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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贸大学商学院一直在寻找一条体制内商学院的生存与发展之道，这本身可能就是一本很好的商业案例
《经理人》杂志评选的2004年度中国MBA商学院排行榜中，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以下简称外经贸商学院）名列第8名。
随着其他商学院在国际化方面的赶超，外经贸大学商学院“外贸、国际化”的传统先天优势已经在市场竞争面前逐渐褪色，用张新民的话说，这几个字现在所代表的更多的是一种“口号”层面的含义。
2002、2003年MBA的毕业生出现就业比较困难的现象，中国MBA教育也不再重现刚在中国登陆时所受到的疯狂追捧的景象。在自身品牌不具绝对优势，同时自身特色日渐趋淡的多重压力下，选择、放弃、坚持、寻找，外经贸大学商学院不断寻找一家商学院应该有的生存和立身之道。
“扛下去”
2000年左右，外经贸大学商学院的MBA报考人数连年下降，比如计划招80人，但实际第一志愿过线的报考生人数不到40人。外经贸商学院面临两种选择，或者放开录取第二志愿的学生，或者“坚决扛住”。
“这是尊严问题。如果相信自己的实力和质量，就要扛下去。在这个过程中，信心特别重要。”外经贸商学院院长张新民说。
事实证明了当初选择的正确，据外经贸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张杰介绍，2004年，该院报考人数为800多人，录取与报考比例为1：4。
张新民是一位治学出色的教授（为中国大陆高等院校教授中惟一一位资深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但他认为，作为一家商学院的院长，不仅要在教学、科研方面出色，而且要在商学院管理和提升商学院公众形象方面做出努力，更重要的是要能出去“找钱”，能为教职工谋到利益。
张新民的“找钱”之道，拒绝单纯的获得捐赠行为中的乞丐心理，而是强调筹资的双向性——商学院为社会提供服务同时获得相应的资源。他认为现在许多大学在这方面的潜力尚未挖掘出来。
“官办大学里，领导关注的是本学校的商学院院长有多长时间在办公室呆着，有的学校在对商学院院长的考核标准里面还有院长的到会率、坐班率，没有一个考核指标是有关你筹资的状况。”张新民说。
张杰说，2004年7月份和12月份，他和张新民分别出访欧洲和美国一些国际著名商学院，主要谈判内容就是为学院老师提供更多出国进修机会的合作意向，而这一切与近几年学院经济实力的增强不无关系，也与过去靠国家或对方学校给予资金上的支持、被动等待这种机会的情形大不相同。
“体制内”的“妥协”院长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是体制外商学院的典型，而外经贸大学商学院则是标准的体制内商学院；摆在中欧执行院长刘吉面前的只有“市场”二字，摆在张新民这样的体制内商学院院长面前的不仅有“市场”，而且有“体制”。
体制内商学院院长不仅要面对“品牌以及与品牌相适应的内在质量”的公平的市场评判标准，还要平衡商学院与大学或服从或独立的关系，掌握商学院教授与大学教授整体薪资水平的大体平衡，并同时也要在对教师的激励、退出机制施行过程中平稳地“小动作”前行。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院长王方华曾经对《中国新时代》自豪地表示，安泰管理学院是体制内大学商学院里面自主权最大、最为“独立”的一个，而王方华的欣喜恰恰反衬出的是中国体制内商学院院长的普遍苦恼。
“很多体制内大学把商学院当作一个挣钱的机器，MBA、EMBA被作为创收项目，学校拦腰拿走相当多的收入。剩下的只是商学院运营的基本成本，这样怎能保证商学院的质量并发展呢？”张新民说。
对体制内大学教师队伍的奖励力度“力不从心”，不合格教师的“退出”执行起来困难重重，这些都是让体制内商学院院长头疼并且无奈的事情。
“不要看各个学校制定了多少制度，要看多少人在这种制度下受到惩罚。现在的状况是，制度都有，受到惩罚的很少，这说明惩罚机制实际是没有的，因此激励机制也谈不上。”张新民说。
张新民觉得自己不是那种说一不二的权威式院长，他自认为他在管理过程中最大的特征是一定原则下的“妥协”，他愿意吸纳大多数人的意见，选择在一定条件下的最优解，换来稳定中的一种“人气上的平和”。
“妥协不是无原则的让步，而是要在最大限度上让大家得到各自的利益，因为现实中很多决策不是惟一正确的。”张新民说，“改革的是一个制度和人的矛盾，而不是人和人的矛盾。”
“学生”如何赢得“老师”的尊重
在洋教授和本土教授的聘用比例上，各个商学院各有差异：中欧除了两位中国本土教授外，其余全部为洋教授或海归教授；安泰则在寻求达到中外教授的一个最优化比例……
实际上，外经贸大学商学院一直在坚持发扬自己传统的“国际化”特色，但张新民认为，目前国内很多商学院还不具备用国际化价格广泛地吸纳国际师资的条件，像中欧那样如此多地聘请相当水准的教授，很多学校是学不了的。
2004年12月，刚与张杰从美国巡访回来不久的张新民，感受之一是，对办好中国MBA教育的信心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因为从他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中国商学院所提供的每一门课程的基本质量水平都已相当不错，而中国老师与外国老师在专业交流时的心理状态已基本趋于平衡。
这番考察也引发了张新民对中国MBA教育的新思考：中国的工商管理教育如何能得到世界工商管理教育界的尊敬？要获得尊敬，就要做出贡献，我们能做的贡献在哪里？
“国外的工商管理教育学者来中国商学院肯定不会看你在用国外的哪本教材，而会看中国的商学院有没有跟他不一样并且有价值的东西，这个东西如果有的话，那么就是对世界管理教育的贡献。”张新民说。
张新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突破：一是中国具有丰富的企业管理活动，可以提供很多具有相当管理学意义的案例，而我们在中国本土商业案例的系统挖掘和整理工作上却做得不够，应加强这方面的收集、总结和提升；二是系统化总结我们中国传统的、特有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智慧，并加以推广。
“‘学生’一定要有超过或者不同于‘老师’的一种能力。如果‘学生’只有从‘老师’那里学知识的能力，这个‘学生’永远不会得到‘老师’的尊敬。”张新民说。
《经理人》杂志评选的2004年度中国MBA商学院排行榜中，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以下简称外经贸商学院）名列第8名。
随着其他商学院在国际化方面的赶超，外经贸大学商学院“外贸、国际化”的传统先天优势已经在市场竞争面前逐渐褪色，用张新民的话说，这几个字现在所代表的更多的是一种“口号”层面的含义。
2002、2003年MBA的毕业生出现就业比较困难的现象，中国MBA教育也不再重现刚在中国登陆时所受到的疯狂追捧的景象。在自身品牌不具绝对优势，同时自身特色日渐趋淡的多重压力下，选择、放弃、坚持、寻找，外经贸大学商学院不断寻找一家商学院应该有的生存和立身之道。
“扛下去”
2000年左右，外经贸大学商学院的MBA报考人数连年下降，比如计划招80人，但实际第一志愿过线的报考生人数不到40人。外经贸商学院面临两种选择，或者放开录取第二志愿的学生，或者“坚决扛住”。
“这是尊严问题。如果相信自己的实力和质量，就要扛下去。在这个过程中，信心特别重要。”外经贸商学院院长张新民说。
事实证明了当初选择的正确，据外经贸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张杰介绍，2004年，该院报考人数为800多人，录取与报考比例为1：4。
张新民是一位治学出色的教授（为中国大陆高等院校教授中惟一一位资深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但他认为，作为一家商学院的院长，不仅要在教学、科研方面出色，而且要在商学院管理和提升商学院公众形象方面做出努力，更重要的是要能出去“找钱”，能为教职工谋到利益。
张新民的“找钱”之道，拒绝单纯的获得捐赠行为中的乞丐心理，而是强调筹资的双向性——商学院为社会提供服务同时获得相应的资源。他认为现在许多大学在这方面的潜力尚未挖掘出来。
“官办大学里，领导关注的是本学校的商学院院长有多长时间在办公室呆着，有的学校在对商学院院长的考核标准里面还有院长的到会率、坐班率，没有一个考核指标是有关你筹资的状况。”张新民说。
张杰说，2004年7月份和12月份，他和张新民分别出访欧洲和美国一些国际著名商学院，主要谈判内容就是为学院老师提供更多出国进修机会的合作意向，而这一切与近几年学院经济实力的增强不无关系，也与过去靠国家或对方学校给予资金上的支持、被动等待这种机会的情形大不相同。
“体制内”的“妥协”院长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是体制外商学院的典型，而外经贸大学商学院则是标准的体制内商学院；摆在中欧执行院长刘吉面前的只有“市场”二字，摆在张新民这样的体制内商学院院长面前的不仅有“市场”，而且有“体制”。
体制内商学院院长不仅要面对“品牌以及与品牌相适应的内在质量”的公平的市场评判标准，还要平衡商学院与大学或服从或独立的关系，掌握商学院教授与大学教授整体薪资水平的大体平衡，并同时也要在对教师的激励、退出机制施行过程中平稳地“小动作”前行。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院长王方华曾经对《中国新时代》自豪地表示，安泰管理学院是体制内大学商学院里面自主权最大、最为“独立”的一个，而王方华的欣喜恰恰反衬出的是中国体制内商学院院长的普遍苦恼。
“很多体制内大学把商学院当作一个挣钱的机器，MBA、EMBA被作为创收项目，学校拦腰拿走相当多的收入。剩下的只是商学院运营的基本成本，这样怎能保证商学院的质量并发展呢？”张新民说。
对体制内大学教师队伍的奖励力度“力不从心”，不合格教师的“退出”执行起来困难重重，这些都是让体制内商学院院长头疼并且无奈的事情。
“不要看各个学校制定了多少制度，要看多少人在这种制度下受到惩罚。现在的状况是，制度都有，受到惩罚的很少，这说明惩罚机制实际是没有的，因此激励机制也谈不上。”张新民说。
张新民觉得自己不是那种说一不二的权威式院长，他自认为他在管理过程中最大的特征是一定原则下的“妥协”，他愿意吸纳大多数人的意见，选择在一定条件下的最优解，换来稳定中的一种“人气上的平和”。
“妥协不是无原则的让步，而是要在最大限度上让大家得到各自的利益，因为现实中很多决策不是惟一正确的。”张新民说，“改革的是一个制度和人的矛盾，而不是人和人的矛盾。”
“学生”如何赢得“老师”的尊重
在洋教授和本土教授的聘用比例上，各个商学院各有差异：中欧除了两位中国本土教授外，其余全部为洋教授或海归教授；安泰则在寻求达到中外教授的一个最优化比例……
实际上，外经贸大学商学院一直在坚持发扬自己传统的“国际化”特色，但张新民认为，目前国内很多商学院还不具备用国际化价格广泛地吸纳国际师资的条件，像中欧那样如此多地聘请相当水准的教授，很多学校是学不了的。
2004年12月，刚与张杰从美国巡访回来不久的张新民，感受之一是，对办好中国MBA教育的信心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因为从他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中国商学院所提供的每一门课程的基本质量水平都已相当不错，而中国老师与外国老师在专业交流时的心理状态已基本趋于平衡。
这番考察也引发了张新民对中国MBA教育的新思考：中国的工商管理教育如何能得到世界工商管理教育界的尊敬？要获得尊敬，就要做出贡献，我们能做的贡献在哪里？
“国外的工商管理教育学者来中国商学院肯定不会看你在用国外的哪本教材，而会看中国的商学院有没有跟他不一样并且有价值的东西，这个东西如果有的话，那么就是对世界管理教育的贡献。”张新民说。
张新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突破：一是中国具有丰富的企业管理活动，可以提供很多具有相当管理学意义的案例，而我们在中国本土商业案例的系统挖掘和整理工作上却做得不够，应加强这方面的收集、总结和提升；二是系统化总结我们中国传统的、特有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智慧，并加以推广。
“‘学生’一定要有超过或者不同于‘老师’的一种能力。如果‘学生’只有从‘老师’那里学知识的能力，这个‘学生’永远不会得到‘老师’的尊敬。”张新民说。