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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现代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21年，曾有四个贵州籍会员：谢六逸、蹇先艾、李君毅、杨敬慈。前两位广为人知，而后两位知道的人较少。除此之外，还有一位顾彭年，他也是文学研究会的早期会员，抗战爆发后即移居贵州，是贵州著名作家、学者顾汶光、顾朴光的父亲，故可算半个贵州作家。顾彭年早年的文学成就一是白话新诗创作，一是文学翻译，三是文学研究。他与茅盾、郑振铎等有过交往，同时还是我国城市市政建设理论早期的开拓者。
关键词：文学研究会 顾彭年 李君毅 杨敬慈
中图分类号：1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4）02-98-106
文学研究会是“五四”文学革命兴起后最早成立的社团，带有“著作工会”的性质，相当于今天的作家协会，会员最多时达172人。其中有4个贵州人：谢六逸、蹇先艾、李君毅、杨敬慈。前两位广为人知，后两位知道的人较少。而在这4位之外，还有一个顾彭年，他是贵州作家、学者顾汶光、顾朴光的先父，抗战爆发后入黔定居，故可算半个贵州人。
一、顾彭年的文学活动
顾彭年（1899-1987），江苏崇明人，民国十年（1921）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旋即以文学学士资格，在该校政治与历史学系担任助教一年（1921-1922）。同年夏，顾彭年通过考试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暑期兼职编辑，参加编译《少年百科全书》。据顾彭年回忆，此时茅盾已经接手主编《小说月报》，但因工作“与他没有直接联系”，顾彭年与茅盾并无交往，仅是久仰其名而已。
顾彭年的文学和社会活动起步于沪江大学，当时“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上海亦成风暴中心。大学尚未毕业的顾彭年被裹挟其中，开始即醉心于西方文化思想的译介与文化批评，均发表于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
译作：英国奈尔英的（Nearing）《妇女之依托》，美国经济学兼政治学教授斯科特·聂尔宁ScottNearing的（1886-1985）《大家庭的恐慌》、《美国家庭底衰落》。
批评：《天性和社会生活》，《改良祭祖的商榷》。
其中《大家庭的恐慌》载于“学灯”1920年6月“家庭研究专号”。
其时，顾彭年还与“学灯”主笔李石岑有过通信，讨论时事和社会问题。李当时在上海多所大学任课，是著名的哲学、心理学教授。
1923年，郑振铎接替茅盾编辑《小说月报》，因为向《小说月报》投稿的缘故，顾彭年与郑振铎相识并成为好友。经郑振铎等介绍，顾彭年加入了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1921年1月成立时，会员仅48人，1924年增加到131人，1927年发展到172人。顾彭年算是文学研究会的早期会员。他的登记信息显示：顾彭年，号朋彦，籍贯江苏崇明，“曾习之外国语”为英文，会员编号98，通讯处为“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在商务印书馆，顾彭年算是两进两出。1921年夏是第一次，时间较短，离开后即到杭州教书。1924年为第二次。此时因加入文学研究会的缘故，顾彭年与郑振铎、茅盾、叶圣陶等人的交往增多。由杭州重返商务印书馆任职时，介绍人就是郑振铎。
刚回上海时，顾彭年暂住在郑家。顾彭年回忆：“振铎在家中设便宴为我洗尘，特邀了沈雁冰、叶圣陶、胡愈之、朱湘、王伯祥等文学研究会成员作陪”。因工作关系，顾彭年后来又与郑振铎一道，到茅盾家中商谈“希腊、罗马丛书”的翻译出版事宜，顾彭年所承担的部分是《伊利亚特》。书稿译出后即交商务印书馆，不料1932年上海“一·二八”战事爆发，顾彭年的书稿连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一同毁于战火。
顾彭年1926年离开上海到镇江去教书，但与文学研究会的朋友依然保持着联系。1927年春，《小说月报》、《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学生杂志》等刊物的编辑十数人到扬州游览，其中有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等人，回沪途中，这帮朋友在镇江小驻，找到顾彭年陪同游金山、焦山。下午，顾彭年宴请朋友，聊尽地主之谊。席间顾彭年问茅盾为何不来，郑振铎谓其投笔从戎，到广州参加北伐军去了。此节经历，除顾彭年本人的回忆外，在《叶圣陶年谱长编》中亦有详细记载。
顾彭年“五四”时期曾一度热衷于白话新诗创作。最活跃是在杭州教书那段时间。他的新诗《池旁》、《湖上秋晓》、《月夜游湖》分别刊载于《小说月报》14卷第7期、第11期、第12期，新诗《蔷薇花》亦刊于《文学季刊》1923年10月的创刊号。1925年4月，商务印书馆以“小说月报丛刊”第58种名义，编辑出版新诗集《眷顾》，共收入朱自清、徐玉诺、梁宗岱、俞平伯等29位作者的作品，顾彭年的《池旁》亦曾入选。
《池旁》是一首格调清新的白话新诗，与胡适的《朋友》（后改为《蝴蝶》）颇有几分异曲同工之妙：几个朋友静悄悄地坐在池旁的亭中，“听那黄莺儿的酣唱着，看那池中绿水的微动”，“蓦然听得工——东一声，只见池中起了几个泡沫，把那一湾的清水，激起无数的涟漪，变成碎玉般。黄莺儿呢，嚇得魂不附体，张起它底两翼，立刻飞向到别处去了；清脆悦耳的歌儿呢，也被他带去了！”诗歌表现一种被粗暴惊扰了的自在和浪漫，抒发一种怅然的情怀，颇接近《蝴蝶》中友朋离散后的那种孤单和失落。
顾彭年诗作不多，除正式发表的外，笔者另从贵州民族大学顾朴光教授（顾彭年的二儿子）那里抄录到未曾发表的几首，如《四月》、《春》、《黄昏》、《夏晚》。总体感觉是：顾彭年的诗已经显露了某些风格特点：写景喜铺排，抒情则非常节制；注意捕捉景色或景物带来的瞬间感觉，铺排中寄寓某种淡淡的情思。刊于《小说月报》的《湖上秋晓》和《月夜游湖》，写的都是西湖，但不同的景致，带给诗人的想象却完全不同。晨光晓色是帝（日）后（月）的出场与卸妆，“妩媚的西子，刚从好梦中醒觉”，不用浓妆淡抹，就已经“梳洗了我的心灵”（《湖上秋晓》）。月色中的西湖，更是柔情万种；诗人的感觉从月光湖水到薄雾山岗，从河岸杨柳到石桥石狮，从花草到蟋蟀，从荧火虫的闪亮到露珠的清香，最后是清越的歌声从茫茫湖面上依稀传来，“孤寂人的心底”，便“微微地同它起了共鸣”（《月夜游湖》）。 诗歌创作之余，顾彭年仍继续他对西方文学的翻译介绍，这方面成就显然更突出，影响也更大。由于“曾习之外国语”是英文，顾彭年的译著主要有《英格兰一瞥》一部（樊南摩著，商务印书馆1924年4月出版），译作则主要是拜伦、雪莱的诗歌与评论。由于“五四”译介外国诗歌的目的，是要寻找一种蓝本，重建诗歌理想，为推倒“雕琢”、“陈腐”、“艰涩”的古典诗歌助力，因此不受陈规所拘的西方浪漫派诗歌，以及“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在当时特别受推崇。以诗歌为例，主要是法国的雨果、维尼，英国湖畔派的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德国的诺瓦利斯，波兰的密茨凯维支等。英国的三大浪漫派诗人拜伦、雪莱、济慈，以及德国的海涅，俄国的普希金，匈牙利的裴多菲，美国的惠特曼诸位，受关注的程度更高。
1924年4月19日，是英国浪漫派诗人拜伦百年忌日，《小说月报》当年的14卷4期即为“拜伦纪念号”。在此期纪念号上，顾彭年共发表了4篇译作：拜伦小诗两首（本期《小说月报》一共只载有拜伦译诗9首），一首是《我见你哭泣》，另一首是《唉，当为他们流涕》；评价拜伦思想与诗作的论文两篇，作者均为R·H·Bowles；一篇是《拜伦在诗坛上的位置》，另一篇是《拜伦的个性》。拜伦或许不是一个完美的诗人，但正如郑振铎所说：拜伦对于“五四”中国的意义，在于“他的撒坦精神，他的对于个人威权，个人自由的强固不屈的主张与他对于虚伪、庸俗、以礼教的假面具掩饰一切的社会的深绝痛恶”，顾彭年的译诗与译文，从思想与创作两方面，为拜伦勾勒了一个基本的面貌。译文云：“如果我们从这位诗人要寻觅完全的技艺，那是我们当然要失望的，在诗人之中，拜伦要算是最参错的一个……然而他抒情的词调有时竞达水平线上的极高点”。也许是因为顾彭年的译作眼光独到，今天对于“五四”文学翻译历史的主流研究，几乎都会提及顾彭年，如：
倪正芳的《拜伦与中国》，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
秦弓的《二十世纪翻译文学史·五四时期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熊辉的《简论（小说月报）的译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6期
骆寒超的《新诗成长期对域外资源的译介及其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3期
顾彭年对雪莱的译介主要是诗作，包括《杂诗》（共五首）、《云》、《世界的漂泊者》等，分别发表在1924年《小说月报》第15卷第9期、第10期、第11期。“五四”中国的雪莱热，起因也是诗人逝世的百年祭，但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雪莱的诗歌艺术。虽然译者也很看重雪莱的社会批判意识或浪漫情怀，但比较而言，更为其精湛的诗艺所倾倒，尤其是雪莱的爱情诗和哀歌，因此他被称为“诗人中的诗人”。“五四”先驱们有意通过雪莱的诗作，探索白话的诗性潜能。唯其如此，译诗本身的“信达雅”问题，便格外使人关注。顾彭年翻译的《云》即曾招来批评：“小说月报十五卷第十期上有三篇译诗……有一首是顾彭年君译的Shelley的The cloud”（即雪莱的《云》一引者注），“这首诗最难译，译作也错得最多”，“非有专篇是讲不了的”，可惜这个“专篇”后来没有了下文。当然不排除顾彭年译作的确存在问题，这些问题在“五四”早期的翻译中亦可能是带有普遍性的。报刊有批评出现，说明译诗在社会上产生了反响。“五四”新文学的历史上，因翻译而引起的争论不少，茅盾、郭沫若都曾身陷其中，跟其他论争不同，翻译方面的论争是有助于增进东西方文学交流的。
译作之外，顾彭年还有自己的理论批评和研究文字。《我的理想的诗人》一篇已见于《星海》上刊出的预告。《星海》原是文学研究会的机关杂志《文学》一百期的纪念号，因出版问题，拟分印成两册，结果只出了一册，顾彭年的文章终未能刊出。另一篇《杜甫诗里的非战思想》，是应《小说月报》之约写的。1924年8月2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十周年纪念，《小说月报》拟将第15卷第7、第8两期辟为“非战文学号”上、下卷。事情的策划，从1923年秋开始。策划本身同时也包含有反对国内军阀混战，为国家人民呼吁和平的意思。《杜甫诗里的非战思想》经郑振铎、沈雁冰审阅，原拟刊于“非战文学号”上卷。但不知什么原因，“非战文学号”最终流产，仅在第15卷第8号刊出了雁冰的《欧洲大战与文学——为欧战十年纪念而作》，傅东华的《非战文学碎锦》，徐调孚《反对战争的文学》等几篇。
好在顾彭年的论文是一篇完成稿，篇幅一万五千余字。顾投寄出去后，自己觉得并不满意，特别对其中的第二章“杜甫传”，他感觉是“前人的刻板文章，缺乏活活的生气”，遂从郑振铎处将稿件索回。不久，顾彭年亲历了江浙的军阀战争，自云：“对于战争的恶魔的面庞益认识清楚”了，杜甫“这位大诗人的非战作品，也就愈加涌现在我的脑际了”。经过修改、补充，《杜甫诗里的非战思想》不仅在篇幅上已是一本小书的规模，而且思考也有了明显深入。顾彭年遂将稿件转投《小说月报》十五周年纪念特刊“中国文学研究专号”。遗憾的是，原拟在1925年以15卷号外形式刊出的《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一直延迟到1927年6月，才分上、下两部分，以17卷号外形式推出。也许是篇幅太长，顾彭年的专著并没有在号外上发表，而是被商务印书馆列入“国学小丛书”之一种，独立出版。
《杜甫诗里的非战思想》无疑是“五四”后较早从“反战”角度来研究杜甫诗歌的专著，因为角度新颖，见解独特，1983年萧涤非、程千帆、周汝昌等编《唐诗鉴赏辞典》时，还把它列作了参考资料，可见是有学术价值的。近年有人对顾彭年进行研究，认为《杜甫诗里的非战思想》是有感于“文艺之园的荒芜，青年作家思想的浮泛，民族精神的衰萎颓唐”，不得不往溯杜甫，从其人格与作品中，获取“民族的精灵的知识”。研究者认为顾氏著作的基本观点是：杜甫之所以能“如太空间的星辰，燡燡煌煌垂晖千秋万代而不殒灭”，其艺术和诗品的超凡，固然是一种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杜甫能将所处时代的罪恶与弱点，从自己丰腴的经验与阅历中发现，用“高妙的艺术，真纯的感情，沉痛的语词”，果敢大胆地绘写出来，歌吟出来。而时代的罪恶与弱点，是“长久的战争，寇盗的充斥，镇将的专横，与兵制的腐败”，所以其诗作满载着社会崩坏的写真，尤其是关于战争所蔓延的遗毒。这个评价，我认为切中肯綮，比较恰当。需要补充的是：顾彭年的研究紧密结合着“五四”时的中国现实，不是象牙塔里的高头讲章，论述中处处充满了对当时社会的反思和批判，颇有“五四”新文学的思想锋芒。 二、顾彭年的婚姻、家庭和转向
1928年，顾彭年生活发生了变化，他从镇江女子中学校长的任上，被聘到杭州，担任杭州《市政月刊》主编（1933年改季刊，杭州市政府秘书处主办）。杭州当时虽只有30万人口，但由于临近上海和南京，对城市行政设施要求很高，“大有追随上海、南京等所谓特别市的趋势”。顾彭年显然是怀了一点雄心来编这本刊物的。有人回忆，1928年11月，也就是顾彭年到职不久，杭州市市长换成了一个叫周象贤的人。当时风气，新官上任是要革掉一批人的。而此公上任后，对旧僚属统统都不宣布去留。大家不明白新市长葫芦里卖什么药，只好天天在办公室待命，但又不知道该干什么。市长等了三天，不见一张公文送呈，派人一催问，这才表态：“不叫你们走，就是要的”。顾彭年编《市政月刊》，遇到这位仁兄，刚开始也以为他可能要干点事，“便想乘机献计，发展市政”。不料等了许久，才轮到让他去见市长，而市长的第一句话是：“是不是来辞职？”顾说：“不是”。市长说：“不是，出去。”如此昏庸的市长，后来遭到大家的抵制那几乎是必然的，未满两年，这位市长就灰溜溜的去职了。
在杭州编辑《市政月刊》的日子里，顾彭年逐渐脱离了文学圈子，转向现代城市的市政制度探索和研究，并显然非常执着。从1928年到抗战爆发前夕，十年时间，顾彭年在《市政月刊》发表有关现代城市建设的各种论文40余篇。王佃利等人的《现代市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说：1928—1947年，这是中国市政制度形成的重要阶段（第9页），顾彭年的研究显然已汇入这一洪流。虽仅着眼于杭州，但顾彭年从政治、行政、规划、管理、建设等方面，对现代城市市政主体与客体作了多方面论述，涉及城市工程、教育、公安、卫生、路灯等，可谓一应周全。顾彭年并且还把目光投向西方，积极翻译介绍欧美等发达国家现代城市建设的经验，出版了《现代欧美市制大纲》（商务印书馆，1930），《市行政选集》（杭州长兴印刷所，1929）等学术著作。民国时期由于右任、王伯群、蔡孑民等人题词作序的《市政全书》长卷（陆丹林编纂，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1931年出版），收录了董修甲、程绍德等三四十位中国早期市政学研究开拓者、奠基者的论著，其中第十位就是顾彭年，他的论题是“美国托利多市（Toledo）编辑研究委员会”在城市市政建设工作中的性质、职责、贡献等。
杭州的市政编务虽然让顾彭年远离了文学，但他的生活并不曾缺少诗意。1931—1932年，顾彭年与在杭州市政府图书馆工作的女子叶鸣之相识，不久结为伉俪。叶鸣之（1907-1992），原名叶芝芬，浙江慈溪人。叶家在慈溪是大户，据叶秉成1929年编的《叶氏家乘》：叶氏先祖为南宋著名词人叶梦得。出生在这样的人家，女孩子从小即可受到良好的教育。年轻时的叶鸣之曾就读于上海教会学校，琴棋书画均有相当的造诣。顾朴光告诉笔者，他的兄弟姊妹们对母亲的才华一直留有深刻的记忆。顾朴光就保存有自己母亲的不少诗作。其中一首是《吊朱湘》。这首诗写于1935年10月26日，再过40天即是诗人投江自杀两周年的忌日（朱湘自杀是在1933年12月5日）。这应该不是一个很随意的日子。朱湘亦曾加入文学研究会，登记为90号，比顾彭年的98号略微靠前。顾彭年与朱湘原是沪上旧友，叶鸣之应该是通过顾彭年与朱湘相识的。她对这位英年早逝的诗人充满了惋惜，并且懂得飘逝的是一颗孤寂而又躁动、愤懑的灵魂：
碧天澄清，皓月一轮，
诗人，我窥见了、窥见了你的孤心；
水鸟惊飞，一声长鸣，
诗人，我听得了、听得了你的哀吟！
你又趁着江风而长啸，
你後假着怒涛而狂鸣；
你要呕尽你心中一切的不平，
然而诗人，谁是知音？
诗人，你生得既太潦倒，
你死亦太畸零；
呵，江流滚滚，谁能长伴你的吟魂？
除非一片孤云，几点疏星。
这首诗把对逝者的追悼，寄予长空明月和江流疏星，颇能激起读者的共鸣，足见作者的诗歌才艺。据顾朴光回忆，父亲顾彭年和母亲叶鸣之曾合编过一本《唐诗选》，30来万字，可惜手稿后来遗失了。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为中华大地高涨的抗战气氛所推动，顾彭年以“斯民”作笔名，编辑了一本《爱国诗歌》。在“编辑大意”中，顾彭年说：“本书以发扬民族意识，提倡民族精神，激起人民爱国心理，共同应付国难为宗旨”，“所选诗歌，上自周秦，下迄民国，凡一百五十三篇，计一百七十九首，类多名将、忠臣、烈士、革命家、诗人之名篇，其词慷慨激昂，悲壮雄浑，富有民族思想，国家观念，足以激发人民之志气，而有杀敌致果，舍身卫国之精神”，“对艺术方面亦甚注意，以备各学校采为诗歌教本，及爱好文艺者诵览”。此书请九·一八后奋起抗日的名将马占山题写书名，神州国光出版社1933年5月出版。全部经费均由顾彭年自筹，免费邮寄给前线的抗日将士。这件事，后来成了顾彭年一生弥足珍贵的回忆。
抗战爆发后，顾彭年辗转来到贵州，饱尝颠沛流离之苦。此时家中子女渐多，顾彭年不堪生活重负，在贵阳市富水路开了一问小商铺聊以度日。这期间逃难到贵州或途经贵州的文人很多，其中不乏顾彭年文学研究会的旧友，如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但顾终未能与他们重新建立联系，个中原因，除不通音问，渺无消息外，忙于生计恐怕是最主要的。顾彭年一生共育有九个子女，其中一个在新中国成立后，还迫于生活压力被迫转送他人。仅从这一件事，就可知道他当时的窘况。初到贵州那几年，顾彭年交往较多的旧友，只有一个谢六逸。谢亦是文学研究会的骨干成员之一，在上海曾一度主持文学研究会刊物《文学旬刊》。谢六逸也是因为战争才辗转回到故乡贵阳的。与顾彭年不同的是，蜗居贵阳的谢六逸，教书、写作、编刊物，几乎样样都未耽误，成为大后方文学运动的一员干将。顾彭年与谢六逸虽常有往来，但主要精力显然已转到了经商和养育儿女上。 贵州是1949年11月解放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政府为加快刚解放不久的西南地区的建设，决定创办“西南人民革命大学”，由刘伯承任校长。办学宗旨是团结、教育、改造广大社会知识青年，培养为国家建设服务的人才。这所学校在成都、川北、川南、西康、云南、贵阳等地都设有分校，每期集中三个月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及时事政策，结业后即行分配工作。跨入新中国的顾彭年亦曾被吸收进入这所学校学习，结业后被分到贵州省遵义县团溪中学和南北中学教书。据南北中学原校长许日新回忆，顾彭年在南中上的是高一的语文：“他在古典文学、特别对唐诗颇有研究，但一口浓重的江苏口音，他上课学生听不懂，效果差”。1957年，顾彭年被错划为右派，经历了20余年的坎坷人生。“文革”结束后，顾彭年在《贵州日报》发表过一篇诗作，与茅盾亦曾有过一通书信往来。茅盾去世后，顾彭年又写过一篇悼念文章，文中忆及与文学研究会郑振铎、茅盾、叶圣陶诸友的交往及自己的人生坎坷，感慨非常。
顾彭年晚年自云自己的一生在文学上“愧于建树”，但换个角度看，顾彭年将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贵州的教育事业，亦可谓桃李满天下。尤可称道者，是他的子女个个学有专长，业有专攻。大女儿顾一光（1933-2001）曾获国家科委颁发的“全国优秀科技情报工作者”称号。三女儿顾晓光（1936一）不到30岁就为我国农业技术作出了突出贡献，1964年即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94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大儿子顾汶光（1940—2000），上世纪五十年代即是一个有思想、有个性的中学生，“文革”时期虽饱受迫害，但不顾疾病缠身，执着于文学创作，1982年成为贵州省专业作家，1987年被破格晋升为一级作家，一生创作有200多万字作品，代表作《大渡魂》被评为20世纪贵州省最佳创作之一，《天国恨》、《百年沉冤》更是他艺术成熟时期的力作。顾彭年1978年与茅盾通信，即是向老友推荐、介绍儿子倾力创作的《天国恨》。可惜茅盾晚年因为眼疾已不能看书，但在由家人代笔的回信中，茅盾对顾汶光的作品仍表示了爱惜和鼓励。二儿子顾朴光（1942一）1964年毕业于贵州大学历史系，后成为贵州民族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出版有《中国面具史》等学术著作多部，成果多次获国家奖、国家部委奖、贵州省政府奖，是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贵州省首批省管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三、文学研究会的另外两位贵州人
贵州僻处西南，“五四”投身新文学运动的人极少。以加入文学研究会为例，最著名的人物当然是谢六逸（1898-1945）与蹇先艾（1906-1994）。除去这二位，在会员录中，还有两位鲜为人知，这就是李晋和杨敬慈。李晋，号君毅，籍贯贵州贵阳，“曾习之外国语”为日文，通讯地址“北京贡院东街8号”，会员登记42号；杨敬慈，号敬慈，籍贯贵州贵阳，“曾习之外国语”为日文、英文，通讯地址“北京晨报馆转”，会员登记95号。以截止1925年会员的省籍来统计，在已知姓名、字号、里籍、专长的154位文学研究会会员中，最少的省只有一位（广西、山西），最多是浙江和江苏，分别为42人和33人，江浙两省合起来就占了48.7%，几乎过半。而以贵州的4人排位，可列第7。如果说顾彭年也可算半个贵州人，那贵州籍的文学研究会会员，加起来就有四个半了。
然而首当其冲的是要确认李晋和杨敬慈的“贵州”身份。让人沮丧的是，在贵州公开或内部出版的百余本文史资料中，竟然没有李晋和杨敬慈的任何线索。倒是“丙辰学社”（1923年6月11日起改名为“中华学艺社”）办的《学艺》杂志，有杨敬慈的零星资料。该刊1917年4月1卷1号创刊时为季刊，1920年2卷1号起改月刊。在1921年7月30日出版的3卷3号“丙辰学社社报”内，有杨敬慈的消息云：“五月八日，仍假座东京帝国大学内第二控所”，为即将内渡（即回国——引者注）之社友话别，“兼欢迎新入社之杨敬慈昆季”。紧接着该页的下一栏“新人社社员”，即是杨氏昆季的信息：杨敬慈，号敬慈，籍贯贵州毕节，学科为“电工”；杨希慈，号希慈，籍贯贵州毕节，学科为“商学”。两年后，《学艺》5卷5号（1923年9月1日）刊出一张“民国十二年九月日本地震火灾后留日黔籍社员损害状况调查表”，在杨敬慈名下（登记号251），住址为“东京小石川大塚坂下町八八，柯寓”，死亡、损失、损害诸栏为空白，原因在“备考”栏有详细说明：“灾前赴青岛实习现尚未返东”（其弟杨希慈的情况亦相同）。从这两条资料，不仅可判断杨敬慈到日本留学的大致时间，而且可确认他的贵州籍身份。
与《学艺》上的材料对照，文学研究会会员录关于杨敬慈的信息仅有一点小差错，即误把贵州毕节写作了贵州贵阳。参考丙辰学社的背景及部分社员资料，有助于深入了解文学研究会会员的萍踪梗迹，甚至“五四”新文学社团的渊源。丙辰学社是留日学生创办的，他们的学科背景极为复杂，文理各科及工、农、医、商几乎无所不包，这就决定了《学艺》文理兼备、“科学与艺术”并重的综合性质，与“五四”科学民主精神恰是很好的呼应。丙辰学社成员因此也与“五四”新文学社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郭沫若、张资平就曾是《学艺》的重要作者，郭沫若的《湘累》刊于该刊2卷10号。后来参与文学研究会活动及《小说月报》改组，乃至成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骨干的人当中，不少均与《学艺》打过交道。沈雁冰最早的小说《错》即刊于《学艺》2卷4号。《学艺》的文科编辑陈承泽，与商务印书馆高梦旦是同乡，在酝酿改组《小说月报》，聘请沈雁冰等一系列活动中，陈承泽都曾发挥过作用。
杨敬慈也曾是《学艺》的撰稿人。一方面，结合自己所学专业，他撰写《电化的俄国》（4卷8号）、《美国的Amaleur Radio》（4卷9号），向国人介绍外国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他也译介与时事有关的评论或撰写文化批评文章，如《巴枯宁与某法国人的一封信》（4卷10号），《革命歌》（4卷3号）。加入文学研究会后，杨敬慈虽然仍保持中华学艺社社员和总干事身份，但兴趣显然已转向戏剧、小说翻译和文学研究。仅1923-1925年，他发表或出版的文学译述或译著就有： 挪威易卜生：《野鸭》，《晨报》副刊1924年2月13日
日本秋田雨雀的喜剧两部：《Asparagus》（《小说月报》14卷6期，《国王与乞丐》，《晨报》副刊1923年5月10日至13日
美国欧亨利短篇小说：《忙里偷闲的恋爱》，《晨报副刊》1924年6月30日，又译《一个繁忙的股票经纪人的浪漫爱情故事》）
日本阿登的喜剧：《亲爱的盲人》，《晨报》副刊1923年12月1日
英国柯南·道尔侦探小说：《告白》，《晨报》副刊1924年2月2至4日
英国的短篇侦探小说集：《狂人》，晨报社出版部，1924
美国兰敦：《义贼毕加林》，晨报社出版部，1924
德国施园女士（Elisabeth von E.Schoyen）：社会小说《人世地狱》，晨报社出版部，1924
其他综合性的文学译述与文学评论文章：
《剧场的资本化与权力化》，《晨报》副刊1923年3月9日，
《从有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剧场（苏俄的剧场）》，《晨报副刊》1925年1232-1234期
杨敬慈的文学立场与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主张显然是一致的。《从有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剧场（苏俄的剧场）》是一篇连载的综合性译介论述，文章的立论，是替戏剧集中于大都会，冷落乡村而鸣不平。选择翻译日本剧作家与儿童文学作家秋田雨雀的作品，也是因为此人的社会主义倾向十分鲜明。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美国作家兰敦笔下的“义贼”等，在对现实的批判性上亦具有某种相似性。至于德国的施园女士（von Elisabeth·Schoyen）的作品，首先吸引译者的同样亦是主题和题材。施园本是德国不太知名的作家，但她的《人世地狱》却尖锐地揭露了欧洲社会买卖妇女的罪恶。这本书原名《白奴隶》（Die Wesse Sklavin），翻译时杨敬慈用了“人世地狱”的书名，这说明他所看重的，并不像学些学者所论，是什么女权或女性主义立场，而是其强烈的现实批判性。西方文明世界利用新闻事业的发达，借广告坑蒙拐骗妇女的那些勾当，令人触目惊心。在译序中，杨敬慈明确说：“我们觉得这本书不但揭破欧洲社会的黑幕，并且也可以当做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看”，“我们希望国内谈妇女问题的人们，看了这书，发奋起来，替已堕入或将堕入黑暗深渊的女子，谋一个救济和预防的方法，这是我们译印的微意。
三四十年代，杨敬慈译述不辍，虽逐渐远离了文学，但他对国际局势，尤其对日益紧张的中日关系，保持着密切地关注。主要译作或译述有：
《日本军人眼中的日美危机》，大公报出版社，1932
《日本大陆政策之大进展》，《国闻周报》1933年10卷37期
《日本的孤立不足畏论》，《国闻周报》1933年10卷16-17期
《跃进日本与列强之重压》，《国闻周报》1935年12卷4期
这其中特别要提到《日本的孤立不足畏论》，这是“九一八”之后日本右翼分子中野正刚的言论。杨敬慈选择翻译这种言论，自有他自己的理由。在译文前面的“附识”中，杨敬慈说：“日本退出国联，确已陷于国际孤立的地位了。酝酿中的英法意德四国联盟，意在安定欧洲局面，匀出力量来对付远东问题，制止日本的暴行。日本人处于这种局面之下，尚没有些许觉悟，还同苏俄在北满边疆挑衅，可见日阀是存心在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了。究竟日本人何所恃而无恐呢？这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问题！这篇文章（指《日本的孤立不足畏论》一引者），是日本有名的法西斯党——国民同盟中坚分子中野正刚，在四月份外交时报发表的，充满虚骄、狂傲、无理性，想用来麻醉日本民众，走笔译之，以觇日本极端派态度之一斑”。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尚且能够慷慨激昂的杨敬慈，却在“七七”华北沦陷后一度出任了伪职，与贵州籍的另一个留日学生文元模一样。文元模任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兼伪华北观象台长，杨敬慈则出任伪教育部文化局第二科科长，兼观象台秘书，主持日常工作。这段经历虽谈不到大奸大恶，但毕竟不光彩。1939年秋季学期，伪教育部为视察其所辖各大学“实际状况”，向各地派出了“视察员”，杨敬慈赫然充列其中。其行径与顾彭年及文学研究会的另外两位贵州人谢六逸、蹇先艾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后者抗战时期都来到贵州，以清贫文人的民族操守相持，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回忆。谢六逸直至在贫病中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相比之下，杨敬慈的这段经历就要灰暗得多了，贵州乡帮文献中缺少他及文元模的资料，亦可能与此有关。
新中国成立后，杨敬慈一度在北京国家劳动部任职。1953年4月，劳动部劳动保护司和全国总工会劳动保护部决定合办内部定期刊物《劳动保护通讯》，杨敬慈任编辑。这以后，杨敬慈的行踪就不大为人所知了。
文学研究会另一位“贵州”籍会员李晋的情况有些扑朔迷离。他加入文学研究会的时间较早，成立时的20人照片中即有他的面影。“文学研究会读书各组名单”中，他的名字出现在“诗歌组”，按“所习之外国语”为日文推断，李晋应该是在日本留过学。由于丙辰学社为留日学生所创办，而这个学社的发起人中有好几位是贵州人，如周昌寿、文元模、杨梓林、陈文祥等，其中周昌寿、文元模还是学社的领袖级人物，他们对后来像杨敬慈、李晋这样更年轻的贵州学生的加入，应该是有影响的。中华学艺社1933年的会员统计中，贵州籍就已达59人。
麻烦的是，第一，在贵州的乡邦文献中或与贵州有关的其他文献资料中，找不到李晋的任何资料，无法追踪和确认他的“贵州”身份；第二，以李晋署名的著述，无论在文学研究会主持的刊物还是在其他刊物都极少。李晋号君毅，而丙辰学社另一位领袖级人物吴永权（成都人），也号君毅。《学艺》发刊词的作者为“君毅”，其他各卷亦有不少同样署名的译文、论文、诗歌，如：德国作家Paul Heyse（今译保罗·海泽，19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小说《意难忘》，《晚近刑法之政治化》、《外交与庶民政治》、《丙辰年日本逗子海岸销夏诗》等。这些著述，有的署“君毅”，有的署“吴君毅”，到底署“君毅”的作者中，有无李晋？很难下判断。而吴永权显然是丙辰学社的领袖人物。同为丙辰学社领袖的曾天宇有一首《寄君毅》诗云：“若忆成都吴季子，当筵意气想无伦。繁花四座云屏暖，羡杀京华度好春”，可见其意气风发的活跃程度。
李晋的年龄资历恐稍次于吴永权。三四十年代，直接署李君毅名的著述还有一些，如《风化情报》（载《女声》1932年2卷22期），《杂论哲学》（载《中心评论》1936年第4期），《墓前致语》（载《抗战》半月刊1937年1卷3期），《战后侨民教育之改造》等，但这其中究竟有没有李晋的著述？即使有，李晋的贵州里籍也有待确认。
参考文献：
[1]沪江大学编：《私立沪江大学一览·民国二十四年度》、《私立沪江大学一览·民国二十五年度》“历年毕业生同学录”；王立诚：《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体系第444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该书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汪熙主编的“中美关系研究丛书”21辑。
[2][4][16]顾彭年：《一麟半爪忆茅公》，《山花》1982年第2期。
关键词：文学研究会 顾彭年 李君毅 杨敬慈
中图分类号：1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4）02-98-106
文学研究会是“五四”文学革命兴起后最早成立的社团，带有“著作工会”的性质，相当于今天的作家协会，会员最多时达172人。其中有4个贵州人：谢六逸、蹇先艾、李君毅、杨敬慈。前两位广为人知，后两位知道的人较少。而在这4位之外，还有一个顾彭年，他是贵州作家、学者顾汶光、顾朴光的先父，抗战爆发后入黔定居，故可算半个贵州人。
一、顾彭年的文学活动
顾彭年（1899-1987），江苏崇明人，民国十年（1921）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旋即以文学学士资格，在该校政治与历史学系担任助教一年（1921-1922）。同年夏，顾彭年通过考试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暑期兼职编辑，参加编译《少年百科全书》。据顾彭年回忆，此时茅盾已经接手主编《小说月报》，但因工作“与他没有直接联系”，顾彭年与茅盾并无交往，仅是久仰其名而已。
顾彭年的文学和社会活动起步于沪江大学，当时“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上海亦成风暴中心。大学尚未毕业的顾彭年被裹挟其中，开始即醉心于西方文化思想的译介与文化批评，均发表于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
译作：英国奈尔英的（Nearing）《妇女之依托》，美国经济学兼政治学教授斯科特·聂尔宁ScottNearing的（1886-1985）《大家庭的恐慌》、《美国家庭底衰落》。
批评：《天性和社会生活》，《改良祭祖的商榷》。
其中《大家庭的恐慌》载于“学灯”1920年6月“家庭研究专号”。
其时，顾彭年还与“学灯”主笔李石岑有过通信，讨论时事和社会问题。李当时在上海多所大学任课，是著名的哲学、心理学教授。
1923年，郑振铎接替茅盾编辑《小说月报》，因为向《小说月报》投稿的缘故，顾彭年与郑振铎相识并成为好友。经郑振铎等介绍，顾彭年加入了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1921年1月成立时，会员仅48人，1924年增加到131人，1927年发展到172人。顾彭年算是文学研究会的早期会员。他的登记信息显示：顾彭年，号朋彦，籍贯江苏崇明，“曾习之外国语”为英文，会员编号98，通讯处为“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在商务印书馆，顾彭年算是两进两出。1921年夏是第一次，时间较短，离开后即到杭州教书。1924年为第二次。此时因加入文学研究会的缘故，顾彭年与郑振铎、茅盾、叶圣陶等人的交往增多。由杭州重返商务印书馆任职时，介绍人就是郑振铎。
刚回上海时，顾彭年暂住在郑家。顾彭年回忆：“振铎在家中设便宴为我洗尘，特邀了沈雁冰、叶圣陶、胡愈之、朱湘、王伯祥等文学研究会成员作陪”。因工作关系，顾彭年后来又与郑振铎一道，到茅盾家中商谈“希腊、罗马丛书”的翻译出版事宜，顾彭年所承担的部分是《伊利亚特》。书稿译出后即交商务印书馆，不料1932年上海“一·二八”战事爆发，顾彭年的书稿连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一同毁于战火。
顾彭年1926年离开上海到镇江去教书，但与文学研究会的朋友依然保持着联系。1927年春，《小说月报》、《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学生杂志》等刊物的编辑十数人到扬州游览，其中有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等人，回沪途中，这帮朋友在镇江小驻，找到顾彭年陪同游金山、焦山。下午，顾彭年宴请朋友，聊尽地主之谊。席间顾彭年问茅盾为何不来，郑振铎谓其投笔从戎，到广州参加北伐军去了。此节经历，除顾彭年本人的回忆外，在《叶圣陶年谱长编》中亦有详细记载。
顾彭年“五四”时期曾一度热衷于白话新诗创作。最活跃是在杭州教书那段时间。他的新诗《池旁》、《湖上秋晓》、《月夜游湖》分别刊载于《小说月报》14卷第7期、第11期、第12期，新诗《蔷薇花》亦刊于《文学季刊》1923年10月的创刊号。1925年4月，商务印书馆以“小说月报丛刊”第58种名义，编辑出版新诗集《眷顾》，共收入朱自清、徐玉诺、梁宗岱、俞平伯等29位作者的作品，顾彭年的《池旁》亦曾入选。
《池旁》是一首格调清新的白话新诗，与胡适的《朋友》（后改为《蝴蝶》）颇有几分异曲同工之妙：几个朋友静悄悄地坐在池旁的亭中，“听那黄莺儿的酣唱着，看那池中绿水的微动”，“蓦然听得工——东一声，只见池中起了几个泡沫，把那一湾的清水，激起无数的涟漪，变成碎玉般。黄莺儿呢，嚇得魂不附体，张起它底两翼，立刻飞向到别处去了；清脆悦耳的歌儿呢，也被他带去了！”诗歌表现一种被粗暴惊扰了的自在和浪漫，抒发一种怅然的情怀，颇接近《蝴蝶》中友朋离散后的那种孤单和失落。
顾彭年诗作不多，除正式发表的外，笔者另从贵州民族大学顾朴光教授（顾彭年的二儿子）那里抄录到未曾发表的几首，如《四月》、《春》、《黄昏》、《夏晚》。总体感觉是：顾彭年的诗已经显露了某些风格特点：写景喜铺排，抒情则非常节制；注意捕捉景色或景物带来的瞬间感觉，铺排中寄寓某种淡淡的情思。刊于《小说月报》的《湖上秋晓》和《月夜游湖》，写的都是西湖，但不同的景致，带给诗人的想象却完全不同。晨光晓色是帝（日）后（月）的出场与卸妆，“妩媚的西子，刚从好梦中醒觉”，不用浓妆淡抹，就已经“梳洗了我的心灵”（《湖上秋晓》）。月色中的西湖，更是柔情万种；诗人的感觉从月光湖水到薄雾山岗，从河岸杨柳到石桥石狮，从花草到蟋蟀，从荧火虫的闪亮到露珠的清香，最后是清越的歌声从茫茫湖面上依稀传来，“孤寂人的心底”，便“微微地同它起了共鸣”（《月夜游湖》）。 诗歌创作之余，顾彭年仍继续他对西方文学的翻译介绍，这方面成就显然更突出，影响也更大。由于“曾习之外国语”是英文，顾彭年的译著主要有《英格兰一瞥》一部（樊南摩著，商务印书馆1924年4月出版），译作则主要是拜伦、雪莱的诗歌与评论。由于“五四”译介外国诗歌的目的，是要寻找一种蓝本，重建诗歌理想，为推倒“雕琢”、“陈腐”、“艰涩”的古典诗歌助力，因此不受陈规所拘的西方浪漫派诗歌，以及“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在当时特别受推崇。以诗歌为例，主要是法国的雨果、维尼，英国湖畔派的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德国的诺瓦利斯，波兰的密茨凯维支等。英国的三大浪漫派诗人拜伦、雪莱、济慈，以及德国的海涅，俄国的普希金，匈牙利的裴多菲，美国的惠特曼诸位，受关注的程度更高。
1924年4月19日，是英国浪漫派诗人拜伦百年忌日，《小说月报》当年的14卷4期即为“拜伦纪念号”。在此期纪念号上，顾彭年共发表了4篇译作：拜伦小诗两首（本期《小说月报》一共只载有拜伦译诗9首），一首是《我见你哭泣》，另一首是《唉，当为他们流涕》；评价拜伦思想与诗作的论文两篇，作者均为R·H·Bowles；一篇是《拜伦在诗坛上的位置》，另一篇是《拜伦的个性》。拜伦或许不是一个完美的诗人，但正如郑振铎所说：拜伦对于“五四”中国的意义，在于“他的撒坦精神，他的对于个人威权，个人自由的强固不屈的主张与他对于虚伪、庸俗、以礼教的假面具掩饰一切的社会的深绝痛恶”，顾彭年的译诗与译文，从思想与创作两方面，为拜伦勾勒了一个基本的面貌。译文云：“如果我们从这位诗人要寻觅完全的技艺，那是我们当然要失望的，在诗人之中，拜伦要算是最参错的一个……然而他抒情的词调有时竞达水平线上的极高点”。也许是因为顾彭年的译作眼光独到，今天对于“五四”文学翻译历史的主流研究，几乎都会提及顾彭年，如：
倪正芳的《拜伦与中国》，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
秦弓的《二十世纪翻译文学史·五四时期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熊辉的《简论（小说月报）的译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6期
骆寒超的《新诗成长期对域外资源的译介及其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3期
顾彭年对雪莱的译介主要是诗作，包括《杂诗》（共五首）、《云》、《世界的漂泊者》等，分别发表在1924年《小说月报》第15卷第9期、第10期、第11期。“五四”中国的雪莱热，起因也是诗人逝世的百年祭，但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雪莱的诗歌艺术。虽然译者也很看重雪莱的社会批判意识或浪漫情怀，但比较而言，更为其精湛的诗艺所倾倒，尤其是雪莱的爱情诗和哀歌，因此他被称为“诗人中的诗人”。“五四”先驱们有意通过雪莱的诗作，探索白话的诗性潜能。唯其如此，译诗本身的“信达雅”问题，便格外使人关注。顾彭年翻译的《云》即曾招来批评：“小说月报十五卷第十期上有三篇译诗……有一首是顾彭年君译的Shelley的The cloud”（即雪莱的《云》一引者注），“这首诗最难译，译作也错得最多”，“非有专篇是讲不了的”，可惜这个“专篇”后来没有了下文。当然不排除顾彭年译作的确存在问题，这些问题在“五四”早期的翻译中亦可能是带有普遍性的。报刊有批评出现，说明译诗在社会上产生了反响。“五四”新文学的历史上，因翻译而引起的争论不少，茅盾、郭沫若都曾身陷其中，跟其他论争不同，翻译方面的论争是有助于增进东西方文学交流的。
译作之外，顾彭年还有自己的理论批评和研究文字。《我的理想的诗人》一篇已见于《星海》上刊出的预告。《星海》原是文学研究会的机关杂志《文学》一百期的纪念号，因出版问题，拟分印成两册，结果只出了一册，顾彭年的文章终未能刊出。另一篇《杜甫诗里的非战思想》，是应《小说月报》之约写的。1924年8月2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十周年纪念，《小说月报》拟将第15卷第7、第8两期辟为“非战文学号”上、下卷。事情的策划，从1923年秋开始。策划本身同时也包含有反对国内军阀混战，为国家人民呼吁和平的意思。《杜甫诗里的非战思想》经郑振铎、沈雁冰审阅，原拟刊于“非战文学号”上卷。但不知什么原因，“非战文学号”最终流产，仅在第15卷第8号刊出了雁冰的《欧洲大战与文学——为欧战十年纪念而作》，傅东华的《非战文学碎锦》，徐调孚《反对战争的文学》等几篇。
好在顾彭年的论文是一篇完成稿，篇幅一万五千余字。顾投寄出去后，自己觉得并不满意，特别对其中的第二章“杜甫传”，他感觉是“前人的刻板文章，缺乏活活的生气”，遂从郑振铎处将稿件索回。不久，顾彭年亲历了江浙的军阀战争，自云：“对于战争的恶魔的面庞益认识清楚”了，杜甫“这位大诗人的非战作品，也就愈加涌现在我的脑际了”。经过修改、补充，《杜甫诗里的非战思想》不仅在篇幅上已是一本小书的规模，而且思考也有了明显深入。顾彭年遂将稿件转投《小说月报》十五周年纪念特刊“中国文学研究专号”。遗憾的是，原拟在1925年以15卷号外形式刊出的《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一直延迟到1927年6月，才分上、下两部分，以17卷号外形式推出。也许是篇幅太长，顾彭年的专著并没有在号外上发表，而是被商务印书馆列入“国学小丛书”之一种，独立出版。
《杜甫诗里的非战思想》无疑是“五四”后较早从“反战”角度来研究杜甫诗歌的专著，因为角度新颖，见解独特，1983年萧涤非、程千帆、周汝昌等编《唐诗鉴赏辞典》时，还把它列作了参考资料，可见是有学术价值的。近年有人对顾彭年进行研究，认为《杜甫诗里的非战思想》是有感于“文艺之园的荒芜，青年作家思想的浮泛，民族精神的衰萎颓唐”，不得不往溯杜甫，从其人格与作品中，获取“民族的精灵的知识”。研究者认为顾氏著作的基本观点是：杜甫之所以能“如太空间的星辰，燡燡煌煌垂晖千秋万代而不殒灭”，其艺术和诗品的超凡，固然是一种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杜甫能将所处时代的罪恶与弱点，从自己丰腴的经验与阅历中发现，用“高妙的艺术，真纯的感情，沉痛的语词”，果敢大胆地绘写出来，歌吟出来。而时代的罪恶与弱点，是“长久的战争，寇盗的充斥，镇将的专横，与兵制的腐败”，所以其诗作满载着社会崩坏的写真，尤其是关于战争所蔓延的遗毒。这个评价，我认为切中肯綮，比较恰当。需要补充的是：顾彭年的研究紧密结合着“五四”时的中国现实，不是象牙塔里的高头讲章，论述中处处充满了对当时社会的反思和批判，颇有“五四”新文学的思想锋芒。 二、顾彭年的婚姻、家庭和转向
1928年，顾彭年生活发生了变化，他从镇江女子中学校长的任上，被聘到杭州，担任杭州《市政月刊》主编（1933年改季刊，杭州市政府秘书处主办）。杭州当时虽只有30万人口，但由于临近上海和南京，对城市行政设施要求很高，“大有追随上海、南京等所谓特别市的趋势”。顾彭年显然是怀了一点雄心来编这本刊物的。有人回忆，1928年11月，也就是顾彭年到职不久，杭州市市长换成了一个叫周象贤的人。当时风气，新官上任是要革掉一批人的。而此公上任后，对旧僚属统统都不宣布去留。大家不明白新市长葫芦里卖什么药，只好天天在办公室待命，但又不知道该干什么。市长等了三天，不见一张公文送呈，派人一催问，这才表态：“不叫你们走，就是要的”。顾彭年编《市政月刊》，遇到这位仁兄，刚开始也以为他可能要干点事，“便想乘机献计，发展市政”。不料等了许久，才轮到让他去见市长，而市长的第一句话是：“是不是来辞职？”顾说：“不是”。市长说：“不是，出去。”如此昏庸的市长，后来遭到大家的抵制那几乎是必然的，未满两年，这位市长就灰溜溜的去职了。
在杭州编辑《市政月刊》的日子里，顾彭年逐渐脱离了文学圈子，转向现代城市的市政制度探索和研究，并显然非常执着。从1928年到抗战爆发前夕，十年时间，顾彭年在《市政月刊》发表有关现代城市建设的各种论文40余篇。王佃利等人的《现代市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说：1928—1947年，这是中国市政制度形成的重要阶段（第9页），顾彭年的研究显然已汇入这一洪流。虽仅着眼于杭州，但顾彭年从政治、行政、规划、管理、建设等方面，对现代城市市政主体与客体作了多方面论述，涉及城市工程、教育、公安、卫生、路灯等，可谓一应周全。顾彭年并且还把目光投向西方，积极翻译介绍欧美等发达国家现代城市建设的经验，出版了《现代欧美市制大纲》（商务印书馆，1930），《市行政选集》（杭州长兴印刷所，1929）等学术著作。民国时期由于右任、王伯群、蔡孑民等人题词作序的《市政全书》长卷（陆丹林编纂，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1931年出版），收录了董修甲、程绍德等三四十位中国早期市政学研究开拓者、奠基者的论著，其中第十位就是顾彭年，他的论题是“美国托利多市（Toledo）编辑研究委员会”在城市市政建设工作中的性质、职责、贡献等。
杭州的市政编务虽然让顾彭年远离了文学，但他的生活并不曾缺少诗意。1931—1932年，顾彭年与在杭州市政府图书馆工作的女子叶鸣之相识，不久结为伉俪。叶鸣之（1907-1992），原名叶芝芬，浙江慈溪人。叶家在慈溪是大户，据叶秉成1929年编的《叶氏家乘》：叶氏先祖为南宋著名词人叶梦得。出生在这样的人家，女孩子从小即可受到良好的教育。年轻时的叶鸣之曾就读于上海教会学校，琴棋书画均有相当的造诣。顾朴光告诉笔者，他的兄弟姊妹们对母亲的才华一直留有深刻的记忆。顾朴光就保存有自己母亲的不少诗作。其中一首是《吊朱湘》。这首诗写于1935年10月26日，再过40天即是诗人投江自杀两周年的忌日（朱湘自杀是在1933年12月5日）。这应该不是一个很随意的日子。朱湘亦曾加入文学研究会，登记为90号，比顾彭年的98号略微靠前。顾彭年与朱湘原是沪上旧友，叶鸣之应该是通过顾彭年与朱湘相识的。她对这位英年早逝的诗人充满了惋惜，并且懂得飘逝的是一颗孤寂而又躁动、愤懑的灵魂：
碧天澄清，皓月一轮，
诗人，我窥见了、窥见了你的孤心；
水鸟惊飞，一声长鸣，
诗人，我听得了、听得了你的哀吟！
你又趁着江风而长啸，
你後假着怒涛而狂鸣；
你要呕尽你心中一切的不平，
然而诗人，谁是知音？
诗人，你生得既太潦倒，
你死亦太畸零；
呵，江流滚滚，谁能长伴你的吟魂？
除非一片孤云，几点疏星。
这首诗把对逝者的追悼，寄予长空明月和江流疏星，颇能激起读者的共鸣，足见作者的诗歌才艺。据顾朴光回忆，父亲顾彭年和母亲叶鸣之曾合编过一本《唐诗选》，30来万字，可惜手稿后来遗失了。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为中华大地高涨的抗战气氛所推动，顾彭年以“斯民”作笔名，编辑了一本《爱国诗歌》。在“编辑大意”中，顾彭年说：“本书以发扬民族意识，提倡民族精神，激起人民爱国心理，共同应付国难为宗旨”，“所选诗歌，上自周秦，下迄民国，凡一百五十三篇，计一百七十九首，类多名将、忠臣、烈士、革命家、诗人之名篇，其词慷慨激昂，悲壮雄浑，富有民族思想，国家观念，足以激发人民之志气，而有杀敌致果，舍身卫国之精神”，“对艺术方面亦甚注意，以备各学校采为诗歌教本，及爱好文艺者诵览”。此书请九·一八后奋起抗日的名将马占山题写书名，神州国光出版社1933年5月出版。全部经费均由顾彭年自筹，免费邮寄给前线的抗日将士。这件事，后来成了顾彭年一生弥足珍贵的回忆。
抗战爆发后，顾彭年辗转来到贵州，饱尝颠沛流离之苦。此时家中子女渐多，顾彭年不堪生活重负，在贵阳市富水路开了一问小商铺聊以度日。这期间逃难到贵州或途经贵州的文人很多，其中不乏顾彭年文学研究会的旧友，如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但顾终未能与他们重新建立联系，个中原因，除不通音问，渺无消息外，忙于生计恐怕是最主要的。顾彭年一生共育有九个子女，其中一个在新中国成立后，还迫于生活压力被迫转送他人。仅从这一件事，就可知道他当时的窘况。初到贵州那几年，顾彭年交往较多的旧友，只有一个谢六逸。谢亦是文学研究会的骨干成员之一，在上海曾一度主持文学研究会刊物《文学旬刊》。谢六逸也是因为战争才辗转回到故乡贵阳的。与顾彭年不同的是，蜗居贵阳的谢六逸，教书、写作、编刊物，几乎样样都未耽误，成为大后方文学运动的一员干将。顾彭年与谢六逸虽常有往来，但主要精力显然已转到了经商和养育儿女上。 贵州是1949年11月解放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政府为加快刚解放不久的西南地区的建设，决定创办“西南人民革命大学”，由刘伯承任校长。办学宗旨是团结、教育、改造广大社会知识青年，培养为国家建设服务的人才。这所学校在成都、川北、川南、西康、云南、贵阳等地都设有分校，每期集中三个月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及时事政策，结业后即行分配工作。跨入新中国的顾彭年亦曾被吸收进入这所学校学习，结业后被分到贵州省遵义县团溪中学和南北中学教书。据南北中学原校长许日新回忆，顾彭年在南中上的是高一的语文：“他在古典文学、特别对唐诗颇有研究，但一口浓重的江苏口音，他上课学生听不懂，效果差”。1957年，顾彭年被错划为右派，经历了20余年的坎坷人生。“文革”结束后，顾彭年在《贵州日报》发表过一篇诗作，与茅盾亦曾有过一通书信往来。茅盾去世后，顾彭年又写过一篇悼念文章，文中忆及与文学研究会郑振铎、茅盾、叶圣陶诸友的交往及自己的人生坎坷，感慨非常。
顾彭年晚年自云自己的一生在文学上“愧于建树”，但换个角度看，顾彭年将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贵州的教育事业，亦可谓桃李满天下。尤可称道者，是他的子女个个学有专长，业有专攻。大女儿顾一光（1933-2001）曾获国家科委颁发的“全国优秀科技情报工作者”称号。三女儿顾晓光（1936一）不到30岁就为我国农业技术作出了突出贡献，1964年即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94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大儿子顾汶光（1940—2000），上世纪五十年代即是一个有思想、有个性的中学生，“文革”时期虽饱受迫害，但不顾疾病缠身，执着于文学创作，1982年成为贵州省专业作家，1987年被破格晋升为一级作家，一生创作有200多万字作品，代表作《大渡魂》被评为20世纪贵州省最佳创作之一，《天国恨》、《百年沉冤》更是他艺术成熟时期的力作。顾彭年1978年与茅盾通信，即是向老友推荐、介绍儿子倾力创作的《天国恨》。可惜茅盾晚年因为眼疾已不能看书，但在由家人代笔的回信中，茅盾对顾汶光的作品仍表示了爱惜和鼓励。二儿子顾朴光（1942一）1964年毕业于贵州大学历史系，后成为贵州民族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出版有《中国面具史》等学术著作多部，成果多次获国家奖、国家部委奖、贵州省政府奖，是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贵州省首批省管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三、文学研究会的另外两位贵州人
贵州僻处西南，“五四”投身新文学运动的人极少。以加入文学研究会为例，最著名的人物当然是谢六逸（1898-1945）与蹇先艾（1906-1994）。除去这二位，在会员录中，还有两位鲜为人知，这就是李晋和杨敬慈。李晋，号君毅，籍贯贵州贵阳，“曾习之外国语”为日文，通讯地址“北京贡院东街8号”，会员登记42号；杨敬慈，号敬慈，籍贯贵州贵阳，“曾习之外国语”为日文、英文，通讯地址“北京晨报馆转”，会员登记95号。以截止1925年会员的省籍来统计，在已知姓名、字号、里籍、专长的154位文学研究会会员中，最少的省只有一位（广西、山西），最多是浙江和江苏，分别为42人和33人，江浙两省合起来就占了48.7%，几乎过半。而以贵州的4人排位，可列第7。如果说顾彭年也可算半个贵州人，那贵州籍的文学研究会会员，加起来就有四个半了。
然而首当其冲的是要确认李晋和杨敬慈的“贵州”身份。让人沮丧的是，在贵州公开或内部出版的百余本文史资料中，竟然没有李晋和杨敬慈的任何线索。倒是“丙辰学社”（1923年6月11日起改名为“中华学艺社”）办的《学艺》杂志，有杨敬慈的零星资料。该刊1917年4月1卷1号创刊时为季刊，1920年2卷1号起改月刊。在1921年7月30日出版的3卷3号“丙辰学社社报”内，有杨敬慈的消息云：“五月八日，仍假座东京帝国大学内第二控所”，为即将内渡（即回国——引者注）之社友话别，“兼欢迎新入社之杨敬慈昆季”。紧接着该页的下一栏“新人社社员”，即是杨氏昆季的信息：杨敬慈，号敬慈，籍贯贵州毕节，学科为“电工”；杨希慈，号希慈，籍贯贵州毕节，学科为“商学”。两年后，《学艺》5卷5号（1923年9月1日）刊出一张“民国十二年九月日本地震火灾后留日黔籍社员损害状况调查表”，在杨敬慈名下（登记号251），住址为“东京小石川大塚坂下町八八，柯寓”，死亡、损失、损害诸栏为空白，原因在“备考”栏有详细说明：“灾前赴青岛实习现尚未返东”（其弟杨希慈的情况亦相同）。从这两条资料，不仅可判断杨敬慈到日本留学的大致时间，而且可确认他的贵州籍身份。
与《学艺》上的材料对照，文学研究会会员录关于杨敬慈的信息仅有一点小差错，即误把贵州毕节写作了贵州贵阳。参考丙辰学社的背景及部分社员资料，有助于深入了解文学研究会会员的萍踪梗迹，甚至“五四”新文学社团的渊源。丙辰学社是留日学生创办的，他们的学科背景极为复杂，文理各科及工、农、医、商几乎无所不包，这就决定了《学艺》文理兼备、“科学与艺术”并重的综合性质，与“五四”科学民主精神恰是很好的呼应。丙辰学社成员因此也与“五四”新文学社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郭沫若、张资平就曾是《学艺》的重要作者，郭沫若的《湘累》刊于该刊2卷10号。后来参与文学研究会活动及《小说月报》改组，乃至成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骨干的人当中，不少均与《学艺》打过交道。沈雁冰最早的小说《错》即刊于《学艺》2卷4号。《学艺》的文科编辑陈承泽，与商务印书馆高梦旦是同乡，在酝酿改组《小说月报》，聘请沈雁冰等一系列活动中，陈承泽都曾发挥过作用。
杨敬慈也曾是《学艺》的撰稿人。一方面，结合自己所学专业，他撰写《电化的俄国》（4卷8号）、《美国的Amaleur Radio》（4卷9号），向国人介绍外国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他也译介与时事有关的评论或撰写文化批评文章，如《巴枯宁与某法国人的一封信》（4卷10号），《革命歌》（4卷3号）。加入文学研究会后，杨敬慈虽然仍保持中华学艺社社员和总干事身份，但兴趣显然已转向戏剧、小说翻译和文学研究。仅1923-1925年，他发表或出版的文学译述或译著就有： 挪威易卜生：《野鸭》，《晨报》副刊1924年2月13日
日本秋田雨雀的喜剧两部：《Asparagus》（《小说月报》14卷6期，《国王与乞丐》，《晨报》副刊1923年5月10日至13日
美国欧亨利短篇小说：《忙里偷闲的恋爱》，《晨报副刊》1924年6月30日，又译《一个繁忙的股票经纪人的浪漫爱情故事》）
日本阿登的喜剧：《亲爱的盲人》，《晨报》副刊1923年12月1日
英国柯南·道尔侦探小说：《告白》，《晨报》副刊1924年2月2至4日
英国的短篇侦探小说集：《狂人》，晨报社出版部，1924
美国兰敦：《义贼毕加林》，晨报社出版部，1924
德国施园女士（Elisabeth von E.Schoyen）：社会小说《人世地狱》，晨报社出版部，1924
其他综合性的文学译述与文学评论文章：
《剧场的资本化与权力化》，《晨报》副刊1923年3月9日，
《从有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剧场（苏俄的剧场）》，《晨报副刊》1925年1232-1234期
杨敬慈的文学立场与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主张显然是一致的。《从有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剧场（苏俄的剧场）》是一篇连载的综合性译介论述，文章的立论，是替戏剧集中于大都会，冷落乡村而鸣不平。选择翻译日本剧作家与儿童文学作家秋田雨雀的作品，也是因为此人的社会主义倾向十分鲜明。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美国作家兰敦笔下的“义贼”等，在对现实的批判性上亦具有某种相似性。至于德国的施园女士（von Elisabeth·Schoyen）的作品，首先吸引译者的同样亦是主题和题材。施园本是德国不太知名的作家，但她的《人世地狱》却尖锐地揭露了欧洲社会买卖妇女的罪恶。这本书原名《白奴隶》（Die Wesse Sklavin），翻译时杨敬慈用了“人世地狱”的书名，这说明他所看重的，并不像学些学者所论，是什么女权或女性主义立场，而是其强烈的现实批判性。西方文明世界利用新闻事业的发达，借广告坑蒙拐骗妇女的那些勾当，令人触目惊心。在译序中，杨敬慈明确说：“我们觉得这本书不但揭破欧洲社会的黑幕，并且也可以当做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看”，“我们希望国内谈妇女问题的人们，看了这书，发奋起来，替已堕入或将堕入黑暗深渊的女子，谋一个救济和预防的方法，这是我们译印的微意。
三四十年代，杨敬慈译述不辍，虽逐渐远离了文学，但他对国际局势，尤其对日益紧张的中日关系，保持着密切地关注。主要译作或译述有：
《日本军人眼中的日美危机》，大公报出版社，1932
《日本大陆政策之大进展》，《国闻周报》1933年10卷37期
《日本的孤立不足畏论》，《国闻周报》1933年10卷16-17期
《跃进日本与列强之重压》，《国闻周报》1935年12卷4期
这其中特别要提到《日本的孤立不足畏论》，这是“九一八”之后日本右翼分子中野正刚的言论。杨敬慈选择翻译这种言论，自有他自己的理由。在译文前面的“附识”中，杨敬慈说：“日本退出国联，确已陷于国际孤立的地位了。酝酿中的英法意德四国联盟，意在安定欧洲局面，匀出力量来对付远东问题，制止日本的暴行。日本人处于这种局面之下，尚没有些许觉悟，还同苏俄在北满边疆挑衅，可见日阀是存心在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了。究竟日本人何所恃而无恐呢？这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问题！这篇文章（指《日本的孤立不足畏论》一引者），是日本有名的法西斯党——国民同盟中坚分子中野正刚，在四月份外交时报发表的，充满虚骄、狂傲、无理性，想用来麻醉日本民众，走笔译之，以觇日本极端派态度之一斑”。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尚且能够慷慨激昂的杨敬慈，却在“七七”华北沦陷后一度出任了伪职，与贵州籍的另一个留日学生文元模一样。文元模任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兼伪华北观象台长，杨敬慈则出任伪教育部文化局第二科科长，兼观象台秘书，主持日常工作。这段经历虽谈不到大奸大恶，但毕竟不光彩。1939年秋季学期，伪教育部为视察其所辖各大学“实际状况”，向各地派出了“视察员”，杨敬慈赫然充列其中。其行径与顾彭年及文学研究会的另外两位贵州人谢六逸、蹇先艾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后者抗战时期都来到贵州，以清贫文人的民族操守相持，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回忆。谢六逸直至在贫病中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相比之下，杨敬慈的这段经历就要灰暗得多了，贵州乡帮文献中缺少他及文元模的资料，亦可能与此有关。
新中国成立后，杨敬慈一度在北京国家劳动部任职。1953年4月，劳动部劳动保护司和全国总工会劳动保护部决定合办内部定期刊物《劳动保护通讯》，杨敬慈任编辑。这以后，杨敬慈的行踪就不大为人所知了。
文学研究会另一位“贵州”籍会员李晋的情况有些扑朔迷离。他加入文学研究会的时间较早，成立时的20人照片中即有他的面影。“文学研究会读书各组名单”中，他的名字出现在“诗歌组”，按“所习之外国语”为日文推断，李晋应该是在日本留过学。由于丙辰学社为留日学生所创办，而这个学社的发起人中有好几位是贵州人，如周昌寿、文元模、杨梓林、陈文祥等，其中周昌寿、文元模还是学社的领袖级人物，他们对后来像杨敬慈、李晋这样更年轻的贵州学生的加入，应该是有影响的。中华学艺社1933年的会员统计中，贵州籍就已达59人。
麻烦的是，第一，在贵州的乡邦文献中或与贵州有关的其他文献资料中，找不到李晋的任何资料，无法追踪和确认他的“贵州”身份；第二，以李晋署名的著述，无论在文学研究会主持的刊物还是在其他刊物都极少。李晋号君毅，而丙辰学社另一位领袖级人物吴永权（成都人），也号君毅。《学艺》发刊词的作者为“君毅”，其他各卷亦有不少同样署名的译文、论文、诗歌，如：德国作家Paul Heyse（今译保罗·海泽，19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小说《意难忘》，《晚近刑法之政治化》、《外交与庶民政治》、《丙辰年日本逗子海岸销夏诗》等。这些著述，有的署“君毅”，有的署“吴君毅”，到底署“君毅”的作者中，有无李晋？很难下判断。而吴永权显然是丙辰学社的领袖人物。同为丙辰学社领袖的曾天宇有一首《寄君毅》诗云：“若忆成都吴季子，当筵意气想无伦。繁花四座云屏暖，羡杀京华度好春”，可见其意气风发的活跃程度。
李晋的年龄资历恐稍次于吴永权。三四十年代，直接署李君毅名的著述还有一些，如《风化情报》（载《女声》1932年2卷22期），《杂论哲学》（载《中心评论》1936年第4期），《墓前致语》（载《抗战》半月刊1937年1卷3期），《战后侨民教育之改造》等，但这其中究竟有没有李晋的著述？即使有，李晋的贵州里籍也有待确认。
参考文献：
[1]沪江大学编：《私立沪江大学一览·民国二十四年度》、《私立沪江大学一览·民国二十五年度》“历年毕业生同学录”；王立诚：《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体系第444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该书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汪熙主编的“中美关系研究丛书”21辑。
[2][4][16]顾彭年：《一麟半爪忆茅公》，《山花》198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