以向他们学习。（来自北京市中心的一个中年客人）
总的来说，城市人的文化水平较高，农民的文化水平较低。农家乐为农民提供了与城市人互动的机会。通过这种关系，农民可以从城市人那里学到一些东西。（成都农村的一家农家院主人）
然而，农家院的空间同时也常常在某种意义上倒置了这种倾向于城市客人的文化层级，至少在象征意义上是这样。复式住宅北翼的房间通常是为寄宿家庭预留的，以可乐家为例，这对老夫妇住在北翼东边的一个房间里（见图1）。根据四合院家庭关系和等级制度的空间体现，北翼，被称之为正房，是家长的居住区，即家庭的权力中心[16]30-32[27]52-53[32]209。特别是“（北翼的）房间的东端被认为是高级的，因此被保留给祖先的神龛和年长父母居住” [17]132。在同样的原则下，农家院的北翼具有四合院正房的象征性力量。鉴于空间的象征性在中国人心中的普遍性，主人和客人都必须意识到农家院的空间等级。农家院的空间布局赋予了农民主人的象征力量，使得他们享有一种字面意义上的“主人”的感觉，也就是说，通过向客人提供物质和象征性的款待，主人掌握了权力并且积累了声誉。
虽然农家乐主客关系基本上是市场关系，但市场经济的理性并非唯一的原则。相反，互惠也作为一种组织原则在主客之间的物质和象征性交换中运行着。在我的田野调查期间，我观察到的主客关系往往不仅是建立在经济理性之上，同时也是道德框架中的。主人与客人之间交换礼物、热情好客，或者用他们的话来说是“人情”，这些都基于互惠的原则。并且主人与客人也尽可能地试图强调他们之间互动的非经济性质。在像可乐家这样的小型农家院里，主客的互动通常是亲密的和私人的，尤其当客人是长期的回头客时，就像他们经常表达的一样，“像一家人一样”“就像到了我自己的家”。①①亲密程度似乎与宾馆的营业规模成正比。
很多回头客在来的时候给主人送些小礼物，回程时主人则为他们提供一些折扣或者免费的农产品作为回报。有趣的是，如果建立了长期且亲密的主客关系，客人的点餐权力有时会从他们手中溜走。一些老顾客让农民主人来决定其部分甚至全部的农家饭菜单。此外，出于对主人的义务感，客人有时会超过她/他的实际需要而购买更多的食物和饮料。农民主人甚至可以“像家人一样”与客人一块吃饭喝酒。
主客互动的互惠性质有时候颠倒了主客权力关系。换句话说，主客之间的互惠所激活的道德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客人所拥有的经济和象征权力。当这与农家院空间规划的象征意义相结合之时，农民主人享受着某种程度的优越感，至少在象征意义上超越了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农家院的空间风格诠释了这种反转的权力关系，并且在与都市客人的互动中维持了农民主人的尊严。这种尊严有时候通过他们对客人的尊重和礼貌来表达，他们抱怨一些城市人把他们当作简单的服务提供者。一位农家乐农家院的主人生气地说：“我们不是服务员，我们是这个地方的主人。他（只是把我们当作服务员）是完全不礼貌的！”②②张鹂依据温州移民企业家和郊区北京农民之间的关系讨论了空间政治的相似路线，这些农民通过出租额外的房间给移民者获得了权力。参见Zhang， Li. Stranger in the City： Reconfigurations of Space， Power， and Social Networks within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 Press， 2001。 与此同时，农家院的空间不仅告知了主客的权力关系，也为身份政治和竞争话语力量提供了场所。在下一节中，我将探讨农家院空间作为两个相互竞争的话语系统和社会性力量——乡土性和现代性（或城市性）——在当今中国的竞争空间。
二、现代性和混合空间
有一天我在福乐镇繁华的街道上晃悠，偶然看到了成百上千的人漫步在新近建成的国际会议中心前的广场上。在广场周围，数十个展台吸引了上百名好奇的观众。原来这些展台是区政府为了宣传目的而临时搭建的。他们展示了数百张照片和图表来宣传该区目前的现代化发展。我特别注意到其中的一个展台，在它的入口处挂着醒目的红色条幅标语：“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①①2006年前夕，中国中央政府在它的“一号文件”中宣布，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2006-2010）的主要目标之一。 有趣的是，它展示了幸福村（福乐谷一个农家乐旅游模范村）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城市化和现代化的照片。在展台三面墙上的六幅拼贴照中，五幅形成两列，将村庄的新旧面貌并置在一起，以突出其“辉煌”的发展，最后是一个村庄发展轨迹的简短介绍。许多代表村庄新面貌的照片都是以多层豪宅风格建成的农家乐农家院。展台自豪地展示了乡村的城市化环境和农家院，以此作为农村发展、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典型特征。 在前一节中，我们发现乡村价值被投射、再生产，农家院的建筑构成了当今中国乡村社会建设的一个关键。然而，中国乡村的浪漫化层面并非揭示农家院空间格局的唯一话语力量。正如幸福村的农家院的展台所展示的那样，另一股重要的话语力量——现代性——对农家院的空间有着巨大的影响。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讨论两个相互竞争的话语系统如何通过农家院的空间表现出来，由此产生了一个充满竞争的混合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看似不相容的力量和凝视都被复杂地混在一起。
大多数农家院在建造过程中都保留了民居的一般构造，与此同时，也舍弃了许多田园风光和乡土性的显著标志。一方面，泥砖和/或红砖被混凝土墙取代;传统的黑色瓦屋顶大部分被混凝土板屋顶代替;传统的蹲式厕所被现代冲厕取代;客房内充斥了各式各种的现代消费品;炕被床取代;不一而足。然而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乡村物品被取代了。相反，相当多乡土性的物质图像被保存在净化处理与碎片化后的形式之中。一捆捆晒干的玉米和红辣椒挂在墙上，院子里有一个小菜园，一些旧农具或家用品摆放在醒目的位置，还有几间配有炕的房间。正如农家院的一般配置与田园风光、乡土性和传统相联系一样，这些农村生活方式的物质碎片也体现了同样的文化价值。
尽管如此，福乐谷和其他地方的许多农家院看起来更像是城市住宅或豪宅而非普通的民居。除了都市化的外观，他们还配备了一整套的现代化设施，包括私人淋浴器、24小时热水、冲水马桶、空调、豪华的床、高档电子消费产品等，其中大部分都没法在普通人家里见到。因此，混合是农家院的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一般来说，大多数农家院的建筑都介于最乡村的风格和最现代的风格这两极之间。②②从这一段到下面四段结尾的文本摘自我的文章，有一些实质性的修改。参见Park， Choong-Hwan. Symbolic appropriation of the internet： modernity， peasant bodies， and the image of familial intimacy in China’s nongjiale tourism online advertisements.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2， 2008（2）： 244-246。
在这里重要的是这一幅度明显倾向于后一极。至少在具体细节方面，农家乐宾馆很少保留民居的重要特征。也就是说，除了极少数农民夫妇（通常是）由于缺乏资金而没有对农家乐宾馆进行大规模改造之外，大多数农家院在翻修或者建造的过程中已经基本上丧失了其传统的、乡村的特征。颇为讽刺的是，农家院的建筑风格远非乡村式——除了基本的建筑原型之外——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都市性和現代性大众形象的形塑。此外，一个非常成功的农家院往往容易演变成一个都市风格的多层建筑，就像幸福村的农家院那样，经常被作为乡村发展、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典范进行展示。在这一点上，“农家院”一词基本上是一个徒有虚名的词汇，因为它们的实际建筑风格很少体现出“农民庭院”的普遍想象特征。
这种建筑的混合并非中国的农家乐旅游所独有，在世界其他各地的乡村旅游中也均存在[8][42-44]。这大概反映了一个普遍的信念，那就是即便乡村游客试图在农家院寻找“真实”的乡村，他们也无法忍受现代舒适和卫生设施的完全缺失。农家乐旅游同样如此，农民主人通过提供空间，一方面迎合都市客人对于浪漫化乡村生活方式矛盾的渴望，另一方面满足他们对舒适的现代化和卫生住宿的需求，从而吸引更多的顾客。
中国农家乐宾馆的特殊之处体现在空间之上的城乡权力关系。欧美各国的农家院建筑风格大多以乡村风格为主 [45]，而中国农家乐农家院的空间则主要以城市性和现代性的标志为主，只是在它的深层结构中留下一些乡土性和传统的原型。农家院建筑被现代性所主导是农家乐旅游中形成的一个明显的悖论。①①现代性在农家乐旅游网络广告中也占据主动地位。论现代性的主导地位是如何体现在农家乐旅游的网络表征中，具体参见Park， Choong-Hwan. Symbolic appropriation of the internet： modernity， peasant bodies， and the image of familial intimacy in China’s nongjiale tourism online advertisements.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2， 2008（2）： 235-264。 因此，许多都市客人抱怨农家宾馆的“过度现代化”（或过度城市化）也就并不奇怪。一位来自北京市中心的顾客向我抱怨，
我对于房子的风格非常失望。它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一个农家院。如果我想要住在这种现代化的客房，我会去这个山谷中的一个度假村或者旅馆……当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是想要体验一种相对比较地道的农村生活。
尽管经常有人抱怨过度城市化，但是我访谈的福乐谷和其他地方的大多数农民企业家都表现出强烈的翻新或者彻底重建他们的宾馆以更加贴切城市化的风格的愿望。一个农家院主人的未来商业计划简明扼要地揭示了这一愿望：
当我在这个农家院赚到更多的钱的时候，我将建造一个有数十间客房的楼房。并且我会在所有的房间都置办很多的东西，比如空调、私人卫生间和淋浴器、超大屏电视机和卡拉OK机。我想这样我能赚大钱。用现在这些平房，我没法赚更多的钱。
大多数农家乐农民企业家都相信更现代化的住宿将会吸引更多的顾客，从而带来更多的收入。
这种信念是否合理取决于物质设施的数量和质量在何种程度上决定着农家院的生意。在我的实地调查中发现，它们仅仅只是影响农家院营业周转的众多因素之一而已。很多设施相对较差的农家院也非常成功，而许多现代设施齐全的农家院反而生意惨淡或者趋于破产。这意味着农民企业家渴望在他们的农家院中逐步实现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想法与城里人的真实期待或需求背道而驰。事实上，一些都市客人用居高临下的口吻评价这种“农民的想法”（peasant way of thinking）。 如果他们在农家院里保留更多的乡村品质而不是完全抛弃它们，本可以吸引到更多的顾客。他们只是不懂得我们城里人想要什么……这种农民的想法只是他们低素质的一个表现。
然而，有趣的是，这种“城里人的想法”（urbanite way of thinking）似乎也没什么有力的证据。尽管许多客人抱怨农家院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过度现代化，但他们的实际做法却有所不同。无论他们多么追求真实的乡村生活方式，大多数客人在实践中都强烈地强调一定程度的现代舒适和卫生，并且对农家院缺乏设施和卫生措施表现消极。曾对农家院的过度现代化表示了强烈不满的同一个人，在抱怨过度现代化之后，又公开批评了他曾经经历过的不卫生的食物和不舒适的农家院设施。大多数都市人似乎都没有对这种矛盾感到不适。在农家院的空间里，现代性似乎作为话语守门人决定了农家乐旅游中哪些文化准则可以被带入到前台。它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在特定情况下所有积极的文化准则都会被掩盖。因此，一旦在农家院的空间中没能成功刻画现代性的充分标志，便引发了乡土文化中所有消极的文化准则：脏、没有卫生观念、素质低、没有文明、没有文化，如此等等。
然而只要都市客人对于乡愁的眷恋是农家乐旅游的主要动力，那么田园风光和乡村性就永远不会完全消失，而是以净化、浪漫化和碎片化的形式存在。农家乐空间中的乡村性与现代性的权力关系在未来农家乐旅游发展的某个时刻可能发生逆转，这并非完全不可能。这恰恰是现代性的讽刺之所在，现代性的力量越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对于真实性的乡愁渴望就更加强烈[20][46]。在未来某天，田园风光和乡村性可能会在已经被现代性冲击摧毁的文化复兴过程中重现，这个过程似乎已经在今天的中国开始了。在这种情况下，农家乐农家院的空间成了一个竞技场，在这里，乡土性和现代性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沿着国家和城市之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断层相互竞争、挑战和再生产。②②蒂姆·奥克斯（Tim Oakes）在他关于中国南方一个少数民族遗产旅游的作品中，展示了一根城乡相遇的相似线。参见Oakes， Tim. Heritage as improvement： cultural display and contested governance in rural China. Modern China 39， 2013（4）： 380-407。
然而，在发达国家的高度现代主义的凝视之下以及新自由主义市场原则的胜利面前，现代性在农家院的空间中的主导地位将一定会保持一段时间的完整性。在我的田野工作期间，福乐谷和其他地方那些新建的和翻新的农家院已经开始摆脱褪色的乡村性痕迹。最明显的表现是，他们开始将小菜园从庭院中移开，并用混凝土完全覆盖上去。以幸福村为例，村里所有的住户为了农家乐旅游，利用村里集体土地的租金收入和政府的财政补贴，都把自己的住宅改造或者重建成现代化的楼房。所有独立的宾馆和整个村庄的建筑环境作为整体都被改造成了覆蓋着沥青和混凝土的城市风格。就像毛主席时代的山西大寨村曾经被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典范一样，如今这个村子被誉为“乡村城市化”的全国模范村。
三、卫生间
抽水马桶无疑是农家乐农家院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当农民企业家为农家乐旅游而改造他们的庭院之时，通常首先要做的就是把传统的坑孔式厕所换成现代设备（主要是蹲式冲水马桶）。即使一个农家院要进行最低程度的改造，也总是会把旱厕改造成抽水马桶。除了我在福乐谷和其他地方看到的几家农家院外，几乎所有的农家院都至少有一个现代风格的公共厕所，通常还会在同一个房间里配有淋浴设施。由于初始资本有限，没有多少农家院能够为他们的客房配备私人卫生间。大多数这样的客房都是相对大型的设施，很难被归类为典型的农家乐农家院。根据我的粗略统计，在北京地区大约有85%的农家院在客房里没有私人卫生间和淋浴设施。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现代性渗透到大多数的农家院的厕所，他们被命名为“卫生间”，其字面意思是“卫生的房间”（hygiene room）。这可能是世界上最独特的厕所命名法之一，它直截了当地记录了在中国社会文化等级中现代性尤其是卫生的重要意义。这个术语究竟是如何产生、由谁创造，以及它是何时进入到日常词汇使用的，这些问题至今没有答案。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词在中国是最近才开始广泛使用的。中国有各种有关卫生间的术语，包括厕所、便所、茅坑、茅池、小间、洗手间，而关于公共卫生间的则有公共厕所，也可以简称为公厕[47]。当我在2002年夏天为了学位论文第一次来到北京进行初步调查的时候，这个城市以及它的农村腹地大部分的卫生间被称作“厕所”和笼统的“洗手间”，一个没有门甚至连任何隔板都没有的卫生间是很常见的。当时我确实看到有厕所被称为“卫生间”，但这是非常罕见的。仅仅在一些大型购物中心、豪华酒店和公共建筑中，如医院和图书馆似乎使用了这个术语，但并非全部。在那时访问过的许多农村地区，我根本没有遇到这个术语——民居的厕所根本没有任何标识，而公共厕所则贴着“公厕”的标签。
当我2005年夏天为了学位论文再次返回北京进行为期一年的调查时，我发现术语有了明显的变化。“卫生间”在城市已经成为厕所的统称，农村地区尽管程度较低些，也同样如此。人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个词使用的越来越多，可能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日常生活中这个不起眼的地方。尽管如此，当我向人们询问这个词的时候，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同意我的观点，同时也对此产生了兴趣，并且对这个词是何时以及如何突然流行起来的这一问题为我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线索。他们推测这个词的传播与2003年上半年席卷全球的SARS疾病（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的突然暴发有很大关系。他们猜测SARS的暴发是如此痛苦难忘以至于卫生观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入到人们的意识之中。我采访过的农家乐客人和主人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当然，卫生意识在中国历史上本身并不是一个新现象。现代意义上的卫生概念早在清末时期就被引入。此后，卫生话语就一直处于中国现代性话语的最前沿。在这个过程当中，卫生已经成为身份形成的关键标准之一，一些流行的陈词滥调所说的“农民没有卫生观念”和“农民太脏”不仅将农村与中国城市区分开来，而且在这个术语的二分法之下中国也有别于西方，形成了“不卫生的中国”和“卫生的西方”[48-49]。然而，SARS的突然爆发似乎是一个关键时刻，促使卫生文化价值比以往更深入地渗透到中国民众的思想当中。厕所改造的高潮以及新名称的传播可能是这个进程的一种表现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自1978年以来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改革所带来的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肯定也推动了这一进程。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当我开始自己的田野工作之时，在福乐谷除了少数几家之外，几乎所有的农家院都将他们的厕所称之为“卫生间”。 在福乐谷农家院，影响新顾客入住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卫生间的卫生条件，以及设备的整体清洁程度。对于一些顾客来说，厕所的清洁程度要远远重要于客房。一位报道人说道：“我能忍受客房里不太卫生，但是我绝对忍受不了一个脏卫生间。”对很多顾客来说，卫生间的清洁程度甚至比它的质量和豪华更重要。因此，即使卫生间花哨且昂贵，只要不够干净，客人会马上抱怨“农民的卫生意识太低”。而且只要设备保持干净整洁，就没有多少顾客会抱怨它的廉价。由于厕所卫生在农家院空间现代化中的中心地位，如前所述，农家改造项目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厕所，当地政府的农村发展政策明确了农村空间现代化中的中心地位。当地政府多年来一直在推进农村住宅的现代化，有趣的是，这方面的第一步就是厕所改造运动。自2003年起，区政府就雄心勃勃地推进厕所现代化，对那些改造后符合政府设定为“一级”标准的厕所给予500元人民币的现金补助。可乐家是一家将厕所改造成一级标准的农家院，获得了500元人民币的奖励。提及这个奖项，可乐家的主人，焦先生和焦女士不时向客人骄傲地强调他们的卫生间的一级品质。这对老夫妇将卫生的价值内化了，不管有没有客人，他们总是会把公共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他们每次还会将客人已经用过的床单更换掉。大多数农民企业家也尽全力依据他们的所知让自己的农家院变得卫生。
此时卫生再一次地被认为是一种从城市流向乡村，从城里人流向农民的文化价值。正如我之前简略提及的，农民和市民在农家乐旅游这个场所的亲密互动某种意义上来说有利于前者，后者的文化、素质和卫生意识可以转移到他们身上。城里人和农民都清楚地说明了这点。然而现代价值并不总是从城市流向农村，相反，当农民主动内化并且践行这种价值的时候，流动或者凝视的方向就可以发生反转。当农民重新将卫生的价值导向城里人的时候，这种反转便发生了。而厕所就往往是这种反转的载体。
厕所的空间——尤其是当它是公共厕所的时候——是一个最容易弄脏的地方。在旺季，农民主人不得不每天清理许多次以保持它的清洁。在2006年我观察到可乐家老两口在五一黄金周期间每天打扫厕所8次。一般而言，夫妇两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厕所容易脏，因此需要打扫。然而当厕所因为城里人的所谓“不文明”的使用方式而被弄脏之时，他们会责怪城里人。有时，城里的客人会不小心将卫生纸、烟头等其他垃圾乱丢在地上，随地吐痰，忘记冲厕等等。在此类事件上，农民主人通过城里人曾经在他们身上使用的同样诋毁方式，给那些已经在他们身体和场所定向的卫生价值进行重新定向：“有的城里人比农民素质低”“一点文明都没有”“连城里人也怎么这么没有文化呢”，等等。
至少在话语层面上这是农民和城里人之间另一个微妙的权力关系转化的时刻。但是，这个话语过程也通过其他方式起作用。仔细解读农民谴责城里人缺乏文明的言论，会很容易意识到他们的大多数诋毁都是基于这样的默认假设之上，即农民不如市民。“连城里人也怎么这么没有文化呢？”这样的反问句很明显地假定在所有方面城里人都比农民更有文化。在这里，他们实际上是在重申，并且因此再生产了农民负面的刻板印象。以这种方式解读话语过程，从卫生准则的角度来看权力关系的转化，有助于现有的对农民不利的文化等级和权力关系得以再生产和重新巩固。然而，这一事实并不能完全消解农民对于城里人的象征权力的挑战、反抗和争论。重要的是农民需要主动接受现代性的力量，从而挑战和重新占有它。
除了体现卫生的价值外，厕所涉及一个有趣的道德扭曲。有时一个农家院的新客人会因为客房里面没有私人卫生间而决定不入住。农民主人对此有两种基本应对方式：第一，将城里人不愿意办理入住手续的原因解释为他们的宾馆设施不达标，并决定在积累足够的资金后尽快提供私人卫生设施，正如之前引用的宾馆主人的未来商业计划。虽然比较罕见，但城里人对于私人卫生间的期望足以促使农家乐农民企业家认真对待它。第二，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解释了城里人对厕所隐私的“讲究”，在厕所卫生问题之外，他们将私人卫生间与另一身份政治联系在一起。毋庸赘言，卫生对于私人卫生间的重要性不亚于公共卫生间。然而，私人卫生间中体现的“隐私”的文化价值对身份政治具有重要的道德意义。崔先生是山谷中一家农家乐宾馆的老板，他偶然提供了一个关于私人卫生间道德含义的有趣评论。当我和他聊起农家院的设施和营业额之间的关系之时，他说：
你知道吗？他们中的大多数（那些在农家院寻找私人厕所的人）都有不正常的关系……大多数客人来到这里和他们的家人、朋友或同事一起玩得非常开心。就像一个人很少独自来一样，也很少只有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过来农家院这边过夜。也许你还没有意识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是夫妻……如果这个女的不是妓女，那她一定是为了钱而跟着这个男人的情妇……现在的城里人太堕落了。他们没有任何道德可言。这些人有不同的目的，所以他们想要那种房间（即带有私人卫生间的客房）。
这一评论指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婚外情的普遍存在，或者说当今中国社会夫妻关系的解体。尽管肯定有些夸张，崔的评论表明夫妻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市中心和几个报道人的宴会上，乡政府官员赵先生也发表了类似的评论：
今天，如果你在事业上相对成功的话，你必须在外面有一个女朋友。越多越好。这说明你能负担得起很多女的。在传统中国，所有有钱有势的男人在家都有几个女人，这个习俗现在又回来了……就是这样。如果你有能力，自然就有很多女人……你知道吗？大多数与有钱人在度假村过夜的女的都不是他们的妻子。今天谁还会和他们的妻子一起玩？！……就连骑马的农民也过来这里和卡拉OK的小姐玩，而他们的妻子却正在村子里头喂马。更不要想城市的情况了……这就是真实的中國。①①“骑马农民”指的是通过城市游客乘坐马车而赚取大量现金的村民。
这两位报道人的评论揭示了当今中国社会文化景观的重点，尤其是城市中的家庭和性别关系的戏剧性转变。我不能在这里深入探讨这个话题，但是至少可以说，除了各种统计数据和高离婚率之外，这些评论表明了在当今中国婚外情的盛行、夫妻关系的解体，以及性的商品化。乡村酒店与度假村的繁荣似乎与这一社会进程有着某种哪怕只是间接的关系。报道人说这些乡村住所被那些秘密幽会的人以及寻求浪漫的年轻夫妇视为一个乐园。因此，很多人认为乡村酒店和度假村是道德败坏和滥交的温床。村民闲聊时谈起一个被关了三年的前任村干部，他曾经在福乐谷的度假村秘密雇佣歌厅的女孩从事违法交易。很多村民将这一事件与他们对当今中国普遍的道德败坏认知联系在一起。有趣的是这些闲聊者认为道德滑坡与大的度假村有关而不是农家乐农家院。这似乎与事实相符。尽管我曾经确实遇到过几对明显有婚外情的夫妇在农家院里入住，但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农家院通常被视为一个“相对正常”的空间，是家人、朋友和同事“相对健康”的活动场所。此外，一个报道人表示，由于相当私人和亲密的主客关系，农家乐游客要想带着一个非法伴侣去农家院并不那么容易。农家院与度假村之间的道德分界线，至少在象征意义上似乎给了农家乐农民企业家与度假村竞争的优势。当他们需要贬低度假村以作为一种竞争方式之时，经常去强调那里发生的腐败以及不道德的活动。 正如前文崔的叙述，大多数度假村提供私人卫生间可作为城里人道德败坏的一个标志。因此，在宾馆里未设私人卫生间的农民主人有时会骂那些因为厕所而决定不入住的城里人是“不道德的”和“滥交的”。有一天，一对20多岁或30出头的年轻夫妇闯入可乐家，想看看这家农家院是否适合他们过夜。但他们最后决定不留下来住，并且不礼貌地抱怨道：“你们的客房怎么连一个卫生间都没有啊？”等他们一出大门，焦先生就在背后斥责他们：
该死的！他们想要私人卫生间到底想做什么呢？（在这里他认为他们为了秘密约会需要一个私人卫生间）如果是这个目的，他们为什么要来我这里呢？他们应该去一个度假村。我的农家院不是为了那样的……如果他们是夫妇，他们就不需要这样的房间……如果他们是婚外情，他们需要找到一个秘密的地方以便躲起来，害怕有人会发现他们。
焦先生的愤怒并不常见，他是一个体贴、性情平和的人，不太容易表露自己的情感或者八卦别人。他由于自己的正直和企业家精神而深受大部分村民的尊敬。这对年轻夫妇的不礼貌引起了焦的爆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在原则上反对私人卫生间及其已经表现出来的现代性;事实上，他非常想配备私人卫生间和其他现代设施以升级他的宾馆，从而改善他的业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私人卫生间就像是“酸葡萄”（sour-grapes），焦先生对其非常渴望却因为资金的限制而负担不起。
山里人家是山谷中最成功的农家院农家乐之一，最近投资了20万元人民币，除了将主要的北翼改造成一个2层楼房之外，还增加了带有12间客房的两翼。这个宾馆的主人通过成功经营一个带有7间房的农家院赚了很多的钱，现在他想通过建造更多的客房来赚“大钱”。他为所有的客房配备了私人卫生间和淋浴间、电视机和空调，使得它们更像一个酒店房。随着设备的更新和扩建，它的业务也蓬勃发展。
有一天，我在村子另一边的一个农家院老板的谈话中提到了这家宾馆的扩建和它成功的生意。我告诉他，山里人家的主人有非常好的管理意识，他的生意发展得非常快。我刚发表完这番评论，他就坚定地宣称：“我敢肯定，他一直在招待那些道德败坏的人（关系有问题的夫妻）。否则，就不需要为每个客房配备一个私人卫生间。”
农家乐农民企业家的这种酸葡萄心态在他们涉及度假村的关系时会变得更加明显。他们经常以两种方式来表达与度假村激烈的竞争意识。第一，他们声称度假村提供的食物不真实、不健康、不自然，并且含有味精，试图以此贬低度假村。第二，他们诋毁据说发生在度假村的不道德和滥交的活动。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与度假村在同一群城市游客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私人卫生间/淋浴设施经常是他们贬低度假村的工具。
尽管谴责度假村，但大多数农家乐企业家都非常想为他们的农家院配备私人厕所，认为那样就能让他们赚大钱，但我已经指出，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私人卫生间不仅仅是主客之间的身份政治中心，也是农家乐农家院与度假村以及包括农家乐农民企业家自身在内的竞争场所。我们这里观察到的是：农家乐农家院的空间竞争被许多不同的，有时候是冲突的和自相矛盾的物质和象征力量所影响，这些力量使得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层次和部分都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四、结论
农家院的空间，尤其是卫生间的空间，呈现出两种二分法。其一是田园般的道德乡村和道德败坏的城市;其二是落后的乡村与现代城市。它们显著地塑造了农家乐旅游的场所制造和认同政治。它首先是在主客之间建立身份政治和社会边界的主要工具。农民主人在与现代性力量的斗争和同化的过程中巧妙地控制了第一个二分法来贬低城里人，而城里人则主要利用第二个将农民污名化，从而确立他们在中国政治经济和城乡文化等级中的特权地位和优越感。与此同时，农民以一种自我否定的形式采用了第二种，而城里人则为了他们的浪漫消费而动员了第一种。
本文的民族志材料表明，这种对身份政治的两种二分法的情境动员，与构成当今中国社会结构的各种物质和象征力量密切相关。在这个过程中，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迅速变化的意义领域和城乡权力关系将一面现代性镜子的表面進行了复杂的扭曲。这面现代性的镜子以明显不同的方式反映了农家乐的主人和客人。它通过否定他们的乡土性和落后性，促使农民主人把自己变成现代的主体;同时通过将乡村主体浪漫化，诱使都市客人逃离城市里的环境污染、单调沉闷的工作和疏离感。
因此，从农家乐旅游的场所制造过程中我们看到一个明显的悖论，它导致都市客人对于农家乐体验的期待与农民主人对城市人期待的阐释之间的冲突。在这个“同床异梦”的案例中，他们在新的利维坦提供的床上做着不同的梦，这是由后改革时期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政党国家和新自由主义市场体系的全新联合体所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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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毛家贵]
Nongjiale Tourism and Contested Space in Rural China
Choong-Hwan Park1;LUO Shi-jiong2，LI Si-yang2;ZHAO Xu-dong2
（1. Kyungpook National University in Daegu， Daegu， South Korea，427-724; 2.Research Institution of Anthrop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A unique form of rural tourism has been booming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in China. This Chinese version of rural tourism， popularly called nongjiale， involves peasant families hosting urbanite guests in their farm guesthouses， providing them with rustic food and lodging that symbolize something quintessentially rural， familial， authentic， eco-friendly， healthy， and traditional. The space of nongjiale farm guesthouses provides a significant locus of rural-urban encounters， social-boundary making， and identity politics between peasant hosts and urbanite guests. Focusing on the space of nongjiale farm guesthous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urbanite guests and peasant hosts imagine and experience China's countryside and how this articulates with diverse social processes， discursive systems， and material and symbolic forces in the rapidly changing field of meanings and rural-urban power relations in post-Reform China.
Key words： nongjiale tourism; contested space; modernity; place-making; rural-urban identity politics
关键词：农家乐旅游;竞争空间;现代性;场所制造;城乡身份认同政治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9）05-0130-14
在当代中国，城乡关系具有一种持续的结构不平等特征。城市人口享有以农民牺牲为代价的显而易见的社会、文化与经济特权。在改革开放之前，这种结构不平等与一种矛盾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它既认为中国农民和乡村地区被封建落后所困扰，又将其理想化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锋队。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城乡不平等与对待农村的矛盾态度 [1-3]。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关系的文化场域由于激烈的社会变革而经历了重大的变化。中国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对田园风光与乡土性的乡愁式向往和观光客式的凝视，对于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文化景观来说是全新的。本文将农家乐旅游视为当今中国社会城乡关系一种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接合点的文化表现。
46岁的徐亮是一名金融分析师，在北京市中心的一家外资公司工作，是农家乐常客。像大多数农家乐游客一样，她热情地解释为什么喜欢与家人和朋友来到乡村。
我们为什么喜欢来这里（乡村）？我们来这里是因为我们就像回到家的感觉那么舒适。无论什么时候来到这里我都感觉回到了老家……这里环境好，而且健康。这里的空气多么新鲜！呼吸这里的新鲜空气，吃着这里的绿色食品（比如农家饭），在农家院使我感到舒适自然……城市里的生活太繁杂太累了，有时候我们需要放松。这里多宁静啊！……看看他们（指着在厨房的农家主人）！每天生活在绿色环境中，吃着绿色食品，多健康啊！……这里的村民都很原始、实实在在。他们的生活才是一种非常真实的生活。他们一点也不装腔作势。在城市里，一切都是伪装的，到处都是伪装的人和事。在这里，你仍然可以感受到“人的气”，不像在城市里。
徐在农家院中所想象和体验的乡村是一个家庭亲密、真实、朴素、乡愁、具有绿色健康生活方式和“人的气”的所在地，①①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我研究了这些文化价值是如何渗透到作为农家乐旅游的核心体验之一的农家饭这一社会美食当中。具体参见Park， Choong-Hwan. Delights in Farm Guesthouses： Nongjiale Tourism， R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Regime of Leisure-Pleasure in Post-Mao China. PhD diss. Univ.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2008.在不同的背景下，也可以在珍妮的获奖人类学影片《农家乐—农民家庭的幸福》中找到相似的中国乡土性的文化表征。具体参见Chio， Jenny. 农家乐 Peasant Family Happiness. Documentary ethnographic film. Berkeley Media， 2012。这些文化价值在农家院的建筑中进行空间编码。从这个角度来看，徐的陈述是一个关于空间塑造的微妙的过程，通过这种方式，特殊意义上的农家院空间和普遍意义上的中国乡村变成了一个吸引人的旅游胜地，一个充满新的文化意义与价值的目的地，这些意义与价值构成了当代中国的乡土性。
将人们与地点有意义地联系在一起，“场所制造的进程总是充满竞争与不稳定性的”，并且“场所之间的关系因空间的政治和经济重组而持续变化”[4]17[5-7]。现代旅游一直是场所制造的重要舞台，通过这个舞台，身份、权力和意义在不同的社会行动者之间生成、竞争和协商 [8-11]。在这一概念框架下，探讨农家乐农家院的建筑方案及其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多层面的影响，以此来阐明在将中国农村制造成为一种具有文化意义、经济利益和政治参与的空间的过程中所牵涉的社会进程和话语力量。
本文建立在2005年到2011年之间对中国乡村进行的一系列长期和短期的民族志实地考察的基础之上。其讨论的重点是一个著名的农家乐旅游景点，即位于北京以北70公里处的福乐谷。②②为了保护我的报道人，我依据需要将地名和人名做了化名处理。 福乐谷位于中国首都城郊的福乐镇，是其23个行政乡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该镇共有6个农家乐旅游村从事乡村旅游业。虽然主要在福乐谷进行研究和资料的收集，但本文的民族志分析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不仅包括泛北京地区，而且包括其他省份的众多的农家乐旅游村和特殊旅游区，如四川、山东、浙江、湖北、云南和贵州。
一、空间与象征意义
农家乐并不是在中国乡村出现的唯一一种乡村旅游形式。20年的发展使得它与其他形式的休闲旅游活动交织在一起，导致了中国乡村各种各样的住宿设施的激增 [12-15]。正因为如此，很难将农家乐农家院和其他形式的休闲旅游进行清晰的区分。然而，农家乐农家院大致可以定义为一种规模较小的餐饮住宿设施，通常由當地农户拥有并经营，其投资资本有限。正如我后边要讨论的，农家乐农家院面临着来自大中型设施（度假村或者宾馆）的竞争，这些竞争既包括物质资源，也包括象征资源。
农家院一词的字面意思是“农民的庭院”或“农民的院子”，农家乐的主题构成作为中国式的乡村旅游，其建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乡村民居的本质特征。福乐谷典型的农家乐农家院基本上都保留了该地区典型民居的四合院布局：坐北朝南，面对着一个有围墙或围栏的庭院，一间带有两个卧室和一个厨房/堂间的矩形平房（或者是更晚近时期重建的农家院里的客厅）构成了这座建筑的北侧。在许多其他省份和地区观察到的乡村民居也具有此类相同的布局，但有一些细微的差异 [1][16-18]。 根据这一布局，可以依据家庭的实际需要，在院子的东、西、南翼建造各种农用和/或配套的住宅设施，如猪圈、家禽围栏、牲棚、厕所等。单个民居的具体布局和坐落看起来可能相当不同，这反映了民居建造处的物理地形、家庭经济状况和房屋规模大小的差异，当然还有家庭的不同需要和品味。例如，如果家庭比较大，可以在庭院的东、西两翼增加一些卧室，从而呈现出L型或U型结构。然而，福乐谷大多数民居的基本布局还是封闭的复合结构，大多数村民认为这才是民居的理想结构。那些没有一个完整的复合结构房屋的家庭多数比较贫困，当他们攒够了钱，大多数村民都想翻新自己的房子，或者重建一个相对封闭的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大门的复式住宅。就此类构造而言，福乐谷的民居与农家院之间有着显著的共性。
如果一个村民准备开办农家院，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将旧院翻新或重建成一个可供食宿的设施。根据家庭可承载的投资资本总量来建造，结果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资金最少的家户只能最低限度地翻新，因而不得不保留民居原有的结构和设施;而那些拥有足够资本的人则倾向于将北翼完全重建成现代风格的单层或多层建筑，同时将民居设施中的猪舍与谷仓替换成带有众多客房和现代淋浴/厕所的全新结构的设施;大多数农家乐主人介于这两个端点之间。由于一开始资金有限，大部分建筑工程都向前一个端点倾斜。那些从一开始就接近后者的极为罕见，大部分都是第二次或者第三次翻修后的结果。因此，新旧农家院的建筑风格和空间配置看起来可能会有很大差异。当然，大多数至少保留了农村民居的一般布局。
一个叫可乐家（见图1）的农家乐的平面图体现了民居与农家院之间的连续性。①①可乐家是福乐谷一家典型的农家乐农家院，在我的田野调查期间，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这里，主人夫妇是我的关键报道人之一。 图片显示出房屋和设施的基本构造与普通民居明显不同，但它的一般风格——带有庭院的四合院——却几乎完好无损。这种连续性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农家院的建筑在一定程度上主要通过保持农村民居的基本布局来编码其文化意义和价值。尽管如此，这一观点却并不能解释农家乐农家院在后改革时代的中国成为一个承载文化意义、政治和经济目的的复杂场所。
正如徐的上述言论所表明，农家乐旅游中经常存在对家庭关系和家庭价值的怀旧。因此，家庭和家庭价值的话语成为农家乐体验和主客互动的组成部分。大多数都市客人通过家庭和家的空间隐喻来描述他们在农家乐的体验，比如“回家的感觉”和“就像回到了老家”。在都市客人当中，农家乐的哪些具体空间引发了家庭亲密感和居家舒适感？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深入探究农家院的空间象征意义与中国社会更广泛的建筑传统之间的联系。
农家院空间引发的家庭亲密感和居家舒适感的“乡愁”，首先是由于大多数都市客人都有丰富的农村背景。对这些人来说，农家院的空间布局让他们回忆起自己在乡村生活中的经历。尤其是对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来说，当他们因为升学和就业而从乡村或小城镇迁移到城市，可能就会在农家院里体验到“回家”的感觉。正如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所言：“在集体记忆中空间想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130农家院的空间格局可以唤起迁居至城市的人们在其农村家乡留下的乡愁记忆。②②在“城市移民”这一背景下，我并不是说那些在中国城市数以亿计的农村移民工人都称之为农民工。虽然这些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占据着中国社会阶层的最底层，大多数城市移民可以在度假之时负担得起参观农家乐农家院的费用，这些人要么是（1）那些在城市里毕业后获得了城市户口并且有了稳定工作的人，或者（2）那些即便没有获得城市户口但是他们已经在城市的工作或商业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的人，他们已经达到了中产阶级或者中间阶层的地位。
然而，没有任何农村生活经验或背景的都市人对农家院的空间布局也表现出了类似的乡愁感。出于分析的目的，我把这类人称之为“本土都市人”（the native urbanite）。③③在北京，他们将这类人称之为老北京，与之相对的则是外地人。后者属于我所说的“城市移民”。但在很多情况下，这两类人之间的划分是相当随意的，这取决于说话者所依据的标准。 如果一个人经历过农村生活，尤其是在童年时期，那么他对于农家院建筑的乡土性和田园情结就会自然而然地生发出一种乡愁感。但是本土都市人对于乡村生活的怀旧则需要进一步阐释。
当然，正如大多数欧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一个多世纪以来所经历的一样，人们倾向于怀念他们自己破坏的东西 [20-21]。就此而言，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后经历的迅速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已经引起了他们的怀旧情绪。研究人员发现，怀旧已经渗透到当今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22-25]。然而，这种怀旧潮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某些人群表现出某种特定形式的怀旧，为什么某些特殊的事物、事件、符号和人物成为人们怀旧的对象。因此，本土都市人对乡村生活，尤其是被农家乐农家院的建筑激起的怀旧之情，应该从中国构筑的（即人造的）环境这一广泛的社会历史背景来探讨。
在一项有关后革命时代中国单位的社会空间生产与权力关系的有趣研究中，戴维·布雷（David Bray）认为，“四合院”，或者如他所译——“有庭院的房子”[16]，是中国古代建筑类型的缩影，至今仍保存在北京和上海等中国主要城市的住宅社区中。四合院的主要建筑特征体现了中国建筑的四大基本原则：围墙、轴心、南北向和庭院[26]。几千年来，四合院的基本空间布局、宇宙观和象征意义已经影响了各式各样的建筑环境，包括民居、庙宇、皇宫甚至城市[16][26][27]52-53[28]。四合院是對围绕着一个或多个庭院建造的四边形房子的总称，体现出中国家庭和住宅空间的蓝本。①①四合院的一些图形案例在达顿（Dutton）和布雷（Bray）这提供。参见Dutton， Michael. Streetlife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8; Bray， David. Social Space and Governance in Urban China： The Danwei System from Origins to Refor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 Press， 2005。 在晚清中国的性别与技术研究中，白馥兰（Francesca Bray）指出：“修建房屋并不是一件简单的用最适当的材料和设计提供住所的事情。一所房子是一种文化模板;生活在其中，你会学到与这个文化相关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它是一种学习装置，一种可以将仪式、政治和宇宙观的关系转化为日常经历并视其为理所当然的空间术语的机制。” [27]51-52布雷将家庭空间概念化为传统中国中的家庭关系和社会象征秩序的“文化模板”（cultural template），在当代中国也同样如此。阎云翔（Yunxiang Yan）关于中国东北农村家庭关系的转型研究揭示出，20世纪80、90年代间农村居住空间格局的改变与家庭内外的夫妻关系和日益重要的私密概念有着密切联系 [17]112-139。
四合院体现出的家庭空间原型也是农家院建筑的基础。农家院的基本构造和平面布置与四合院基本相同，这种延续性可能与本土都市人在农家院体验到的家庭亲密感和居家舒适感的怀旧情绪有关。然而，四合院并不是后革命时代中国的主要住宅形式。尽管许多四合院式的传统住宅仍然存在于城市之中，但是从1949年社会主义革命到20世纪90年代，新的集体工作—住宅形式（单位）主导了城市人口的居住空间[16][29]。
戴维·布雷（David Bray）指出了单位的特点，认为“单位是中国城市的基础。它是大多数城市居民就业和获得物质支持的源泉;它组织、调节、监管、培训、教育和保护城市居民，为他們提供了身份和面子;在不同的空间单元内，它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社区，城市居民通过这些社区获得了地方感和社会归属感”[16]5。就其空间构造而言，单位住宅由一个封闭的房屋组成，通常包括多层公寓楼以及日常生活所需的所有设施，如杂货店、小商店、诊所和学校等。单位小区里的住宅公寓通常都能容纳数百甚至数千户人家，且处于明确的空间界限之中。
乍一看，单位住宅的空间布局与四合院有着根本的区别。然而在戴维·布雷看来，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进程中，虽然单位提供了一种全新形式的居住空间，但是其空间与四合院之间仍然存在着至少两个方面的潜在联系。一方面，单位住宅的总体空间方案显著地说明了四合院是中国长期以来的建筑原型。与四合院的一般构造一样，单位住宅的空间也总是采用高墙环绕的封闭式建筑形式。布雷认为：“这种封闭的形式使人们想起占据中国传统的空间形式，即有围墙的家庭庭院。”[16]124另一方面，正如四合院的空间为居民提供了归属感、家庭亲密性和认同感，单位空间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前由于社会流动的限制，形成了一种整合社区的社会空间，居民通过与邻居们紧密和长期的关系，发展了社区生活、亲密感和认同感。
如果一个居住空间对社会关系和道德进行编码并形塑了居住于其中的人们的日常世界，那么它将产生某种“感知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30]，这会对他们生命后期的价值观取向和情感倾向产生持久的影响。这种感知结构会在遇到相同或相似的空间结构（spatial constellation）之时促成动作和情绪的反应。这样一来，农家院的四合院式空间将会在那些诞生和成长于单位里的农家乐客人中引发出一定的怀旧情绪。换句话说，城里人可以将农家乐的空间与曾经居住过的单位住宅的结构和功能相联系，作为感知和体验家庭亲密、共同生活和家庭舒适的一个场所。这意味着中国住宅建筑的原型在不同人群中产生了某种共同的集体记忆。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空间的彻底改造，无论是城市胡同还是单位中的四合院住宅社区都在迅速消失[31][32]。张鹂（Zhang）关于云南昆明城市景观空间改造的文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在人道主义标准“人气”的角度下说明快速消失的旧居住区和商业街如何被理解和评价。张观察到昆明的人们对于“人气”以及古老而熟悉的城市景观的消失感到惋惜。同样，在消失的过程中，四合院的空间一定是怀旧的重要场所，人们在工作—居住空间中仍然能感受到“人气”的回忆 [31]。农家院的空间格局通过与四合院和单位的结构和象征的延续，在都市人的心目中唤起了对家庭—社区亲密、家庭舒适、真实性、传统和人性温暖的记忆。
除了体现出怀旧、家庭亲密感、田园风光和传统之外，农家院的空间还蕴含着另外一种文化价值，它不能简单地用农舍或四合院的建筑风格和象征手法来解释。徐亮提到了“绿色环境”与个人健康问题之间的联系，绿色话语与自我健康保健的联系构成了当今中国社会乡村生活的一个重要话语层面。我发现自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广泛的绿色话语同激增的环保意识、中国人对于健康的高度关注、环境的急剧退化和破坏以及社会主义医疗体系的迅速私有化相关[33-36][37]320[38]56，70。农家院建筑将绿色和健康生活方式的文化价值纳入其空间格局之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庭院中的菜园和客房中的炕。①①炕是中国北方常见的一种凸起的平面暖床。参见Flitsch， Mareile. Knowledge， embodiment， skill and risk：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women’s everyday technologies in rural northern China.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2， 2008（2）： 265-288。虽然在乡村地区仍然被广泛使用，但是大多数中国城市居民将它与乡土性与过去联系在一起。因为它通常是用泥和泥砖砌垒而成，故又称土炕。一些农家乐主人有意保留或者新建几间炕房，以吸引那些通常认为炕比床更健康的都市客人。参见Park， Choong-Hwan. Symbolic appropriation of the internet： modernity， peasant bodies， and the image of familial intimacy in China’s nongjiale tourism online advertisements.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2， 2008（2）： 244， f18。 值得注意的是，绿色环境和健康生活方式的话语将农家院的空间与一种新的城市居住空间形式联系起来，即豪华高层公寓建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些建筑呈现出爆炸式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城市面貌。戴维·弗雷泽（David Frazer）在对上海豪华住宅广告的分析中阐明了普遍意义上的乡土性和特殊意义上的绿色话语在城市空间中的渗透。基于对广告传单的内容分析，他认为广告的主题元素，如接近自然或和平的生活方式，是“浪漫化的乡村主义”的标志，它带来了“城市骚动中的安寧感”[39]46。
住宅广告中绿色、宁静的环境形象及其在高层公寓综合设施中的物化并不是乡村空间渗透到城市空间的唯一标志。浪漫化的乡村风格也充斥着城市的公共餐厅。在众多城市的田野旅行中，我经常遇见专门经营农家饭美食的餐馆，其中大部分的奢华景象是以乡村图案作为装饰的。
最后，正如传统家庭的空间体现出前现代中国社会父权家庭内外的权力关系 [27]，农家院的空间也是如此，在主人和客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权力关系。正如文章开头所指出的，当代中国的城乡之间存在一种持续不平等结构，农村人口已经被视为城市居民的附属品并且次于城市。这种城乡关系肯定在农民主人和都市客人之间再现出来。城市居民在与农民的关系中掌握了权力，这不仅在于他们自身的相对财富，而且还通过在城乡认同政治中对素质（人或文化品质）的编码过程积累了文化资本[40][41]。此外，他们作为服务的消费者对提供服务的农民使用权力。中国社会将城市人视为现代性、文化、文明和素质的代理人，因此他们通过文化资本发挥了自身的象征权力。
在这一城乡文化等级中，我访谈的大多数人认为城市人通过简单地出席乡村将他们的文化资本转移到农民身上。他们认为，通过在农家院发生的主客体互动，城市的象征价值正渗透到农民身上。有趣的是，不仅是都市客人，就连农民自身也通过比喻表达了惊人的类似观点，例如下面两段评论：
农家乐对农民和城市人都有好处。城市人大都有较高的“文化”（文化、教育）……城市人可以教育农民，农民可以向他们学习。（来自北京市中心的一个中年客人）
总的来说，城市人的文化水平较高，农民的文化水平较低。农家乐为农民提供了与城市人互动的机会。通过这种关系，农民可以从城市人那里学到一些东西。（成都农村的一家农家院主人）
然而，农家院的空间同时也常常在某种意义上倒置了这种倾向于城市客人的文化层级，至少在象征意义上是这样。复式住宅北翼的房间通常是为寄宿家庭预留的，以可乐家为例，这对老夫妇住在北翼东边的一个房间里（见图1）。根据四合院家庭关系和等级制度的空间体现，北翼，被称之为正房，是家长的居住区，即家庭的权力中心[16]30-32[27]52-53[32]209。特别是“（北翼的）房间的东端被认为是高级的，因此被保留给祖先的神龛和年长父母居住” [17]132。在同样的原则下，农家院的北翼具有四合院正房的象征性力量。鉴于空间的象征性在中国人心中的普遍性，主人和客人都必须意识到农家院的空间等级。农家院的空间布局赋予了农民主人的象征力量，使得他们享有一种字面意义上的“主人”的感觉，也就是说，通过向客人提供物质和象征性的款待，主人掌握了权力并且积累了声誉。
虽然农家乐主客关系基本上是市场关系，但市场经济的理性并非唯一的原则。相反，互惠也作为一种组织原则在主客之间的物质和象征性交换中运行着。在我的田野调查期间，我观察到的主客关系往往不仅是建立在经济理性之上，同时也是道德框架中的。主人与客人之间交换礼物、热情好客，或者用他们的话来说是“人情”，这些都基于互惠的原则。并且主人与客人也尽可能地试图强调他们之间互动的非经济性质。在像可乐家这样的小型农家院里，主客的互动通常是亲密的和私人的，尤其当客人是长期的回头客时，就像他们经常表达的一样，“像一家人一样”“就像到了我自己的家”。①①亲密程度似乎与宾馆的营业规模成正比。
很多回头客在来的时候给主人送些小礼物，回程时主人则为他们提供一些折扣或者免费的农产品作为回报。有趣的是，如果建立了长期且亲密的主客关系，客人的点餐权力有时会从他们手中溜走。一些老顾客让农民主人来决定其部分甚至全部的农家饭菜单。此外，出于对主人的义务感，客人有时会超过她/他的实际需要而购买更多的食物和饮料。农民主人甚至可以“像家人一样”与客人一块吃饭喝酒。
主客互动的互惠性质有时候颠倒了主客权力关系。换句话说，主客之间的互惠所激活的道德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客人所拥有的经济和象征权力。当这与农家院空间规划的象征意义相结合之时，农民主人享受着某种程度的优越感，至少在象征意义上超越了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农家院的空间风格诠释了这种反转的权力关系，并且在与都市客人的互动中维持了农民主人的尊严。这种尊严有时候通过他们对客人的尊重和礼貌来表达，他们抱怨一些城市人把他们当作简单的服务提供者。一位农家乐农家院的主人生气地说：“我们不是服务员，我们是这个地方的主人。他（只是把我们当作服务员）是完全不礼貌的！”②②张鹂依据温州移民企业家和郊区北京农民之间的关系讨论了空间政治的相似路线，这些农民通过出租额外的房间给移民者获得了权力。参见Zhang， Li. Stranger in the City： Reconfigurations of Space， Power， and Social Networks within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 Press， 2001。 与此同时，农家院的空间不仅告知了主客的权力关系，也为身份政治和竞争话语力量提供了场所。在下一节中，我将探讨农家院空间作为两个相互竞争的话语系统和社会性力量——乡土性和现代性（或城市性）——在当今中国的竞争空间。
二、现代性和混合空间
有一天我在福乐镇繁华的街道上晃悠，偶然看到了成百上千的人漫步在新近建成的国际会议中心前的广场上。在广场周围，数十个展台吸引了上百名好奇的观众。原来这些展台是区政府为了宣传目的而临时搭建的。他们展示了数百张照片和图表来宣传该区目前的现代化发展。我特别注意到其中的一个展台，在它的入口处挂着醒目的红色条幅标语：“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①①2006年前夕，中国中央政府在它的“一号文件”中宣布，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2006-2010）的主要目标之一。 有趣的是，它展示了幸福村（福乐谷一个农家乐旅游模范村）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城市化和现代化的照片。在展台三面墙上的六幅拼贴照中，五幅形成两列，将村庄的新旧面貌并置在一起，以突出其“辉煌”的发展，最后是一个村庄发展轨迹的简短介绍。许多代表村庄新面貌的照片都是以多层豪宅风格建成的农家乐农家院。展台自豪地展示了乡村的城市化环境和农家院，以此作为农村发展、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典型特征。 在前一节中，我们发现乡村价值被投射、再生产，农家院的建筑构成了当今中国乡村社会建设的一个关键。然而，中国乡村的浪漫化层面并非揭示农家院空间格局的唯一话语力量。正如幸福村的农家院的展台所展示的那样，另一股重要的话语力量——现代性——对农家院的空间有着巨大的影响。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讨论两个相互竞争的话语系统如何通过农家院的空间表现出来，由此产生了一个充满竞争的混合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看似不相容的力量和凝视都被复杂地混在一起。
大多数农家院在建造过程中都保留了民居的一般构造，与此同时，也舍弃了许多田园风光和乡土性的显著标志。一方面，泥砖和/或红砖被混凝土墙取代;传统的黑色瓦屋顶大部分被混凝土板屋顶代替;传统的蹲式厕所被现代冲厕取代;客房内充斥了各式各种的现代消费品;炕被床取代;不一而足。然而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乡村物品被取代了。相反，相当多乡土性的物质图像被保存在净化处理与碎片化后的形式之中。一捆捆晒干的玉米和红辣椒挂在墙上，院子里有一个小菜园，一些旧农具或家用品摆放在醒目的位置，还有几间配有炕的房间。正如农家院的一般配置与田园风光、乡土性和传统相联系一样，这些农村生活方式的物质碎片也体现了同样的文化价值。
尽管如此，福乐谷和其他地方的许多农家院看起来更像是城市住宅或豪宅而非普通的民居。除了都市化的外观，他们还配备了一整套的现代化设施，包括私人淋浴器、24小时热水、冲水马桶、空调、豪华的床、高档电子消费产品等，其中大部分都没法在普通人家里见到。因此，混合是农家院的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一般来说，大多数农家院的建筑都介于最乡村的风格和最现代的风格这两极之间。②②从这一段到下面四段结尾的文本摘自我的文章，有一些实质性的修改。参见Park， Choong-Hwan. Symbolic appropriation of the internet： modernity， peasant bodies， and the image of familial intimacy in China’s nongjiale tourism online advertisements.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2， 2008（2）： 244-246。
在这里重要的是这一幅度明显倾向于后一极。至少在具体细节方面，农家乐宾馆很少保留民居的重要特征。也就是说，除了极少数农民夫妇（通常是）由于缺乏资金而没有对农家乐宾馆进行大规模改造之外，大多数农家院在翻修或者建造的过程中已经基本上丧失了其传统的、乡村的特征。颇为讽刺的是，农家院的建筑风格远非乡村式——除了基本的建筑原型之外——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都市性和現代性大众形象的形塑。此外，一个非常成功的农家院往往容易演变成一个都市风格的多层建筑，就像幸福村的农家院那样，经常被作为乡村发展、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典范进行展示。在这一点上，“农家院”一词基本上是一个徒有虚名的词汇，因为它们的实际建筑风格很少体现出“农民庭院”的普遍想象特征。
这种建筑的混合并非中国的农家乐旅游所独有，在世界其他各地的乡村旅游中也均存在[8][42-44]。这大概反映了一个普遍的信念，那就是即便乡村游客试图在农家院寻找“真实”的乡村，他们也无法忍受现代舒适和卫生设施的完全缺失。农家乐旅游同样如此，农民主人通过提供空间，一方面迎合都市客人对于浪漫化乡村生活方式矛盾的渴望，另一方面满足他们对舒适的现代化和卫生住宿的需求，从而吸引更多的顾客。
中国农家乐宾馆的特殊之处体现在空间之上的城乡权力关系。欧美各国的农家院建筑风格大多以乡村风格为主 [45]，而中国农家乐农家院的空间则主要以城市性和现代性的标志为主，只是在它的深层结构中留下一些乡土性和传统的原型。农家院建筑被现代性所主导是农家乐旅游中形成的一个明显的悖论。①①现代性在农家乐旅游网络广告中也占据主动地位。论现代性的主导地位是如何体现在农家乐旅游的网络表征中，具体参见Park， Choong-Hwan. Symbolic appropriation of the internet： modernity， peasant bodies， and the image of familial intimacy in China’s nongjiale tourism online advertisements.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2， 2008（2）： 235-264。 因此，许多都市客人抱怨农家宾馆的“过度现代化”（或过度城市化）也就并不奇怪。一位来自北京市中心的顾客向我抱怨，
我对于房子的风格非常失望。它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一个农家院。如果我想要住在这种现代化的客房，我会去这个山谷中的一个度假村或者旅馆……当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是想要体验一种相对比较地道的农村生活。
尽管经常有人抱怨过度城市化，但是我访谈的福乐谷和其他地方的大多数农民企业家都表现出强烈的翻新或者彻底重建他们的宾馆以更加贴切城市化的风格的愿望。一个农家院主人的未来商业计划简明扼要地揭示了这一愿望：
当我在这个农家院赚到更多的钱的时候，我将建造一个有数十间客房的楼房。并且我会在所有的房间都置办很多的东西，比如空调、私人卫生间和淋浴器、超大屏电视机和卡拉OK机。我想这样我能赚大钱。用现在这些平房，我没法赚更多的钱。
大多数农家乐农民企业家都相信更现代化的住宿将会吸引更多的顾客，从而带来更多的收入。
这种信念是否合理取决于物质设施的数量和质量在何种程度上决定着农家院的生意。在我的实地调查中发现，它们仅仅只是影响农家院营业周转的众多因素之一而已。很多设施相对较差的农家院也非常成功，而许多现代设施齐全的农家院反而生意惨淡或者趋于破产。这意味着农民企业家渴望在他们的农家院中逐步实现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想法与城里人的真实期待或需求背道而驰。事实上，一些都市客人用居高临下的口吻评价这种“农民的想法”（peasant way of thinking）。 如果他们在农家院里保留更多的乡村品质而不是完全抛弃它们，本可以吸引到更多的顾客。他们只是不懂得我们城里人想要什么……这种农民的想法只是他们低素质的一个表现。
然而，有趣的是，这种“城里人的想法”（urbanite way of thinking）似乎也没什么有力的证据。尽管许多客人抱怨农家院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过度现代化，但他们的实际做法却有所不同。无论他们多么追求真实的乡村生活方式，大多数客人在实践中都强烈地强调一定程度的现代舒适和卫生，并且对农家院缺乏设施和卫生措施表现消极。曾对农家院的过度现代化表示了强烈不满的同一个人，在抱怨过度现代化之后，又公开批评了他曾经经历过的不卫生的食物和不舒适的农家院设施。大多数都市人似乎都没有对这种矛盾感到不适。在农家院的空间里，现代性似乎作为话语守门人决定了农家乐旅游中哪些文化准则可以被带入到前台。它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在特定情况下所有积极的文化准则都会被掩盖。因此，一旦在农家院的空间中没能成功刻画现代性的充分标志，便引发了乡土文化中所有消极的文化准则：脏、没有卫生观念、素质低、没有文明、没有文化，如此等等。
然而只要都市客人对于乡愁的眷恋是农家乐旅游的主要动力，那么田园风光和乡村性就永远不会完全消失，而是以净化、浪漫化和碎片化的形式存在。农家乐空间中的乡村性与现代性的权力关系在未来农家乐旅游发展的某个时刻可能发生逆转，这并非完全不可能。这恰恰是现代性的讽刺之所在，现代性的力量越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对于真实性的乡愁渴望就更加强烈[20][46]。在未来某天，田园风光和乡村性可能会在已经被现代性冲击摧毁的文化复兴过程中重现，这个过程似乎已经在今天的中国开始了。在这种情况下，农家乐农家院的空间成了一个竞技场，在这里，乡土性和现代性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沿着国家和城市之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断层相互竞争、挑战和再生产。②②蒂姆·奥克斯（Tim Oakes）在他关于中国南方一个少数民族遗产旅游的作品中，展示了一根城乡相遇的相似线。参见Oakes， Tim. Heritage as improvement： cultural display and contested governance in rural China. Modern China 39， 2013（4）： 380-407。
然而，在发达国家的高度现代主义的凝视之下以及新自由主义市场原则的胜利面前，现代性在农家院的空间中的主导地位将一定会保持一段时间的完整性。在我的田野工作期间，福乐谷和其他地方那些新建的和翻新的农家院已经开始摆脱褪色的乡村性痕迹。最明显的表现是，他们开始将小菜园从庭院中移开，并用混凝土完全覆盖上去。以幸福村为例，村里所有的住户为了农家乐旅游，利用村里集体土地的租金收入和政府的财政补贴，都把自己的住宅改造或者重建成现代化的楼房。所有独立的宾馆和整个村庄的建筑环境作为整体都被改造成了覆蓋着沥青和混凝土的城市风格。就像毛主席时代的山西大寨村曾经被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典范一样，如今这个村子被誉为“乡村城市化”的全国模范村。
三、卫生间
抽水马桶无疑是农家乐农家院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当农民企业家为农家乐旅游而改造他们的庭院之时，通常首先要做的就是把传统的坑孔式厕所换成现代设备（主要是蹲式冲水马桶）。即使一个农家院要进行最低程度的改造，也总是会把旱厕改造成抽水马桶。除了我在福乐谷和其他地方看到的几家农家院外，几乎所有的农家院都至少有一个现代风格的公共厕所，通常还会在同一个房间里配有淋浴设施。由于初始资本有限，没有多少农家院能够为他们的客房配备私人卫生间。大多数这样的客房都是相对大型的设施，很难被归类为典型的农家乐农家院。根据我的粗略统计，在北京地区大约有85%的农家院在客房里没有私人卫生间和淋浴设施。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现代性渗透到大多数的农家院的厕所，他们被命名为“卫生间”，其字面意思是“卫生的房间”（hygiene room）。这可能是世界上最独特的厕所命名法之一，它直截了当地记录了在中国社会文化等级中现代性尤其是卫生的重要意义。这个术语究竟是如何产生、由谁创造，以及它是何时进入到日常词汇使用的，这些问题至今没有答案。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词在中国是最近才开始广泛使用的。中国有各种有关卫生间的术语，包括厕所、便所、茅坑、茅池、小间、洗手间，而关于公共卫生间的则有公共厕所，也可以简称为公厕[47]。当我在2002年夏天为了学位论文第一次来到北京进行初步调查的时候，这个城市以及它的农村腹地大部分的卫生间被称作“厕所”和笼统的“洗手间”，一个没有门甚至连任何隔板都没有的卫生间是很常见的。当时我确实看到有厕所被称为“卫生间”，但这是非常罕见的。仅仅在一些大型购物中心、豪华酒店和公共建筑中，如医院和图书馆似乎使用了这个术语，但并非全部。在那时访问过的许多农村地区，我根本没有遇到这个术语——民居的厕所根本没有任何标识，而公共厕所则贴着“公厕”的标签。
当我2005年夏天为了学位论文再次返回北京进行为期一年的调查时，我发现术语有了明显的变化。“卫生间”在城市已经成为厕所的统称，农村地区尽管程度较低些，也同样如此。人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个词使用的越来越多，可能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日常生活中这个不起眼的地方。尽管如此，当我向人们询问这个词的时候，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同意我的观点，同时也对此产生了兴趣，并且对这个词是何时以及如何突然流行起来的这一问题为我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线索。他们推测这个词的传播与2003年上半年席卷全球的SARS疾病（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的突然暴发有很大关系。他们猜测SARS的暴发是如此痛苦难忘以至于卫生观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入到人们的意识之中。我采访过的农家乐客人和主人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当然，卫生意识在中国历史上本身并不是一个新现象。现代意义上的卫生概念早在清末时期就被引入。此后，卫生话语就一直处于中国现代性话语的最前沿。在这个过程当中，卫生已经成为身份形成的关键标准之一，一些流行的陈词滥调所说的“农民没有卫生观念”和“农民太脏”不仅将农村与中国城市区分开来，而且在这个术语的二分法之下中国也有别于西方，形成了“不卫生的中国”和“卫生的西方”[48-49]。然而，SARS的突然爆发似乎是一个关键时刻，促使卫生文化价值比以往更深入地渗透到中国民众的思想当中。厕所改造的高潮以及新名称的传播可能是这个进程的一种表现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自1978年以来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改革所带来的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肯定也推动了这一进程。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当我开始自己的田野工作之时，在福乐谷除了少数几家之外，几乎所有的农家院都将他们的厕所称之为“卫生间”。 在福乐谷农家院，影响新顾客入住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卫生间的卫生条件，以及设备的整体清洁程度。对于一些顾客来说，厕所的清洁程度要远远重要于客房。一位报道人说道：“我能忍受客房里不太卫生，但是我绝对忍受不了一个脏卫生间。”对很多顾客来说，卫生间的清洁程度甚至比它的质量和豪华更重要。因此，即使卫生间花哨且昂贵，只要不够干净，客人会马上抱怨“农民的卫生意识太低”。而且只要设备保持干净整洁，就没有多少顾客会抱怨它的廉价。由于厕所卫生在农家院空间现代化中的中心地位，如前所述，农家改造项目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厕所，当地政府的农村发展政策明确了农村空间现代化中的中心地位。当地政府多年来一直在推进农村住宅的现代化，有趣的是，这方面的第一步就是厕所改造运动。自2003年起，区政府就雄心勃勃地推进厕所现代化，对那些改造后符合政府设定为“一级”标准的厕所给予500元人民币的现金补助。可乐家是一家将厕所改造成一级标准的农家院，获得了500元人民币的奖励。提及这个奖项，可乐家的主人，焦先生和焦女士不时向客人骄傲地强调他们的卫生间的一级品质。这对老夫妇将卫生的价值内化了，不管有没有客人，他们总是会把公共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他们每次还会将客人已经用过的床单更换掉。大多数农民企业家也尽全力依据他们的所知让自己的农家院变得卫生。
此时卫生再一次地被认为是一种从城市流向乡村，从城里人流向农民的文化价值。正如我之前简略提及的，农民和市民在农家乐旅游这个场所的亲密互动某种意义上来说有利于前者，后者的文化、素质和卫生意识可以转移到他们身上。城里人和农民都清楚地说明了这点。然而现代价值并不总是从城市流向农村，相反，当农民主动内化并且践行这种价值的时候，流动或者凝视的方向就可以发生反转。当农民重新将卫生的价值导向城里人的时候，这种反转便发生了。而厕所就往往是这种反转的载体。
厕所的空间——尤其是当它是公共厕所的时候——是一个最容易弄脏的地方。在旺季，农民主人不得不每天清理许多次以保持它的清洁。在2006年我观察到可乐家老两口在五一黄金周期间每天打扫厕所8次。一般而言，夫妇两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厕所容易脏，因此需要打扫。然而当厕所因为城里人的所谓“不文明”的使用方式而被弄脏之时，他们会责怪城里人。有时，城里的客人会不小心将卫生纸、烟头等其他垃圾乱丢在地上，随地吐痰，忘记冲厕等等。在此类事件上，农民主人通过城里人曾经在他们身上使用的同样诋毁方式，给那些已经在他们身体和场所定向的卫生价值进行重新定向：“有的城里人比农民素质低”“一点文明都没有”“连城里人也怎么这么没有文化呢”，等等。
至少在话语层面上这是农民和城里人之间另一个微妙的权力关系转化的时刻。但是，这个话语过程也通过其他方式起作用。仔细解读农民谴责城里人缺乏文明的言论，会很容易意识到他们的大多数诋毁都是基于这样的默认假设之上，即农民不如市民。“连城里人也怎么这么没有文化呢？”这样的反问句很明显地假定在所有方面城里人都比农民更有文化。在这里，他们实际上是在重申，并且因此再生产了农民负面的刻板印象。以这种方式解读话语过程，从卫生准则的角度来看权力关系的转化，有助于现有的对农民不利的文化等级和权力关系得以再生产和重新巩固。然而，这一事实并不能完全消解农民对于城里人的象征权力的挑战、反抗和争论。重要的是农民需要主动接受现代性的力量，从而挑战和重新占有它。
除了体现卫生的价值外，厕所涉及一个有趣的道德扭曲。有时一个农家院的新客人会因为客房里面没有私人卫生间而决定不入住。农民主人对此有两种基本应对方式：第一，将城里人不愿意办理入住手续的原因解释为他们的宾馆设施不达标，并决定在积累足够的资金后尽快提供私人卫生设施，正如之前引用的宾馆主人的未来商业计划。虽然比较罕见，但城里人对于私人卫生间的期望足以促使农家乐农民企业家认真对待它。第二，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解释了城里人对厕所隐私的“讲究”，在厕所卫生问题之外，他们将私人卫生间与另一身份政治联系在一起。毋庸赘言，卫生对于私人卫生间的重要性不亚于公共卫生间。然而，私人卫生间中体现的“隐私”的文化价值对身份政治具有重要的道德意义。崔先生是山谷中一家农家乐宾馆的老板，他偶然提供了一个关于私人卫生间道德含义的有趣评论。当我和他聊起农家院的设施和营业额之间的关系之时，他说：
你知道吗？他们中的大多数（那些在农家院寻找私人厕所的人）都有不正常的关系……大多数客人来到这里和他们的家人、朋友或同事一起玩得非常开心。就像一个人很少独自来一样，也很少只有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过来农家院这边过夜。也许你还没有意识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是夫妻……如果这个女的不是妓女，那她一定是为了钱而跟着这个男人的情妇……现在的城里人太堕落了。他们没有任何道德可言。这些人有不同的目的，所以他们想要那种房间（即带有私人卫生间的客房）。
这一评论指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婚外情的普遍存在，或者说当今中国社会夫妻关系的解体。尽管肯定有些夸张，崔的评论表明夫妻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市中心和几个报道人的宴会上，乡政府官员赵先生也发表了类似的评论：
今天，如果你在事业上相对成功的话，你必须在外面有一个女朋友。越多越好。这说明你能负担得起很多女的。在传统中国，所有有钱有势的男人在家都有几个女人，这个习俗现在又回来了……就是这样。如果你有能力，自然就有很多女人……你知道吗？大多数与有钱人在度假村过夜的女的都不是他们的妻子。今天谁还会和他们的妻子一起玩？！……就连骑马的农民也过来这里和卡拉OK的小姐玩，而他们的妻子却正在村子里头喂马。更不要想城市的情况了……这就是真实的中國。①①“骑马农民”指的是通过城市游客乘坐马车而赚取大量现金的村民。
这两位报道人的评论揭示了当今中国社会文化景观的重点，尤其是城市中的家庭和性别关系的戏剧性转变。我不能在这里深入探讨这个话题，但是至少可以说，除了各种统计数据和高离婚率之外，这些评论表明了在当今中国婚外情的盛行、夫妻关系的解体，以及性的商品化。乡村酒店与度假村的繁荣似乎与这一社会进程有着某种哪怕只是间接的关系。报道人说这些乡村住所被那些秘密幽会的人以及寻求浪漫的年轻夫妇视为一个乐园。因此，很多人认为乡村酒店和度假村是道德败坏和滥交的温床。村民闲聊时谈起一个被关了三年的前任村干部，他曾经在福乐谷的度假村秘密雇佣歌厅的女孩从事违法交易。很多村民将这一事件与他们对当今中国普遍的道德败坏认知联系在一起。有趣的是这些闲聊者认为道德滑坡与大的度假村有关而不是农家乐农家院。这似乎与事实相符。尽管我曾经确实遇到过几对明显有婚外情的夫妇在农家院里入住，但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农家院通常被视为一个“相对正常”的空间，是家人、朋友和同事“相对健康”的活动场所。此外，一个报道人表示，由于相当私人和亲密的主客关系，农家乐游客要想带着一个非法伴侣去农家院并不那么容易。农家院与度假村之间的道德分界线，至少在象征意义上似乎给了农家乐农民企业家与度假村竞争的优势。当他们需要贬低度假村以作为一种竞争方式之时，经常去强调那里发生的腐败以及不道德的活动。 正如前文崔的叙述，大多数度假村提供私人卫生间可作为城里人道德败坏的一个标志。因此，在宾馆里未设私人卫生间的农民主人有时会骂那些因为厕所而决定不入住的城里人是“不道德的”和“滥交的”。有一天，一对20多岁或30出头的年轻夫妇闯入可乐家，想看看这家农家院是否适合他们过夜。但他们最后决定不留下来住，并且不礼貌地抱怨道：“你们的客房怎么连一个卫生间都没有啊？”等他们一出大门，焦先生就在背后斥责他们：
该死的！他们想要私人卫生间到底想做什么呢？（在这里他认为他们为了秘密约会需要一个私人卫生间）如果是这个目的，他们为什么要来我这里呢？他们应该去一个度假村。我的农家院不是为了那样的……如果他们是夫妇，他们就不需要这样的房间……如果他们是婚外情，他们需要找到一个秘密的地方以便躲起来，害怕有人会发现他们。
焦先生的愤怒并不常见，他是一个体贴、性情平和的人，不太容易表露自己的情感或者八卦别人。他由于自己的正直和企业家精神而深受大部分村民的尊敬。这对年轻夫妇的不礼貌引起了焦的爆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在原则上反对私人卫生间及其已经表现出来的现代性;事实上，他非常想配备私人卫生间和其他现代设施以升级他的宾馆，从而改善他的业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私人卫生间就像是“酸葡萄”（sour-grapes），焦先生对其非常渴望却因为资金的限制而负担不起。
山里人家是山谷中最成功的农家院农家乐之一，最近投资了20万元人民币，除了将主要的北翼改造成一个2层楼房之外，还增加了带有12间客房的两翼。这个宾馆的主人通过成功经营一个带有7间房的农家院赚了很多的钱，现在他想通过建造更多的客房来赚“大钱”。他为所有的客房配备了私人卫生间和淋浴间、电视机和空调，使得它们更像一个酒店房。随着设备的更新和扩建，它的业务也蓬勃发展。
有一天，我在村子另一边的一个农家院老板的谈话中提到了这家宾馆的扩建和它成功的生意。我告诉他，山里人家的主人有非常好的管理意识，他的生意发展得非常快。我刚发表完这番评论，他就坚定地宣称：“我敢肯定，他一直在招待那些道德败坏的人（关系有问题的夫妻）。否则，就不需要为每个客房配备一个私人卫生间。”
农家乐农民企业家的这种酸葡萄心态在他们涉及度假村的关系时会变得更加明显。他们经常以两种方式来表达与度假村激烈的竞争意识。第一，他们声称度假村提供的食物不真实、不健康、不自然，并且含有味精，试图以此贬低度假村。第二，他们诋毁据说发生在度假村的不道德和滥交的活动。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与度假村在同一群城市游客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私人卫生间/淋浴设施经常是他们贬低度假村的工具。
尽管谴责度假村，但大多数农家乐企业家都非常想为他们的农家院配备私人厕所，认为那样就能让他们赚大钱，但我已经指出，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私人卫生间不仅仅是主客之间的身份政治中心，也是农家乐农家院与度假村以及包括农家乐农民企业家自身在内的竞争场所。我们这里观察到的是：农家乐农家院的空间竞争被许多不同的，有时候是冲突的和自相矛盾的物质和象征力量所影响，这些力量使得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层次和部分都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四、结论
农家院的空间，尤其是卫生间的空间，呈现出两种二分法。其一是田园般的道德乡村和道德败坏的城市;其二是落后的乡村与现代城市。它们显著地塑造了农家乐旅游的场所制造和认同政治。它首先是在主客之间建立身份政治和社会边界的主要工具。农民主人在与现代性力量的斗争和同化的过程中巧妙地控制了第一个二分法来贬低城里人，而城里人则主要利用第二个将农民污名化，从而确立他们在中国政治经济和城乡文化等级中的特权地位和优越感。与此同时，农民以一种自我否定的形式采用了第二种，而城里人则为了他们的浪漫消费而动员了第一种。
本文的民族志材料表明，这种对身份政治的两种二分法的情境动员，与构成当今中国社会结构的各种物质和象征力量密切相关。在这个过程中，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迅速变化的意义领域和城乡权力关系将一面现代性镜子的表面進行了复杂的扭曲。这面现代性的镜子以明显不同的方式反映了农家乐的主人和客人。它通过否定他们的乡土性和落后性，促使农民主人把自己变成现代的主体;同时通过将乡村主体浪漫化，诱使都市客人逃离城市里的环境污染、单调沉闷的工作和疏离感。
因此，从农家乐旅游的场所制造过程中我们看到一个明显的悖论，它导致都市客人对于农家乐体验的期待与农民主人对城市人期待的阐释之间的冲突。在这个“同床异梦”的案例中，他们在新的利维坦提供的床上做着不同的梦，这是由后改革时期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政党国家和新自由主义市场体系的全新联合体所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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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毛家贵]
Nongjiale Tourism and Contested Space in Rural China
Choong-Hwan Park1;LUO Shi-jiong2，LI Si-yang2;ZHAO Xu-dong2
（1. Kyungpook National University in Daegu， Daegu， South Korea，427-724; 2.Research Institution of Anthrop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A unique form of rural tourism has been booming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in China. This Chinese version of rural tourism， popularly called nongjiale， involves peasant families hosting urbanite guests in their farm guesthouses， providing them with rustic food and lodging that symbolize something quintessentially rural， familial， authentic， eco-friendly， healthy， and traditional. The space of nongjiale farm guesthouses provides a significant locus of rural-urban encounters， social-boundary making， and identity politics between peasant hosts and urbanite guests. Focusing on the space of nongjiale farm guesthous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urbanite guests and peasant hosts imagine and experience China's countryside and how this articulates with diverse social processes， discursive systems， and material and symbolic forces in the rapidly changing field of meanings and rural-urban power relations in post-Reform China.
Key words： nongjiale tourism; contested space; modernity; place-making; rural-urban identity poli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